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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水调歌头 福州水调歌头篇1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3-10-29 14:52:25 分类:科学 浏览:81


  福州水调歌头篇1

  中秋佳节来到之际,我想了很多:想起了今年欢度中秋节将会怎样的快乐,妈妈又会做什么好吃的,嘿嘿!那甜美呀!我还想那些得了奥运冠军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又会是怎样的快乐……

  啊!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汶川地震灾区的小朋友,那些失去亲人的小朋友们,他们又跟谁去团聚?想着,想着,我的眼眶湿润了,继而又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

  妈妈走过来,看见我湿润的眼眶,明白了一切,忙安慰我:“虽然他们失去了亲人,但是我们都有爱心,全世界人民都是他们的亲人啊!”

  于是,我赶紧折了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小帆船,在每条船的船帆上写着:“坚强呀,小朋友们,我们都是你们的亲人!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你们的亲人!”然后在每条小船里放上一块最甜最美的月饼,把它们放入河里,河面顿时波纹荡漾,成群结队的鱼儿不约而同地游到岸边,欢送着吉庆的帆船,帆船顺着丰收的秋风,俯着明亮的月光,伴着美丽的嫦娥,载着我们最深切的祝福,缓缓地向汶川飘去,我默默祈祷着,-去吧,平安的去吧,汶川需要你们,汶川的小朋友们更需要你们!看着那船儿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我眼中,我激动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2008个月饼,2008句祝福,祝全世界人民中秋佳节合家欢乐,永远幸福,在这特别日子里,我会非常的快乐,因为我知道:有爱心,就会有欢乐。

  福州水调歌头篇2

  关键词: 张协状元 南戏 曲牌 永昆

  一、《张协状元》与永嘉昆曲的形成发展

  南戏《张协状元》作者何人,何时所作,现有史料均没有记录,仅知其为南宋温州九山书会编撰。庄一拂先生认为“其大致为南宋中叶前作品”。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认为是戏文初期作品,产生在《宦门子弟错立身》之前。据钱南扬先生考证,《张协状元》产生的时间下限应为1234-1279之前。笔者通过查证发现,《张协状元》中运用了两次【赚】和一次【蛮牌令】曲牌(见《张协状元》第十四出,第二十出及第四十六出)②。据《都城纪胜》可知【赚】的产生年代为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年~1162年)。曲牌【蛮牌令】应是宣和末(公元1125年)流入杭州。因此,《张协状元》的创作时间上限应为【赚】产生之后,即绍兴之后(公元1131年-公元1162年)。

  “永嘉昆曲”简称“永昆”,是昆曲在浙江东南一带的余脉,也是流行在浙江东南沿海地区的四大剧种(高腔、昆腔、乱弹、和调)之一,与南戏前身“永嘉杂剧”有着密切关系。传演地域以温州、瑞安、平阳等地为中心四向蔓延,北至温岭、台州,西至丽水、松阳,南至福建省的福鼎、霞浦一带。永昆与苏昆相比,表演艺术古朴、自然、明快、讲究生活真实,丑角道白多用温州方言。

  永嘉昆剧团建立于1951年,原称温州巨轮昆剧团,1957年划归永嘉县管辖,更名永嘉昆剧团。它曾拥有一批卓越的表演艺术家和经典曲目而风靡一时,有“南昆北昆,不如永昆”之赞。但“文革”期间,永嘉昆剧团被迫解散。1999年,为了振兴昆曲,地方政府又恢复成立永嘉昆曲传习所;2005年6月正式恢复建立永嘉昆剧团。

  二、永嘉昆曲的艺术特色

  1.表演形式独具特色

  永昆的行当分生、旦、净、丑、末,其表演形式比较接近南戏早期的淳朴风格。重要角色出场,采用先唱后白形式,通常先唱引子(自报家门),也叫“定场白”。结束时通例由角色演唱尾声、念诵下场诗。“帮唱”是永昆继承和发展南戏早期的“后台帮腔”传统。它以“急曲”居多,而且是一曲循环迭用,“字情多腔情少”,具有很浓的宋元杂剧的韵味。其曲调曲牌多为来自古时乡村的“村坊小曲”和城镇的“里巷歌谣”,曲牌也多用物名、地名,具有鲜明的民间地域色彩,唱词、字数、四声、平仄较为自由,非常口语化,听来犹如顺口可歌的“随心令”,所以后世又称永昆为流落浙江、福建一带的“草昆”。永昆有着与苏昆“水磨调”唱法、腔形、旋律结构、音乐风格所不同的形态,让人既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同时又有一种古风扑面来的兴奋与感动,形成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浓郁的地域风情和剧种特色的表演艺术。

  2.音乐质朴自然

  永昆音乐是五声性的,曲子由引子、过曲、尾声组成,是从“倚声度曲”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演变后形成一个十分严密的宫调体系。其声腔以南曲为主,包括一部分北曲曲牌,属于曲牌体。在曲牌的运用上比苏昆自由,只有宫调的笛色相合,可自由选用不受限制,尤其是一些南北合套的犯宫、犯调的使用更是灵活多变,甚至可以超越原有曲牌的基本腔格。套曲通常不限制在一个宫调上,更不受传统的宫调联套规律的限制,在唱腔间,时常出现中间转调,甚至在同一支曲牌两人对唱时,也会在中间突然转调。永昆曲牌的可变性使它在音乐上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灵活性。这或许是温州南戏那种“不叶宫调”的延伸,具有原始质朴的自然风味。

  3.唱腔韵白独具一格

  永昆的韵白既不遵循昆山正宗,也不是嘉兴的“兴工”,更不是北昆的“中州韵”,而是独树一帜的“温州韵”。它的特点是在咬字发音上依照中州韵,而在语言的四声清浊上却又采用温州方言的固有声调。永昆不讲究上口、吐字与行腔规律,小生用阴阳嗓结合,原因是永昆多在嘈杂纷乱简陋的庙台演出,没有增板,音乐速度较快。它的唱腔以高亢激越为多,独具特色。

  三、永昆《张协状元》的音乐结构

  1.曲牌使用

  据钱南扬先生《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并参照《永乐大典》第13991卷戏文二七原本,《张协状元》所用的曲牌,除【尾声】、【后衮】、【歇拍】、【终衮】外,共运用159个不同的曲牌。据统计,所有曲牌使用情况整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在不同场次里,不以曲牌联用(又一体)的形式出现2次以上的共有19个曲牌;第二类,在同一场次里,连续运用2次以上的曲牌(包括变体),共计有57个;第三类,只用一次的曲牌共计83个。由此可见,同一曲牌联用在《张协状元》中是非常突出的。

  2.曲牌来源

  由于《张协状元》是戏文初期的作品,其曲牌来源比较复杂,具有将唐宋大曲、唐宋词、唱赚、宋杂剧、诸宫调等杂糅一体的特点。具体如下:

