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内地居民投资移民人数持续增加，而伴。随这股移民潮，一些官员与商人非法转移资产出境并外逃不归的现象，引人注意。

　　目前，有媒体通过梳理近十年来50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外逃”的样本，试图画出一份贪官外逃“路线图”，其目的当然不是为贪官外逃做指南，而是希望提醒有关部门如何预防和追逃，以及回应公众的疑惑。

　　三种方式出逃

　　通过梳理50名贪官外逃的案例，也大致得出贪官们外逃的路线图，这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准备、出逃和隐居。

　　贪官一旦准备外逃，基本上都已经有着相当充裕的钱款。据不完全统计的数据，外逃人员携带赃款，基本上都是超过千万元。(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的书中透露：“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8年以来，人民法院审判贪污贿赂犯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下的案件约占80％；而外逃贪官平均涉案金额近5000万美元。”)而向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过渡，投资移民的门槛通常都需要资产千万以上。

　　根据已曝光的案例，贪官们通常会选择三种方式出逃，一类是蓄谋较久，先将妻子、子女送出国外，然后再将财产慢慢转移，随后自己也辞职离境，并不引人注目。此类外逃的准备期一般耗时1至3年。

　　第二类是在腐败行为被发现后仓促出走，或是隐匿民间伺机出境，他们虽然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但是在长期腐败的过程中已经为自己留下了后路，通常会为自己办假护照和假身份证以防不测。

　　第三类是利用出国学习或考察的机会不辞而别，有些人不惜抛下妻子、子女。此类外逃准备期一般在3个月至1年。

　　而这三者的准备工作也并非一蹴而就，虽然对于普通人而言，非法出境更多是采取偷渡方式，比如通过蛇头组织，躲在客轮暗层或者改造的集装箱里。

　　但是这种过程通常相当具有风险性，不仅是容易被查获，而且这一过程的人身风险系数高。在已经曝光的外逃案件中，相对较少。一位沿海省市的边检系统人士也告诉记者，他们查获的偷渡客，或是被遣返的都是普通劳工，出去是为了打黑工。

　　所以，相较而言，化名出境则是不少贪官的上佳选择。比较典型的就是有多张护照，因为根据当前我国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公、因私护照证件管理规定，通常处级以上干部的因公因私护照都会上缴统一管理。

　　不过，也有高官通过各种手段，利用身份证和护照管理的漏洞，通过伪造身份证，然后申领真实的护照，继而获得真实的签证。比如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的外逃贪官杨秀珠携全家出境时，所用证件都是真名护照。

　　出逃七步曲

　　每一个贪官的出逃除了那种东窗事发后，临时决定的以外，都会经过一年左右的准备。大概的出逃步骤包括：转移资产――家属先行一准备护照――猛捞一笔――辞职、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

　　在这其中，护照的准备显得尤为重要，这决定了是否能跨出中国大门，顺利进入藏匿国。与那些偷渡客和犯罪分子伪造护照不同，这些普遍用的都是真护照。他们有的人拥有多本护照，并改名换姓，但是即使是这些护照，很多也都是由公安机关颁发的。

　　江西省原副省长在案发时，办案人员搜出贴有照片的假身份证两个，化名高峰和胡诚，护照两本，化名陈凤齐和高峰。交待，其假身份证是南昌市某派出所副所长给办的，也给她和子女办了假身份证和因私出国护照。反腐专家分析说，利用手中的权势、金钱或其他手段，他们可以将“假的真护照”顺利拿到手。另外，还有些稍稍用点心机，曲线办护照，这样的话，他们一旦逃到国外，不但在海关查不到记录，还可以堂而皇之地易名而居。

　　事实上，为有意出逃的犯罪分子，当然也包括出逃办理护照，目前已经成为国内一些公安机关牟利的重要渠道。2004年年末，吉林省辽源市查出公安局有关职能部门涉嫌为他人办理、提供假护照案件，包括辽源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在内的多名民警被列入调查之列。而此前，湖南等地也出过数起公安机关倒卖护照的案件。

　　目的地国倾向北美

　　哈尔滨中行河松街支行的行长高山。这位据传携6亿储蓄款项出逃加拿大的行长，先将家人转移到国外，继而在敛足钱财后，自己也步家人后尘，最后完成出逃的过程。

　　据《中国追捕外逃纪实》一书作者、检察机关的随案采访作家李广森发现，早前携款潜逃的，惟一的目的是“不被抓”，他们有些是隐姓埋名躲在国内，有的藏在深山老林自生自灭，有的甚至躲进煤矿做了矿工，此外很大一部分就近偷逃出境到了泰国、缅甸。

　　但现在的贪官，则把目光转向了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他们希望能用自己聚敛的财富在那里过上天堂般的生活。”

　　贪官们选择逃往目的地的另外一个标准是，必须是没有和中国签订引渡条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欣介绍说：“目前，与我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只有十来个国家，其中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一些被外逃视为避难‘天堂’的国家，大都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

　　移家在这些国家中又会成为首选，因为移家在到达后，可以通过金钱和一些政治上的避难要求等手段，获得合法身份，而像许多欧洲国家不是移家，相比之下，中国的就较少选择这些地方为落脚点。

　　据了解，目前在美国、澳大利亚等中国喜欢的国家，已经有华人专门开公司为提供“一条龙”服务。他们利用当地法律中的漏洞，和所在国的律师进行合作，他们办理从购买房产，到洗钱，再到取得合法身份等全套服务，不过收费也相当高昂。据知情人士透露，许多律师只要一接受案子，就要先收5000美元，此后收取的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厅局级成为出逃主力

　　在外逃人员构成上，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资料显示，中国外逃的4000多名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有87.5％，其他部门约占12.5％。

　　中国贪官外逃潮是在近几年来才引人注目的。湖南大学兼职教授王明高认为，2000年是贪官外逃的一个分水岭，“贪官出逃的数量明显增多。”这一年，原江西省副省长被判处死刑，这对贪官们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贪官畏罪外逃的风潮，与中国加大整肃吏治的力度同时而起。

　　国家检察官学院周其华教授总结外逃贪官的特点，“年龄太多集中在45～50岁左右，多以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为主，他们不但拥有相当的权力――管钱管物管人，同时还有一定的涉外交往经验，因此具备运作和策划出逃的能力。”

　　周其华还谈到，外逃官员大多具备两个以上的职务，其腐败的行为往往发生在兼职范围内，“正职摆在明处，而兼职则不被组织掌握，行政官员兼任经济职务尤其要注意。”

　　一项统计数据也显示，国有企业是贪官外逃的重灾区。2001年被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120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70％为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财会人员。

　　王明高则分析说，目前出逃的官员多以厅局级为主，“因为他们手中掌控了大量的资源，并且有时间积累一定的腐败资本。级别太低则难以达到出逃所需的成本，太高又会惹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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