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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里故事 修道院里故事篇1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3-07-29 16:57:17 分类:指南 浏览:63


  修道院里故事篇1

  位于中央大街尽头的独立广场有着约两百年的历史,每逢乌克兰重大节日,这里都会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广场面积虽说不是很大,然而各处景观错落有致,人与自然和谐一体,丝毫没有突兀抑或建筑物给人的沉重、压迫之感,相反,广场与中央大街两侧的建筑风格流畅而柔美,给人以轻松、惬意的享受。坐在广场中央的喷泉旁,看着调皮的孩子在水中嬉戏,浪漫的情侣牵手漫步,年过花甲的老人与朋友追忆过往,习惯了行色匆匆的你也一定忍不住在此放慢脚步,享受这里的生活给人的舒缓。

  基辅被称作“全俄城市之母”,988年,这里的一场第聂伯河洗礼使东斯拉夫人从此接受了基督教,也是在这里,东斯拉夫的第一部法律著作《罗斯法典》赫然问世,还是在这里,一部《往年纪事》为罗斯的历史找到了依据,使其得到了传承。

  位于基辅市中心、第聂伯河右岸的基辅洞窟修道院又可谓斯拉夫文明的发端。基辅洞窟修道院是古罗斯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由修士圣安东尼于1051年建立。起初这里被一片森林覆盖,一位虔诚祈祷的神甫在此地挖掘了一个洞窟,潜心苦修,后来来此地修行的修士越聚越多,于是圣安东尼和他的学生们便在此地陆续建起了修道院,逐渐成为一个大的建筑群。

  洞窟修道院早期只是修道室,修士在此独善其身,随着在此修行的人品行高尚,声名远扬,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和流浪汉纷纷来此求得援助,于是修道院也自然地背负起了济世施善的使命。几个世纪以来,修道院历经了无数次战争的洗礼、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破坏,却依然难掩它曾经的辉煌。早在12世纪,这里就已成为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里有圣像画室、缮写室,修士们将经文译成斯拉夫语,修士涅斯托尔也在这个时期著成了斯拉夫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编年史作品《往年纪事》。

  如今,基辅洞窟修道院分为上院和下院两部分。上院主要为博物馆区,包括古代珍宝博物馆、图书和图书印刷博物馆、乌克兰民族装饰艺术博物馆等,下院是乌克兰东正教会修道院。斯拉夫字母的创始者基里尔和梅福记、修士涅斯托尔等著名人物的墓碑即修建于此。

  修道院里还有奇特的一景――木乃伊。这些木乃伊是修士死后的尸体自然风干而成的,现共存有125具。手持蜡烛随着庄严肃穆的人群一起走在这狭长、黑暗的地下洞穴,看着已经长眠于此的修士的遗体,不禁为他们的精神所打动,也许真的只有经过艰苦的磨练才使人更接近真理。

  基辅洞窟修道院最突出的特点是安静,尽管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但听不到嘈杂的声音,丝毫不会感到人潮簇拥,你可以自由地、放松地慢慢观赏。在这里还有乌克兰最大的神学院,坐在学院前边的长椅上可以看到旁边的菜地里有修士在耕作,也可以看到成群的修士整齐地出发,甚至还有神甫在为虔诚的信仰者排忧解难。

  修道院里故事篇2

  叙利亚远非我们想象中的阿拉伯国家,或者甚至是西方某些舆论机器制作出来的某种类型的恐怖主义国家。这里有巍峨的大马士革古城和沃玛亚清真寺,沙漠里悠远的帕米拉古堡新娘和宝石拉剧场依然屹立在那里。在它被纳入罗马帝国版图以前,它还曾经历了西台、亚述、巴比伦、埃及、波斯、希腊以及腓尼基各个帝国。到现在,这天方夜谭般的国度,最为著名的去处估计就是大马士革城。这不仅仅是因为大马士革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的称号(它的历史可以回溯到4000年以前甚至更久),而是在于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两座城市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也照样可以浑然一体:新城和老城。 大马士革古城由几道具有城门的防卫城墙围护,它的布局保持了自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时期形成的风格,城市设计保留了一些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规划结构。 走进大马士革古城区,《一千零一夜》中的东方市场景象立刻扑面而来:狭长的街道,首饰作坊和铜器店的敲打声不断,街上人来人往,烤羊肉的香味在空气中飘荡。不说那壮观的神庙、教堂和城堡……单单是这些活生生的叙利亚人生活的古宅深巷、浴室茶馆、集市商铺,就在大家心中抹下了厚重而神秘的阿拉伯世界色彩。

  保罗神父的意外发现

  然而,在叙利亚,不为外界所知却是最有意思的去处却是距离侯马城大概100公里的南阿拉伯沙漠腹地,有一个叫做ma musa的修道院。“公元6世纪的时候,一个埃塞而比亚王子因为不能忍受其父禁止其遁入空门,从王国出逃流亡。他从亚丁湾漂流过海,经过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也门,来到天方麦加。之后他沿着阿拉伯沙漠一直北行,在距离大马士革80公里的一个废弃的古堡,他逗留下来。王子在里面静修,并带人精心打理并修葺古堡。可是好日子不长,拜占庭的士兵很快占领了这片土地。王子惨遭杀害,古堡陷入荒芜。 这个王子的名字就叫Musa,所以Mar Musa其意就是纪念王子殉道的地方。”2008年8月的一天,日渐黄昏,夕阳渐渐淹没在远处浩瀚沙漠和天际相交的地平线上。修女戴安娜和我在Mar musa古堡通往女修道院的廊桥上坐着,回想眼前这座古董修道院的蒙尘往事。

  “这仅仅是一个传说,我们后人已经无法考证其真实与否。但有确切的史料记录是在公元前575年,这是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的档案发现的。当时记载着这里是牧羊人和一些神职人员呆的地方,他们长途跋涉经过这里,从水缸里取蓄存的雨水来解渴,攀谈。从十世纪以后,这里也经历了朝代的更迭和众多大大小小的战乱、灾难。 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叫保罗的意大利传教士来到叙利亚。他当时是来这片荒漠中冥想静修的,结果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虽然被抛弃但是由于气候干燥依然保存精美的古堡。”她继续她的描述,“保罗很喜欢这个地方。正如你看到的,礼拜堂里墙上的那些古老壁画,都保存完好,有的墙上依然有3层壁画的痕迹,拥有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所以,通过个人的努力,保罗向国际社会呼吁,从一些国际基金会那里争取到了资助,当地政府也很重视这件事情,于是开始重新开发这个地方。现在根据美国纽约当代艺术馆MOMA公布的资料和残片,这里是中世纪地中海东岸地区保存壁画最完整的宗教场所”。

  戴安娜长得特别安静。3年以前从法国来到这里。她当时是一个植物学的博士,来叙利亚背包旅游。像我一样,因偶然的机会来修道院参观,结果就喜欢上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清静之地。现在,她发现,面前的这片土地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保罗神父的带领下,包括她在内的一群神职人员在这里凿井、发电、种菜、植树、放羊、做奶酪,修建宗教图书馆,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戴安娜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和几个被雇佣的当地牧民一道,负责另一座山头上几十头羊的日常养殖和产奶。这些新鲜的羊奶,从山头上被农夫用特殊的轨道传送到古堡这一边,通过工作人员的手,就变成了我们早餐餐桌上的奶酪和酸奶。戴安娜还负责试验附近几座山上的种植计划。她发现虽然这里地处荒漠,山上居然长着一些不寻常的旱地植被,于是写了一个报告,结果有人帮助出钱维护这片地方,后来连叙利亚政府也答应把以修道院为中心方圆几个公里的一片区域划为国家自然保护区进行抢救、维护工作。

  像戴安娜这样和修道院结缘的人不在少数。西方人好像历来有到中东冒险的传统和热情。从亚历山大到理查德?伯顿,从阿拉伯的劳伦斯到阿加莎?克里斯蒂,都对中东这个神奇而又不是很遥远的世界情有独钟。修道院里有一个叫Nidal的神父,也是在5年前离开法国到中东旅游,结果也在修道院留了下来。在这之前,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后来,在我住的窑洞附近、弥漫着奶酪香的厨房里,我碰到了保罗神父。他告诉我,因为吸收了众多多元文化的人在修道院工作,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对外公开宣传,这里却成了背包客口口相传的一个“朝圣”场所,他们来这里盘桓一两个晚上,登楼远眺“大漠孤烟直”,静思冥想,体验远离尘嚣的肃静,通过帮助神父们做义工,修道院愿意为来访的客人提供免费的食宿,而慷慨的访客也会为修道院捐赠钱物。来这里的人真是各行各业都有。记得又一次,我特地统计了一下和我同桌吃饭的人的职业,他们分别是艺术系学生、时装陈列柜设计师、联合国某下属机构志愿者、家庭暴力调解员和阿拉伯语老师,而且他们分别来自很多国家。