  第一,来源于唐宋大曲。据唐·崔令钦《教坊记》、元·脱脱《宋史·乐志》、今人任半塘《教坊记笺订》等所载大曲曲名,与《张协状元》的曲牌同名者有十个,如【普天乐】、【大圣乐】、【薄媚】、【迎仙客】、【千秋岁】、【乌夜啼】、【红绣鞋】、【菊花新】、【三台令】、【五更转】等。

  第二,来源于词调音乐。据《全唐词选》及《全宋词》所载曲牌,《张协状元》所用曲牌属于唐宋词牌的共有七十个,如:【长相思】、【绕池游】、【红衲袄】、【虞美人】、【金钱子】、【七娘子】、【添字赛红娘】、【女冠子】等。不仅如此,《张协状元》在运用词调音乐的时候,其曲牌体式、句式、格律方面保持着较大的稳定性,如《张协状元》第一场中的首曲【水调歌头】就与词牌基本一致,丝毫没有在入曲的过程中脱离词体格式发生变化。

  第三,来源于诸宫调。诸宫调,北宋时兴起于民间的一种说唱技艺,为孔三传首创。据《梦粱录》记载,其演出形式是说唱相间,以唱为主,每段曲词唱完之后有较短的说白,以便另起宫调接唱下曲。《张协状元》第一出副末报家门时便运用了这种艺术形式:

  生上(白)【水调歌头】——(再白)中吕引【满庭芳】——(末唱)仙吕引【凤时春】——(白)——(唱)双调引【小重山】——(白)——(唱)羽调【浪淘沙】——(白)——(唱)仙吕引【犯思园】——(白)——(唱)商调引【绕池游】——(白)——(唱)南吕引【望江南】——(白)——(唱)大石调引【烛影摇红】。

  第四,来源于唱赚。《张协状元》中有两次运用了【赚】这一曲牌,并且都是作为过曲的形式和其他曲牌联用成套。如第14出:南吕宫·【薄媚令】—【红衫儿】—【赚】—【金莲子】—【醉太平】—【尾声】。很显然,唱赚这一南宋时期非常流行的说唱艺术形式已融入到《张协状元》之中,被其吸收。

  综上,《张协状元》共有159个不同曲牌(包括变体在内共运用了317个曲牌),其中有出处的共计89个,约占全部曲牌的56%,而来源于唐宋词的曲牌几乎就占全部曲牌的一半,共有70个曲牌。这种现象说明了戏文初期,南戏吸收词调音乐的盛况,也证实了徐渭所说南戏是以“宋人词”为基础的,更证实了《张协状元》与唐宋词关系最为密切,是以唐宋流行的词调音乐作为自身戏曲音乐的基石。

  在余下70个没有出处的曲牌中,文献中很少记载。从其曲牌名称来看大部分都是流行于乡村街市的里巷歌谣,如【刮鼓令】、【门黑麻】、【斗双鸡】、【排歌】等;有些是以地名作为曲牌名的,应是流行于当地的民歌,如【福清歌】、【复襄阳】、【福州歌】、【台州歌】等;另外也有一些佛曲和法曲,如【上堂水陆】、【和佛儿】。这些风趣活泼,反映各方风土人情及各种情趣的曲调,给《张协状元》增加了活力与生气,扩大了《张协状元》的群众基础,也奠定了永昆的艺术风格。

  3.音乐结构

  根据《南九宫》、《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曲书的记载,结合永昆改编版《张协状元》的实际曲谱来看,《张协状元》的曲式结构有三种、81套。其中:自由体(单个曲调应用)共有27套,如中吕宫引【满庭芳】,仙吕宫引【风时春】,双调引【小重山】,越调引【浪淘沙】等。引子+过曲式共有29套,如中吕宫【粉蝶儿】(引子)——【千秋岁】(过曲);南吕宫【大圣乐】(引子)——正宫【叨叨令】(过曲,韵同,笛色相通)。笛色相同或相近的若干曲牌(三个或三个以上)组成的缠令、缠达体共25套,如双调:【行香子】——【武陵春】——【犯樱桃花】(同宫);南吕宫:【生查子】——【复襄阳】——【福州歌】。

  据《九宫正始》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考证,《张协状元》中所有曲牌共用了十个宫调:中吕宫、南吕宫、越调、仙吕入双调、商调、黄钟宫、仙吕宫、双调、正宫、大石调。吴梅先生在《顾曲麈谈》中说:“南曲又有所谓仙吕入双调者,所属诸曲颇多,此北曲中所无也。余按名为仙吕入双调,实则亦仙吕宫耳。”因此,仙吕入双调即仙吕宫。故《张协状元》共用九个宫调,其中南吕宫、仙吕宫、越调、中吕宫运用得最多。

  4.伴奏特点

  永昆的主要伴奏乐器是曲笛。与当前流行的十二律笛不同,这是传统昆曲所用的均孔笛,有雌雄两支,六个开口距离均等,演奏时根据笛师的经验和各种气息技巧、吹奏技巧来进行伴奏,素有“一笛伴百曲“之说。其他伴奏乐器还有笙、三弦、二胡、月琴、飘胡(提琴)、琵琶、扬琴、唢呐、支呐儿(海笛)等文堂乐器,和板鼓(单皮)、拍板(三粒)、抱月、大鼓、堂鼓、大锣、小锣等武堂乐器。永昆的打击乐器也还保持着较为古朴的民间锣鼓特色,一整套民间锣鼓往往是由多个曲牌组成轻重缓急的节奏。

  四、永昆《张协状元》在舞台表演上的创新

  一个好戏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思想内涵、艺术品位和个性。没有个性的戏即使能在舞台上炫目一时,也会很快被观众淡忘。类似《张协状元》的负心戏早期南戏中有不少,如《王魁》、《赵贞女》等等。前者演化成昆剧《焚香记》,后者改编成了《琵琶记》,影响巨大。这也给《张协状元》重新改编出了难题:如何在内容与形式上进行创新而不落俗套?

