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硕醇亲王是道光帝脉下宗支，始祖为道光帝第七子奕譞，大清铁帽子王之一。

奕譞为道光帝的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所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

在道光、咸丰两朝，作为皇室宗亲，奕譞平淡无奇，除了十岁时因哥哥咸丰帝登极，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再没有得过什么恩典。

奕譞一支发迹，来得很突然，在咸丰帝驾崩后的半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刚出现的时候，奕譞接二连三地得到了一大堆封赏任命：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等等。

这一年，奕譞只有二十一岁。

如此年轻，突然就飞黄腾达了，表面上看是因为奕譞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如今“大姨子”垂帘听政掌了大权，自然要提拔重用自家“妹夫”。

可一旦深入内幕，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据奕譞的孙子也就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小时候他曾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时，溥仪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世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祖父奕譞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

原来奕譞在慈禧太后的上位之战“辛酉政变”中立下了关键一功，是他亲自带兵为慈禧太后在半壁店捉拿了护送“梓宫”返京的肃顺，从而保证了辛酉政变的完胜。

由此一事可见年轻时的奕譞还是相当勇猛果敢的。

溥仪在回忆中说，这才是醇亲王一支飞黄腾达的奠基石。

辛酉政变之后，正如“同治”年号所彰显出的涵义，大清朝堂上实际是东西两宫和恭亲王奕联合执政的局面，而醇亲王作为慈禧太后的有功亲信、道光帝宗支，实际上也扮演着关键一角，未被大力启用前，他看上去只是一枚皇家富贵闲子，可一旦慈禧太后要独擅皇权，向恭亲王动刀子，醇亲王将是取代恭亲王的最佳人选。

因为慈禧太后在权力格局上有这样的深谋远虑，奕譞在同治朝也就一步步地显赫了起来，同治三年，被赐以“加亲王衔”，同治十一年正式晋封为亲王。

对于醇亲王一支的权势富贵而言，这还仅仅是个开始，等到同治帝驾崩，慈禧太后为了继续垂帘听政，执意要立“载”字辈的儿皇帝时，醇亲王一支就迎来了“出两个皇帝，一个摄政王”的百年罕遇大运势。

从世俗的观念看，家族能有这样的大运势，醇亲王奕譞应该感到万分荣幸才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说当慈禧太后宣布立奕譞第二子载湉为帝的话刚一出口，奕譞立即“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不能起……”

醇亲王如此痛不欲生，并非演戏，而是他的真实反应，因为他深知慈禧太后为了权力有多可怕，立自己的儿子为帝，不仅意味着儿子从此成了深宫中的傀儡，而且自己从今往后也只剩下如履薄冰，父与子，稍有不慎，等待他们的就是万丈深渊。

如果说醇亲王的初始发迹靠的是功劳，那一个王府出两个皇帝，一个摄政王靠的就是懂得伴君、伴虎之道。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自从二叔载湉入宫成为光绪帝之后，他的祖父醇亲王就把一切官职都辞掉了，“亲王世袭罔替”的恩典是力辞不准后才勉强接受的。

此后几年，醇亲王唯一的差事就是照料光绪读书，他干得诚惶诚恐，兢兢业业，慈禧太后觉得他懂规矩，没野心，好控制，又赏他“亲王双俸”、“紫禁城内乘坐四人轿”，醇亲王不得不接受后，更是低调谨慎到了尘埃里。

恭亲王奕因为隐隐能威胁到慈禧太后权威，终于在1865年被革掉了议政王大臣的头衔，按照早已有的谋划，慈禧太后诏命军机大臣，今后凡是重大政务要先和醇亲王商议，实际上就是用醇亲王取代了恭亲王。

作为主政亲王，又是皇帝亲爹，醇亲王如果有血性野心、宏大抱负，还是有一定运作空间的，但醇亲王不但没有这么做，相反他是事事迎合慈禧太后，如同一个忠诚的奴才。

按例，光绪大婚之后，太后理应归政，醇亲王知道这是慈禧太后不愿看到的事，于是他在光绪大婚之前带头向慈禧太后叩请继续“垂帘听政”。

清廷创建新式海军后，醇亲王受命主持海军大事，有一事很能反应他的心态，代慈禧太后去检阅海军时，他执意要拉上宫中红人李莲英同行，为的就是主动接受监督，让慈禧太后放心。

醇亲王这种诚惶诚恐的心理，不仅体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上，就连家里的摆设，也到处显露着谦恭谨慎的痕迹。

，书斋叫“退省斋”，书斋条几上摆放的欹器上刻着“满招损，谦受益”的铭言。

对自己这样要求，对子女也是如此。

子女的书房里，到处挂着各种格言家训，其中最有名的一段是这样写的：“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

溥仪说，祖父做过的最“过分”、最有意思的事是这么一件，光绪二年他居然给朝廷写了一个奏折，控告一个没有具体对象的非议之臣，他说，将来可能有人由于他的身份，要援引明朝的例子，要求给他这个皇帝亲爹加尊号，如果有这样的事，就该把非议之人视为小人，严加惩处。

为了把此事办得板上钉钉，他还要求把这份奏折存在宫中，以便将来有铁证来惩处这种小人。

过了十几年，果然发生了醇亲王预料之事，光绪十五年，河道总督上疏请尊崇皇帝本生父以称号，慈禧见疏勃然大怒，但越是怒越觉得醇亲王有难能可贵的忠奴品质。

光绪七年，慈安太后暴毙后，醇亲王的谨小慎微近乎达到了无以加复的程度，他把取信讨好慈禧太后，看成了他唯一的本分。

当时，他正在负责海军建设，为了让慈禧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他将很大一部分海军军费挪出来修建了颐和园。

颐和园修建工程最紧张的时候，正值京师、直隶闹特大水灾，御史吴兆泰怕激起民变，建议颐和园停工，慈禧太后闻讯随即将吴兆泰夺官，交部议处，而醇亲王始终沉默是金，鞠躬尽瘁地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

1890年，颐和园刚完工，醇亲王不久就死了。

因为醇亲王秉承的是事事要如履薄冰的家训，醇亲王的几个儿子尽是窝囊废，要么跟他一样，要么只能纸上浅谈。

因为对慈禧绝对忠诚，老醇亲王死后，其第五子载沣顺利继承王位，成了第二代醇亲王。

载沣完全就是照着老醇亲王的样子刻出来的，但即便如此，慈禧太后对载沣还是有从猜忌到信任的一个过程。

戊戌变法，庚子之变后，见光绪和载沣这哥俩颇受洋人欣赏，慈禧太后赶忙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了亲家，意在用荣禄牵制醇王府一支。

但随着载沣的面目越来越清晰，慈禧太后对这个绵羊外甥也就不再猜忌了，转而把他当成了另一个忠奴。

光绪病危，慈禧太后病重时，不愿告别皇权的慈禧太后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她奢望能挺过重病，继续掌权，所以在光绪驾崩后，他将载沣的长子溥仪立为了皇帝；之后见自己已无药可救，她又选择了不会翻案的载沣为自己实际的继承人，让他抱着溥仪做了大清末代摄政王。

光绪为帝，是慈禧太后的私心；溥仪为帝，载沣为摄政王，还是慈禧太后的私心。

纵观历朝历代，大概没有比醇王府更悲哀的了，一个王府出了两个皇帝，一个摄政王不是因为这一支有什么帝王运势，雄才大略，而是这一支始终恭顺如奴，甘愿为慈禧太后驱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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