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仁校友在西南联大校友会的《简讯》第47期，撰文述及北京翠花胡同，这不禁勾起了我对在翠花胡同生活、学习经历的回忆。

　　北京沙滩附近的翠花胡同有个大院，解放前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在地，那里也曾是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个点。

　　1 947年秋，文科研究所招收复员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有幸被录取，研究范围是英国文学。研究生宿舍就在所内，上课则去沙滩。从翠花胡同到校本部，是沿着北河沿往北，拐进一座桥就到了红楼，全程不过五六百步。当时的北河沿是一条土路，路旁是条堆着垃圾的干沟。文科研究所在胡同内路南，却是座颇有点豪门气派的深宅大院的建筑群，一进几个院落，大院套小院。它的南端连着胡适校长在东厂胡同的宅第，有一道小门相通。东端则连着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的寓所，也有一道小门相通。我们研究生的宿舍独占一个小院，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1947届的研究生，有外国文学的、历史学的、教育学的、哲学的，加在一起也只有6个人，每个人独住一间房。1948年秋又招了一届研究生，文法两院加起来还不到20人(法学院在另一住处)。可以说，翠花胡同的研究生宿舍有点像世外桃源，在胡适校长和汤先生的院内还有苏州式的园林。我们有时也偷偷溜进去，在那里的亭台、假山和绿荫掩映的曲径间散步。这里真是远离尘寰的好环境。

　　我之所以进了文科研究所，虽然也有“文学梦”的因素，但也有在“毕业即失业”的威慑下暂找栖身之地的因素。在1947年和1948年中国人民正为祖国的命运而决战时，哪里又能安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呢?所以，我在念研究生课程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这一时期历次的学生运动，参加了新诗社和沙滩合唱团，被吸收入“民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还曾把学生运动的情况用英文写成通讯，发表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杂志《China Digest》(《中国文摘》，龚澎主编)上。关于“四月风暴”的一篇，还被采用为某一期的头条。这些通讯就是在翠花胡同写成的，我所用的笔名为John Robin。

　　1948年12月的一天，西洋哲学研究生汪子嵩到我房中来(我们在西南联大时已认识)，对我说：有位熟人想在我们这里住几天。因我们这―排宿舍正好还空着一间房，他要我陪他一起去找管理员求求情。我问他要来的人是谁，他告诉我是王汉斌。王汉斌是我在一二一运动时就认识的，1947年夏我大学毕业时还曾去北平日报社找过他，想托他介绍我去当记者，但是没有找到，只好留下一封信，后来也不见答复。听汪子嵩说要来的是他，我满心欢喜，就一同去找管理员进行交涉，借下了房子。不几天，汉斌就搬来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北平地下党学委负责人，也不知道汪子嵩是老党员。

　　过了没多久，党支部书记许世华通知我，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学委工作，要我某日在宿舍等候，届时上级会派人来接头，随即告诉了我接头暗语。到了约定时间，推门进来的是王汉斌。我正纳闷时，他说出了接头暗语。我真是又惊又喜。他通知我到学委秘书处当干事，参加迎接北平解放的准备工作。

　　记不清隔了多长时间，王汉斌带了一位同志来找我，介绍说：“这是吴佩伦同志，学委秘书处的，今后由他领导你。”于是，翠花胡同的研究生宿舍成了学委的地下联络点。

　　“八一九”大逮捕后，敌人加紧了对学校的监视。1949年初，在已经包围天津并进抵北平郊区的形势下，更是调集军队加强北平城防。北河沿一带都驻扎了军队，北大周围的胡同都布上岗哨，从翠花胡同通往沙滩的桥头筑了暗堡，拉上铁丝网，有手持冲锋枪的军警守卫。但是，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地下学委还在翠花胡同召开过几次会议。

　　每逢开会，王汉斌便叫我准备午饭。我总是上街买几斤切面和咸菜回来，在我和汪子嵩的煤炉子上煮好，给开会的人吃(汪子嵩的身份此时已对我公开)。来开会的人有些我不认识，王汉斌并不给我介绍。有的人直到解放以后我才辨认出来。来过的人中，有杨伯箴、张大中、李霄路。当时还听到他们在谈话中提到老佘(余涤清)和老崔(崔月犁)，但我始终未记清他俩到过翠花胡同没有。

　　地下党为了防止敌人对城市的破坏，曾组织群众开展护校工作。王汉斌曾把地下党调查得到的应当保护的文化古迹以及敌特机关的地址等材料交给我保管。地下党也作了策应武力解放的准备，王汉斌曾把两支盒子枪交给我保管。

　　1月下旬，胜利在望。王汉斌在翠花胡同起草了北平解放时向群众散发的安民告示――《告北平市民书》。他撰写，我誊录清楚。稿子送上级审改定稿后，他又叫我和吴佩伦的夫人(已经记不起名字，只记得解放后有个时期在团中央当英文翻译)把它译成英文。我俩当时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我们废寝忘食，只用了一天时间就翻译出来了。这份译文是我们对北平这座城市获得新生的献礼，也记录下了我们对新中国的欢呼!这份文告后来发表在《北平解放报》上，很得彭真同志的赏识，他曾经询问系何人手笔。我们的译文也得到汉斌和佩伦两位同志的赞扬，认为译得还颇有文采。在这份传单印刷过程中，中文的清样是入城式的头天拿到翠花胡同来校对的。记得杨伯箴同志一直站在我身旁等我校对完拿走付印。

　　2月4日，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的礼堂召开了地下党员会师大会。筹备工作的一部分是在翠花胡同做的。汉斌同志在头天带回来一块红布，并找来丁化贤同志，要我俩把它做成党旗。丁化贤同志把布缝成旗子后，我们便用黄纸剪出镰刀斧头贴上去。党旗是什么模样我们没有见过实物，当时颇费了一番心思琢磨。4日清晨，汉斌同志派肖松同志来带我一起去国会街。寒风凛冽，我们带上党旗，蹬着自行车，顶着西北风，心里却是热乎乎的。汉斌同志和杨伯箴同志早已到了会场。肖松和我一起布置主席台。我把自制的党旗挂在主席台正面的后墙上。这也许是北平市历史上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吧!我，一个新党员，竟然有此殊荣把党旗挂在地下党会师的会场上。我一面挂旗，一面禁不住血往上涌，眼眶噙满泪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感到非常幸福。

　　党员大会后，我被分配到市青委宣传部当干事，脱产正式参加工作。杨伯箴同志成了我的部长，我们有了公开的办公地点――东长安街后来团市委机关的那座楼。翠花胡同的联络点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万万想不到，胡适的后院竟然成了共产党的联络点。

　　现在这座大院的一部分已改建成了民盟总部，原来的研究生宿舍已经拆了。北大文科研究所唯一剩下的几间房成了民盟的招待所。大门原来的门楼、门厅仍保存着，门牌已改成“东厂胡同北巷一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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