  可喜的是,永昆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不停留在张协负贫女故事的简单演绎上,而借以揭示人性的灰色层面,这是内容的创新。以喜剧形式演绎正剧故事,这是形式的创新。因此,该剧从“新”的意识出发,演变出一些“新”的情节,如张协游街一出,安排人鬼交流,以意识流手法揭示张协的矛盾心态。贫女上京寻夫,原著是张协将她一顿痛打,然后逐出府门。若照此铺排,容易与其他戏相近相似,这会破坏全局的戏剧风格。现在改为庙判、庙鬼作门,游移在张协、贫女之间,让张协、贫女门里门外对话。诸如此类的表演,处处闪现,演员时而是剧中人物,时而游离局外;时而是虚拟的人物和鬼神,时而又成为不同的舞台道具,成为一桌二椅的延伸,使该剧既质朴又现代。

  永昆版《张协状元》在舞台布景、结构上尽量复古,采用了早期南戏乡野演出之风:一面靠墙,观众能从其余三面看到舞台上的演出;舞台中间挂一张幕幔,就区别前后台。幕幔两端可以掀动,演员由此上场和下场。不仅舞台结构简单,而且没有布景,甚至一般连桌椅等道具都不用。在这样的舞台上,剧中规定的环境和情节,主要不是靠舞台装置来反映而是靠表演来体现;不是靠实物道具把观众带入剧情,而是由演员的表演诱导观众进入剧情。这就决定了虚拟成为表演的重要特色,观众可以凭借想象的翅膀,把自己带入一个更高更奇妙的艺术境界。正是想象,使观众对于空舞台上绘声绘色地虚拟表演产生了超寻常的理解和如醉似痴的迷恋。

  永昆版《张协状元》接二连三地获得了中国戏曲学会奖、中国首届昆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奖、第十届文华新剧目奖、鲁迅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不仅证明了产生于宋代的古老南戏依然具有诱人的魅力,更印证了当代改编者和表演者的精湛艺术。

  注释:

  ①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8.

  ②永乐大典.第13991卷戏文二十七.

  参考文献:

  [1]聂付生.浙江戏剧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2]沈沉.永嘉昆曲[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8.

  [3]苍海平.南戏文脉瓯越情怀——从张协状元看永嘉昆剧的艺术特色[J].中国音乐,2007(04).

  [4]俞为民.张协状元与早期南戏的形式特征[J].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3(04).

  [5]胡雪冈.从早期南戏张协状元看南曲组合规律[J].温州:温州师专学报,1985(02).

  [6]滕振国.张协状元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01).

  福州水调歌头篇3

  2 诸子分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称为九流十家(前九家称九流)。儒家的开派大师是孔子,孔子的思想,以《论语》为代表。发扬孔子学说的有两派:一派是子思和孟子,一派是荀子。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著作有《老子》(《道德经》),继承老子哲学的有庄周等。

  3 初中生所学古文涉及的典籍有《论语》《孟子》《庄子》《礼记》《列子》《左传》《战国策》等。语文课程标准推荐初中生学习的古文有《(论语)十二章》《(孟子)三则》《(庄子)一则》《(礼记)一则》《(列子)一则》《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出师表》《桃花源记》《与谢中书书》《三峡》《杂说(四)》《陋室铭》《小石潭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爱莲说》《记承天寺夜游》《送东阳马生序》《湖心亭看雪》《河中石兽》等。

  4 语文课程标准推荐初中生学习的古诗词有《诗经?关雎》《诗经?蒹葭》《十五从军征》《观沧海》《饮酒?结庐在人境》《木兰辞》《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登幽州台歌》《次北固山下》《使至塞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黄鹤楼》《望岳》《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卖炭翁》《钱塘湖春行》《雁门太守行》《赤壁》《泊秦淮》《夜雨寄北》《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渔家傲?秋思》《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登飞来峰》《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游山西村》《南乡子?何处望神州》《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过零丁洋》《天净沙?秋思》《山坡羊?潼关怀古》《己亥杂诗》《满江红?小住京华》。其中不少篇目本部两刊相关栏目赏析过。

  5 律诗讲究平仄和对仗,有五言、七言两种,都是以八句为一首,每两句为一韵。绝句是截取律诗的一半,有五绝、七绝两种。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李白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杜甫则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

  6 词是可以歌唱并和音乐配合的韵文,句法长短参差,不像诗那么整齐。宋词从风格上分,有婉约词派和豪放词派,前者以柳永、李清照等为代表,后者以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

  7 唐宋古文八大家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后世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匹夫而为百世师”。

  8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其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及杂文集多部。这两部小说集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到北伐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面真实的镜子。《朝花夕拾》是鲁迅的散文集,收入他1926年2月至11月创作的10篇散文。这部作品真实、形象地反映了作者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风格明朗,语言朴素、清新。

  9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他的代表作。小说叙述了主人公人力车夫祥子的性格发展,呈现出一个美的灵魂的毁灭过程。老舍能透过笔下人物卑贱的职业、低下的地位和往往显得粗俗的外表,挖掘他们内心的纯正。浓郁的北京韵味的口语美,是《骆驼祥子》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0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福州人(原籍福建长乐)。她以对现实生活表现的深切、感情真挚、风格清新明丽而饮誉文坛。1922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繁星》,由164首小诗组成。冰心一生信奉“爱的哲学”,她认为“有了爱,便有了一切”。在《繁星》里,她不断地唱出爱的赞歌。《春水》是《繁星》的姊妹篇,由182首小诗组成,问世比《繁星》晚三个月。1923年,冰心留学美国,其间以国外的见闻、对往事的回忆和病重时的感触为题材,创作了《寄小读者》通信29封,《往事》(二)10则等。这些作品,闪烁着“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时代光辉,歌颂童心,宣扬母爱,赞美自然。

  福州水调歌头篇4

  籍贯考辨

  在李道纯门人蔡志颐编订《中和集》篇首,题有“都梁清庵莹蟾子李道纯元素撰”;在李道纯亲自撰写的《道德会元·序》落款处,也题有“都梁参学清庵莹蟾子李道纯元素序”。故李道纯为都梁人,并无疑问。

  但史籍中有两处“都梁”:一处为今湖南省邵阳市武冈县,一处为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对于哪一处“都梁”才是李道纯故里,学者们有不同意见。

  先来看以“都梁”指称武冈的史料。据北魏郦道元编《水经注》卷38记载:“旧传后汉伐五溪蛮,蛮保此冈,故曰武冈县,即其称焉。大溪经建兴县南,又经都梁县南……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芳风藻川,兰馨远馥。俗谓兰为都梁,山因以号,县受名焉。”据唐李吉甫编《元和郡县制》卷30记载:武冈“本汉都梁县地,属零陵郡,吴宝鼎元年改为武冈县,因武冈为名”。

  再来看位于盱眙之“都梁”的史料。据《资治通鉴》卷251所附胡三省的音注记载:“都梁城在泗州盱眙县北都梁山。项安世曰:都梁县有小山,山上水极清浅,其山中悉产兰草,绿叶紫茎,俗谓兰为都梁,因以名县。”

  在李道纯籍贯问题上的分歧,自清代就已产生。在清代,武冈所隶宝庆府属湖南省,盱眙所隶凤阳府则先后划归江南省、安徽省。笔者查阅相关方志,并检索《中国方志库》,于同治《武冈州志》、道光《宝庆府志》、光绪《湖南通志》以及乾隆《盱眙县志》、光绪《凤阳府志》、乾隆《江南通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都找到关于李道纯的记载。

  同治《武冈州志》卷40《人物志一》记载:“李道纯,字元素,号清庵,又自号莹蟾子。著《中和集》,门人蔡志颐编次成书。”另外,在该书卷33、35的《艺文志》中,也有关于李道纯及其《中和集》记载。在道光《宝庆府志》卷101《艺文略二》和卷117《先民传下》,都直接谓李道纯为武冈人。在光绪《湖南通志》卷242《方外志》和卷252《艺文志》中,也谓李道纯为武冈人。

