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上午10时许，人民大会堂。

此时，在人民大会堂的二楼会客厅，周总理正在接见来访的国外友人。

就在这时，距离会客厅不远处的走廊上，一位叫张善兰的大会堂服务员像往常一样，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打扫着二楼走廊上的每一个角落。

当擦拭到山东厅北侧西头二楼半的窗户时，张善兰突然就听到一声异常的响声，只见她身边的一块玻璃突然就裂开了，尔后张善兰仔细地去察看这块裂开的玻璃时，她更是惊讶地发现玻璃上居然出现了2个很明显的类圆形孔洞。

“心里害怕极了，连走路都不会走了”事后张善兰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回忆着当时发现玻璃出现2个孔洞后的心情。

张善兰虽然不是当兵的，但是也大概清楚是什么样的东西能造成这2个孔洞，那就是子弹。

“玻璃裂了”这并非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裂了换一块就好啦！但是，如果玻璃碎的原因，是人为的，是一颗子弹造成的，那这可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玻璃是被子弹打碎，这就算是发生在寻常地方，都会引起公安局的高度重视，更何况是在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可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这里可是党和国家举行重要会议的场所，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经常在这里接见人民群众和国外友人，及举行各种重要的会议，说是新中国的政治中心都不为过。

在人民大会堂这么一个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地方，发生子弹打裂玻璃的恶性事件，这无疑是会引起整个国家的重视的。

发现这个情况后，张善兰不敢耽搁，赶忙将此事汇报给自己的上级。

张善兰的上级知道此事后，也不敢有丝毫的迟疑，赶紧往上报。

自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人民大会堂就从未发生过如此恶劣的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打裂玻璃的子弹到底是从哪里打出来的？“神奇”出现的子弹到底是针对谁的？子弹到底是谁打出来的......

一切的一切，且听笔者为您慢慢道来。

当时，接到张善兰的汇报后，最先赶来的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人员。

来到现场后，侦察人员便火速投入到了紧张的现场勘察工作中。

经过初步勘察，侦察人员发现这块裂开的玻璃是一块双层玻璃，裂纹呈现出明显的蜘蛛网状放射形，2个孔洞是在玻璃的外层；里层玻璃有一个孔洞和一个未击穿的弹着点痕迹，在夹层玻璃窗之间的底部有一颗黄澄澄，已变了形的子弹头。

现场找到的这颗子弹头，是一颗5.6毫米的小口径步枪子弹，这种口径的子弹在当时的新中国很常见，多数步枪子弹都是采用这种口径的，因此并不能确定到底是哪种小口径步枪打出来的。

同时，由于这种口径的子弹口径虽小，但有效杀害距离却很远，达上千米，因此也并不能依靠这颗子弹来确定具体的射击位置。

鉴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及侦察手段，仅凭一颗子弹头，侦察人员别说是定位到打出这颗子弹的人，就连是什么枪打出来的，什么时候打出来的，具体是从哪里打出来的等这些问题，一时间也都是弄不清楚的。

就在侦察人员认真勘察现场，分析案情之时，得知消息的周总理闻讯赶来。

周总理来到现场后，先是严肃地批评在场的人民大会堂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你们太麻痹大意，放松警惕了，连子弹打破玻璃的声音都听不见！这枪什么时候打的？你们都不知道，就连子弹头都只找到了一颗，另外一颗在哪里现在都不知道。

”

听到周总理的批评，保卫处工作人员个个都低下了头，很是羞愧。

看着工作人员愧疚的模样，周总理也不忍再批评，接着说道：“人民大会堂遭枪击，这是第一次，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要考虑会不会是敌人搞破坏，你们一定要认真对待，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

尔后，周总理火速部署破案：“尽快请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卫戍区，委派破案、验枪技术等有关专家参与破案工作。

必须在二天内查清事件来龙去脉，向我报告。

”

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公安部当天就牵头组织成立了一个由枪弹痕迹专家、部队保卫部门专家、轻武器研究所专家、刑侦专家等有关专家组成的专案小组，专办这件自人民大会堂建成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枪击案”。

2月3日上午8时，于桑副部长亲自带着专案小组前往人民大会堂勘察“枪击案”现场。

到达现场后，专案小组的专家成员们各司其职，拿着专业的侦察设备在现场四处走动，勘查现场，查勘弹头、破碎玻璃，检验枪弹痕迹……

此时，现场唯一的破案线索就是掉落在两层玻璃之间的那一颗已经变了形的子弹，及残留在玻璃上的那2个弹孔。

别看线索少，也别看当时的侦察水平落后，在专家的认真勘察下，专案组还是获悉了子弹到底是从哪里打出来的这个根本问题。

当然，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在确定枪手开枪大概位置时，专案组还是走了不少的弯路。