  “朝圣”的背包客们

  Sebastian就是这样的一个背包客。哦,我记起来我当时是怎么混到修道院里来的了。当时我还在贝鲁特逗留,因为在北部的黎波里港又有人弹事件发生,全城戒备森严。本来还挺舒适的贝鲁特马上变得满城风雨。我决定连夜坐长途车过境回到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几个舒适漂亮的背包客栈总是人满为患,当我深夜抵达大马士革的时候,我把自己扔在Rabie客店离水房很近的地方打地铺。德国人Sebastian就睡在我旁边,和他一起出来玩的,还有另外两个德国女孩。她们是在伦敦和汉堡的医院里负责给孩子接生的两个护士。也许是她们的职业原因,她们对我挺嘘寒问暖的,还特地叮嘱我要睡在第二天一早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所以,当第二天我去水房刷牙的时候,我们已经聊到要结伴出游了。这个时候,无神论者Sebastian就建议大家去修道院逛逛。她们都十分赞同,希望在一个很恬静的地方,完美结束她们的背包行。于是,我们就一起坐长途车出发了,而一路上,我残余的阿拉伯语,还居然发挥了一点侃价的优势,让他们觉得真是找对了同伴。

  在穆斯林占大多数的中东地区,Mar Musa修道院偏安一隅的存在并受到政府的重视,也许体现着伊斯兰教和其他教派之间的微妙关系。哪怕是在基督教传统更加深厚教众更众多的叙利亚也是如此。虽然修道院离大马士革市区也就80公里的路程,但是如果不是自己驱车前往,并没有专门的公共交通可以带你到那里。从长途车上下来,小镇的一个警察帮我们找到一个个体司机。我们坐着中国产的吉利轿车,穿过荒野沙漠,行驶在纵横交错、跌宕不平的小路上。行车快一个小时,远处沙漠的天际线上平地出现一座峡谷。在离平地最近的一座光秃秃的山上,巍峨耸立着那座坚固的防卫古堡。我知道,从地理位置上,其实这个地处大峡谷的古堡,守住了从沙漠向肥沃的草原过渡的一个要害之地。我们从山脚下背着行囊徒步行进半个小时,大汗淋漓,直至爬上古堡。

  修道院的入口很有意思,设计得很犬儒。如果没有旁人指点,上山的路到了顶端就没了踪影,你根本不会想到,进入修道院必须低头弯腰钻过一个低矮的“狗洞”,然后才能瞥见别有洞天的那个古庙、一个400多平米的眺望露台、地下图书馆入口、厨房、神职人员住所。露台的风很大,顶上有用黑色毡毯撑起来的顶棚。夏天很多房客都愿意睡在这里,侧过身去,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沙漠和远处的落日,只是起得比你还早的蚊子总是那么恼人。不过,面对沉默不语的红色沙漠,你依然很容易浮想联翩。在沙漠的延伸处的几十公里的地方,在十几个世纪以前,曾经是一个繁华一时的古罗马商旅古镇―帕米拉。在那时,一个是商业中心,有珠宝香料中国丝绸,一个是宗教热地,有雨水牧笛和神父。很多商人一辈子都穿梭在来去这两点之间,把生命耗尽在路途劳顿中。很可惜,在公元1089年的一次特大地震中,帕米拉一夜之间倾倒,铸成了现在中东世界最著名最精致最伟大的古罗马遗迹。而我们的Mar Musa,依然屹立。

  从露台上望下去,从山脚上来的路延绵不绝,戴安娜形象地把它比作长城。她说现在上山的入口很窄,那是大概相当于中国元朝初期的时间,修道院重新翻新的一个工程,目的很明确,是为了抵御当时蒙古人横扫亚洲的铁骑。她没有去过中国,但是这不影响她对长城的想象。我记得当天的午餐餐桌上正好有一本当月法国出版的《观点》杂志,因为北京的奥运会,里面有一期中国专题。长城的照片,清晰地印在专题封面上。 Nidal神父和戴安娜问了我一些中国的问题,和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他们还是很关心中国的。但是因为没有去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媒体的介绍上面。我们就当期《观点》的选题做了一些好玩的讨论。我觉得编辑的思路还是停留在一些老的信息上面,他们也表示认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告诉我,他们甚至有兴趣来中国做事情,他们最向往的地方是新疆喀什。

  每天清晨六点三十分,当牛奶和其他物什从索道上传过来并敲响铃铛的时候,修道院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让人想起中世纪西奈山上著名的St. Catherine修道院一直保留的传统运输方法。我在修道院的一天,是从做奶酪和洗盘子、或者环保焚烧垃圾开始的。因为经常有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挤在厨房里,有时候大家会为洗盘子的流程而探讨半天。这里最让背包客动容的一个项目,可能会公推每日晚餐前七点半开始为时一个小时的静坐冥想。那可是一场奇妙的意念旅行。试着想象一下,在这个200平米左右的古庙里面,光线昏暗,烛光闪烁,香炉袅袅,大家盘膝而坐,或倚或立,伴随着神父悠扬的笛声进入冥思世界。我们的身后是上千年的壁画,头上有一缕微弱的光柱,透过穹顶投射到古墙上,斑驳陆离。冥想之后是诵经讨论的时间。戴安娜和其他工作人员给大家发放《圣经》,走过来的时候,会先轻声问我是需要英语版还是阿拉伯语版,当然还有意大利语、德语等其他语种的译本。在我看来,诵经和讨论是在一种安静、轻松的气氛中展开的。大家更多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场所,提出自己在生活、感情、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求得大家帮忙解答和帮助,有时甚至就是一种倾诉。而很多参加活动的背包客,其实也不是天主教徒。

  隐性的民间通道

  这里有一种蔚为奇观的现象,就是我们能经常在修道院看到穆斯林的身影。在我逗留的那几天里,来了一个土耳其的穆斯林团队。她们身着黑衣,戴着头巾,在古庙里参观,与众人一起就餐,并参加晚上的冥想和诵经讨论。其实,后来根据我和保罗神父的交谈,我知道这是修道院成立之初的一个志向。保罗希望通过邀请中东的各界穆斯林人士到修道院访问,增加不同文化和宗教之交的交流。他甚至雇佣很多当地的穆斯林参与修道院的工作。他认为,事实上西方人和穆斯林之间之所有纠葛不断,是因为彼此打交道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很好的用信任的方式去了解对方。这和西方与交往较长的中国等远东地区国家是不一样的。修道院甚至在另一座山头上开辟了一个“会议中心”,每年会定期举行座谈,而受邀请的人士居然是叙利亚穆斯林长老会的一些高级宗教人士,甚至包括曾经是叙利亚掌管宗教事物的副总统。后来,我在地下图书馆里,看到图书馆收录了很多宗教交流的书籍。一个小小修道院里,居然有几百册伊斯兰教的书籍典故,这是很不同寻常的事情。而保罗神父自己也是著作颇丰,最近自己撰写出版的书籍,也是和这个话题有关。

  保罗和我聊起一个人。他是19世纪赫赫有名的西方探险家,外交家、军人,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英译本的翻译者,理查德?伯顿上尉。这位上尉先生曾经在他当英国驻叙利亚总领事的时候,“探访”过当时荒芜不堪的古堡,并顺走了一个很名贵的香炉,香炉上面精细地镶嵌了很多当年希腊东正教徒宗教生活场景的图案。 这个香炉,现在大英博物馆躺着。伯顿,这个曾经被大马士革的总督派骑兵三百追杀的英国人,一度把英国和叙利亚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保罗觉得,西方人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也从理查德?伯顿的时代,走到了现在更加宽容的对话和共融时代。类似修道院所承担的这种民间隐性通道,对与911以后的西方如何和穆斯林交朋友,保罗神父认为有积极的意义。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很多来这里的西方背包客,和我一样,都是无神论者。他们来这里,并没有很明确的宗教目的。就像我的那两位接生护士朋友,她们选择从这里结束中东的旅行,仅仅是认为相比聒噪的城市,这一片清静安分的土地,能为她们的旅程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最后一天,正好是修道院所有神职人员例行的闭关日。他们穿上黑袍,用完早饭,收拾简单的行李上路。目的地是峡谷深处的另一座山顶。保罗为此在那里专门盖了几间小屋供工作人员留宿过夜。我跟随着他们翻过峡谷,一直来到这座小屋旁边,才和他们道别。一路上,我和Nidal神父边走边聊。这个电气工程师看来还不是很适应徒步爬山。他从路边捡了一根树枝当作拐杖。当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远处迷雾缭绕,加上拄着拐棍、穿着黑袍子的神父,远看起来像极了出埃及记里的某个场景。我注意到临近小屋子的地方有许多长出来的杏仁。戴安娜说那是她负责的另一个项目,是把叙利亚当地的野生梨和杏仁嫁接起来,试验看能否抵御沙漠干旱的气候。随后我还看到一个被拦起来的一个小水坝,是为了储蓄冬天的降雨的设施,他们希望通小水库来改造地表的含水量。这些都是和联合国粮食开发署一起合作的项目。满山的杏长势不错,他们根本吃不了,戴安娜让我装点杏仁带走,也算是留着做个纪念。

  修道院里故事篇3

  关键词:《天堂》;圣经原型;场景;人物;意象

  An Archetypal Interpretation of Paradise

  Zao Liyi

  (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 Dehong Teachers' College, Mangshi, 678400)

  Abstract: In her seventh novel, Paradise, Toni Morrison adopted a lot of biblical archetyp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full analysis of these archetypes from the aspects of setting, character and image, aiming to reveal the extreme racism and patriarchal ideology existing in black community and to discuss black women’s pursuit of self—value.