  清代乾隆《盱眙县志》卷20、光绪《盱眙县志稿》卷12、光绪《凤阳县志》卷16上、乾隆《江南通志》卷192、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342,也都收有李道纯著述存目。其中,乾隆《江南通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都称李道纯为“临濠”人,“临濠”即凤阳别称。

  岑孝清把李道纯作为盱眙人,根据 “如果李道纯为武冈州人,元代时李氏本人撰写的文章当用‘武冈’而不是‘都梁’……所以,李道纯当为盱眙县人,故《凤阳府志》列其为‘盱眙道士’是符合实际的”。①其实,地名之古称或别称一直是文人雅士所喜用的。在宋元时期,无论是武冈还是盱眙,都不以“都梁”作为本县的官称,但文人仍常常以“都梁”称之。尽管盱眙距离李道纯的主要活动地茅山、金陵、真州都比较近,但考虑到南宋时南方的水陆交通都已非常便利,并不能因此而断定李道纯为盱眙人。

  检索各类史籍中关于“都梁县”的称谓,发现除上述胡三省音注外,几乎全部指代武冈。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洪武元年所封宗室15王中,并列有盱眙王和都梁王,而这里的“都梁”乃指湖南之武冈。可见,在明代,“都梁”一词专指湖南武冈。《正统道藏》编于明代正统年间,其所收录、校订的李道纯著作中 “都梁”一词在当时也许并无歧义。

  武冈云山为道教第六十九福地,道教传统浓厚。据《湖南通志》载:公元212年,秦始皇派卢、侯二生入海求长生不死之药,未得,难以复命,卢与侯谋,隐入武冈云山,与当地谭真人一起修炼。后人称卢、侯、谭为三真,为境内最早修炼道士。据康熙《武冈州志》卷10《方外》,本州人谭紫霄景升真人著有《化书》刻行。谭紫霄即唐末五代著名道教思想家谭峭,《化书》认为世界根源于“虚”,“虚”既是万物本源又是万物归宿。李道纯在著作中多次强调“虚”的境界,与谭峭思想颇为契合。另在《全真集玄秘要》中,李道纯收录了自己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注解。毋庸置疑,濂溪先生“无极而太极”的思想对莹蟾子产生过深刻影响。而这位理学开山鼻祖的家乡道县和重要活动地衡阳,都与武冈同处湘南,气脉相通。

  综上所述,李道纯籍贯,武冈说较盱眙说更可信。清代陈铭珪在《长春道教源流》卷7中也认为:“李道纯,字元素,号清庵,别号莹蟾子,都梁人……都梁,汉零陵郡,晋以后为邵陵郡,今湖南宝庆府武冈州地……盖湖南人而居江南者。”

  活动年谱

  李道纯为宋末元初人,当无疑义。对于他具体出生及羽化时间,《道藏提要》载为1219—1296年,但没有列出根据。学者大多沿此说,但也未作出梳理。

  据弘治《徽州府志》卷10:“(元)赵定庵,名道可。其先辽州人,父木邻赤,宋赐姓名赵旺,授右武大夫,骁卫上将军,福州团练使。道可,其长子也,初名大德,授阁门宣赞舍人,马步军副总管。归元,至正十四年授武德将军金牌……授昭勇大将军管军总管,累遭差调,冒犯风霜,遂成肺疾。麾下老卒李清庵者,素号得道,一夕候安否。因请屏去侍妾,解衣趺坐,腰背相倚,安不得动。达旦而疾瘳矣。道可感动,礼清庵为师。以印绶诰命付其弟大明承袭,乃弃家往建康,创道院居之。”其中,至正十四年(1354)应为至元十四年(1277)之误。作为前宋军将领,赵道可应在宋亡之后才归附元朝。作为赵道可“麾下老卒”,李道纯也许还参加过抗元斗争。由于1286年李道纯即已在金陵(即建康,今之南京)与白朴会面,故以上记载应发生在1277年到1286年之间,是李道纯在史籍中的最早记录。

  李大华认为,能够知道的最早关于李道纯活动经历的时间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即1288年。②然而,著名元曲家白朴(即后文“太素”)在《水调歌头》词中的一段叙述,为我们考察李道纯活动提供了另外思路:“丙戌夏四月八日,夜梦有人以三元秘秋水五言谓予,请三元之义,曰,上中下也。恍惚玩味,可作水调歌头首句,恨秘字之义未详。后从相国史公欢游如平生,俾赋乐章,因道此句,但不知秘字何意。公曰,秘即封也,甫一韵而寤,后三日成之,以识其异。”③晚清况周颐在《蕙风簃小品》中指出:“清庵词《水调歌头》有《赠白兰谷》及《言道》、《言性》各一阙,亦皆以‘三元秘秋水’为起句,太素词乃酬答清庵之作……可知当日商榷文字,过从甚密。太素词作于丙戌至元二十三年。清庵词当亦是时作也。”④至元二十三年为1286年,这应是目前所见李道纯最早的确切活动时间。

  据《清庵莹蟾子语录》序中柴元皋记述,自己为该书作序是至元戊子年(1288)夏季。该语录6卷分别由李道纯6位弟子所编,故此时其已开堂讲经,主要弟子也均已投至门下。

  至元庚寅(1290)孟夏旦日,李道纯为《道德会元》作序。⑤

  李道纯在《中和集》卷4《炼虚歌》序中记载:“辛卯(1291)岁,有全真羽流之金陵中和精舍,尝谈盛德,予深重之。自后三领云翰,观其言辞,有致虚安静之志。于是乎,横空飞剑而访先生,是乃己亥重阳日也。观其行,察其言,足见其深造玄理者也。”⑥这段史料对于研究李道纯与全真道的交往,具有重要价值。从辛卯(1291)至己亥(1299)这8年中,李道纯通过与全真道士接触,与他们建立了深刻的价值认同。正是这样的认同,使他开始以“全真道人”自居。

  至元壬辰年(1292)上元日(正月十五),李道纯于中和庵撰写《死生说》,并赠与损庵蔡志颐等人。⑦四日后,又于中和庵撰写《动静说》,并赠与经闲庵等人。⑧

  大德三年(1299)纯阳诞日(四月十四),李道纯在銮江中和庵撰写《金丹妙诀》。⑨ “銮江”应指真州(明称仪真,即今之江苏仪征)。故《道藏提要》载李道纯卒年为1296年,应有误。

  关于李道纯羽化的时间,有两条史料应引起重视。

  首先是杜道坚为《中和集》所作序:“维杨损庵蔡君志颐,莹蟾子李清庵之门人也,堪破凡尘,笃修仙道,得清庵之残膏剩馥,编次成书,题曰《中和集》,盖取师之静室名也。大德丙午秋,谒余印可,欲寿诸梓,开悟后人。”⑩ “大德丙午”为1306年。文中有“残膏剩馥”之言,说明此时李道纯已羽化。

