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子岩》这篇文章写了两件事情，当中相隔十五年。

　　第一件是端午节划龙舟。

　　对于这一篇抒情散文，也许大家读到过某些赏析文章，大抵是说，它的特点是抒发了作家的真情实感，表现了作家对于自己乡土的热爱，等等。这样的话，有没有错呢?没有。但，这样的话，是不是对呢?好像也不到位。真情实感，乡土热爱，是许多同类散文的共同性，不能算是此文的特点。阅读的大忌，就是大而化之，把普遍的、共同的性质当成文章的特点。特点，是文章的生命。我们学一篇文章，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握特点，看人家如何把感情和景观的特点交融起来。这样才能体悟到作文的奥秘，不是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而是把那些和自己感情特点有关系的东西突显出来。

　　在《箱子岩》里，特点是什么呢?

　　一开头，就突出了一种反差。一方面是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是很古老的，山腰上石缝中，有“古代巢居者的遗迹”；另一方面是现代人划龙船的风俗，作家对节日的种种细节的关注，对妇女孩子的尖叫、对兴奋的热闹、对欢欣场景充满了欣赏，还“对于历史回溯发生一种幻想”。这里，大致可以看出作家所抒之情，主要是对乡土、民俗的感情。一切都使作家着迷。这种着迷，不但是现实的，而且是有历史联系的。最有特点的是，它不但联系着屈原的历史光圈，而且还联系着并不太遥远的惨烈的杀戮。历史的沧桑和现实的欢乐、文化渊源的光荣和生命杀戮的惨痛是如此紧密地交织着。但是，作家却发现：

　　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看上来，竟好像今古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

　　要说特点，这里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节日的风习，其热闹欢乐，作家用了工笔细描的方法向读者展示出来；另一个是作家的思绪，他看到的不仅是民俗民风，而且是这里的人民“应付生存的方法”。他所欣赏的、他的思绪的焦点，或者说，文章的主题，就从这里激发开去。在这篇文章中，这就是纲领。接下来的文字，就具体展示这里的百姓“应付生存的方法”。什么样的“应付生存的方法”呢?无非就是：第一，兴奋地呼喊。看船的人“大声呐喊助兴”，妇女小孩们“锐声呼喊”，人群“人声嘈杂”，妇女们“尖锐的叫唤声”，“孩子的哭声”，再加上飘扬在河上的锣鼓声。第二，月光下的河面，如镀了银，岸边码头上，燃着的火燎。这一切，也许在外乡人看来，是一片喧嚣，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而沈从文却觉得，这一切了不得：

　　提起这件事，使我重新感到人类文字语言的贫俭。那一派声音，那一种情调，真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

　　甚至，在领略了这样的风光以后，他竟然觉得：

　　一切书本上的动人记载，全看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任何惊讶了。

　　文章所写的第一件事，突出的是相当原始的风习。在作家的欣赏中，有一点诗意，但这种诗意的特点不是一般的风雅的诗意，而是有一点原始的粗犷的人性、人的生命的自发性的，或者可以说是发泄性的欢欣。

　　写第二件事情，如果作家的感情还是这样，就太平淡了。

　　十五年后，作家来到同一个地方，不过是年关。气候和情景大不相同，本想“温习”五月端午的情怀，却发现“萎落”“冷落”。但是，就是这样的情景，也不改作家的“乡情”，从贫穷而安分的乡亲们-身上，仍然感到了饭铺柴火“快乐地燃烧着”，意识到那些在端午节玩龙舟的人，就是眼前这些打猎的、捕鱼的、船夫和成衣匠。“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这就写出了那些创造出端午节热闹场景的人物，在平日里，却过着“简单的”日子。要注意，所谓“简单的”日子，是贫寒、艰难的日子的另一种说法。如果是一个革命作家，以鼓动阶级斗争为务，就要把贫寒、艰难和痛苦、不平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沈从文不是革命作家，他只从贫寒艰难中看到了“简单”，而且看到人们“按照一种分定”生活，也就是安于一种由客观环境造成的命运。沈从文也不想启蒙他们，让他们起来有所作为。相反，他觉得这些人虽然有过庆贺和仇杀，然而：