  Key words: Paradise; biblical archetypes; setting; character ; image

  《天堂》(Paradise)是托妮·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第一部小说,它以对底层黑人尤其是底层黑人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为主题,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了黑人女性的爱与恨、欢乐与悲伤、幻想与失望。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将场景置于一个孤立于白人世界的黑人聚居区。

  莫里森系统地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熟稔西方的文学与哲学经典以及《圣经》,这使她具有深厚的欧美传统文学知识底蕴。《圣经》对她影响颇深,她在创作中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圣经》原型。她的每部作品都表现了她的《圣经》情结,《天堂》也不例外。小说中的《圣经》原型体现在原型场景、原型人物、原型意象等方面,这些原型的运用从总体上增强了该小说的文化底蕴,显示出迷人的艺术魅力。本文试从这三方面切入,探讨《圣经》对《天堂》的深刻影响。

  一、原型场景

  《天堂》中的故事情节主要在鲁比小镇和女修道院这两个场景中发展的。作者通过对这两个具体空间的对比性描写,塑造了两个不同的群体并赋予这两个群体以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理想,揭示了天堂(理想世界)的真正所在,表达了自己对黑人文化、历史的质疑。

  (一)鲁比镇:天堂

  《天堂》的故事集中发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名为鲁比的小镇上。19世纪70年代,内战结束后重建期间的美国南方一群刚刚摆脱奴隶制的黑人为了寻找自由家园在撒加利亚·摩根的领导下不畏艰辛、长途跋涉,终于在历经磨难后在俄克拉荷马州建立起了自己的梦想家园黑文小镇。黑文(Haven)的发音类似于天堂(Heaven)的发音,其中寄托着这群非裔美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黑文却并没有成为他们世世代代永久的栖息之地,二战期间小镇的平静生活被西进的白人所打破。为了不辜负祖辈们的美好意愿,上个世纪50年代,摩根后代决定离开已经不再完全属于他们的黑文镇。他们带领镇中十五户黑人来到俄克拉荷马州的纵深地带,企图仿效祖先当年的行动开辟一个新的地盘。在搬迁过程中,摩根兄弟的妹妹鲁比病倒了,但是因为是黑人被医生拒绝了,鲁比就这样死在医院的走廊上。愤怒的新移民为了纪念死者,为避免黑文镇失败的历史重现,就将小镇命名为鲁比镇,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再建一个自由安宁、欣欣向荣的理想家园。在他们的努力下,鲁比镇一度成为了他们理想的天堂。“小镇从建立二十多年以来人人遵循行为准则,大家相互帮助、自足自尊,治安情况极为良好,人们可以夜不闭户……”[1]128

  (二)修道院:伊甸园

  如果说鲁比镇是“天堂”的象征,那么离小镇十七英里的女修道院则是“伊甸园”。在西方宗教及其文化背景中,虽然“天堂”和“伊甸园” 都是理想之地,但具体所指却有所不同。在《圣经》中,“伊甸园”是上帝为人类始祖亚当建在伊甸东部的乐园。它不仅是人类的理想家园,而且还跟夏娃的神话密切联系在一起。伊甸园的故事和夏娃的故事是相互依存的。正是夏娃,听从了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果,由此变成了一名充满欲望、追求、更真实、全面的女性。因为她突破禁忌并影响了亚当,两人的命运才彻底改变。所以,这个“伊甸园”更多是与女性的反叛、追求联系在一起的。小说中,以康瑟蕾塔为首的修道院里的女性都表现出了夏娃式的叛逆。她们以修道院为屏障与社会抗衡,以个性与自由挑战权威与习俗。“这类人物很少有皈依感,有的是一种激化的自我意识,敢在精神的刀刃上走。她们总是逆流而上,不惜一切代价换取个人精神,不管它是一个行动,一场梦幻,还是一种态度。” [2]80 她们带有反抗性的自我意识与鲁比镇上的男权思想发生了冲突。所以当小镇危机四伏时,他们就将危机的原因归咎到修道院女子身上:“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一件事就是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3]12 因此,他们就决定将这些他们眼中伤风败俗的女人们逐出她们的“伊甸园”。

  二、原型人物

  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莫里森在她的每一部小说中都塑造了许多原型人物,如在《秀拉》中,秀拉既是“底层社区”的替罪羊又是撒旦原型的“女性版” ,而她的祖母夏娃则是伊甸园里夏娃的原型。在《天堂》中莫里森同样赋予人物丰富的圣经喻义,在此以康瑟蕾塔和撒加利亚为例。

  (一) 康瑟蕾塔: 耶稣

  修道院里故事篇4

  这本书的作者是翁贝托?埃科,身兼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多重身份,是当今全球最知名的符号语言学权威之一。

  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世纪修道院的凶杀故事:

  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修道院里,发生了血案,以精于推理驰名的威廉修士受修道院院长的委托,前去调查。而接踵而至的连环命案令探案过程愈加扑朔迷离。威廉修士和他的学生阿德索凭着对符号、象征、代码的深刻理解和在文字学、预言术等诸方面的深厚造诣,拨开重重迷雾,揭开了修道院中隐藏的一个重大秘密……

  这样一则小说,带来了一种经典的故事模式――“凶杀一神秘的专门知识一破案”。这一模式在日后广为传扬,曾经大热的《达?芬奇密码》便是其一。《玫瑰的名字》当得起此类“密码型推理小说鼻祖”的名头,关键还在于,埃科在其中铺设的专业知识繁复异常,涉及了符号、隐喻、神秘主义等领域以及宗教、哲学、自然科学等学科。所以,要完全读懂读透这本书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对读者的知识背景要求过高。但,或许埃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在这如万花筒―般的阅读迷宫中,读者根据自己的能耐,循着自己的理解,读取自己能够读取的那部分,做出自己的阐释。

  对埃科来说,这部小说整个就是他的符号学观点的具体实验。从小说具体的情节开始,埃科就在实施他的实验――通过威廉修士对学生阿德索的谈话给读者讲述符号学课程,厚积薄发地体现了埃科在符号学领域的深厚修为。如果游离于小说情节,掩卷浮现脑海的,是那些破案的线索带给人的反思:所有的符号表征就像海洋,浪花层层,真相永不可追,任何符号都只不过是一张铺天盖地的网络上的一个纽结;它与四周的牵连千丝万缕,无一定向。

  继续从表层向内部深入,会发现《玫瑰的名字》背后所涉及的是当代诠释学、接受美学所共同面临的终极问题:读者、文本、作者对于作品的诠释权限的问题。这在今天虽已是个老调重弹的问题,却并不妨碍新的读者在新的阅读中不断获得新的体验,继续着这个陈旧理论问题背后的鲜活实践。

  这样的鲜活体验或许正是埃科所期望的。埃科曾谈到,他力贬“可读性”作品,而推崇“可写性”文本,以期让读者靠想象来克服在阅读过程中的迷茫。这样的取向和目标,令这部《玫瑰的名字》成就了―种阅读风尚。

  《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吴莉君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3月版

  霍氏这本新著贴紧时事,指出了今日人类面对的主要政治课题。对意欲理解世界强权消长、全球化之后的民主发展以及恐怖主义的由来及发展者,本书不无裨益。

  《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

  智效民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

  回顾这场70多年前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大论争,可以看到当年中国思想界对于如何赶上世纪潮流的种种意见,还可看到民主政治绝不只是一个学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气候战争》

  【加】格温?戴尔 著 冯斌译

  中信出版社2010年4月版

  修道院里故事篇5

  1. Galileo published the first scientific paper based on observations made through a telescope in 1610. It was called The Starry Messenger.

  2. Galileo was said to have dropped two cannonballs[炮弹] of different masses from the leaning tower of Pisa to demonstrate[示范,证明] that their speed of descent[下降] was independent of their mass. Many people believe this story to be untrue since its only source was Galileo’s secretary.

  3. Galileo never married and had all his children( two daughters and a son) out of wedlock[婚姻] with Marina Gambia, whom he met on a trip to Venice.

  4. Galileo was a pious[虔诚的] Roman Catholic (he seriously considered priesthood[教士,僧侣] as a young man), though in science he didn’t accept the doctrinal[教义的] view. “The Bible shows the way to go to heaven, not the way the heavens go.”

  5. While many remember Galileo’s confrontation[对质] with the church, many forget that both his daughters joined the convent[女修道院] of San Matteo in Arcetri and remained there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Galileo even went as far as to help out in the convent, repairing windows and making sure that the convent clock was in order.

