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之前，香港导演陈可辛拍摄的一支温情满满的短片《三分钟》走红网络，再次回归其最擅长的现实题材，讲述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喜人生。

细腻的陈可辛导演，他总能捕捉到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心绪，大环境下普通人的情感与沉思，将最真切的情感，以最给人触动的影像化处理方式呈现给观众。

《三分钟》主人公是一位女乘务员，每年春节都在列车上，她已经连续几年没跟儿子一起过年了。

今年，妹妹说让他们在车站停靠的时候见一面。

火车鸣笛声不断靠近，她看着站台上的孩子，女列车员必须先完成本职工作，维护上下车乘客的安全。

小男孩在人海里吃力地穿行，人流散去，他们终于见到了。

但是站点停靠的三分钟只剩下一分钟了。

她抱着儿子说不出话。

小男孩开口磕磕绊绊地背起了乘法口诀表，因为妈妈说过只要他学会背九九乘法表就陪他一起过年。

话语寥寥，但小男孩的磕绊背诵乘法表声音，引起许多人对职责与感情羁绊的共鸣。

陈可辛的电影通常都带有浓重的话题色彩，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剧本的可读性与话题性是其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次短片《三分钟》表现的是过年时坚守工作岗位的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的故事，让无数的在外游子内心触动，潸然泪下。

而《亲爱的》更是一部以小见大直面打拐问题的现实社会问题。

这也是一部“回家”的电影。

电影讲述一对夫妻离婚后，儿子成为他们唯一的联系，但是有一天孩子却走丢了。

夫妻二人沉浸在悲伤中，并且用尽一切方法寻找孩子，希望带着孩子回家。

在路上遇到了很多像自己一样找孩子的父母，更发生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事情。

最后终于接着孩子回家了，但是“孩子从那里要回来之后，我感觉他是第二次被拐”，原先赡养孩子的人贩子老婆作为母亲的身份，也在努力寻求各种方法带孩子回家。

陈可辛是一个感情极为细腻的电影人，他十分注重每一个人物的内心情感塑造。

李红琴是影片中最能唤起观众思考的一个角色。

作为人贩子老婆的身份，最初几乎是站在剧中所有角色的对立面的，她跟剧中所有的角色都有激烈的冲突，但她对犯罪事实的无知，尤其是她对孩子的掏心掏肺的爱，又让黄渤的心里不能没有一丝同情，这样的设计对观众的心理同样起到了爱恨交加的作用。

而且以往陈可辛电影里，造成人物间感情隔膜的因素往往是外部原因，比如《中国合伙人》里，三兄弟的矛盾源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共安乐的利益纠纷。

而《亲爱的》则写出了外部困境之下，人物内心深处的多重变化和不同人物的价值立场相互碰撞的苦涩纠结。

本片在表现情感的丰满程度和细致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陈可辛的以往作品。

在《亲爱的》中陈可辛展现出对内地题材的把握的娴熟，同时也不再像前作那样苦心孤诣地迁就市场口味，加入了更多严肃的人文思考和社会良心。

，人贩子家庭理应受到人们的谴责和批斗，但陈可辛用了母爱这种温情模糊了法律上的界线，目的就是要让观众全面地了解一个真实的人在生活中可能要面临法律与人情的矛盾困惑。

就像陈可辛说的，他并不是要追讨什么，不是要抛弃社会责任感，而仅仅是觉得那个孩子很可怜，真实事件中找回孩子的父亲告诉陈可辛，“孩子从那里要回来之后，我感觉他是第二次被拐”。

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陈可辛，他决定要拍这个片子，要把这个话题抛给观众，呈现出人情复杂的一面，而且是和法理对峙的一面。

陈可辛擅长在故事与观众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能达到商业目的，又能在影片主题与观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但同样作为陈可辛导演的商业文艺片，《三分钟》虽然局限于篇幅与商业性，但在叙事上却能令人潸然泪下，而《亲爱的》更能道出陈可辛导演的细腻与表现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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