我们都知道，子弹从枪里被打出来后，是存在着固定的弹道轨迹的。

专案组就是根据射向大会堂玻璃的这颗子弹的弹道轨迹，最终确定了枪手所处的大概位置，并随之找到了“枪手”。

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弹道轨迹的存在，让专案组差点就弄错了枪手的位置。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起初，办案专家经过初步的勘察，根据那颗变了形的子弹头，及2个弹孔的大小、深浅及破碎的程度，推断这颗子弹的实际射击距离应该在50米至60米之间，也就是说离人民大会堂非常近。

然后，办案专家根据以上这些数据，模拟出了射向大会堂玻璃的子弹弹道轨迹，根据这个弹道轨迹，专案组最后确定了枪手的开枪位置就在长安街的快车道上。

但是对于枪手具体在长安街快车道上的哪个位置上，办案专家却是暂时无法确定。

于是乎，接下来专案组要做的就是确定枪手在长安街快车道上的具体位置。

枪手到底是在长安街快车道上的哪个位置开枪的呢？专案组首先排除的就是枪手不是直接站在长安街快车道上的某个位置开枪的，因为据当时执行警戒任务的保卫人员反映，当时的长安街快车道上并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况，若当时枪手直接站在快车道上开枪，则势必就会引起恐慌，而当时快车道上并没有情况发生，这就说明当时枪手绝对不是站在快车道上开枪的。

枪手既然不是站在快车道上的某个位置开枪的，那么他到底是在哪里开枪的呢？专案组推测枪手很有可能是坐在车上，当车子经过人民大会堂时，从车内向人民大会堂开枪射击的。

由此，专案组决定排查2月2日当天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开枪时间是在10点左右）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机动车辆。

然而，经过数天拉网式的搜查，专案组调查了1000多辆在那个时间段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机动车辆，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为了验证从车内向人民大会堂开枪的可能性，专案组调集精干力量，在长安街快车道上进行了实地模拟。

专案组让侦察人员驾车以全速、慢速、极慢速三种不同的车速，从长安街快车道上驶过，然后在经过人民大会堂时，用小口径步枪模拟开枪射击。

结果发现，从车内向人民大会堂开枪的可能性很小，几乎不可能。

首先，如果是全速的状态从人民大会堂经过，开枪射击时，绝对不可能形成2个相距不到几厘米的弹孔。

其次，无论是慢速，还是极慢速从人民大会堂经过，势必就会出现因为前车的关系，后车行驶缓慢的情况，可是当时的快车道并没有出现异常的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再者如果慢速行驶，一旦举枪射击，势必就会被后面或是侧方行驶的车辆驾驶员发现，而当时专案组在调查当时从天安门经过的车辆时，并没有从驾驶员的口中得知当时有人在车内拿起枪的情况。

故而，经过严密的调查，及实地模拟，最终专案组否定了枪手是坐在车上，向人民大会堂开枪射击的。

枪手既不是站在长安街快车道上开枪射击的，也不是在车内开枪射击的，那么枪手到底是在哪里向人民大会堂开枪射击的呢？

一时间，案件的侦破工作陷入了僵局。

就在专案组陷入茫然，找不到侦破方向之时，专案组一位叫陈建华的专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当时，当案件陷入僵局之时，陈建华就再次前往案发现场勘察，细心的他就发现人民大会堂被击碎的玻璃破碎的程度并不均匀。

看到这个情况，陈建华就想起了之前做过的枪弹击碎玻璃的试验，就发现，这种不均匀的玻璃破碎，并不是短距离的射击造成的，更像是远距离的射击造成的。

之后，陈建华就大胆推测：子弹的弹道轨迹很可能不是直线的。

这块破碎的玻璃是一块双层玻璃，因此很有可能是子弹在击穿第一层玻璃后，力量被减弱，然后在击穿第2层玻璃时，弹道就发生了改变。

如此，再按照直线的弹道轨迹去判断枪手射击位置，这绝对是错误的。

专案组听取了陈建华的建议后，也觉得这个观点值得重视，便再次组织专家进行了再次的现场勘察，尔后专家经过仔细地勘察，根据子弹击打玻璃的剥落程度及力度，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枪手很有可能是在北面更远的居民区向人民大会堂方向开枪射击的。

当然，有些专家对此还是存在着一些怀疑的，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口径的子弹能从如此远的距离，不偏不倚地打向人民大会堂的窗户。