  6. Galileo was an accomplished lutenist[弹古琵琶的人], learning from his father, Vincenzo Galilei, who was a composer and music theorist[理论家].

  7. Among Galileo’s inventions were his own models of the compass and thermometer. He wasn’t the first person to invent these, but he improved upon their models.

  8. While Galileo firmly believed in Copernicus’s theory that the Earth was no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he did not believe in Kepler’s theory that the moon caused the tides.

  9. It was not until October 31st, 1992, that the Church under Pope John Paul II expressed regret over how Galileo had been treated.

  10. The middle finger of Galileo’s right hand is currently on exhibition at the Museo Galileo in Florence, Italy.

  作为有史以来成果最多的科学家之一,伽利略的生平及其成就数百年来一直是人们仔细研究、详尽描画的对象。从他发现木星卫星到他与教皇乌尔邦八世的斗争,众多著名作家以及剧作家都对伽利略的生平及其贡献心驰神往。我想给大家介绍以下几则关于伽利略的趣闻:

  1. 伽利略根据他在1610年透过望远镜进行观察的结果出版了第一份科学论文,名为《星际信使》。

  2. 相传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上扔下两个不同体积的炮弹,以证明其下落速度与其体积并无关系。现在许多人认为这个故事不是真的,因为故事的唯一来源只是伽利略的秘书。

  3. 伽利略终生未婚,所有儿女(两个女儿以及一个儿子)都是他与玛丽娜?甘巴的非婚生子――他在一趟威尼斯之旅中邂逅了玛丽娜。

  4. 伽利略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年轻时认真地考虑过当神父),不过在科学领域,他并不接受教义的观点。“《圣经》指引我们如何通往天堂,却没有指出天空是如何运动的。”

  5. 很多人只记得伽利略与教会的对抗,却忘了他的两个女儿都加入了位于(意大利)阿尔切特里的圣玛特奥女修道院,并在院中度过余生。伽利略甚至还到修道院里帮忙,比如修理窗户或者确保院里的大钟正常运作。

  6. 伽利略是一名技艺高超的古琵琶弹奏师,师从其父文琴佐?伽利雷――后者是一位作曲家以及音乐理论家。

  7. 伽利略的众多发明包括其个人版本的指南针和温度计模型。他并不是第一个发明这些仪器的人,但他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改良。

  8. 尽管伽利略坚信哥白尼的理论,认为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但他并不接受开普勒的观点,即月亮导致潮汐运动的观点。

  9. 直到1992年10月31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领导下的教会才对伽利略所受的对待致歉。

  修道院里故事篇6

  一 《旧约圣经》与希伯来人重视教育的传统

  宗教起源于人类的生存需要,这已经是不刊之论;《圣经》的成书与基督教的产生则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现存被基督教会确认的《圣经》正典主要由《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两部分组成4。《旧约圣经》的历史比基督教自身的历史还长,它来自于古代希伯来人;而《新约圣经》的成书则与基督教产生的早期历史结伴而行。

  《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究竟成书于何时?它的作者又是谁?人们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是非常自然的。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已经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智慧,研究了千年以上,至今仍然还在研究,而且还不断地有新发现、新见解,甚至形成了新的知识门类,例如哲学解释学。

  《旧约圣经》原本是希伯来人犹太教的经典,而早期的基督教也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非正统的支派。因此,基督教奉《旧约圣经》为自己的正典是很正常的,如果这样做最初只是一种生存与发展的策略需要的话,──就这一点而言,基督教的创始者们做得非常成功!──那么后来则更成为其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即使在有了自己的《新约圣经》以后,基督教也一仍旧惯,只不过为了与《新约圣经》衔接,对《旧约圣经》在内容和编排上动了一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手术。这也就是《旧约圣经》的历史比基督教自身的历史还长的原因所在。

  毫不奇怪,《旧约圣经》中有很多关于希伯来人的历史记载。在古代,正如美国学者S?E?佛罗斯特所说的那样:「对于希伯来人来说,宗教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5因此,《旧约圣经》就和希伯来人的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对现代学者来说,写一部可信的希伯来人早期的历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从收集的民间传说、传奇、诗歌、戏剧以及夸大的英雄伟人故事、道德故事和实际发生的事件的报导中,现代学者力图形成一部希伯来历史。6

  翻开这部历史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文明奋斗史,也是一部民族流浪史7,还是一部独特的把宗教、法律与教育融合在一起的历史。

  大约是在五千多年以前,希伯来人就开始有了上帝崇拜,只不过这时候的上帝还只是一个名叫耶和(Yahu)的迦南雷神,是希伯来人诸神中的一位,没有独尊地位8。后来,耶和更名为耶和华(Jehovah),还在耶路撒冷建起了专门的神殿,并逐渐成为希伯来人独一无二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这就是至今仍在延续的犹太教。

  现在已经很难准确考证,希伯来人重视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的传统来自何处。但是至少是在西元前十二世纪,也即距今三千多年以前,希伯来人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正规学校。而在此之前,尽管没有正规学校,重视儿童教育的传统也已经存在。S?E?佛罗斯特在描述希伯来人西元前十二世纪以前的教育状况时写道:「生活本身就是儿童的学校和教师,儿童通过集体生活和参加集体生活进行学习;长辈把自己所掌握的技能传授给儿童。另外,长老还有计划地让儿童了解作为一个成年人所负担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整个教育内容包括一些必须熟练掌握的技术、狩猎的技能、获取食物的方法、巫术和一些民间传说。这一时期的整个教育是实际的,它和自然及社会环境中的生活有紧密的联系。9

  到西元前5世纪,在所有《圣经》典籍中内容最古老的《旧约圣经》中的「律法书,也被称作「摩西五经的已经成书,「并且成为希伯来人教育内容的核心。学生们用希伯来语背诵它的大量内容,倾听老师的讲解,讨论它表面的和内在的含义。不久,希伯来的儿童教育就以此书为课本。10

  大约到西元一世纪,希伯来人已经建立起一个由学前教育(以家庭为单位)到小学教育(教堂小学),由小学到中学(主要是法律学校),再到更高级的学校(没有固定的形式),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全民教育体系,并且通过法律和行政命令的形式实行强制性的初等义务教育:「在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城市都要为儿童任命教师,年满六岁的儿童必须入学。11

  这种把宗教、法律与教育熔于一炉的做法,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造!S?E?佛罗斯特满怀深情地写道:「在研究希伯来历史的时候,在很多方面会对如下事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为了未来;他们曾失去了自由,在自由时期他们编写和留下了他们的历史;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一本书(《圣经》)和一个宗教;在若干世纪中,他们能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成一个整体;他们塑造了一种教育能把这个传统、这本书和这个宗教传授给世界各地的青年人。甚至在现代,尽管希伯来人生活在世界各地,并且继承了异族文化,但他们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喜好。他们有自己的礼拜堂,自己的经典,自己的神。正是这些东西把各地的希伯来人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12

  二 早期基督教与教育

  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是个希伯来人,而且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这是充满了争议和虚幻的基督教的历史上最确凿、最没有争议的公论。「早期的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产生的,最初这个运动的皈依者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新约常提到基督徒在犹太的地方会堂讲道。在外人──例如罗马当局──看来,这两个运动如此相似,以致他们把基督教看作是犹太教中的一个教派,而不是一种独特的新运动。13

  尽管大约在西元一世纪后半期,基督教逐渐有了自己的崇拜物件和经典,于是便从犹太教中独立出来;但是,基督教不仅继承了希伯来人几乎所有的优点:一本书──《旧约圣经》、一个一神宗教,以及重视教育的传统,等等;而且还消化、吸收了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文化的一些营养,克服了希伯来人的致命弱点:把一个单一民族的排他性的宗教改造成一个可以包容所有人的普世性宗教,从而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包括对人类教育事业的贡献。

  根据希伯来人的宗教观念,希伯来人的历史还是一部获得上帝拯救的历史。在他们看来,《旧约圣经》就忠实地记录了这些被拯救的故事。因此,《旧约圣经》的主题就是论述上帝与希伯来人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使上帝与犹太教取得合法性。应该说,《旧约圣经》的创作者们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耶稣及其门徒们非常聪明地继承了希伯来人的成功,从而免去了重新论证上帝的合法性这一苦差事。也正因为这样,当愚笨、率直的马西昂要愚蠢地斩断《旧约圣经》与基督教的连续性的时候,结果只能是马西昂于西元144年被开除出基督教。

