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朝鲜被日本人“炮舰外交”轰开国门后，以朝鲜王妃闵妃为核心的外戚集团一改锁国政策，开始“开化自强”，效仿清朝“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对内按照清朝总理衙门模式设立统理机务衙门，对外分别派使团到中国和日本访问学习，并创立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聘请日本人充任教官。

闵妃集团的亲日措施引发大院君为首的守旧势力和广大人民的不满。

闵妃（明成皇后）

1882年（清光绪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7月19日，主管俸禄的宣惠厅决定给久欠军饷的武卫营和壮御营发放1个月军饷，由于米中掺入砂糠等物，不堪食用。

大批愤怒和饥饿的士兵冲入宣惠厅的仓库都捧所，砸毁仓库，夺取粮食，殴打管库官吏，史称“都捧所事件”，该事件导致四名士兵被抓，并传出会被斩首的流言。

7月23日，由于拖欠军饷及新旧军队之间的矛盾激化，旧式军队发动暴动，随后大量汉城市民参与进来，史称“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最初的目的只是想通过示威和请愿的方式营救因闹粮饷被捕的士兵，在陈情上诉的过程中，由于群情激愤，哗变士兵直接砸了宣惠厅堂上闵谦镐的府邸，导致事态扩大化，再加上蛰居的兴宣大院君协助密计下，士兵从无组织、无计划变得组织有序、计划严密，大量手工业者、小商人、城市贫民等汉城普通市民加入兵变，使“兵变”迅速转化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民变”，成为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起义。

当天下午，起义士兵和市民先到东别营，占据武库，夺取武器装备，然后兵分三路展开暴动。

一路袭击捕盗厅和义禁府，释放被关押的金春永、柳卜万等士兵和其他犯人，其中有著名的儒生白乐宽，白乐宽因上疏反对开放政策而被闵妃集团逮捕。

随后，又顺路捣毁闵台镐、闵泳翊等外戚权贵以及与日本人有交往的人士的府邸，高呼着“杀光闵氏”的口号，沿线闵妃经常活动的场所均被付之一炬。

一路袭击朝鲜新军别技军军营所在地下都监，刚好赶上别技军放假，400名别技军大部分回家了，只有20余名别技军士兵和新军教官堀本礼造等负责人，哗变士兵和附近民众很快击破别技军，杀死营官丁龙燮，砸毁洋枪，堀本礼造趁乱逃跑，起义士兵和市民一路追赶，最终被汉城市民孙顺吉、孔致元以及下都监的杂役尹顺龙打死。

一路占领京畿监营，扼制朝鲜政府的有生力量，接着与暴动民众一起攻打日本公使馆，“声言将尽屠倭人”，日本公使馆要求朝鲜政府派兵保护未果，起义士兵和市民与日本人激战至深夜，焚毁公使馆周围民房，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被迫烧毁公使馆，与使馆人员28人击毙不少围攻的朝鲜军民后冲出一条血路，逃到仁川避难，并于7月26日乘小船出海逃走，后搭乘英国测量船“飞鱼”号逃回日本，兵变过程中共有13名日本人被杀死。

乘船逃跑的日本公使

朝鲜政府对兵变未引起足够重视，把兵变当作一般变乱处理，让武卫大将李景夏出面，晓谕解散，被起义军民轰走。

后派出兵力前往镇压，结果全部倒戈，使闵妃集团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汉城军队和政权机构全部瘫痪。

7月24日早晨，三路起义士兵和市民汇合后冒雨向汉城王宫进发，准备一举推翻闵妃集团的统治，途中杀掉前领议政兴寅君李最应（大院君胞兄）和吏曹参判闵昌植。

起义军民从敦化门攻进王宫昌德宫，打死金辅铉、闵谦镐等大批闵妃集团官吏。

闵妃在混乱中化装成宫女，在武艺别监洪在羲（后改名洪启薰）的保护下逃离王宫。

朝鲜高宗李熙惊慌失措之机，急召大院君入宫随侍，宣布归政于大院君，大院君在起义士兵和市民的拥护下第二次掌权摄政，闵妃集团垮台。

大院君

兴宣大院君执政后，全面废除闵妃集团所实行的开放措施，罢斥闵妃集团余党，启用亲信和保守势力，宣布恢复五营军和三军府，废除别技军，裁撤统理机务衙门等，把京城附近郡邑的粮米运往京城，作为军士的俸米及民众粮食，平息兵变。

7月25日夜晚，民间谣传闵泳翊等逃亡在外的闵妃集团残余势力纠合褓负商（由“褓商”和“负商”组成，“褓商”指贩卖装饰品等工艺品的行商，“负商”指贩卖生活日用品的行商）数万人，准备进京洗城。

，安抚汉城百姓，宣布关闭城门，开放武库，士兵和市民又一次武装起来，展开对闵妃集团的新一轮清洗。

壬午兵变本是一场朝鲜新旧势力矛盾激化引发的内乱，但因为其中的排日风潮导致事态复杂化。

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后，在报告书中主张武力解决，日本统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也认为进军朝鲜的时机已至，要求利用这次事件侵略朝鲜。

