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庄荣昌正式成为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委员，作为第一批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在政治舞台上登堂入室，进入参政议政的殿堂。

　　现在，庄荣昌已是83 岁的老人，当与《中国民商》记者回顾这段历史时，今天的他仍然非常激动。从1993 年到2013 年，又一个20 年过去了，对这段历史他不仅有情感，也有清醒的认识。正如当年采访他并刊登在《福布斯》杂志的《从囚徒到国会议员》这篇报道所揭示的，他是个传奇，然而又不只是个人的传奇，他的人生经历折射出整个中国从私营经济到个体经济再到民营经济的命运历程。

　　一位至今仅存的全国原工商业者

　　建国初期，和庄荣昌同时代的工商业者要么在“三反”“五反”中被“整肃”，在公私合营中被“公有”改造，要么在中被“国营”，彻底销声匿迹。即便挺过，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却也可能在80 年代“七上八下”的资社争论中被拿下，淡出历史舞台。

　　他19 岁只身来到北京，想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需要建筑材料的大好时机。1950 年，年仅20 岁的庄荣昌一手办起了工会名下两家公私合营性质的建材厂：新生灰窑和新生砂石厂。祖父与父亲的经商经历和建国前“做买卖学徒”的三年生涯沉淀在他身上，让他对市场的眼光初次得到验证。年末，庄荣昌替北京市总工会赚回不少钱，却换回了批评。而此时他已经是北京市灰窑市场的头面人物。

　　1951 年，全国私人企业全年盈余达37亿元，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了，牵连到每一个私营企业者。此时，庄荣昌手下已有了上百名工人。他出任北京公私合营八宝山砂石厂的私方代表，并担任厂长。他们参与了当时北京最重要的工程：中南海改造和龙须沟修建工程。

　　经营砂石厂，不免需要与客户吃饭应酬，这原本是合乎人情的事，可是当时的北京总工会工作人员都是转业军人和农村“红五类”，他们没有经营的概念，对这样的请客吃饭心有不满，认为是腐败浪费的表现。

　　第二年，委屈的庄荣昌放弃了别人羡慕的红顶子――市总工会的帽子，撤出八宝山砂石厂单独创业，创建了北京建都砂石厂和永顺昌砖窑，并兼任砖瓦窑业联营的业务主任。随后形势急转直下，在1953 年“三反”“五反”和随后的“公私合营”改造阶段，庄荣昌以“非法”嫌疑的私营企业者身份向国营企业较真利润问题，并最终以“谋取非法利润 盗取国家资产罪”获刑五年，一年劳役。牢狱经历让庄荣昌丧失了自由与尊严，富有锐气的性格转为谨慎与克制。

　　当时，成千上万的私营企业者遭遇了和庄荣昌类似的命运，私营经济至1957 年完全绝迹，积极性受到重创。

　　改革获重生，“羊绒大王”名震一方

　　1978 年，在的组织和领导下，《光明日报》于5 月11 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随后，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主张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唤起了一代人的勇气。

　　当时的庄荣昌守着收音机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受到了政策的变化，深植在骨子里的商人基因跃跃欲试。1979 年，庄荣昌几经考察，认为羊绒加工业很有前途。于是他购买了设备，筹建了清河县绒毛厂，并凭着由于缺乏原料、无奈之下被“逼出来”的点子，从山羊毛废料里提取出了羊绒。第二年绒毛厂就实现利税20 万元。80 年代在中国还在提倡万元户的时候，庄荣昌已经成为第一个百万富翁。

　　1983 年末，53 岁的段连庄出任清河县县委书记，在抓发展经济上他注意到了庄荣昌的经商才能，并三请庄荣昌出山。庄荣昌被年龄相近的段连庄感动了，他半生经商，却屡遭误解和歧视，为政府重视和尊敬还是生平头一次。他决定像段书记那样：为清河多做一些事情。1984 年，庄荣昌成立了河北清河企业有限公司，并与新疆外贸畜产公司和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联合建立了三利联合加工厂，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有了利润以后，庄荣昌捐献了大量的钱给社会。他深知自己经商的天分，享受挣钱的乐趣，那是他智慧的体现，也真心喜欢做慈善和社会福利事业，可当年坐冤狱的经历让他的性格越发小心翼翼，越有钱，越害怕，这心理阴影始终压在他心上。

　　1986 年，河北省委书记邢崇志到清河考察，已小有名气的庄荣昌向邢书记如实汇报了困惑自己多时的想法。邢书记说：“老庄啊，要当社会主义企业家，不要当慈善家。”企业家的首要职责是扩大再生产，他希望庄荣昌不要浪费自己的商业才华，并发话给庄荣昌解决33 年前的冤案。没有几个月庄荣昌就被，终于被历史还以清白。庄荣昌的所有顾虑都被打消。这一年，庄荣昌一手开创的行业被国家有关单位授予“精梳山羊绒”的品名，不仅在国内国际独一份，而且畅销国内国际市场，新闻界大力宣传，庄荣昌由此获得了“羊绒大王”的桂冠。他不仅全力以赴帮助公司快速发展，并带起了清河县人发展羊绒业。

