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浅析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墓志文中对都城称呼的改变——在燕统治区域墓志中有两方以“中都”代称洛阳的墓志。

陈希乔墓志，756年11月10日葬于洛阳，可知墓志葬于安燕统治区域，盖失，首题为“唐故恒州真定县丞颖州陈公墓志文”。

卒年不详，志文使用圣武年号，志文载“以圣武元年十一月十日葬于中都洛阳县平阴乡之原礼也”，即以洛阳为中都。

一、墓志中对“京”“都”的称呼

阿史那明义之墓志，757年8月25日葬于洛阳，可知其葬于安燕统治区域，盖题为“故司膳卿阿史那公志”。

首题为“大燕故司膳卿阿史那公墓志铭并序志文载”，志文载“以大燕圣武二年八月遘疾，越八日薨于中都尊贤里之私第”。

按《唐两京城坊考》尊贤里在洛阳东南方位。

可知墓志以“中都”为洛阳。

墓志记载了阿史那承休和阿史那明义之父子的迁转。

阿史那承休，任唐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云中郡王，深受玄宗重用，然而两《唐书》传记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都无此人。

志文载“当唐室盛昌相公（阿史那承休）敷奏中京，累承宠寄”。

“顷者唐祚陵夷，燕邦遂启。

相公（阿史那承休）攀龙附凤，卜宅周泰。

特标建国之勋，大署元功之绩。

父贵子随。

征还洛邑，诏授司膳卿”。

可知曾任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阿史那承休为叛乱的首发者，“大署元功之绩”。

目前没有记载表明阿史那承休与阿史那承庆的关系，但据姓名两人可能是兄弟，两人一起参与安禄山起兵的谋划。

阿史那承休的投燕，使得儿子阿史那明义之“父贵子随”得授安燕司膳卿，其孙“年虽垂髫”得授太仆主簿。

文中书写阿史那承休在唐的迁转以“中京”代称长安，书写其在安燕的迁转又以“中都”代称卒地洛阳，文中对长安、洛阳的称谓随着其政治立场的转变而变化。

其政治立场又随着双方权威的起落而更改，“唐室盛昌”之时为唐戍边，立有战功，待“唐祚陵夷”便改立门庭为燕效力。

阿史那氏立场的摇摆，在史籍中多有体现，阿史那从礼原先随安禄山起兵驻守长安，于756年7月22日率部众窃厩马逃归朔方。

九月“诱九姓府、六胡州诸胡数万众，聚于经略军北，将寇朔方”，被唐击败，按《新唐书?安庆绪传》所载唐以阿史那从礼为太傅、顺义郡王，可知他最终降唐。

唐廷图谋诛杀史思明，计划赐阿史那承庆铁券使其与乌承恩共诛思明，朝廷处于什么样的考量选择阿史那承庆诛杀史思明。

其一，“然承庆等十余人送密款，有诏以承庆为太保、定襄郡王”，可知阿史那承庆早在安庆绪时期就已经与唐取得了联系。

其二，按《安禄山事迹》记载阿史那承庆带部落作战，因此“具有相当的自主意识和独立选择权”。

玄宗天宝时期诸道节度使尽用寒族胡人，实际就是以贞观以来任用部落酋长造成叛乱为鉴。

安禄山统兵却大量任用拥有部落兵的蕃将。

自然无法摆脱酋长将领拥有独立选择权而产生离心力这样的消极影响，这些带有部落兵的蕃将非常容易摇摆，随着自身需要、经济利益和燕、唐权威的起落而决定自身倾向。

阿史那承庆几经摇摆最终没有降唐而随史思明父子作战，始终在燕阵营。

段喜妻常氏墓志，761年11月21日葬于北京，可知墓主葬于史燕统治区域，首题为“大燕”为国号，志文载其子为燕新设广阳郡太守。

墓主“以其年十一月廿一日殡于燕京城南”，按《安禄山事迹》载顺天元年正月史思明“以范阳为燕京，命洛阳为周京，长安为秦京”，可知墓志使用史燕新设陪都的称呼。

王玼墓志，757年8月26日卒于长安，可知其葬于安燕统治区域，首题盖题均无年号，志文载墓主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四日卒于“京兆府之私第”。

圣武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权厝于国城之西，中坛之南，龙首之原”，墓志虽使用燕年号但以“国城”代称长安，无疑表示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

韩进峤墓志，757年8月26日葬于长安，可知葬于安燕统治区域。

首题为“大燕故右威卫翊府中郎将韩府君墓志铭并序”，据志文所载其圣武二年八月廿六日葬于“京城南原”。

墓志首题国号为“大燕”，卒年为圣武年号，符合燕政权下的志文书写，但以“京城”代称长安，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的书写习惯。

