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玠是曹操手下的谋士，他给阿瞒定的国策只有两条：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曹操之所以能够一定北方，应该说，这两条计策起了很大作用。至于后来由奉而挟，把汉献帝当人质，则是情势的变化，势所必然了。三国时期的谋士们都很有意思，他们深知彼此谁也吃不了谁，因此起事之初，即以割据为业，隆中对也只做霸王之业的打算。

　　最早看到汉献帝价值的人，是赵昱，他劝徐州刺史陶谦：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贡。勤王与奉天子意思相近，只是陶谦意在自保，而曹操力图坐大，更具攻击性。然陶谦这人，良言听不进，马屁当饭吃，由是徐州渐乱。

　　而真正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却是沮授。沮授，字公与，袁绍手下谋士。他认为，袁绍世家公卿，如果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问题是曹操听进去了，而袁绍终是公卿子弟，纨绔有余，智谋不足。这一政策的长期效益后来越发明显，由令而征，曹操拉大旗作虎皮，肆意扩张自己的地盘。北方稳定之后，兵戈南指，曹操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言辞优雅：近来我曹某人闲着无事，自带水军八十万，邀将军一起在东吴打猎。孙权以信示臣下，莫不响震失色。张昭等便说：“曹操，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汉献帝这块金字招牌确给曹操赚来了不少人气，所谓正朔在焉。

　　可怜献帝，处此际遇，跟羊肉串似的任人烘烤。要昏懦倒也罢了，可偏偏心智健全，例证有二：

　　一、兴平元年（194）四月至七月，天下大旱，谷价贵到一斛值五十万钱，连长安都发生人相食的情况。献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给贫人作粥，而饿死者如故。献帝怀疑侯汶中饱私囊，亲自做试验，取米豆各五升作糜，得二盆，将侯汶痛打了五十棍，于是长安情况才好一点，悉得全济。胡三省说：“观此，则献帝非昏蔽而无知也，然终以失天下者，威权去己而小惠不足以得民也。”

　　二、董卓死后，天下又乱，献帝也成难民。一次情形又危，李乐让献帝骑马先走一步，献帝不忍弃百官而独自逃生。胡三省说：“观帝此言发于临危之时，岂可以亡国之君待之哉？特为强臣所制耳。”

　　时运不济，徒唤奈何，神龙失势与蚯蚓同，罗隐诗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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