　　当时全国上下涌现出了一批像清河企业有限公司一样的民营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产值越来越高，虽然分散，无形中却形成了一股重要的力量。探究其迅速发展的原因，庄荣昌对记者说，除了得益于相对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最为重要的是有一大批像段连庄和邢崇志这样支持民营企业家的领导做其后盾。而让他最刻骨铭心的是那位始终为民营企业奔走呼号、倾力扶植的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庄荣昌对记者不止一次提及与胡德平父子，他说，胡德平与父亲一样，深知民营企业对中国的价值，竭力保护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并为其争取应有的政治地位。庄荣昌动情地告诉记者，他和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忘记总书记，中国的民营经济，不能忘记胡德平部长”。

　　第一批走向国家政治舞台的民营企业家

　　1989 至1992 年，中国陷入了一场极左风潮，姓资姓社的讨论在报刊上绵延不绝，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内心不安，担心“三反”“五反”的历史重演，想把自己的企业捐献给国家。致富的积极性再受重创。直到垂暮之年的小平南巡，才扭转了这场历史的倒退。

　　1993 年政协换届，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庄荣昌和其他19 位民营企业家集体亮相全国政协。

　　为什么这23 位民营企业家可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庄荣昌说：“我们深有体会，是由于小平同志提出战略大方向，耀邦同志全力推进改革、具体落实的结果。全民都要富裕，你不发展民营企业，老百姓怎么富？富不起来。民营企业给国家创造税收，活跃市场，我们这一批民营企业是靠这个政策发展起来的。”“小平和耀邦同志的指导思想，是叫你用自己的智慧正当地挣钱，挣完钱再回报社会。”

　　对于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荣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殊荣，在庄荣昌看来：“这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需要，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树典型，不但叫你富了，政治上还有安排，所以各地各级政府都在树这方面的典型，我们能登上政治舞台，根源在这里。可以说，这都是机遇产生的。”

　　这个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机会激发了庄荣昌参政议政的热情。可以说在后半生庄荣昌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从农民企业家到全国乡镇企业家，从县工商联会长到省工商联副会长到全国工商联执委，从县政协副主席到市政协常委到省政协常委到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级都没落过。有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个政治身份以后，他越发恪守本分，为民营企业的合理利益建言献策，并不乏犀利之论。

　　庄荣昌在会上提了两个提案，第一个提案是针对九号文件的，九号文件把民营企业家定性为带有剥削色彩的“私营企业主”，并且不能入党。庄荣昌认为，他们这一批民营企业家是响应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先富起来的，但富起来以后却不能入党，“这不合乎情理”。他把自己的观点反映到提案上，这个提案随后转到了中组部。1993 年10 月，中组部找庄荣昌谈话，告知他针对这个提案已经开过四次部长会议，并深入下面了解了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原工商业者现在的私营企业主应该更名为私营企业投资者或私营企业经营者。关于入党的问题，答复是具备条件、当地党组织同意吸收的可以入党。2002 年，十六大明确了可以接受优秀的、愿意为党的纲领奋斗的私营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个提案，事关工商局向民营企业收取市场管理费问题。庄荣昌认为，对个体摊贩征收市场管理费是合理的，但对民营企业再征收管理费就不合适了，因为他们有行业管理。市场管理费征收问题最后反映到田纪云那里，经过研究，庄荣昌的建议被采纳。

　　而在1993 年全国政协会议会外，庄荣昌接受了范长江之子范东升的专访，这篇文章随后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标题为《从囚徒到国会议员》。它说明改革开放以后共产党的政策开明，把这些经商领域有能力的人汇集了起来，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并加强了组织向心力。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这篇文章让庄荣昌声名鹊起，庄荣昌说：“我这个时候才知道参加全国政协，身份和说出话的分量和影响。我珍惜这个身份，以后一直是沿着这个指导思想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是代表了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个人。我个人认为组织上这样安排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此时的庄荣昌不仅是一个传统商人，更是了解市场经济规律的民营企业家。

　　1993 年，对民营企业来说，是突破性的一年，也是可以载入民营企业发展史的一年。如果说，在1993 年以前，民营企业家获取的是经济认同的话，在这一年，他们则收获了沉甸甸的政治认同。而这是他们15 年努力的政治回报，也是时代的馈赠。时代曾经夺走的，时代又重新给予了他们。这不仅是他们的收获，也是一个时代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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