或者安燕在名称上将政治中心东移的影响范围没有到达长安。

考王玼墓志、韩进峤墓志的墓主、家庭成员及撰者均没有参与燕政权。

因此对安燕地方建置的改称不敏感，习惯性沿用唐称，以长安为京城。

这种习惯以长安为京城的书写或可说明唐在安燕地区的权威性。

同样是安燕统治区域的赵怀琎墓志，则在行文中完全呈现亲唐色彩，志文载其天宝十五载三月四日卒于“西都静恭之私第”，以“西都”代称长安。

冯和璧墓志，760年5月13日卒于长安，可知墓主葬于唐统治区域，首题使用唐国号，志文中“皇朝”代称唐。

志文载“泉献岁，黄钟月，旬有七日暝于京城礼泉里私第”，可知以“京城”代称长安。

同样是墓主葬于唐统治区域的李镐墓志，志文中称长安为“京畿”。

南皓墓志载墓主“遇逆贼禄山侵夺京邑”，即以“京邑”代称长安。

李昊墓志、清河崔君墓志称洛阳为东京，曹怀直墓志759年11月21日葬。

载“至德初，扈从归中京，纪叙勋效，授云麾将军”即以“中京”称长安。

刘感义墓志，761年9月21日葬，载墓志撰者为“中京国子监广文馆进士周渐”，亦以“中京”称长安。

二、墓志书写的改变

安史时期“中京”之称在至德二载到上元二年之间行用，曹怀直、刘感义墓志的葬年在这期间，这两方墓志书写随唐廷改称而变化。

回纥琼墓志载“堂弟可汗兵雄勇壮。

收两都之捷，功成未受，旋至上京”。

即以“上京”代长安。

按《新唐书?地理志》载“上都，初曰京城，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载曰中京，上元二年复曰西京，肃宗元年曰上都。

”

可知唐代对长安的官方称谓没有“上京”之称，回纥琼墓志书写是在突显长安的独特地位。

唐对洛阳的官方称呼以时间顺序为新都、洛阳宫、洛州、东都、神都、东京，没有“中都”一说。

在诏令中出现过两处“中都”的用法。

《令州县举智勇诏》载“其两京中都，及天下诸州，官人百姓，有智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两京与中都并列而称，显然中都不是指洛阳。

元和五年《停河南水陆运使等勅》载“今陕洛漕引悉归中都，而尹守职名尚仍旧贯，又诸道都团练使足修武备以靖一方，而别置军额，因加吏禄，亦既虚设，颇为浮费。

思去烦以循本期，省事以便人。

其河南水陆转运、陕府转运等使额并宜停。

”

结合上下文，停河南陕府部分漕运转给中都，显然中都也非洛阳。

实际上这两个诏令所指中都应该为蒲州，唐廷分别于开元九年、宝应元年置蒲州为中都，虽然之后罢免，也确实行用过一段时间。

据《唐代墓志汇编》载武德至天宝之间的墓志中，以中都代称洛阳的情况仅有1例，即武周时期神龙元年葬的李弘礼墓志。

首题为“大周赵郡上轻车都尉故李府君墓志铭并序”，志文所载“故李府君者，讳弘礼，望出赵郡，所居中都，洛阳人也”。

志文以大周为国号，以中都为洛阳，而正史记载中没有武周以洛阳为中都的诏令，李弘礼墓志的“中都”应是在武周政治中心东移后民间自发的书写。

《安禄山事迹》载圣武元年正月安禄山“以范阳为东都”，可知安燕不以唐洛阳为东都，而以其根据地范阳为东都。

虽未有正式的诏令记载，但考陈希乔墓志、阿史那明义之墓志，安燕很可能是以范阳为东都，以洛阳为中都，以长安为西都的。

安燕的陪都设置没有涉及官员品级和陪都所辖州县数量的变化，仅仅是在名称上改动，较之唐天宝时期以京师为西京，东都为东京，北都为北京。

蒲州为中都，可以看出安燕将地理中心东移，即以地理名称的改名将统治基础东移。

有理由相信，燕和武周都将自身统治基础东移，强调洛阳在统治区域的中心地位，并反映在墓志书写中。

在唐收复两京后的第三个月，至德二载十二月肃宗诏令以蜀郡为南京，凤翔府为西京，西京改为中京，仍以洛阳为东京。

一方面将肃宗行在凤翔和玄宗行在蜀郡的地位提升，一方面以长安为中京强调长安政治地理中心的地位。

在上元元年九月又“以荆州为南都，州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

其蜀郡先为南京，宜复为蜀郡”，诏令将玄宗行在的独特地位取消，这是肃宗维护自身权威削弱玄宗正统性的举措之一。

张达志认为此时以荆州为南都是为提防永王残余势力并借此合理的取消成都的“南京”地位以压制玄宗。

随后肃宗“停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号”，宝应元年建卯月（二月）“复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