  另一条是明代隆庆《仪真县志》卷12《祠祀考》:“长生观:在县东十里河北,按《井道泉记略》云:‘我元皇庆间,道流李道纯从刘道远贸地经营,乃作殿二,曰玄元,曰全真,堂庑整肃为一方云水都会,复为通仙庵。’”?“皇庆”指1312—1313年。按此记述,则李道纯此时仍健在。

  福州水调歌头篇5

  这首词具体写作时间不详,从词意看,大约作于中晚年。

  词的一开头,就大力渲染元宵节花灯的热闹景象:满街的灯光,像春风吹开了万树花朵,吹落了满天繁星。“东风夜放花千树”,写得非常精彩,它似乎化用了唐代诗人苏味道和岑参两个人的诗句。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中有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也有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但词人能出以己意,把岑参形容北方雪景的手法用来形容花灯,便比苏味道的诗句显得场面更阔大,颜色更绚丽,因而更富于艺术感染力。“星如雨”,也是以繁星比喻灯多。吴自牧《梦粱录·元宵》:“诸营班院于法不得与夜游,各以竹竿出灯于半空,远睹若飞星。”

  接着是写观灯的人:“宝马雕车香满路。”“宝马雕车”,即骏马彩车,这显然是贵族之家的车驾。又从“香满路”三个字可知,车上坐的当是女眷。这便为下面重点写妇女作了铺垫。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是写彻夜的歌舞盛况。“凤箫”,箫的美称。《尚书·夏书·益稷》“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又《神仙传》卷四载,萧史和弄玉一对善于吹箫的夫妇曾经住在凤台。“玉壶”,玉雕之壶。一说为灯名。《武林旧事》:“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着色便面也。其后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但这里当是以玉壶比喻月亮。唐诗人朱华《海上生明月》:“影开金镜满,轮抱玉壶清。”“光转”是说月亮的转移,时间的流逝,如苏轼《水调歌头》写月光“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并非写月光“普照的意思”。因为“光转”与下面的“一夜”是相承接的。“鱼龙舞”,即鱼龙杂戏。《汉宫典职》:“正旦,天子御阳德殿,作九宾乐,舍利从东来戏于庭,入殿前激水化为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化成黄龙,高八丈出水戏于庭。遂作鱼龙曼衍,黄门吹三匝。”陈子昂《洛阳观应制》:“云凤休征满,鱼龙杂戏来。”宋代夏竦在《奉和御制上夜观灯诗》中也说:“鱼龙漫衍六街呈,金锁通宵启玉京。”

  以上是上片,写正月十五夜“花市灯如昼”的热烈场景,重点是渲染气氛,为下面具体写人之张本。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是写盛妆妇女的群像。《武林旧事》卷二载:“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雪柳、菩提叶、灯、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可知词中的“蛾儿”、“雪柳”,都是妇女在元宵夜所戴饰物。“黄金缕”,这里当是以黄金或彩纸制成的饰物,状如柳枝。如果说以上三种饰物,仅是代指一群盛妆妇女外在形象的话,那么“笑语盈盈暗香去”一句,便惟妙惟肖地写出了她们的声音笑貌来。“盈盈”,媚笑的样子。张泌《浣溪沙》:“慢回娇眼笑笑盈盈。”“暗香”,幽香,这里当是微香的意思。其与前面的“香满路”适成对照。那时,玉兔初升,华灯齐放,浓汝艳抹的贵妇闺秀刚刚上路,所以车过之后,便留下浓郁的香气。而随着“玉壶光转”,她们身上的脂粉气也渐渐消失了,于是只有“暗香”了。那么这些妇女离开这里,要到哪里去呢?一是可能兴尽而归;一是可能要到那灯火辉煌之处,因为有的地方已经“灯火阑珊”了。这便与后面的“那人”的去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词人所要寻觅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子形象。“蓦(mH莫)然”,忽然。“阑珊”,零落稀少。以上几句意谓,在人群里寻找她千百次,忽然回头一看,我所倾慕的人却在灯火稀少的角落。这个人儿为什么不到热闹的地方去呢?

  原来这是词人特意塑造的一个形象,在这个形象身上寄托了词人的理想。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曾指出:“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

  我们知道,辛弃疾自南归以来,无时无刻不想驱马北上,恢复中原。但是由于皇帝的无能,主和派的阻挠,他的理想一直不得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愿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也不肯趋炎附势,谋取功名。因而心中常常是苦闷的。而在词中这位站在“灯火阑珊处”沉思的美人身上,恰恰反映了词人在政治上失意后,仍然坚持理想,自甘寂寞,不肯与主和派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这也是此词的主旨所在。

  福州水调歌头篇6

  关键词: 弱势外交;屈辱;宋词;使金词

  中图分类号: I207.2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6070310

  南宋严羽有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198其实,征戍、迁谪、行旅、离别这些题材,不限于唐诗,历代皆有好作品流传。北、南两宋,与契丹辽、西夏李、女真金、蒙古元、高丽等国地理相接,免不了与之交往,使者相互往来频繁,属于征戍题材范畴的出使诗词遂成为一道独特风景。宋词中,韩缜《凤箫吟》(锁离愁),为使辽之作①;刘一止《望明河》(华旌耀日),题云“赠路侍御使高丽”,乃涉及出使高丽之作。但相比出使金国之作,出使其他国家之词数量少,特色亦不甚明显。宋代使金词,因为宋与金军事、外交、文化传统等的不平衡,而独具一格。

