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影片摈弃了以国家利益和国家荣誉至上的单一的视角，而是站在民族和人性的立场上反思战争，并努力将国家意识削弱到最低，将所有民族一起放置在历史的天平上、不随意褒扬一个民族，也不偏见和歧视一个民族，只陈诉一个民族的集体特性，让历史作出宣判，影片通过主观视角的叙事和多重视点的思想审视。在线，性的叙事架构下，用事件的不同主体，全方位看待历史事件。从而在思想审视上形成了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同时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了新主流电影追求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民族和历史 主观视角 多重视点 新主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场对战争罪犯的审判随即开始。”

　　“1946年远东国际法庭成立。”

　　“1946年3月A4月，11名来自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的法官相继奔赴东京。”

　　“1946年3月20日受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委任梅汝H飞抵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

　　影片在一系列的年代数字和历史事件的简单介绍之后，将我们带回了1946年的东京。导演高群书直接用纪录片史料的方式把当年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倚爆炸的情形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与之相随的还有废墟中无辜的人们惊慌而又无助的表情。

　　一、民族和历史的角度审视军国主义

　　“所谓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就是站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和民族命运的思考和忧虑，它指涉的问题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既是情感关注的，更是冷静理性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反思”。《东京审判》的价值坐标，不仅是努力还原当时东京审判的历史事实，更在于用流变中的评判标准重新打开尘封的历史书页。

　　(一)对军国主义的彻底的质问

　　什么是军国主义?这是创作者自始至终都在试图回答的问题，与其说这是对战争罪犯的审判，不如说是对军国主义的探讨。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谁是最终的胜利者，战争的双方都为罪恶的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幕后的黑手就是传说中的军国主义。它不是军队，不是士兵，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那些发动战争的首领，因为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当人们无法解释谁来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负责时，历史站了出来，以法律的、人类的名义，而不是以文明或宗教名义，做出自己决判。与军国主义相应的是，我们在历史沉思的背后，看到了人的异化，人的悲哀，人的可怕，以及人的罪恶。军国主义用它反人类、反和平、反世界的伎俩让世界卷入了战争和相互屠杀的深渊；完整意义上的人被消解了，人的异化和人的工具性，被推崇到极致，这才是这场劫难最令人深思的地方。当东条英机在被叩问“如果你和你的同僚无罪释放的话，你们还准备一起重复过去做过的事吗?你们还会让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吗?”他固执而又毫不忌讳的回答令所有有良知的人都感到震惊：“是!”；条英机最后的遗言竟也是“余生为战士，久已准备以展示身份而死”。军国主义使这些人在心智上发生的严重扭曲由此可见一斑。

　　(二)站在民族和历史的角度宣判

　　影片虽然是主旋律电影，却摈弃了一般主旋律电影所惯用的以国家利益和国家荣誉至上的单一的视角，而是站在民族和人性的立场上反思战争，并努力将国家意识削弱到最低。民族与国家的最大不同在于狭隘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本位的存在与否，“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主要是讲民族的共性，民族的无利益冲突性和平等原则。站在民族的角度反思战争，能够将狭隘的民族情感降到最低，以更为宽容和博大的胸襟兼顾战争双方，更具有反思人类自身本质的倾向，也更容易A得其他民族的认同和接受。在影片的多重视角的审视里，没有哪个国家是战争最终的胜利者，所有卷入战争的民族在战争的面前都是可怜的弱者。这里，创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悲天悯人的情怀上，而是将所有民族一起放置在历史的天平上，让人们看到真实的裸的自己：不随意褒扬一个民族，也不偏见和歧视一个民族，只陈诉一个民族的集体特性，让历史自己作出宣判，是真正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

