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豫剧现代戏《朝阳沟》脱胎于“”时期,近半个世纪以来却常演不衰,成为当代戏剧史上的一个经典。本文拟从“伦理与政治的合奏”、“乡村意象的双重性”以及“戏剧美学元素的多样化”三个部分来分析烙印特殊时代徽章的《朝阳沟》长期备受欢迎的原因。

　　【关键词】《朝阳沟》 乡村 伦理

　　诞生于1958年的豫剧现代戏《朝阳沟》无疑已经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个经典。《朝阳沟》作为经典文本的重要表现在于,它历时近半个世纪,一直在舞台上常演不衰,深受中原乃至京城等各地观众的广泛热爱,从而在学界不断理性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将诸如“中国戏曲现代戏突出贡献奖”等多种崇高荣誉尽收囊中。作为“”期间“跃进”的典型产物,《朝阳沟》烙印荒谬时代的特殊徽章,却不像同时期产生的大量其它戏剧作品一样灰飞烟灭于岁月的尘埃,反而投合了不同现实语境中人们的真切喜好,这不能不算是戏剧史上一个有待深究的谜。文本的细读使我们发现,《朝阳沟》内部的话语表述复杂而非单一。正是文本意义丛生的实质成就《朝阳沟》戏曲现代戏接受史上令人惊叹的现象。本文试图从三个部分对这一奇异现象做出一种解释。

　　一、伦理与政治的合奏

　　文本的政治寓意不辩自明。《朝阳沟》创作其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火热展开。《朝阳沟》的剧作者杨兰春捕捉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这一重大主题,让到城市上学的农民栓保毕业后“回乡”生产,让银环和李桂兰等城市青年“下乡”劳动。文本歌颂了青年们对意识形态指令的热情响应,同时显然也美化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张扬了支撑这场运动、并为这场运动推波助澜的价值理念。“总路线光芒万丈”、“一日千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语言在文本中俯拾即是,强烈的意识形态气息不断扑面而来。

　　偕同文本的政治叙事前行的是伦理叙事,概言之,是婚恋叙事。银环下乡到朝阳沟,“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二来和栓保家又有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戏剧首场中的那一张照片是重要的舞台道具,照片的被“撕”、被“扔”等都说明银环与栓保俩人的爱情婚姻与政治理想合而为一。坚持爱情婚姻意味着坚持政治理想,而放弃政治理想则意味着放弃爱情婚姻。于是,“下乡”,不仅是银环实现政治理想的唯一途径,也是银环追求爱情婚姻的必要做法,银环因此紧随栓保奔向朝阳沟。

　　“翻过一架山来,走过一道洼”,朝阳沟里等候着迎接银环的栓保家质朴、温暖,洋溢着勃勃朝气。展现在银环面前的是一派生动活泼的乡村家庭日常人伦图景:栓保爹勤勉能干、栓保娘善良可亲、小妹巧真天真可爱、二大娘等邻里乡亲友好和气。栓保一家盼媳妇的热切情景,银环妈与众人的矛盾冲突等等诸多情节、场面都充满着家庭伦理的盎然意趣。可以说,银环的背叛城市家庭,同栓保赶往朝阳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富家小姐定情贫贱公子并私奔的况味,从而契合了长期浸淫于中国传统戏曲的观众的伦理诉求。同时,银环的“离家出走”,追求政治理想自主和爱情婚姻自由,又必然与启蒙话语熏陶下观众的理性与情感期许不谋而合 。

　　政治叙事与伦理叙事就这样两相交织在《朝阳沟》文本中。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后者,鼓荡起观众对《朝阳沟》的高涨热情。众所周知,杨兰春创作的主要资源是他1957年在河南省登封县大冶乡曹村的生活。与那里的农民朝夕相处,农村、农民给杨兰春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在这样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对人物深切认识的基础上,杨兰春又联系到当时“上山下乡”的社会热潮,完成了《朝阳沟》。创作的这种实际情况正也说明,文本能够取胜的是建基于作者熟识的生活和人物的伦理叙事,而绝非政治叙事。

　　二、乡村意象的双重性

　　与银环所由来的城市相对应,朝阳沟是一个普通的乡村。这个乡村在银环妈的描绘中与城市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朝阳沟,路不平,山又高,沟又深,多见石头少见人,在那里出气也不匀。男女老少不讲理,个个都是楞头青”。在银环妈看来,朝阳沟,作为地理空间的乡村,贫穷、落后;作为人文空间的乡村,又蛮横、狭隘。总之,处于未开化的状态,尤其不适合于安家落户,“住下,我怕狼吃了我咧”。作为剧中最应该接受思想观念改造的顽固人物,银环妈对朝阳沟面貌的传达显然被宣告为无效,甚至是对朝阳沟面貌的极端扭曲。文本极力呈现出另一个真实的乡村形象,它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都充满诗情画意。更重要的是,这个诗情画意的乡村并没有像在同时期其它文本里那样虚夸地繁荣,从而透支人们对乡村的可能期望和祝福,而是入情入理,毫不夸张。有意思的在于,这个充分诗化了的乡村一方面迎合了人们从中国传统文学里获取的对乡村的一种固执的美好想象,一方面也代表了现代化的主导话语许给乡村的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也就是说,朝阳沟,作为乡村意象,同时承载了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意义。