  引言:行人的使命与命运

  金国自1115年立国,1127年灭北宋,至1234年灭亡,在与宋政权对峙110年的历史中,虽然两国时战时和,但是它对宋的军事、外交一直处于强势。相反,宋政权(主要是南宋)虽然在疆域面积、资源、文化上等占据优势,但在军事、外交上则处于劣势、弱势。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即为伯侄,后来改为叔侄,最后又改为伯侄。无论伯侄还是叔侄,宋始终是侄,低金一辈、一等。宋代帝王接受金国国书,须起立以示尊重。根据《金史·交聘表》的记载,宋人使金名目有:谢赐河南地、归父丧、迎护梓宫、乞罢兵、进誓表、谢归丧及母韦后,奉表祈请山陵地,岁时贡献,贡方物,谢赐戒谕,告哀,进帝、后遗献,谢吊祭,通问使奉国书及誓书,报谢,吊祭,报嗣位,皇太后吊祭使、读祭文,以书币乞和,纳款,请增岁币,改叔侄为伯侄,减岁币,要求平易,奉书申请,等等。最频繁的活动有三种,一是常规性的、几乎每年都发生的节日庆贺:正旦、万春节,后于金卫绍王大安元年(宋嘉定二年,1209)、二年,增加贺万秋节;二是贺金帝尊号(加上尊号),后于金宣宗贞祐三年(宋嘉定八年,1215)至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增加贺长春节;三是贺金帝生辰,贺即位、贺登位。尽管金国于淳熙十一年(1184)十一月甲午诏:“上京地远天寒,行人跋涉艰苦,来岁宋国正旦、生日,并不须遣使。”但宋政权焉敢不遣使相贺,所以,次年,照旧贺正旦、贺生日[2]1444。而《宋史》所载宋人出使名目,远比《金史·交聘表》繁杂,且多带有屈辱性。《宋史·高宗一》有靖康元年(1126)春正月遣使事,“朝廷方遣同知枢密院事李梲等使金,议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遣宰臣授地”;二月,“遣给事中王云使金,以租赋赎三镇地”[3]439440。《高宗纪五》:绍兴五年(1135)五月辛巳,“遣何藓等奉使金国,通问二帝”[3]520;《高宗纪七》:绍兴十六年,“九月甲戌,命何铸等为金国祈请使,请国族”[3]565;《高宗九》:绍兴三十一年夏四月,“辛未,遣周麟之使金贺迁都”[3]600。《孝宗纪》: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丙申,遣国信所大通事王抃持周葵书如金帅府,请正皇帝号,为叔侄之国;易岁贡为岁币,减十万;割商、秦地;归被俘人,惟叛亡者不与;誓目大略与绍兴同”[3]625,等等。

  具体交往中,这种不平等也有所体现。书仪上,“自渡江后,北使往来,皆传其国之御名、庙讳,而本朝止传帝名。又北使与馆客往来文牒,皆以花字代书名。隆兴再和,未之有改。”甚至对高宗“称帝名而不称庙讳”;“旧例,宰执亲为金使除馆,且以三衙卫士给役。乾道元年,虞并父执政始革之。又岁赐虏使金银器皿,文思院造成,先令工部长贰临视,版曹继之,次赴都亭驿,中使点集,复赍诣宰执遍阅,然后进呈。”[4]696697双方互赠礼物上:“自和戎后,虏人正旦馈上金酒器六事,法碗一,盏四,盘一。色绫罗纱縠三百段,马六匹。生辰,珠一袋,金带一条,衣七对,箱一,合色绫罗五百段,马十匹。而金主生辰、正旦,朝廷皆遗金茶器千两,银酒器万两,锦缯绮千匹云。”[4]96在这种不平等外交关系下,宋使者出使金国,普遍有一种屈辱、悲愤、伤痛的心态。南宋词人张孝祥“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六州歌头》)的词句,可谓喊出了所有使者或者所有宋人心底的呼声。

  据记载,宋廷对使金之人予以一定物质优待:“自绍兴以来,朝廷每遣使往北境贺生辰、正旦,使、副及三节人从往还皆迁一官资。上、中节各十人,下节三十人,并不许白身。使赐装钱千缗,副赐八百缗,银帛各二百两匹。上节银帛共三十,中节二十五,下节十五。三节人俸外,日给五百钱,探请俸二月。十八年,诏钱赏各半。若非泛遣使,则如旧。”[4]98但这种奖励、补助,并不能驱逐使者对出使命运的担忧。尽管使金之人回国后命运不一,有人获得很大的社会声誉,有人职位升迁,但是,使金而死之者,亦不乏其人。《宋史·欧阳珣传》:“金人犯京师,朝议割河北绛、磁、深三镇地讲和,珣率其友九人上书,极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与人。及事急,会群臣议。珣复抗论当与力战,战败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战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时宰怒,欲杀珣。乃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恸哭谓城上人曰:‘朝廷为奸臣所误至此,吾已办一死来矣。汝等宜勉为忠义报国。’金人怒,执送燕,焚死之。”[3]13209这是被金人杀害者。《宋史·张邵传》:“子……孝曾,后亦以出使,殁于金。金人知为邵子,尚怜之。”[3]11557《宋史全文》卷二九:嘉泰四年九月,“壬午,遣大理少卿张孝曾贺金国正旦。”[5]2048《金史·交聘表下》:“泰和四年,正月乙丑朔,宋试吏部尚书张孝曾、容州观察使林伯成贺正旦。丁丑,张孝曾回至庆都县卒。”[2]14721473这是卒于出使回国途中者。此外,还有出使被扣留不归者,如宇文虚中等;还有出使被扣留15年始放还者如张邵、洪皓等。

  不死于金人之手,亦不死于途中,亦不被扣留,而是侥幸按时回国,但在回国之后,遭遇责罚、贬谪、被辱骂者亦大有人在。如洪皓使金,留滞其地十五年,坚拒任职于刘豫、金,回来后以忠义闻,但忤秦桧意,“南谪岭表九年”,而终不得志。后其子适、迈亦使金,迈使金回,无功,连带其父并遭太学生作词辱骂:“洪景卢奉使,其父忠宣尝荐之。景卢为金困辱而归,太学诸生作词云:‘洪迈被拘留,垂哀作楚囚。七日忍饥犹不耐,堪羞。苏武曾经十九秋。厥父既无谋。厥子安能解国忧。万里归来夸舌辨,村牛。好摆头时不摆头。’盖洪好摇头也。”[6]521据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绍兴辛巳,(完颜)亮既授首,葛王簒位,使来修好。洪景卢往报之。入境,与其接伴约用敌国礼;伴许诺。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旧式。未几,乃尽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卢不可。于是扄驿门,绝供馈,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馆伴者来言,顷尝从忠宣公学,阳吐情实,令勿固执,恐无好事,须通一线路乃佳。景卢等惧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馈乃如礼。景卢素有风疾,头常微掉,时人为之语曰:一日之饥禁不得,苏武当时十九秋。传语天朝洪奉使,好掉头时不掉头。”[7]289洪迈在遭到金人刁难、恐吓后,未能以气节自守,被嘲讽自当其理,但牵连其父洪皓,未免过当。词人郑域随张贵谟使金,其《念奴娇·戊午生日作》有云:“嗟来咄去,被天公、把做小儿调戏。蹀雪龙庭归未久,还促炎州行李。不半年间,北燕南越,一万三千里。征衫著破,著衫人、可知矣。”[8]2301可见,他是归国未久即被贬谪到岭南。相比朝廷的奖励、物质补助,声名、性命可能遭致的危险更大。故使金,无论从使命看,还是从使者命运看,在宋人都已成为一项艰辛的心灵磨难:抗节以对金人者,可建立功勋获得良好声名,但也容易遭遇不测;无功而返者,易于遭受社会人群的指责与贬谪。可谓进退维谷,凭依失据。这导致多数行人视使金为畏途,他们满怀忧愁,难以振拔,难以高歌慷慨,激情澎湃;甚至不求有功,但求平安还家。

  一、羁旅客愁与荒寒之感

  宋代使金词,整体上缺少宏大叙事,只有极少数的几首词涉及到时局与国事,主要内容都是个人书写,其情感基调是悲愁忧伤交加。这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认识。

