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庆云

我三天前写文章对比《人民的名义》和《我不是潘金莲》，分析为何前者赢得口碑而后者票房口碑双双丧失。

不期引起读者们的强烈反响，阅读数字已经超过百万。

还是那句话，不是《人民的名义》多好，只是在题材奇缺造成的唯一性上让大家眼前一亮罢了。

不少读者朋友留言说这部电视剧唯一想让人快进的地方，就是郑西坡、郑胜利父子的戏份，认为这是电视剧编剧有意拖沓剧情的地方。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相反，我觉得，作为一部小说和影视作品存在的《人民的名义》，它最终能够而且应该被文学艺术历史记住以下，全靠郑西坡父子的戏份了。

从纯正的炫技剧来考虑，该戏不过是一部检察院和贪官之间的斗智斗勇，与007办案也没太多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人民的名义》毕竟是一部电视剧，斗嘴絮叨的地方比较多，贪官和反贪人员之间以文斗为主。

若是拍成电影的话，从票房角度考虑，不过是将武戏升级一下，追车更刺激一下，打斗更硬朗一些罢了。

再神乎其神一点，不过是办案人员不仅精神层次牛炸天了，而且武艺超群国产007罢了。

但这类戏，价值十分有限。

如果《人民的名义》只是官僚之间的斗智斗勇，看着可能办案节奏加快，故事情节也飞起来了，可文艺作品的底气没有了。

英美不少的反贪戏，都是这类正反两面的加速冲突，大快人心，可总让人觉得缺那么些人间烟火气。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还是比较聪明的，它塑造了一个郑西坡和一个郑胜利的百姓形象。

郑西坡父子，承担的，就是让整部戏，像是在人民中间，让整个的内容接地气，有人间烟火味道。

我们不妨分别看看郑西坡父子二人。

他们俩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人民群众。

郑西坡开始的时候是大风厂的工会主席，看着是个“主席”，实际上没什么权利，只能靠写写诗歌搞一个当代杜甫的气质。

不过，为何是当代杜甫，而不是李白呢？知识点就来了啊。

李白的诗歌，还是个人主义的，尤其喜欢个人英雄主义，都是我怎么怎么爽，怎么怎么牛炸天。

杜甫早期也是李白这个路数的，四十岁之前。

俩人还一起喝过花酒睡过姑娘。

但四十岁之后的杜甫有个文风上的转变，开始忧国忧民，尤其为老百姓说话了。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郑西坡也是四十岁之后的杜甫。

他出身底层，媳妇靠卖早点为生，被城管各种追，最后出了车祸，离开人世。

这本便是人民群众中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这种戏份，太容易引起大家的情感认同了。

更为可敬的，是郑西坡身上真的带着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气质。

当老大风厂倒逼之后，他本可以拿着退休金颐养天年，却非得出来重新组建新厂，是为了什么呢？

父子冲突的时候，郑西坡说出了肺腑之言。

他不能眼见着下岗的老弱病残们像自己的媳妇那样，去卖早点，去满大街被城管追。

整部电视剧的精神层次，都是郑西坡给提升起来的。

当那些主角们说着高大上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进入内心深处。

可人民群众出身的郑西坡说大家要互相帮助，要把新厂干起来，这才是真的伟大的人民的力量。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谁也不能否认，正是像郑西坡这样的人民群众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郑西坡更像是一个生活味道很浓的“人民的名义”的精神底色。

如果没有郑西坡，《人民的名义》不过是一个离老百姓很远的炫技戏罢了。

可正是因为郑西坡的存在，让大家看到的是一种把国家建设好的底层决心与斗志。

这种斗志，看似是郑西坡这样的温和谦让小聪明的人，可正是这类人，携带着巨大的前进的力量。

乃至于郑西坡的儿子郑胜利，也是生活气息浓厚。

他实则代表着新一代的老百姓的生活态度，我不想要什么集体主义，我只想过稳我自己的生活，我有小聪明，但我也会把这个小聪明用在关键的地方，比如，营救自家父亲。

郑胜利的戏这么看过来，我并不觉得他是反面角色，是啃老族。

相反，两代人之间看似有走向上的冲突，对集体主义和奉献主义有价值观上的分歧，但殊途同归，郑胜利身上也有一种老百姓要把日子过好的干劲儿。

有这种干劲儿，便不是什么啃老。

作为《人民的名义》中唯一的人民群众，我觉得，他们父子，是弥足珍贵的，甚至于可以说，为这部戏保留了最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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