  既然上帝的合法性已经无可置疑,那么,只要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代表,或者甘脆就是上帝本人,基督教的合法性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证明。而这正是《新约圣经》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应该说,《新约圣经》的创作者们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也已经被历史事实所证明。于是,翻开《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圣经》的核心是上帝;《新约圣经》的核心则是耶稣,而根据基督教的神学观念,上帝和耶稣是可以合一的,所谓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位一体。而这一点正是基督教与犹太教最根本的区别之一,也是基督教与犹太教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期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挤压和罗马帝国的迫害的双重逼迫下成长起来的,充满了苦难和曲折。不仅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且他的十二个最杰出的门徒中有多人被下狱,甚至被迫害至死。至于一般信众的遭遇,就更加可想而知了。但是,基督教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愈战愈强,愈战愈勇,靠的是甚么?检索基督教的早期历史,如果剔除其神秘主义色彩,从无神论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早期基督教最强有力的武器不是上帝,不是组织,更不是暴力,而是宣传、教育,即布道。耶稣的核心事迹就是布道,十二使徒实际上就是耶稣最亲近的十二个学生;而《新约圣经》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对耶稣及其学生布道的记录。因此,无论是从希伯来传统来看,还是从基督教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基督教重视教育都具有某种先天性。所以,阿尔文?施密特(Alvin Schmidt)说:「几乎很少有人对耶稣是一位元迄今为止我们认识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教师这一事实提出疑问。他使用的言词、比喻以及人类生活的例子,无论是他的朋友或敌人都为之震动。…… 有人曾说过:『即使基督离开人间时没有预备任何人继续他的工作,他仍是历世历代最伟大的老师,他的生活和榜样,仍对整个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14先知与传教士则成了人类最早的专职教师。

  大约在西元前四世纪,西方世界进入希腊化时期。希腊化对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到西元前200年为止,大多数犹太人,包括许多祭司的家族,都被希腊文化所征服。…… 正是大祭司吉生(High Priest Jason)──他的希腊姓名,表现了他对希腊文化的倾心──应对下述情况负责。『因为他热切地创办了一座体育馆,并使得最高贵的青年们追求仿效希腊精神,因此产生了一种极端的希腊风尚;而且,由于吉生不敬神,招来了一种外国宗教,所以他被称作罪孽深重的人,并被褫夺了大祭司的职位。这里提到的希腊体育馆,不仅仅是一个锻炼的场所,而且是年青人的一所学校。这座体育馆的创立,真正意味著希腊教育方法已传入犹太人之间。……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犹太人力图把他们自己从希腊文化的征服拯救出来时,竟为他们的儿童采用了希腊的学校制度,并为其青年们采用了希腊的辩论风尚。由于使用希腊的教学方法,一个东方民族成功地从希腊影响下获得自由,这正是希腊文化巨大能力的一个显著铁证。15

  希腊化对早期基督教在教育方面最重大的影响是教义问答学校的建立。基督教第一所教义问答学校创办于西元二世纪后期埃及的亚力山大城。当时的亚力山大城是那时候西方世界的文化传播和学习中心。在这里有当时西方世界最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和教堂,其中包括一座基督教的教堂,汇聚了当时西方世界最杰出的教师、传教师和学生;这里还云集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学者,有希腊哲学家、犹太学者、东方神秘主义者、无神论者、科学家以及奇特教派的宣教者。正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激荡中,基督教需要为自己的信仰辩护,由此导致了第一所基督教教义问答学校的诞生。随著形势的发展,这所教义问答学校的课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地,学校课程从单一的宗教与教义内容扩充到各种学科,构成了普通教育体系──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东方的信念认为古典主义学问是深入理解基督教的基础,忠实于此,学校开设了除伊壁鸠鲁主义外整个希腊哲学体系的课程,包括形而上学、伦理学、逻辑、物理学、几何、天文、解剖学、神学、教义说和教堂礼拜仪式的解释。还有一个高级课程是《圣经》注释。16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教义问答学校遍布各地,但亚力山大城的这所教义问答学校一直是基督教学者的主要学习中心和其他同类学校的典范。

  对于教义问答学校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和西方教育史上的地位,西方著名教育史家博伊德教授在他的传世之作《西方教育史》中写道:「教义问答学校的影响巨大而深远。通过它,基督教第一次在全世界文化中成为一种肯定的因素。同时它本身采纳了希腊的科学和哲学方面一切最好的东西。……就是在西方,教义问答学校甚至对像奥古斯丁那样的神学家们的思想,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使调解教会和学术之间的矛盾并把古代的文化推进到中世纪变得容易些。……甚至在欧洲黑暗时代已经来临以后,教义问答学校学术的光辉,继续在灿烂地燃烧著。在这一点上,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实是,人们可以探索出一条直接连续的路线,它从亚力山大城经过安提阿(Antioch)和埃德萨(Eedessa),到尼西比斯(Nisibis)的聂斯托里学校(建于489年)。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从聂斯托里学校转到伊斯兰教学者手中,在那里他们被珍藏到12世纪和13世纪,然后又返回欧洲。17

  由此可见,教义问答学校不仅无意中为西方的文艺复兴预做了准备,而且也成为后来基督教的修道院和中世纪大学的先声,尤其重要的是,教义问答学校设计的一些课程和教学方法,更在其后的修道院和中世纪大学里直接得到延续。

  三 从修道院到中世纪的大学

  说到欧洲的黑暗时代,就不能不提基督教的修道院。正如克里斯多夫?道森所说的那样:「对中世纪文化起源的任何研究,都必不可免地要给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历史以重要地位,因为,在从古典文明的衰落到十二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兴起这一长达七百多年的整个时期内,修道院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18

  大约在西元四世纪,隐修生活成为一种风气。「模范基督徒不再是被拖到罗马竟技场上在野兽面前勇敢无畏的主教。他现在是孤独的隐士,生活在被人遗弃的埃及旷野抵抗魔鬼。19

  在这些隐士之中不乏富家子弟。被视为基督教第一修士的安东尼就是一位富家子弟,他在二十岁时根据《圣经》中耶稣的教导,放弃了自己的万贯家财,志愿地过一种隐修的生活。因为安东尼的行为完成了一件在耶稣看来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的事情,超越了《圣经》中的记载20,很有感召力,使成千上百的人仿效他。事实上,由于「罗马帝国的环境对基督教徒来说日益恶化,有些人发现在通常环境中无法生活下去,似乎到处都是腐化与邪恶。帝国政府强加的沉重的税收与严格的纪律、公共道德的缺乏、不能承受的紧张,这一切驱使一些人逃至山中或沙漠里独居以躲避诱惑。21这样一来,「外在世界的诱惑被内在世界的诱惑所取代,其中有:骄傲、争斗和褊狭。在埃及和叙利亚,许多修士相当极端,忍耐各种艰苦的生活。有些人只以野草为生,有人住在树林里,还有人拒绝洗澡。22

  隐居的最初形式是独居。但是隐士们发现,群居比独居更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宗教目的。西元320年,帕科米乌(Pachomius,约290-346年)23组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修道集团;三年后,他写了一本用来管理修士生活的《章程》,建立了第一座修道院。根据帕科米乌制定的《章程》,修道院在院长的绝对领导之下,修士们的工作、学习、礼拜,以及休息和就餐都有规定,都要按部就班地进行。修道院从此走上制度化管理的轨道。到帕科米乌去世时,他已经设立了九座修道院,一座修女院,有三千多人在这里隐修24。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隐修形成一种潮流,影响到基督教的方方面面,修道院也由埃及而遍布西欧各地。「修士们复兴了基督徒的热情以及早期处境艰难时代的虔敬。他们将殉道士的精神转换为最终完全献身于神以及以禁欲的方式效仿基督。…… 在五、六世纪,每个教会领袖要么自己就是一位修士,要么与隐修制联系密切。25

  由于外族入侵及罗马帝国崩溃,欧洲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地。而一统天下的基督教会也由此发挥了准政府的作用,成为欧洲的主宰。「在五世纪和六世纪侵略时期,教会承担了许多先前由罗马帝国履行的政治职责,并继续改变日尔曼部落的信仰。通过宣扬一种较高的道德,教会驯化了日尔曼民族的勇武习性。通过保持希腊和罗马的部分高度文化,使日尔曼人开阔了视野,接受了新思想。当罗马帝国崩溃之时,教会充当了一个使信仰统一、使社会文明的人,并赋予人们明确的、有目的的生与死的概念。在一个垂死的世界,教会是唯一能够重建文明生活的机构。26

  西元五—十一世纪,西欧教育的主体是基督教教育,就连世俗的宫廷教育也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在这被史家称之为「黑暗时代的日子里,修道院成为最重要的承先启后的文化组织。在这当中,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贡献最为杰出。

  西元480年,本尼迪克特出生于义大利一个贵族家庭。由于无法忍受当时的邪恶,本尼迪克特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过隐修生活,并成为著名的修士。在他四十九岁时,他在距离罗马东南八十五英里的卡西诺山上修建了一座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修道院,这就是著名的本尼迪克特修道院。本尼迪克特也把自己的余生全部贡献给了这座修道院,直至542年去世。在他的杰出领导下,修道院的组织建设和基督教的隐修制度都有了革命性的重大发展。因此,本尼迪克特修道院成为所有修道院中的最佳模范,而本尼迪克特本人则被尊称为西方隐修制之父。「到九世纪末,仅高卢地区先后建立了数百所本尼迪克特派的修道院,成为西欧一股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27