  羁旅孤寂之感 出使异域金国,就行人而言,羁旅行役产生的孤独、寂寞之感,最为难堪。欧阳珣《踏莎行》云:“孤馆灯残,小楼钟动。马蹄踏破前村冻。”旅馆孤独,灯火将灭未灭,早起的词人骑马走向前村,孤独不只在旅馆,也在早行、在征途中。胡松年《石州词》之一云:“月上疏帘,风射小窗,孤馆岑寂。一杯强洗愁怀,万里堪嗟行客”、“役役。马头尘暗斜阳,陇首路回飞翼”。疏帘残月,独自在寂静的馆舍里强饮,以驱遣愁怀;万里路程,尘土遮蔽马头,陇头的路崎岖难行,斜阳半吐仍在赶路。之二云:“正是荒城落日,空山残月。一尊谁念我,苦憔悴天涯、陡觉生华发。”面对荒城落日,面对空山残月,天涯憔悴之感,笼罩着词人。曹勋《玉蹀躞·从军过庐州作》:“黯无绪。匹马三游西楚。行路漫怀古。可惜风月,佳时尚羇旅。”良辰美景,古来难得,词人却在羁旅中度过,怎能不黯然无绪?曾觌《金人捧露盘·庚寅岁春奉使过京师感怀作》写道:“塞笳惊起暮天雁,寂寞东风。”寂寞的不是东风,也不是暮天寒雁,真正寂寞的是词人自己。范成大《水调歌头·燕山九日作》道:“寥落桑榆西北,无限太行紫翠,相伴过芦沟。岁晩客多病,风露冷貂裘。”平日里被当作“江山之助”的这些壮阔景境:西北的桑榆,太行山的紫翠,芦沟河的流水,北方的风露,都因为“客”而变得寥落、枯燥。史达祖《齐天乐·中秋宿真定驿》道:“有客踌躇,古庭空自吊孤影”,真定驿是金国接待宋使的一个重要地方,在此设有“御宴”[4]700,但是词人感受到的仍是孤独,只有形影相吊。洪皓《木兰花慢·重阳》:“羁旅登高易感,况于留滞殊方。” 则道尽所有行人心声。

  在寂寞之情的表达中,雁成为常见意象。这些雁,或是“雁字成行”(欧阳珣《踏莎行》),“雁行点点云垂”(胡松年《石州词》“歌阙阳关”),以其成行反形词人的孤单;或是“宾雁南翔”(洪皓《木兰花慢·重阳》),引起雁南飞人却北去的人不如雁之感;或是“断鸿悲”(曹勋《饮马歌》),“塞笳惊起暮天雁”(曾觌《金人捧露盘·庚寅岁春奉使过京师感怀作》),人雁同构,孤单如一;或是“惟有平安信,随雁到南州”(范成大《水调歌头·燕山九日作》),“雁足无书古塞幽”(史达祖《鹧鸪天·卫县道中有怀其人》),用鸿雁传书的故事,带出孤独之感。总之,雁是孤独的象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旧例,南使入北境,虏遣伴使来迓,正、副使以下至三节人皆乘马。其后以南人不习骑,乃易以车子,使去来乘之。使、副各一车,上、中节各四车,下节三十二人共五车。每车以马骡十馀曳之。又发白军四百人护送,所至县令皆迎迓于境上。”[4]699行人似乎并不孤独,但这是说进入金国境内之后;并且,即使同行的还有他人,但词人仍感到孤独,那么,这种孤独是心灵的孤独,也是真正的孤独。

  佳节为客之愁 除了负有特殊使命外,宋代行人常规的出使多是贺金正旦、万春节,每于秋季出发,长途跋涉一两个月,于冬、春之际到达金国,完成使命后,于春季返宋。而秋季之中秋、重阳,春季之元宵、清明、寒食等节日,最易引发汉民族的家园亲情、家国乡情。

  史达祖《齐天乐·中秋宿真定驿》:“西风来劝凉云去,天东放开金镜。照野霜凝,入河桂湿,一一冰壶相映。殊方路永。更分破秋光,尽成悲境。有客踌躇,古庭空自吊孤影。 江南朋旧在许,也能怜天际,诗思谁领。梦断刀头,书开虿尾,别有相思随定。忧心耿耿。对风鹊残枝,露蛩荒井。斟酌姮娥,九秋宫殿冷。”中秋月,正象征万家团圆的温馨,词人见到的却是与西风、凉云、凝霜相伴随的湿漉、冰冷之月;加之“殊方路永”,故他直以为是两个世界的月,分破了秋光,悲境一片。而江南的友朋也许正在思念他,他也在梦中回到他们身边,赋诗挥毫,其乐融融,可眼下他仍是忧心忡忡,月仍是冷冷地挂在残枝上,挂在荒井上。范成大出使途中遇到重阳佳节,其《水调歌头·九日燕山作》下阕云:“对重九,须烂醉,莫牵愁。黄花为我,一笑不管鬓霜羞。”渴望酩酊以酬佳节,以排愁闷,希望菊花能为自己破颜一笑。葛立方《春光好·寒食将过淮作》:“禁烟却酿春愁。正系马、清淮渡头。后日清明催迭鼓,应在扬州。”这是使金归途中即将到家之时遇到寒食节,词人感受到的也是春愁。阎苍舒于上元节经过旧京,其《水龙吟》:“少年闻说京华……而今但有,伤心烟雾,萦愁杨柳。宝箓宫前,绛霄楼下,不堪回首。”繁华不再,旧京最有魅力的上元节,目前只有惹人伤心的烟雾,令人悲愁的杨柳。洪皓出使,被迫留滞金国十五年,多少个良辰佳节,都是在金独自而过。其《木兰花慢·重阳》云:“对金商暮节,此时客、意难忘。正卉木雕零,蛩螀韵切,宾雁南翔。东篱有黄蕊绽,是幽人、最爱折浮觞。须信凌霜可赏,任他落帽清狂。 茫茫。去国三年,行万里、过重阳。奈眷恋庭闱,矜怜幼穉,堕泪回肠。凭栏处空引领,望江南、不见转凄凉。羁旅登高易感,况于留滞殊方。”这是来金第三年,客中过佳节,眷念父母,怜忆子女,凭高望远,独自拒绝凄凉况味。其《浣溪沙·排闷》词:“丧乱佳辰不易攀。四逢寒食尽投闲。踏青无处想家山。 麟殿阻趋陪内宴,萱堂遥忆侍慈颜。感时双泪滴潺潺。”当是第四年寒食节时,回想当年陪侍内宴的情景,慕想双亲的慈颜,不禁双泪滴落。