　　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唯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

　　这样的人生，其实不太像人生。“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的生命，自生自灭，应该是一种悲剧。但，沈从文却并没有像鲁迅那样，对于他们的麻木加以批判，相反，却是充满了理解和同情。把他们的生命概括为“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这种性命之理，有什么特点呢?沈从文说：

　　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担负，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

　　这是悲剧吗?不能以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接下去沈从文表达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尽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

　　在这里，沈从文提出了另一种生存状态：不但改变自然，而且改变历史。这似乎是指沿海和内地一些地方，在尖锐的政治经济斗争中的人生。但是，沈从文在描述这样的人生时，又用了一种并不完全肯定的词语：“违反自然的习惯”。应该说，多少有点保留吧。尽管如此，沈从文还是提出，“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的状态要有所改变。然而，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变，而在于如何改变：

　　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是长久一些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于家乡人的生存状态显示出矛盾的心情。一方面，觉得他们在玩龙舟方面表现出来的活力是值得赞赏的：另一方面，又看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那样麻木、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不思改变现状，是没有未来的。这令他感到“惶恐”。在沈从文看来，这完全是划龙舟那样的生命力的消解，但又不知道如何来把这种消极的生命力转化到“新的竞争方面去”。

　　值得注意的是，从写作方法上来说，这一段散文已经不仅是抒情，而且有了议论。这一段议论在艺术上并不是最精彩的，因为它太直白了，缺乏足够的形象的支撑。可从思想上来说，它是相当深邃的，很能表现沈从文当年的思想。

　　但是，光有这样的议论，显然是不够表现家乡人生命的病态的。接下来，一个人物的出现，弥补了抽象议论的不足。这个年轻人，才二十一岁，其精神腐败严重到惊人的程度：这个正值青春年华的人物，被动地、身不由己地被抓去当了两回兵，受了伤。他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断了一条腿，成了残废。第二，脸上“刻画了一种兵油子的油气与骄气”，“身份特高一层”。第三，令人震惊的是，他成了贩子。这种非法的勾当在当地的特殊环境中，竟是这样的：

　　取得了本营证明，领得了些伤兵抚恤费后，于足回到家乡来，用什长名义受同乡恭维，叉用伤兵名义做点特别生意，这生意也就正是有人可以赚钱，有人可以犯法，政府也设局收税，也制定法律禁止，又可以杀头、又可以发财，那种从各方面说来都似乎极有出息的生意。

　　沈从文通过这个人物揭示出，不讲科学、没有道德、没有法律观念的生活，其实是生存本能的一种龌龊的生活。然而在家乡人眼中，他却高人_等，备受称赞。作家的悲哀，没有直接用语言表现出来，但，读者仍然感觉得到，看作家的描述，是多么的无奈：

　　屈指计算那什长年龄，二十一岁减十五，得到个数目是六采记起十五年前那个夜里一切光景，那落日返照，那狭长而描绘朱红线条的船只，那锣鼓与热情兴备的呼喊……尤其是临近几只小渔船上欢乐跳踯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有一个我今晚所见到的跛脚什长。

　　当年天真烂漫的孩子，极尽生命的欢乐，如今却变成了贩卖的兵痞。虽然这个兵痞，仍然富有生命力(受伤了，在他人也许要在医院里锯断腿的，而他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不科学的方法保存了自己的腿)，但却变成了生命的脓疮：成了“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面对这样的生命，沈从文笔锋一转，突然讲了一个“散兵”――――把菜刀搞革命的故事。这好像有点文不对题。但，从这种大跨度的跳跃的手法中，读者不难把式的“散兵”和那个“伤兵”的人生联系起来。那正是前文所说的：“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

　　在这里，沈从文并不是要鼓动革命，他只是从生命的质量上，情不自禁地向往着另外一种人生。只要能打破那种僵死的、麻木的、腐败的人生，就是革命造反也成。

　　沈从文先生的这篇散文，不但有真情实感，而且有思想。情感的真实和诚恳，有时并不深刻，只有和深刻的思想结合起来，才有力度。从学术上来说，情感的价值属于审美，但审美并不限于情感，情感的深处，必然有思想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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