　　二、主观视角的叙事和多重视点的思想审视

　　(一)主观视角叙事的介入

　　在文本的叙事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视角：全知视角和主观视角。全知视角是摄影机以无所不在的方式进行拍摄，它是全知全能的，能从故事的不同参与者的角度洞悉事态的进程，清晰呈现事件的完整面目。相对于全知视角而言，主观视角要受到比较大的局限，它所呈现的画面要求观察者在场，并使摄影机模拟观察者的主观视线。这就要求主观视角叙事既要把事件讲清楚，同时又不能越过观察者本人。《东京审判》在这方面做的很妙。1、主观视角的应用增强了历史的见证和说服力，使我们可以以亲临者的身份介入历史，以当事人的视角见证这场审判的过程，拉近了我们同历史的距离。当我们在进行观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和主人公融为一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化身为主人公，梅汝H的观察此时就是我们的观察，他的视线实际也就是我们的视线。这时，我们不再是置身于历史之外，而是亲临历史，真切感受那场审判的惊心场面。2、悬念的设置。由于主观视角的局限，使我们不可能越过主人公的视线，进入每一个历史的场景，从而当我们置身于某些事件之外时就会引发我们对事情的期待，与我们的主人公一起等待事件的最后结果。当美国法官卫勃爵士和其他国家法官两次讨论关于中国的法官位置顺序时，当千叶小姐和肖南唱歌突然被杀时，当最后究竟是谁投了赞成死刑的票选时，我们都和主人公站在同样的视角，不是全知全能，而是有所保留和悬念。这种保留和悬念，不但是对影片内容的，更是对影片思想的，它激发了我们的思考和对影片的参与，并用一种开放的“对话式”结构，让我们自己在和影片的“对话”中去获取作者对影片可能设想的种种假设，令人有种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感觉。

　　(二)多重视点思想的审视

　　观察视角的单一并不代表思想审视视角的一维，相反，创作者在线性的叙事架构下，用事件的不同主体，全方位看待历史事件，从而在思想审视上形成了的多元化和差异性。

　　1，当事者梅汝H的审视视角。作为东京审判中唯一的中国法官，他的“在场性”使他的视角具有历史的力度和权威可信性。影片中，梅汝H是一个具有高度民族感和荣誉感的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始终都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情感出发考虑问题。不管是对于法官座位顺序的疑问，还是最后量刑阶段对使用死刑的考问，都表现了他高度的民族责任心和爱国情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是一个斗士，我只是一名法官，一名中国的法官”。当然，梅汝H并非是单一的国家情感象征，――“人就是要深受其害，才能真正认识到战争的罪行和可怕”，他更像是这场审判 的终极代言人，他见证了战争的罪恶，看到了战争双方在这场战争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看到了集体人类因战争而引发的不得不深思的问题。应该说，梅汝H是一个多重意义的形象，既具有个人的情感和脆弱，又具有理性审视的智者智慧。

　　2，日本军国主义的审视视角。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独的个人意识中”，“思想只有同他人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差异的存在恰恰是多元性和矛盾性的体现，不但不会掩盖历史的真实，更有利于揭示历史的真相。作者在影片的叙事文本中，让军国主义分子站到历史的台前，用他们那近乎愚蠢的固执让人们对军国主义有一个感性而深切的认识。当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战争罪犯面对镜头一次次说“我无罪”的时候，作者不但没有避讳，而是用“闪白”的过渡特技让他们说出来。于是，在白色恐怖般的过渡下，人们除了感到一阵又一阵地荒谬和气愤外，剩下的就是在他们可笑的言语和卑劣的行径上的冲突和矛盾中引起的对军国主义的再次认真思考。

　　3，普通人的审视视角。“根据红十字会和宗善堂报告，伊等会联合组织埋尸队五大队，连续工作四月以上，计埋男女童尸身一五五三三八，而私人之掩埋尚不与内，据估计我同胞之被残杀者。至少在二十万人以上。现南京市市民向罪行调查会控诉日寇之奸淫、沉江、虐杀者日有十数起。”的确，战争中最大的牺牲者莫过于无辜的平民，南京大屠杀、华北无人区这些可怕的字眼对于普通的平民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早在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导演的最后一部影片《梦》里，就已经对战争进行过了深深的反思，并从战争对平民伤害的角度指出了战争的罪恶。在《东京审判》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战争中最大受害者――平民的问题，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普通人为这场人类的浩劫而付出的惨痛代价，缨子悲惨的随军遭遇，正夫君杀了弘二的人性扭曲，雄一在情感上的迷茫与疯狂，芳子之死，这些都是在军国主义的蒙蔽下，普通人受害的真实写照。(当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二百多万人的巨大牺牲，其中大多数也是平民。)正如影片中所言“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自己国家的前途。”在这里，创作者用普通人的经历控诉战争，从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的角度表现普通人悲惨的生存境遇和内心痛苦，历史成为了小人物的历史。