  关于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在西方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克里斯多夫?道森的评价值得重视。他说:「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及在它前后的几个世纪中,中世纪早期不仅在宗教生活的精神诫律上,而且在基督教文化的思想发展上都带有修道院领先的痕迹。它们被称作西方文化的本尼狄克特时代,因为上自七世纪新型基督教文化在诺萨布里亚的兴起,下迄十二世纪城市生活的复苏和公社的兴起,较高层次的文化的连续性在西欧,在作为知识和文学创作的巨大源泉的本尼狄克修道院中得到了维持。28

  具体说来,本尼迪克特最重要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他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严格的纪律,隐修就会流于形式,而修士也并不会比流浪汉好多少。因此,在他为修道院制定的《管理条例》──也有译作《会规》或《教规》的,笔者注──中,对修士生活二十四小时中的每时每刻都有严格规定。但是他也认识到,严酷的制度不是每个人都能长期忍受的。所以,修士在见习其间可以随时离开;但一旦成为修道院的正式成员,就必须严格遵守纪律。

  第二,本尼迪克特还特别强调劳动的重要意义,而他的劳动概念包括心智和体力两个方面。他在《管理条例》里说:「懒散是对灵魂的的敌视,因此,兄弟们应当在固定的时间专注于体力劳动,在明确规定的时刻专注于宗教阅读;29他认为,「对于修士来说,在院墙外四处游荡是巨大的精神危机。30体力劳动不仅具有道德价值,而且具有经济意义,因为很明显,修道院要长期维持,必须能够自给自足。所以,「修士编织自穿的衣服,酿造自饮的酒,自己就是木匠和泥瓦匠。31

  第三,比上述两点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则是图书馆的建立。「丹尼尔?布林斯廷(Daniel Boorstin)说圣本尼迪克特被称为『图书馆之父。在本尼迪克特会的很多修道院里创建了一种精细的图书馆系统;他们收集各书籍,在写字间复制手抄本,把书出租给别的修道院,而且要求修士每日读书。在本尼迪克特会的图书馆藏书包括《圣经》、教父的著作、圣经注释以及希腊罗马作者写的非宗教书籍。图书馆对于这个修会是如此不可或缺,修道士们甚至称图书馆为修道院的军械库,类似于城堡里的军械库。32

  对于基督教的修道院和图书馆,佛罗斯特写道:「修道院中的一个主要教育设施是图书馆。大多数修道院都强调修道士们理智的连续发展。在生活计划中,规定修道士每天要用一定的时间读书学习,其结果,在修道院中造就了许多当时最卓越的学者。除了很少几个例外,西欧数百年的先驱思想家们都是修道院成员,都是从修道院中教育出来的。33

  在教宗和世俗政权的支持下,修道院从纯宗教教育扩张到普通教育。西元六世纪以后,修道院也开始开办学校,招收俗家弟子,可以住读,称之为「内修;也可以走读,称之为「外修。修道院的课程设置也愈来愈规范。在课程设置方面,古希腊时期的学园和希腊化时期的教义问答学校成为修道院的楷模。「修道院学校的课程是『七艺。七艺是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课程。在希腊时代,柏拉图提倡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加上智者们的教学科目文法、修辞、辩论术,这七门课程在古希腊后期已逐渐成为学校普遍教授的科目。到罗马共和时期以及帝政时期,学校的教学科目基本上继承了希腊传统,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校所教授的科目有多有少。到六世纪左右,卡希欧多尔(西元480-575年)在《神学与世俗学导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七艺这个名词,将古代罗马学校设立的课程文法、修辞、逻辑这『三艺,与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这『四艺合并为『七种自由艺术,并强调世俗文献对于基度徒也具有重要意义,『七艺成为中世纪世俗和宗教教育的基础。34

  根据西方学者研究,现在遍布于各种大学的学术研究也直接起源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修道士在修道院里从事各种《圣经》和非《圣经》书籍和手稿的翻译和抄写工作,他们经常会将抄写翻译的有不同来源的版本进行比较和讨论。这可以从现存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圣经》以及非《圣经》古籍的不同版本中找到证据。这种与研究相关的活动在大学里得到延续,因为现在的教授也通过不同的图书资源来编写讲稿。35这种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就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对巴黎大学的诞生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尽管修道院教育为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准备了一切条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世纪大学的真正出现却是在修道院教育衰落之后。「如果没有从九世纪到十四世纪教育方面的进步,中世纪后期哲学和科学的许多成就是不可能的。由于加洛林学术复兴,在西欧的一些修道院里建立了比较好的学校和图书馆。但是,在九世纪的混乱中,许多这样的机构被毁坏了。十一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修道院忽视了教育,结果存活下来的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相比,日益相形见绌。一些大教堂学校后来的发展相当于学院,在所谓的文科方面提供很好的教育。但是中世纪教育最重要的发展是大学的产生。36

  从西元十世纪开始,中世纪的大学在西欧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也许萨莱诺是最古老的大学,从十世纪起它就是医学学习的中心。波隆那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和巴黎大学也是十分古老的大学,前者大约建于1150年,后者于十二世纪快终结时才建成。牛津、剑桥、蒙比利埃、萨拉曼卡和那不勒斯等著名院校的历史仅次于以上几所大学。日尔曼直到十四世纪才有大学,在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和科隆出现了类似的学校。到中世纪末期西欧已经建立起八十多所大学。37

  四 中世纪大学的现代转型

  中世纪大学的产生首先应该归功于商人阶层和独立自治的新型城市的出现,而商人阶层和独立自治的新型城市出现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中世纪欧洲经济的复苏和人口的增长。因此,欧洲社会产生了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大学则为满足这种需求而应运而生。佛罗斯特说:「当修道院放弃教学转向祈祷和反省隐居生活后,大的教会加强他们的学校来弥补这个理智的空白。当欧洲在教会下处于和平、繁荣和一致的时候,这些组织能吸引学者和学生来此,训练年轻人,用以补充他们扩大的教职员。其结果是很多人口的中心都有有名的教学社团。他们的名声吸引了其他学者和学生,于是这样社团发展起来。渐渐地学者和学生们组织成行会和集团,于是,大学的雏形形成了。38这里说的「很多人口的中心就指的是欧洲中世纪出现的独立自治的新型城市。

  中世纪的大学就是这样由教学社团发展而来。最初,大学并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也没有固定的课程,甚至没有固定的教师和学生。一切以需求和满足需求而决定。正如马文?佩里主编的《西方文明史》所指出的那样:「最早的大学并非有计划地建设起来的,而是自发形成的。当渴望求知的学生集中于某些杰出的学者周围时,大学便产生了。39这从词源学上也可以得到解释。欧洲中世纪教育通行的是拉丁语。因此,中世纪大学最初的称呼也是拉丁文,有两个:一个是studium generale,另一个是universitas。开始的时候,这两个词的意义有差别:studium generale是指一个接受来自各地的学生的场所,而universitas则是指一种从事教学的学术性的社团。很明显,一所大学不能没有学生,但更不能没有教师。因此,随著大学的组织结构愈来愈稳定,愈来愈制度化,这两个词逐渐合一,并被更为简练的「university所代替。这个演变过程大约经历了两、三百年的时间,与中世纪大学从最初产生到大体定型的时间差不多。

  关于早期的中世纪大学,美国学者布鲁斯?雪莱有一段非常生动形象的描述:「在听到『大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象到常青藤遍布的小山和青草幽幽的庭院。但中世纪大学甚至连永久的住房的影子都没有。最初,讲演是在牛津和剑桥路边的棚子里,在巴黎大教堂的回廊里,在义大利的广场上举行。教师租借房间,学生席地而坐,通常地上铺上防潮的稻草。因为没有运动馆、图书馆和其他设施的限制,如果大学发现自己与当地居民发生矛盾,可以随时打点行装,迁移别处。40

  一般认为,中世纪大学有两种模式,一种可以义大利的波隆那大学为例。简单地说,这种大学的特点是以学生为中心,是学生交钱来雇用教师,因而在管理上也以学生为主。「两位学生校长是大学的最高管理者以及大学制定的各项法律和规定的执行者。他们轮流管理大学的行政、司法和教学等事务,其中最重要的权利是代表大学拥有司法权。学生校长的行为不但不受所在城市法律的约束,有权对本民族团以及整个大学的行政事务进行管理,特别是拥有司法裁定权,而且有权雇佣教师,规定教师的报酬。有关资料表明,到十四世纪末,学生几乎完全控制了波隆那大学的管理,例如,受学生民族团雇佣的教师必须在民族团首领面前宣誓,表示绝对服从学生民族团的管理。各分民族团的首领学督和两位学生校长组成大学委员会,对校长进行监督并对大学管理活动提出谘询意见。不过大学的最高管理机构是由全体学生参加的大学全体会议,负责制定有关大学的重大的规章制度。41这种在今天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式的大学管理方式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在欧洲南部的一些商业活动中心具有普遍性,但毕竟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在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消失以后,这种管理方式也就不存在了。

