原创：唐封叶

商纣王

传统史书说，商纣王天资甚高，嘴巴能言善辩，脑子聪明过人，而且身体力大无穷，能空手跟猛兽格斗，真是文武全才。

在即位之初，纣王就做了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任命周侯姬昌和鬼侯（又作九侯）、鄂侯（又作邘侯）为“三公”。

上面这三位，都被传统史书认为是“贤人”。

大家想必会认为，这是刚登上宝座的纣王希望“励精图治”的表现。

但纣王的真实用意真的是这样吗？为了加以分析，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三公”所在的三国的历史。

先说周国。

周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周人自姬昌的爷爷公亶父（后被周人追封为“太王”）带领族人从豳地迁徙到岐山脚下的肥美土地上，实力快速发展。

姬昌的爸爸季历继位后更是宛如地区“小霸王”，杀伐四方，拓土开疆，甚至把周人的势力插进今天的山西一带，引起商王朝高度警惕。

最终商王文丁（纣王的爷爷）趁季历来朝，把他扣下拘禁起来，导致他死亡，史称“文丁杀季历”。

季历之子姬昌少年继位，“初生牛犊不怕虎”，为报父仇脑子充血、失去理智，不自量力讨伐商朝，被文丁之子商王帝乙打得大败。

幸好帝乙觉得商朝方面有点理亏（季历并未公开反商），再加上商朝其他方向还有不少敌人，他非但没有乘胜继续攻打周国，还主动与周国联姻（《易经》卦辞云“帝乙归妹”），恢复双方和平。

经此打击后，周侯姬昌明白商朝是真老虎不是“纸老虎”，夹起尾巴韬光养晦，对商朝极为恭顺。

就这样经过一二十年休养生息，到帝乙之子纣王继位时，周国力量又重新变得强大起来。

次说鄂国。

商末鄂侯是姞（jí）姓，与密须国和南燕国同姓，文献上又写作“邘侯”。

传世文献中的“邘”国在殷墟卜辞里写作“盂”国，位于商王畿西南的今河南沁阳西北一带。

而在殷墟卜辞里，往往“鄂”、“盂”两地并称，如“二田鄂、盂有大雨”。

历史学者一般认为商代时鄂在现在河南沁阳，与沁阳西北的盂地相距仅有几十里。

可能是两地太近，所以统治现在沁阳一片的商末诸侯既可以称为“鄂侯”，又可以叫做“盂（邘）侯”吧。

这鄂国也不是省油的灯，殷墟卜辞显示，商王帝乙时期盂国曾进犯商朝的属国。

帝乙九年十月到十年九月，商王帝乙动员多个诸侯国的军力，发起对盂国的历时一年的大规模讨伐，才最终将它制服。

纣王时期的鄂侯，很可能是帝乙时期征讨的那位盂侯的儿子了。

从帝乙时期曾大力打击盂国笔者猜测，纣王封鄂侯为三公，显然是在军事打击之后，又用官爵来笼络鄂国的首领。

说白了，商王朝实际上是在用大棒加胡萝卜的双管齐下的方式来对付鄂国。

这和帝乙当年在大败兴兵报仇的周侯姬昌后，又用赐婚的方式笼络他是一样的。

可见作为几百年中原霸主的商朝，玩又打又拉这套把戏玩得极为纯熟。

卜辞：二田噩（鄂）盂有大雨

三说鬼国。

至于纣王时期的鬼侯（又作九侯），自然是晚商时期北方鬼方部落集团中的一国。

很多历史学者认为，晚商时期鬼方大约活动于今天陕晋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即陕西东北部和山西西北部）。