以京兆为上都，而非以方位区别，突出了长安的独特地位，与武周时期以洛阳为神都突出洛阳地位是一样的，自此长安的地位始终在洛阳之上。

天宝时期以长安为西京，蒲州为中都，洛阳为东京，而安燕时期以洛阳为中都，范阳为东都，可知燕统治者认识到安燕的统治基础在河北道，对关内道及以西地域无法有效控制。

从安燕陪都名称可见，相较于唐天宝时期，安燕统治区域的地理中心东移。

至德初唐廷以长安为中京，凤翔府为西京，洛阳复为东京，宝应元年以长安为上都，其他不变，即以长安为唐统治区域的中心，较于安燕和天宝时期的陪都名称。

肃宗将统治区域的地理中心西移，长安在地理和政治上都成为唐中心，这是唐廷意识到安史之乱后对河北地区仅能羁縻，遂将地理中心西移的结果。

从唐、燕对“京”“都”设置可见其权威普及的区域，在燕统治区域，即使墓志呈现亲燕书写，但撰者潜意识仍以长安为京城、国城、京师。

如王玼、韩进峤墓志、长孙夫人阴堂文，这种习惯性以长安为一国首都的书写足以说明唐在安燕地区的权威性。

三、唐与燕行政区划名称的演变

府、州、郡都是唐代的统县行政区，有唐一代进行多次的名称改动，原因各异。

安史之乱期间，唐、燕双方都进行了名称改动，史籍记载不一，现将其进行辨析。

燕政权对统县行政区名称的更改正史所载顺天元年四月，史思明以州为郡。

可知史燕对统县行政区进行改称。

对于安禄山是否对行政区进行改称。

郭声波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认为安禄山在所占地区实行改郡为州的政策。

即将安燕统治区域统县行政区改郡为州，改郡太守为州刺史，但其论述较为简略，也没有说明安庆绪、史朝义时期是否存在改称。

现进行辨析。

实际上史籍中对燕官职称呼十分混乱，以张忠志为例。

《资治通鉴》载至德元载十二月：“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

至德二载二月载安庆绪以“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兼团练使，镇井陉口”，则根据《通鉴》可知张忠志在安禄山时期镇守常山。

在安庆绪时期为常山太守，《新唐书?李宝臣传》载其“事安庆绪为恒州刺史”，据《新唐书》张忠志在安庆绪时期任恒州刺史，则与《资治通鉴》记载不一样。

《旧唐书?李宝臣传》载“安庆绪伪署为恒州刺史。

九节度之师围庆绪于相州，忠志惧，献章归国，肃宗因授恒州刺史。

及史思明复渡河，伪授忠志工部尚书、恒州刺史、恒赵节度使，统众三万守常山”。

《旧唐书?代宗纪》载“丁酉，伪恒州节度使张忠志以赵、定、深、恒、易五州归顺，以忠志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充成德军节度使，赐姓名曰李宝臣”。

则根据《旧传》的记载，张忠志在安庆绪时期为恒州刺史，史思明降唐后，免去张忠志恒州刺史的职务，在史思明降唐至九节度围安庆绪这段时间，张忠志恢复了恒州的兵权。

在九节度围安庆绪后降唐，任唐廷的恒州刺史，在史思明渡河帮助安庆绪后任史思明的恒州刺史。

在史朝义时期为恒州节度使，宝应元年末降唐又为唐恒州刺史，即张忠志的职位一直是恒州刺史没有变过。

《新唐书?史朝义传》载“伪恒州刺史张忠志、赵州刺史卢俶、定州刺史程元胜、徐州刺史刘如伶、相州节度使薛嵩及怀仙、承嗣等皆举其地以归”。

《新唐书》记载张忠志在史朝义时期为恒州刺史。

但《通鉴》和《新唐书》明确记载史思明于顺天元年四月改州为郡，张忠志在史燕。

至少在史思明时期应该为郡太守，显然《旧唐书》记载有误。

首先据上文所载张忠志在安庆绪时期的官职。

有两种可能，一：安庆绪沿用安禄山的改郡为州，则《旧唐书》《新唐书》所载恒州刺史成立，《通鉴》至德二载正月。

“庆绪以尹子奇为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旧唐书》载“十一月丁丑，郭子仪收魏州，得伪署刺史萧华于州狱，诏复以华为刺史。

”可证。

二：安庆绪为了与其父相区别改州为郡，则常山太守成立，《通鉴》至德二载十二月，先是，庆绪以张忠志为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还范阳。

以其将薛萼摄恒州刺史，开井陉路，招赵郡太守陆济，降之。

命其子朝义将兵五千人摄冀州刺史，以其将令狐彰为博州刺史。

乌承恩所至宣布诏旨，沧、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

可证。

在《通鉴》此条的表述中安庆绪的委任皆为太守，而史思明将其全部改称。

以州刺史为长官，疑似安庆绪以郡太守为行政长官，史思明得知唐廷至德二载十二月十五日改郡为州的诏书后将安庆绪的官职改为州刺史。

《新唐书?史思明传》载“假薛粤以恒州刺史，招赵州刺史济使降。

”大致可证。

张忠志官职在史燕时期的称法：史思明时期，《新唐书》《通鉴》记载史思明顺天元年四月，“改范阳为燕京，诸州为郡”。

结语

《通鉴》载“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阳，命诸郡太守各将兵三千从己向河南”可证。

史朝义时期，《旧唐书?田承嗣传》载“史朝义再陷洛阳，承嗣为前导，伪授魏州刺史。

”则似乎史朝义时期的官职为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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