  另一种则以法国的巴黎大学为典型。这种大学以教师,通常是中世纪的著名学者为中心。例如,中世纪富有盛名的法国经院哲学家彼得?阿伯拉尔就曾经为巴黎大学的建立作出过重大贡献。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甚至认为:「就十二世纪的新时代范围来说,他(──指彼得?阿伯拉尔──笔者注)是第一个伟大新时代的知识份子,第一个教授。42

  巴黎大学是由巴黎圣母院的附属学校发展演变而来。「巴黎大学的教务主要是由受教会控制的校长和教师们决定的。由校长负责的教师公会经过斗争,取得了原本属于主教许可权的诸如对学校的教学管理、教师资格认可、教学程式安排、司法裁判、生活管理方面的事务的独立管理权,因而有『先生大学或『教师大学之称。教师们按照授课专业分成不同学院,通常有文学(又称艺术)学院、神学学院、法学学院、医学学院。院长由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由院长联席会议共同管理,逐渐地,某一杰出人物成为大学校长。学生人数最多的是文学院,他们按照民族或国家组成分会,每个分会都由一名学监管理。在中世纪,特别是十三-十四世纪,巴黎大学是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学术机构,国际神学、哲学研究中心,著名的经院学家大多出自这里。43

  中世纪大学与诞生它的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的继承性主要是在精神文化上和学术传承上,尤其是体现在教学课程和教学方法上;而它们与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的最大区别则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是中世纪大学具有国际性。这里所谓的国际性是指,早期中世纪大学一般都没有特定的国别,因而其招生范围也没有国别的限制,教师和学生在各个大学之间的流动也相当自由。这主要是因为中世纪大学诞生的初期,欧洲的民族国家也刚刚开始形成;而且由于大学的数量太少,供过于求,同时也由于入学的门槛很低──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因而像波隆那大学和巴黎大学这样的学校,它们的学生来自于西欧的各个角落。但是随著民族国家的日益成熟和大学数量的日益增加,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大学数量的增加,如果不是废除了,也是削弱了那些最重要大学在国际范围内的招生,无论如何它是破坏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很重要的大学多民族体系,这个多民族体系常常是大学结构中的主要特点。44

  第二是学位制度的形成。尽管学位的起源可能非常古老,但学位制度的形成,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却是以中世纪的大学为起点。学位制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大学教师的资格问题,至于成为一种区别知识层次的标志和一种荣誉头衔,则是后来的事情。最早实行学位制度的是义大利和法国的中世纪大学,大约是在13世纪初,当时,三个学位,即学士、硕士和博士之间没有明确的层级区别和相互衔接关系。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按照巴黎大学的模式创办起来的,并从巴黎大学引入了学位概念。但是在牛津和剑桥,只有获得了学士学位的人才有可能向更高级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发起冲击;而要获得博士学位,则又必须先完成硕士学位的课程。十六世纪,英国的学位制度移植到美国;而美国在十九世纪以后建立起研究生教育,并把它和学位制度挂?,从而使学士、硕士和博士的三级学位制度趋于成熟,成为各国仿效的对象。

  第三是学科的初步划分。由于中世纪的大学最初都是为了满足职业需求而创办的,而各个不同的大学则具有不同的办学优势。因此,最早的学科划分是按照职业的不同在各个大学之间进行的。萨莱诺的医学传统直接继承于古希蜡,而波隆那则是欧洲最著名的罗马法研究中心;由于教宗和教会的垂青,巴黎大学在神学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至于文学,那是从事专业学习的必备基础,自成一格。这就形成了中世纪大学最早的四大专业,即文学、神学、法学和医学。今天的大学,学科的划分愈来愈精细,但其基础则是由中世纪大学所奠定的。

  第四是实验性的学术研究。尽管在修道院里已经有了学术研究,但真正具有科学性质的实验性研究还是开启于中世纪的大学。例如,今天医学研究普遍使用的尸体解剖,就开始于中世纪的波隆那大学。1300年,为了法庭辩论的需要,波隆那大学解剖了一具尸体;这种做法被传到那些以医学为专业的大学里,从而形成风气,一直被延续到今天45。

  最后,由于基督教会在欧洲中世纪文化上的统治地位,除很少的例外,中世纪的大学都在不同程度上要受到教会的控制,至少是精神方面的控制,都必须开设神学方面的课程;而大学的教师也大多数都是传教士或基督徒。但是,教会、世俗君主与新型的独立自治城市的三足鼎立为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正是利用这种形势,在与教会,与世俗君主以及与自治城市当局的摩擦和斗争中,中世纪大学为自己争得了独立自治权,并为后世的大学留下了自治传统。

  在后来一些世纪中,随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在欧洲相继展开,中世纪的大学也相继开始了向现代大学转型的艰苦历程。这既是一个完全摆脱教会控制的彻底世俗化的过程,又是一个由于民族国家日益成熟、强大而民族化的过程,还是一个由于科学技术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化的过程。在这个近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些大学保存下来了,但是更多的中世纪大学却被淘汰了,而且即使保留下来的那些大学也已经面目全非,以致于我们在今天的大多数大学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中世纪大学的影子。但是,「大学在中世纪起著重要作用,学生们养成了说理辩论的习惯。大学培养职业书记、律师,他们管理教会和国家事务;这些学术机关同时也培养哲学家和神学家,这些人营造公众舆论的气氛。大学传授的学问拉紧了联系整个欧洲基督教文化的纽带,并且形成了不朽的学术传统;今日我们的大学是中世纪大学发展的直接继续。46

  经过上文的梳理,《圣经》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渊源已经清晰可见。诚然,我们在《圣经》本身的文本中也许读不到有关现代大学教育的文字,但是,通过基督教会,通过希腊化时期的教义问答学校、中世纪的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以及现代大学教育的直接先驱──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上帝和耶稣──无论你是否确信它们的存在──还是在我们今天的大学身上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而不管你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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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毛丽娅 天堂地狱:基督教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1版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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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布鲁斯?雪莱(美)基督教会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1版1刷

  29 阿尔文?斯密特(美)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1版1刷

  30 S?佛罗斯特(美)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华夏出版社,1987年11月1版1刷

  31 张庆熊 基督教神学范畴──历史的和文化比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1版1刷

  32 马文?佩里主编 默?蔡斯 詹?雅各 玛?雅各 西?冯?劳(美)合编 西方文明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93年9月1版1刷

  33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 菲力浦?李?拉尔夫(美) 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1版,1990年4月2刷 ,1-4卷

  34 张延玲 隆 仁主编 世界通史,南方出版社,2000年2月1版1刷,1-6卷

  35 刘宝存: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1版1刷

  36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2月1版1刷

  37 克拉克?科尔(美):大学的功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1版1刷

  38 章雪富 圣经和希腊主义的双重视野:奥利金其人及神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1版1刷

  39 张俊宗: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回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1版1刷

  40 沈 红:美国研究型大学形成与发展,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1版,2004年2月3刷

  41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美):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2003年11月3刷

  42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队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1版1刷

  43 黄福涛主编: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1版1刷

  44 《外国教育丛书》编辑组:六国著名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6月1版,1980年7月2刷

  45 伯顿?克拉克(美):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1版,2001年12月2版2刷

  46 彼得?扎格尔(德):牛津──历史和文化,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1版1刷

  47 彼得?扎格尔(德):剑桥──历史和文化,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1版1刷

  48 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1版1刷

  注释

  1 S?E?佛罗斯特(美):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华夏出版社,1987年11月1版1刷,第3页。

  2 同上书,第18页。

  3 一般认为,「基督教一词在汉语语境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包括所有教派在内的、以耶酥基督命名的宗教总体,也被称之为基督宗教;另一含义则专指这个宗教中的「新教一派。本文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基督教一词。

  4 罗马天主教的《圣经》正典还包括《次经》七卷。此外,还有各种各样不被列入正典的圣经著作。

  5 同注1,第37页。即使在今天,宗教仍然在犹太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不管他们住在哪儿。

  6 同上,第27页。

  7 黄陵渝在《犹太教学》中写道:「在人类历史上,犹太人一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这个有著4000多年历史的民族,曾有近2000年的流散史。自西元70年起,这个民族失去了祖国,一次又一次地被驱散到世界各地,受尽侮辱、迫害;在百忙之中0世纪30-40年代又遭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劫难,600万同胞死于德国法西斯的屠刀下。然而,这个民族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以自己珍贵的文化精神支柱犹太教──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神教──维系、振奋著整个民族,使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黄陵渝:犹太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6月1版1刷,第8页。

  8 同注1,第30页。

  9 同上,第36页。

  10 同上,第39页。

  11 同上,第41页。

  12 同上,第42-43页。

  13 阿利斯特?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1版1刷,第249页。

  14 阿尔文?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1版1刷,152页。

  15 博伊德、金(英)合著: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1版,1986年11月1刷,第55-61页。