殷墟卜辞显示，鬼方曾是商朝的劲敌，武丁曾对其大加讨伐，商朝晚期鬼方又臣服于商朝，替商王打仗、祭祀、贡献人牲和官吏。

介绍完三国的情况后我们会豁然发现：周国在商朝西面，鬼国在商朝北面，鄂国（邘/盂国）在商朝南面。

所以与其说纣王是真的信任并想重用这三公，倒不如认为他是为了笼络商朝西、北、南三个方向的强藩代表。

可后来纣王为什么要搞掉这“三公”呢？

按《史记》等传统史籍记载，原因很简单：好色的纣王因为嫌鬼侯进献的女儿不会搔首弄姿侍奉君王，一怒之下杀了她，并且连带着迁怒鬼侯，把他也剁成了肉酱。

鄂侯（邘/盂侯）听说后，愤而替鬼侯父女辩冤，言辞激烈，又被纣王杀了腌成了肉干。

俗话说“物伤其类”，姬昌见三公被纣王干掉了两公，现在只剩下自己，不由得心惊胆战。

当然异常谨慎的姬昌没有敢流露任何表情，据说只是“叹息”了一下。

不过就是这“一声叹息”，不知咋地被纣王宠信的崇侯虎打听到了。

他立刻向纣王打了小报告：“姬昌这家伙一直行善积德，诸侯都心向于他，恐怕会对大王您不利哦！现在那老头听说您杀了鬼侯、鄂侯又叹气，他这是几个意思？”纣王听了崇侯虎的话，眉头一皱，于是就把来朝的周侯姬昌扣了下来，拘禁在都城殷墟南边约十里的“羑里城”。

纣王醢鬼侯

、鄂侯，拘禁姬昌的举动，多从荒淫、残暴、听信谗言、不辨是非这些角度和层面来说。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史记》中的这段记载，完全像是小说家之言。

纣王驾前以妲己为首的美女一大堆，犯得着为了一个妃子“不喜淫乐”就杀了她，还连带杀了她的贵为一方方伯的爹爹鬼侯吗？鄂侯、周侯也都是商朝南部、西部的重要诸侯，难道就因为劝谏和叹息了一下，就被聪明绝顶的纣王杀掉或囚禁吗？事实显然不会是《史记》讲述的这么简单化、戏剧化。

为了说明纣王的动机，在此我们还要插叙纣王时期商朝的一件大事——征东夷。

《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蒐（sōu），东夷叛之”。

纣王时期的卜辞显示，纣王十年九月，纣王曾亲征东夷，耗时达二百数十天，经过的重要地点有50多处，可见规模浩大。

纣王十年的这次战争，只是纣王时期对东夷发动的所有战争中规模较大、而且保留信息也最完整的一次。

清末出土于山东寿张县梁山脚下（今属梁山县）的“梁山七器”之一的小臣艅犀尊，其铭文又记载了纣王十五年对东夷的一次征伐。

历史、古文字学家郭沫若也曾根据一组卜辞，指出纣王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征伐东夷的一次行程。

这次出征，纣王一连在外达10个月，想必规模也不小。

所以通过文献和卜辞可知，纣王时期与东夷的战争，可以说是商朝与东夷数百年战争的最高潮。

小臣艅犀尊

小臣艅犀尊铭文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探讨一下纣王为什么要杀鬼侯、鄂侯，囚禁周侯姬昌。

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被纣王任命为“三公”之一的姬昌，在纣王征东夷的时候，一边继续整修内政、拉拢人心，一边把蛰伏了多年的翅膀挥动起来，开始进攻位于今天陕西和山西北部的戎狄。

姬昌此举，显然是在继续着他父亲季历当年的事业。

得知了姬昌的表现，纣王心里肯定是气不打一处来。

纣王之前笼络这三个方向的强藩，显然是想利用他们帮助自己稳定商朝西、北、南三个方向，避免商军征伐东夷之际另外三个方向中的某个方向“后院起火”。

谁知道这西方的周侯姬昌，不但不“体察圣意”，反而趁机在背后扩张自己的势力，岂不是可气得紧？史书上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但很可能鬼侯、鄂侯在商朝征东夷的时候也没少做小动作。

纣王看到鬼侯、鄂侯、周侯这三个原本就不大可靠的强藩不但不受笼络，根本起不到替自己稳定一方的作用，甚至还趁商朝征伐东夷的时机扩张，即将成为商朝新的威胁，而纣王这时对东夷的战争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胜利，能腾出一些精力和兵力，于是纣王就借机找茬，先下手为强，除掉了这三个对商朝来说的“不稳定因素”。

什么鬼侯的女儿“不善淫”，什么鄂侯跟纣王争辩，什么姬昌叹气，不过都是借口罢了。

至于纣王为什么杀了鬼侯、鄂侯，却留了周侯姬昌一条命，最终还放了他，笔者以后将会再说。

（本文摘录自唐封叶著《简说西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