　　文本一再通过舞台布景、人物唱词等各种不同的手段展现了乡村的优美风光。“沟套沟来山连山,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这架山好象狮子滚绣球,那道岭丹凤朝阳两翅扇。清凌凌一股水春夏不断,往上看通到跌水岩,好象珍珠倒卷帘。满坡的野花一片又一片,梯田层层山腰缠。小野兔东蹦西跑穿山跳涧,这又是什么鸟点头叫唤。”“花红梨果像蒜辫把树枝压弯,油菜花随风摆蝴蝶飞舞,庄稼苗绿油油好象绒毡。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诸如此类的唱段脍炙人口,早已传唱于大江南北。文本同时当然也展现了乡村民风淳朴的文化景观。

　　这种物质和文化双重层面上的乡村对我们来说绝不陌生。作为农耕文明重要的表述产物,中国古典诗词,尤其是浩如烟海的田园山水诗早已为我们构设了这样的乡村形象。譬如:“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这样的乡村,人与自然、人与人形成了无比和谐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朝阳沟这个乡村意象是非常传统的。然而,正是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同时构成民族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与主流意识形态据有的庙堂相对应,作为“独善其身”的地理的和精神的坚实场域,乡村这一次却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划范畴,架构起现代化的乌托邦。主流意识形态为乡村描绘的现代化蓝图在《朝阳沟》里也已经内化为朝阳沟乡民对未来“美丽新世界”的信心,以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信念。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意义就这样在朝阳沟这个乡村意象上神奇遇合。

　　然而,事实上,自从现代化的理论系统从西方旅行到中国来后,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这两组二元对立话语便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从而乡村作为传统庞大的发源地,与现代两相抗衡。在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已经彻底沦落为“他者”,成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沉重负累。田园山水的乡村掩藏不住自身贫瘠、困苦的经济基础的虚弱性,以及愚昧、落后的价值观念的虚伪性。我们可以在鲁迅先生的很多作品里看到他对这种乡村中国深刻、犀利、无情又绝望的批判。而在《朝阳沟》里,乡村意象却揉合起传统与现代的两种意义。传统与现代在当其时的文学世界里,及至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开始了中国百年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蜜月。

　　《朝阳沟》写作其时,主流意识形态对乡村现代化的构想也许只是为了掩饰城市不堪猛增的劳动力重负的严重危机。主流意识形态有必要描绘一个乌托邦来推行“上山下乡”策略,从而缓解城市,乃至整个民族国家的困境。总之,这个乌托邦很快轰然倒塌,留给许多人的是被激情燃烧而伤痕累累的青春记忆。

　　三、戏曲美学元素的多样化

　　1958年3月20日,《朝阳沟》由河南豫剧三团首演于郑州,此后近半个世纪间,多次赴京晋演,均引起轰动。《朝阳沟》已然被视为豫剧甚至戏曲现代戏的一座重要丰碑,在一定程度上启示和指导着戏曲现代戏的发展方向。与小说、诗歌等其它文学作品不同,作为戏曲艺术,《朝阳沟》是在杨兰春文学剧本的基础上,综合表演、音乐、舞美等多种成分共同创作完成。艺术本体的这种独特性决定了艺术欣赏的独特性。《朝阳沟》多样化的美学元素为它的被接受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

　　中国戏曲欣赏方式的特殊性昭示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叙事艺术的认识角度出发去理解、探究戏曲的接受现象。唱念做打的艺术美学光辉甚至常常会掩盖文本思想、内容上的缺憾。也正因此,从建国开始,传统剧目的禁、演之争一直还未尘埃落定。某些思想、内容上不入主流意识形态法眼的传统剧目,却可能凝聚着戏曲表演艺术的精华,承载巨大的承传价值。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理解样板戏等所谓红色经典重新流行的文化现象。甘阳分析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的歌唱《红太阳》等革命歌曲的“热”时说,在歌者“漫不经心”的演唱过程中,“原有意义秩序由于无法粘着于特定表达符号而被不断‘空洞化’、无意义化,而歌词符号由于不再指示原有意义秩序也就成了无所依附的‘虚衍物’”,“正是在这意义秩序不断空洞化、意指符号不断虚衍化的过程中,唱者和听者的感觉方式和表达结构从意义形态的重负下解放了出来,变得日益‘轻松化’、‘愉悦化’,无拘无束化”。因此,“对于那些听见几首歌会联想到‘老毛阴魂不散’、‘民主意识太差’,甚至‘中国文化传统’的高明评论家,大陆喜欢‘唱唱、玩玩’的民众多半会哄堂大笑,答曰:‘甭再跟我玩深沉!’”同样,今天,样板戏的爱好者,也往往剥离了文本的意义负载,更多的是在娱乐追求中对样板戏的音乐等艺术层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戴锦华就记述过一段她和学生同时被样板戏无比“现代”的音乐等艺术表现所震撼的经历。

　　五十年,只是经典所必将穿行而过的时光隧道的小小一截。作为屈指可数的“中国戏曲现代戏优秀保留剧目”之一,被称为“是供不断深入开掘的文化宝藏”,《朝阳沟》的确值得研究探讨。不管是要理性认识“戏曲现代戏”,还是要充分理解“戏曲现代戏”所体现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内涵,《朝阳沟》都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言说文本。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对《朝阳沟》引发的戏曲接受史上“特异存在”的分析,还仅仅是关注“戏曲现代戏”,探究其后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内涵的一个开端。

　　参考文献:

　　[1]何孝充:《重视磨砺优秀保留剧目,推动戏曲现代戏的发展》,《中国戏剧》2004年6期。

　　[2]王晓明:《L县见闻》,《天涯》2004年6期,第4―14页。

　　[3]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文学评论》2005年1期,第95―105页。

　　[4]甘阳:《中国的后现代》,《将错就错》,三联书店2002年,第79页。

　　(作者单位:厦门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

标签：朝阳乡村现代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