  16 同注1,第120-121页。

  17 同注15,第84页。

  18 克里斯多夫?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1版,1992年6月3刷,第40页。

  19 布鲁斯?雪莱(美):基督教会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1版1刷,第127页。

  20 据《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第21节记载,耶酥曾对一位青年财主说:「如果你要达到更完全的地步,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把钱捐给穷人,你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可是这位青年财主听了耶酥的话以后,却垂头丧气地走了,使耶酥很失望,感叹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有钱人要成为天国的子民多难哪!我再告诉你们,有钱人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相关章节中也都有相同的记载。

  21 同注1,第128页。

  22 同注18,第130页。

  23 不同版本的书上对这个名字有不同的译法,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个人。由于翻译的关系,类似的情况屡屡出现。在本文中,凡属这种情况,无论出自何书,皆统一为一种,而且不再加以说明。

  24 同注1,第129页。

  25 同注18,第131页。

  26 马文?里主编,默?蔡斯、詹?雅各、玛?雅各、西?冯?劳(美)合编:西方文明史(上),商务印书馆,1993年9月1版1刷,第265页。

  27 毛丽娅:天堂地狱:基督教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1版1刷,第206页。

  28 同注18,第207页。

  29 同上,第134页。

  30 同上,第133页。

  31 同上注。

  32 同注14,第169页。

  33 同注1,第132-133页。就在引文以下的篇幅里,佛罗斯特还详细描述了修道院图书馆建立的历史过程:「抄写间是大多数修道院的一个特征。它是一所大房间,设有摆著笔墨纸张的书桌。每张书桌后都坐著一个有一定书写技巧的修士。坐在桌边上的一个修士大声念著一本书,其他人把它抄写下来。读写完成后,修道院就有了这本书的一些抄写本,可用来交换其他修道院的另外一些抄写本。通过这种方法,图书馆成立起来了,书籍也在当时的文化中普遍得到使用。

  34 同注26,第206页。

  35 同注14,第170页。

  36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力浦?李?拉尔夫(美):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1版,1990年4月2刷,第2卷,第64页。

  37 同上注,第64-65页。

  38 同注1,第161页。

  39 同注36,第320页。

  40 同注19,第219页。

  41 黄福涛主编: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1版1刷,第77页。

  42 雅克?勒戈夫(法):中世纪的知识份子,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1版,1999年4月2刷,第31页。

  43 同注27,第216-217页。

  44 同注42,第125页。

  45 参见注14,第172页。

  修道院里故事篇7

  这部长篇小说故事背景发生在中世纪一座意大利修道院,通过见习僧侣阿德索回忆的方式,写他与英国导师威廉在方济各会修道院里调查一件离奇命案的经过。阿德索的导师威廉在本书开头就显示出了超凡的智慧,这种智慧源自于英国开始了对自然奥秘的探险和科学研究,而且小说里威廉修士还提到了他自己欣赏大哲学家培根。对自然探寻、对技术钻研,让威廉拥有解决很多难题的特殊能力,后来,他带领阿德索调查出了命案的真相。不过,尽管威廉最终调查出了真相,最终还是免不了方济各会修道院被意外焚烧。故事就此结束。

  我认为这是一本牵涉到神学的侦探小说,尽管从外表上看来书中满是僧侣们对于神学的评论,但还是脱离不了侦探小说的本质。或者说,这本书的结构是侦探小说,但作者把故事背景设定在中世纪,在教会保守势力和新知识者的矛盾冲突中,在一个貌似是普通侦探的故事里,加入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读起来很复杂,但也很有趣。

  故事的语言十分严谨,词语描绘也十分生动,同时对一些科学产物进行了十分有趣的描写。比如说,书中曾有几次描写到眼镜,称它为“一种神奇的魔法”。威廉解释说,魔法分为两种,一种是魔鬼用来毁灭人类的魔法,还有一种是上帝的智慧通过人的科学来体现,用来改变自然的。通过这种“魔法”,人们能够更充分地了解自然。不过,这种魔法并不是《哈利·波特》中的魔法,而是人类认识自然的科学知识。

  威廉来自英国。当时的英国在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上相对比较先进,书中威廉常常提到的培根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老僧侣豪尔赫代表了保守的宗教,想要阻止那些年轻人得到科学的知识,而威廉则是代表了现代科学的一方,他是用科学知识来侦破这离奇的案件。可见当时意大利的宗教还不是很认同科学,是一个比较矛盾的时期。当时,科学被发现了,但天主教徒却无法理解它。

  我认为科学的发现对于神学是没有根本的影响的,但或许从某一些人的眼中看来,科学和主是无法同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因此才会发生这起案子。但是,由于信仰不同,不同信仰的教会也会引起争端。所以,其实这和发现了科学并没有什么不同。

  信仰和科学其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其和平共处的关键不过在于人心的接受力罢了。说到底,一切都是受到人心的影响。

  学校: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导师:佚 名

  修道院里故事篇8

  翻开世界地图,如果说葡萄牙狭长的国土像一艘停泊在大西洋岸边的古老帆船,那么首都里斯本就是它一扇明亮的舷窗。500多年前,一只只不惧风暴的船队从这里扬帆起航,造就了一个神话般的海上贸易帝国。欲重温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里斯本恰好是串联诸多历史事件之聚集区。

  大航海时代的起因是产自遥远东方的黄金与香料对偏安欧亚大陆西南一隅的葡萄牙人极具诱惑力。为了打破阿拉伯人从东方到西方传统商路的垄断,向海洋开疆扩土是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唯一突破口。紧邻大西洋入海口的里斯本,就这样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蓬勃发展,步入了巅峰时代。

  作为葡萄牙七大奇迹之一,位于特茹河畔的贝伦塔是游览里斯本的地标性景观。这座石砌的四方塔楼将巴洛克式建筑风格融入富有装饰性的阿拉伯元素,纯白的塔身与碧蓝的河水遥相呼应,巍峨壮美。贝伦塔建于16世纪早期,起初是为加强首都的防御系统,后转变为海关、电报收发塔和灯塔。

  沿特茹河畔继续前行,与贝伦塔相距一公里的地理大发现纪念碑建于1960年,是为纪念葡萄牙航海鼻祖亨利王子逝世500周年。好似一艘迎风远洋的航船,碑身上33位航海家的浮雕像栩栩如生。站立船头的亨利王子将航海事业纳入葡萄牙的百年大计,开办了世界上第一所航海学校,组织船队出海探险。从而使葡萄牙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造船术与船队,一大批顶级的航海探险家。例如其身后实施人类首次环球航海并证明地圆学说的麦哲伦,以及沿大西洋外海航行绕过好望角,l现印度的探险家达?伽玛。达?伽玛1498年开辟的这条航路打通了东方贸易的窗口,联系起欧、亚、非三大洲,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即使370年后苏伊士运河开通,往来东西方的巨轮依然要走这条航线。这条被称为“海角航路”的著名航道被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极力推崇,并修建了葡萄牙最为恢宏壮美的热罗尼莫修道院以资纪念。

  热罗尼莫修道院建筑群以哥特式与文艺复兴式的完美结合,令人叹为观止。大航海带来的巨额财富,彰显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有记载说葡萄牙每年以5%的航海亚非贸易收入支付修道院的工程开销,历经一个世纪才得以完工。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使整座城市几近毁于一旦,而当时正在热罗尼莫修道院里祈祷的王室却躲过一劫。在教堂入口处,达?伽马与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棺木相对而列,也许意味着两位葡萄牙史诗般的巨人冥冥之中的灵魂碰撞。

  紧邻热罗尼莫修道院,始于1837年的贝伦蛋挞店被誉为葡式蛋挞之鼻祖,其神秘的蛋挞配方就来自于修女们的首创。说来有趣,为追求洗后的衣服挺括,修女们用鸡蛋清浆洗衣服后,剩下的鸡蛋黄便用来制作蛋挞。如今这里总是门庭若市,因为名不虚传的蛋挞饼皮酥脆,馅料甜润,实属人间美味。透过橱窗,食客们可以清楚地观看蛋挞女工的现场操作。若想体验最地道的葡式吃法,记得撒上糖霜和肉桂粉。

  “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四百多年前,当葡萄牙诗魂卡蒙斯站在里斯本以西40公里的罗卡角(Cabo da Roca)悬崖上,面对波涛汹涌狂风肆虐的大西洋,创作出史诗《葡萄牙人之歌》,这句千古绝唱就成为罗卡角最完美的注解。卡蒙斯历时20年创作的这部堪比《荷马史诗》的力作,讴歌了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不畏艰险,探索海洋的丰功伟绩,其中达?伽马开辟印度新航道的故事占据了大部分篇章。

  如今,这块伸入海洋的巨岩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孤独地守望着沧海天地,目送着一只只航船驶向未知的海洋。在那块面朝大海的十字架石碑上,清晰地雕刻着坐标:北纬38度47分,西经9度30分,当然还有以葡萄牙语镌刻的“Onde a terra acaba e o mar come?a(陆止于此、海始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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