但考虑到朝鲜作为中国属邦的地位以及夹在中日俄三大国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日本羽翼未丰，不敢轻举妄动。

在明治天皇的裁决下，决定先派花房义质率领军队前往朝鲜接触大院君政权，胁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否则便发动对朝战争。

在日本人蠢蠢欲动之际，中国清朝也从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到朝鲜兵变及日本企图出兵干预的消息。

中国清王朝经过洋务运动后实力有所增强，也有心控制经营藩属国朝鲜来牵制日本的势力，因此筹备出兵朝鲜干预。

8月5日，水师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之命乘坐威远、超勇、扬威3艘军舰前往朝鲜“观变”，了解朝鲜兵变前后的局势。

同时，张树声奏请清廷出兵朝鲜，抗衡日本，并镇压乱党。

8月7日，清政府批准出兵计划。

新式清军

8月12日，花房义质会同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领的1500名士兵抵达朝鲜仁川港（济物浦），准备向朝鲜问罪，中国虽然积极应对，但是在出兵方面，日本反而一度占据先机。

8月16日，在闻知中国即将出兵朝鲜，为避免中国干涉，尽快达成协议，花房义质率一个大队约1500名日军朝汉城靠近，准备强行进城与朝鲜政府谈判，并于19日入城。

8月17日，淮军6营约3000大军由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于8月20日抵达朝鲜，随军人员中有张謇、袁世凯等后来中国的风云人物。

由于清军不想与日本人发生冲突（避免与日军冲突是在朝清军的基本方针），在仁川西面120里处的南阳府马山浦登陆后按兵不动。

8月20日，花房义质在昌德宫谒见国王高宗和大院君，并与负责接待的朝鲜领议政洪淳穆、礼曹判书李会正等人谈判。

日本提出七项条款，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徒、对日本遇害人员和各种损失给予赔偿、增开通商口岸和允许日本驻军朝鲜等，并威胁朝鲜政府以3天为限答复。

朝鲜谈判人员借口为闵妃办理国葬而一再拖延，排外的大院君也为日本人的无礼和刻毒所激怒，暗中准备动员全国兵力击退日军。

8月21日，大院君派人急驰清军驻地南阳湾马山浦，请求清军前往调停，并附上日本“要求函件”和朝日双方谈判内容的抄件，马建忠率领200名清兵以“调停”为名赶赴汉城。

8月23日上午，花房义质对朝鲜方面的拖延战术非常不满，率日军撤出汉城，回到济物浦，以示谈判破裂，朝日双方在汉城、济物浦一线对峙，局势空前紧张。

当日傍晚，在确认日军撤离汉城后，马建忠率清军进入汉城，大院君与其长子李载冕前来迎接马建忠于南别宫，双方交谈甚欢。

但马建忠到汉城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朝鲜居间调停，而是要平定兵变，即推翻大院君政权。

同日，慈禧太后下令，正式批捕大院君。

8月24和25日，马建忠往来于汉城与济物浦之间，两度与花房义质会晤，达成推翻大院君的默契。

同时，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统领的大部队抵达汉城，驻军于城外南坛，8月25日吴长庆和丁汝昌入南别宫与马建忠密议逮捕大院君事宜，吴长庆主张先解决对日交涉问题再逮捕大院君，马建忠指出大院君是对日交涉的障碍，最终决定马上逮捕大院君。

8月26日，大院君应邀回访清军大营，吴长庆、马建忠等与大院君笔谈，暗中控制住大院君的仆从，随即逮捕大院君，星夜送往马山浦，乘“登瀛洲”军舰发向天津，大院君在天津受到清政府审问后被软禁在直隶保定府，直到1885年获释返回朝鲜。

大院君被逮捕后，清军当晚控制汉城四大门和王宫内外，维持城内治安，次日发布告示，安抚民心。

清军以近乎绑架的方式急忙逮捕大院君，实际上也是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争取和平的结局。

8月28日，清军扣押大院君长子李载冕，同日夜，清军得到朝鲜国王请求镇压“乱党”的手书。

8月29日，吴长庆、袁世凯等人率清军攻打汉城东郊的往十里、梨泰院（旧式军人及眷属聚居地），抓获170余名参与兵变的士兵，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

此后，大院君派系的官员和儒生被先后赐死或问斩。

带头围攻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人的汉城市民在慕华馆前被斩首。

9月12日，外逃的闵妃回到汉城，壬午兵变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

8月30日，朝鲜和日本订立《济物浦条约》，日本提出的包括驻军权等要求得到满足，加大对朝鲜的侵略。

济物浦条约

10月，清朝和朝鲜在天津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获得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等一系列特权，并在朝鲜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清租界，使朝鲜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附属国。

壬午兵变也为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清朝和日本因为在朝鲜京城均有驻军，从1882年到1894年，清朝和日本在朝鲜明争暗斗，日趋激烈，直至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为止。

图片均来自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

标签：朝鲜大院日本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