为了验证陈建华的这个观点，专案组再次在北京西山靶场进行实地模拟。

专案组先是制作了一块与人民大会堂窗户一模一样的玻璃，然后分别在100至500米的距离向玻璃射击，以此来查看在不同距离射击，子弹会对玻璃造成怎么的裂纹和弹孔。

经过一天的射击试验，专案组最终确定人民大会堂那块被击碎的玻璃，是枪手从400米左右的方向开枪射击造成的。

实地测试证明，陈建华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随之专案组就根据这个试验结果，将枪手开枪的位置基本圈定在中山公园南墙外至南长街西口的范围。

随后，侦察人员便迅速开始了秘密的排查工作。

为了尽快找到枪手，侦察人员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公安部也调集了大量的精干力量，对圈定的排查范围进行拉网式的搜索。

最终，一个门卫大爷反映的一个情况，让专案组找到了他们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寻找了数天的“枪手”。

当时，当侦察人员排查到南长街南口44号大院时，负责看门的门卫大爷在得知侦察人员的来意后，就向他们反映了一个情况：这几天体委副主任李达之子16岁初中生李迪明和他的高中同学经常在车库屋顶上用小口径猎枪打树上的麻雀。

这一情况，瞬间就让侦察人员兴奋了起来，仿佛看到了“枪击案”破案的希望，他们当即就向专案组汇报此事。

专案组闻讯后，连忙派出专家赶赴事发地。

在征得李达的同意后，专案组成员来到了李达家的院子里，在门卫大爷的带领下，来到了李达儿子李迪明和同学经常打麻雀的地方，也就是前院车库屋顶上。

根据实地的勘察，专案组发现这个位置与之前试验所得的距离相差无几，且事发当天正巧刮西北风，子弹完全有可能顺着风势打到人民大会堂的窗户上。

之后，专案组在询问李迪明时，李迪明也承认当天他的确在屋顶和同学们拿起猎枪打麻雀，且打枪的位置也恰巧就是人民大会堂所在的方向。

如此，“人民大会堂枪击案”案件开始明朗化。

当然，为了谨慎起见，专案组离开之前，还是将那把猎枪和猎枪子弹带回去化验。

没多久，经过化验人员的快马加鞭，猎枪和子弹的化验结果很快便出来了，结果不出意料，那就是完全符合，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据陈建华回忆：从李达家拿回来的猎枪是捷克生产的小口径运动步枪，共有6条膛线，所用的子弹就是案发现场发现的那种5.6毫米的小口径步枪子弹。

同时，在对猎枪的膛线进行痕迹检验后，也发现与那颗变形的子弹的弹头痕迹与猎枪膛线的痕迹完全吻合。

由此，“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真相大白。

人民大会堂第一次遭到枪击，并非是有计划的，也并非是敌特行为，仅仅只是一场意外。

“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的真相是这样的：

2月2日上午10时许，在距离人民大会堂约427米的南长街44号，李迪明看见院子里的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想起了家中有一把猎枪，便就想起用猎枪去打鸟。

然而，没想到，李迪明的射击水平实在太差，连开2枪，枪枪落空。

正巧，这时又刮着西北风，就这样没打到鸟的2颗子弹，好巧不巧地就打到了人民大会堂靠近南长街方向的那块双层玻璃上。

就这样，一场误会，一场意外，就此发生。

2月4日晚7时许，公安部于桑副部长带着“枪击案”的结案报告，前往中南海向周总理做汇报。

当周总理得知“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的真相是体委副主任李达之子李迪明因用猎枪打麻雀，不小心之举，瞬间就很是不悦地说道：“怎么能在城市打鸟？城市到处是人群，万一“流弹”误伤到人，这怎么办？高干子弟一定要严加管教，“清朝八旗子弟”是有历史教训的。

”

由于李迪明当时还小，且也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危害，所以只是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件意外发生的“人民大会堂枪击案”，最终促成了《枪支管理法》的颁布。

当时，周总理听到体委副主任李达使用的猎枪和子弹是随意放在传达室的，李迪明可以随便拿来玩时，便指示公安部：一定要尽快搞出枪弹登记管理办法。

周总理指示：

“各种枪支，包括小口径枪、无声手枪、自卫用枪、运动用枪等，都要管。

可分头管，部队系统的枪支由军队自己管，民兵枪支由人武部管，体育运动用枪支由体委管，自卫枪支和社会上枪支由公安部门登记管理。

”

在周总理的特别关注下，公安部组织专家经过数天的讨论，最终牵头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

之后，周总理批准这试行办法，将其印发颁布。

1996年10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枪支管理法》，禁止中国公民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违法者将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标签：大会堂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