　　三、细节和其他

　　影片在大的框架内采用时间顺序，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为我们一步步拉开东京审判的幕布，人物、服饰、场面设置都以黑白色调为主，呈现出史诗般的庄严和深沉，并在叙事的过程中不时地插入纪录片的影像资料，凸显出一种“真实电影”的风格。

　　细节是最真实的。在《东京审判》中细节不仅出彩，而且增强了文本和历史的真实性。审判前夕，我们通过主人公梅汝墩的主观视线，看到了战犯颤抖的手；同样也是这双手，上面不知沾染了多少中国人的鲜血，今天这双不可一世的手终于颤抖了，终于要开始为自己的罪孽赎罪了。还有一个细节更令人深思：芳子来到小酒馆，广播里先传出来的是日语版的《祈祷》(一首祈祷世界和平的歌曲)，当广播切换到另一个台时，传来的却是东条政府“临时军费追加预算38亿日元”的声音。透过这一细节，影片用一种对比的方式不无讽刺地直指军国主义的虚伪和可怕。当所有人都在祈祷世界和平和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仍在一意孤行，不能不令人深思。

　　影片中大量使用“淡入淡出”和“闪白”进行画面过渡。特别是在审判中，当“淡入淡出”的剪辑特技配之以特效音效之后，形成了强烈的是听觉冲击，起到了延宕情绪张力，提高了悬念力度的效果。审判中，镜头之间“淡入淡出”的迅速过渡，在叙事上和观众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错顿感，仿佛时间就在这一刻凝固了下来，将观众的审美期待值大大提升。此外，影片在努力再现当年东京审判的过程中，通过插入纪录片资料和黑白色调的设计，力图以一种纪录的风格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不管人们对真实怀有怎样的看法和疑问，人都应该始终保留一份追求真实的态度。

　　四、新主流电影的再次尝试

　　新主流电影，一直以来都是电影制作和批评的一个重点。“新主流电影试图在中心位置的电影、以政府公益为转移的主旋律电影、主流商业电影、处于边缘位置的电影、以个性原因为转移的影片之间找出一条合适的演变途径。”1993年起，中国电影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原来内容上过分重视“文以载道”和思想教育，逐步向影片中加入一定的商业元素转变。市场体制下的，我们讨论的电影体制改革，与其说是改革电影管理制度，不如说是改革电影自身的实际生存能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直是新主流电影追求的双重目标。如何更好地整合两者，从《红色恋人》、《我的1919》，到《生死抉择》，再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东京审判》，无不是新主流电影适应市场化和商业化要求所作出的的努力尝试。

　　导演高群书的这次尝试，将新主流电影的问题再次提到了人们面前。新主流电影，实际上就是要中国电影在现有的生存境遇和文化环境下，摸索和掌握“意识形态机制中商业电影的基本文化规律和文化原则，在其规范下进行电影实践，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空间，加入到‘社会共识’的重构中去，以电影文化的重建加入整个社会文化的重建，最终实现人／社会与自身现实关系的重建。”影片《东京审判》将二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段鲜为人知的敏感性历史题材搬上荧幕，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市场买点。同时，影片演员整容集合香港、日本、大陆，看得出导演试图用文化认同打开更大市场的野心。全国公映选取在9月1日，有意借“九?一八事变”的到来，配合国民的爱国情绪，赢得更大的市场票房。当有人还在强烈要求中国“电影分级制度”的时候，高群书以自己的实践来告诉人们：中国电影缺乏更多的，其实是创作群体的忧思意识和社会责任心，是对电影，对观众负责的态度。

　　经过两年多，817次的漫长庭审：

　　“1948年12月22日晚，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甲级战犯被执行死刑。”

　　“1978年10月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两千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名义移入靖国神社。”

　　五、结语

　　影片在这里结束了，然而影片的叙事完成，只是文本内部结构的完成，并非它所讨论主题的终结。文本的开放型结构意味着主题的延续和再讨论。确实，自人类诞生以来，对于战争这个永恒主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过去是这样，现在是，将来――希望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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