  岁月流逝之叹 出使异国,与浓重的羁旅愁思、时节客情相关联的,还有岁月流逝、鬓丝斑白之叹。曹勋《饮马歌》结云:“泪湿征衣悄。岁华老。”泪痕默默沾湿征衣,叹息岁华老去。曾觌《金人捧露盘·庚寅岁春奉使过京师感怀作》上片回忆年少时在京城里歌舞酒醉、眠柳赏花的轻狂生活,过片云:“到如今、余霜鬓,嗟前事、梦魂中。”也是鬓发如霜。韩元吉《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听到当年的梨园旧声,自然回忆起往日京城的繁华,如今自己已经头发花白,情何以堪!范成大《水调歌头·燕山九日作》下阕:“黄花为我,一笑不管鬓霜羞。”化用苏轼、黄庭坚等元祐词人重阳词白发黄花的意象构造方式,如苏轼《千秋岁·徐州重阳作》:“浅霜侵绿……玉手簪黄菊”,黄庭坚《南乡子》:“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篸花不解愁”,张耒《风流子》:“老侵潘鬓,谩簪黄菊,花也应羞”。霜鬓羞对黄花,词人却让黄花不管鬓羞,词情跌宕,感慨深沉。阎苍舒《水龙吟》开篇云:“少年闻说京华,上元景色烘晴昼。”过片云:“谁料此生亲到,五十年、都城如旧。”由昔日的耳闻到如今的亲见,五十年一瞬间,韶华变鬓华,时光奋迅,感慨无端。

  有时,这种垂老衰飒之感,很难说就是绝对的生理衰老,光阴虚过、无功而蹉跎时日之感,无疑加重了心理的老化。欧阳珣《踏莎行》词云:“青衫小帽这回来,安仁两鬓秋霜重。”词用潘鬓典,言自己鬓发斑白。其实潘岳《秋兴赋·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9]585三十二岁,正当壮年。胡松年《石州词》(歌阕阳关)亦云:“一尊谁念我,苦憔悴天涯、陡觉生华发。”华发本非自生,因为羁旅天涯而陡然生出,甚至是感觉到陡然生出。史达祖《龙吟曲·陪节欲行留别社友》结云:“看归来,几许吴霜染鬓,验愁多少。”史达祖生卒年不详,但从此词可以看出,当开禧元年(1205)他随李壁使金时,鬓发尚未斑白,所以才有归来几许霜鬓验愁之语。验愁之构思,则来自李白《长相思》诗:“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而武则天“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之句,又早于太白清代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外纪”引《柳亭诗话》:“李白尝作《长相思》乐府一章,末曰:‘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其妇从旁观之曰:‘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太白爽然自失。此即所谓相门女也。具此才情,固当与寻真、腾空为侣,第不知娇女平阳,能继林下风否?”见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1623页。。词人之意犹言因出使而愁而生华发。

  北方的荒寒之感 “乾道庚寅岁冬十月,金国主遣金吾卫上将军、兵部尚书耶律子敬来贺会庆节,起居舍人赵雄字温叔假翰林学士充馆伴使”,于是,二人之间有一段对话,这被看作是赵雄有意刺探敌情,其中有涉及到气候的对话:“温叔……又云:‘北边此时极寒。’子敬云:‘寒甚,不可忍。’”[4]628629金国十月已是极寒、寒甚、不可忍,而十月在南方向有“小阳春”之称。故宋使入金特别是进入北方,第一印象就是不可忍受的寒冷,故宋人使金词往往以衰飒荒残的字眼,描写北方空旷、冷落的景色。胡松年《石州词》:“乱山无数,晚秋云物苍然……马头尘暗斜阳,陇首路回飞翼。”乱山、尘暗、云雾、斜阳,没有秩序,没有色彩。其二云:“画船送我薫风,瘦马迎人飞雪。平生幽梦,岂知塞北江南,而今真叹河山阔”、“雁行点点云垂,木叶霏霏霜滑。正是荒城落日,空山残月。”瘦字、幽字、滑字、荒字、落字、空字、残字,恰与来时的“画船薰风”构成鲜明对照。曹勋根据金国流传到边塞的曲子填词而成的《饮马歌》:“边头春未到。雪满交河道。暮沙明残照。塞烽云间小。”也是“春风不度玉门关”,大雪封锁天地,残阳照在金沙上,峰峦显得极其低小。范成大《水调歌头·九日燕山作》:“旧京行遍中夜,呼啸济黄流……岁晩客多病,风露冷貂裘。”呼啸的声音,貂裘的衣着,似乎也为北方独有。史达祖《鹧鸪天·卫县道中有怀其人》:“雁足无书古塞幽。一程烟草一程愁。帽檐尘重风吹野,帐角香销月满楼。”卫县在河北,古塞幽幽,到处长着衰草,风在原野上悲鸣。曾觌《忆秦娥·邯郸道上望丛台有感》:“风萧瑟,邯郸古道伤行客……连天草树,暮云凝碧。”古道、西风、草树、暮云,就是邯郸丛台的全部景物了,行客之心自然伤悲。葛立方《眼儿媚·回至汴京喜而成长短句》:“暂时莫荡出燕然。冰柱冻层檐。”词人已经回到北宋故都汴京,对北方的印象仍是寒冷,仿佛房檐上那挂着的冰柱,不止是冻住了温暖,还冻住了北方的活力,冻住了词人的心。

  比较南方的芳景,更见北方的冷落。葛立方有三首出使词,主要内容都是写出使途中见到的景致,《雨中花·睢阳途中小雨见桃李盛开作》云:“壮岁嬉游,乐事几经,靑门紫陌芳春。未见廉纤,膏雨浥花尘。濯锦宝丝增艳,洗妆玉颊尤新。向韶光浓处,点染芳菲,总是东君。苏州老子,经雨南园,为谁一扫花林。谁信道、佳声著处,肌润香匀。晓洗何郎汤饼,莫留巫女行云。寄言游子,也须留眄,小驻蹄轮。”小雨打湿花尘,青门紫陌,桃李盛开,春光无限。同调《奉使途中作和前韵》云:“寄径濉阳,陌上忽看,天桃秾李争春。又见楚宫,行雨洗芳尘。红艳霞光夕照,素华琼树朝新。为奇姿芳润,拟倩游丝,留住东君。 拾遗杜老,犹爱南塘,寄情萝薜山林。争似此、花如姝丽,獭髓轻匀。不数江陵玉杖,休夸花岛红云。少须澄霁,一番清影,更待冰轮。”也是好雨洗尘,霞光夕照绚丽,花好月圆。《好事近·归有期作》:“几骑汉旌回,喜动满川花木。遥睇淸淮古岸,散离愁千斛。 烟笼沙嘴定连艘,鹊脚蘸波绿。归话隔年心事,秉夜阑银烛。”淮河虽存古岸,但是清淮;波是绿波,满川的花木都披上喜气:景物鲜活,色彩也不单调。因为是归途,兴奋、轻松之情溢于言表,但南方景致与北方之差异,亦可见出。

  二、故国情怀与乡关之思

  宋人使金途中必然经过北宋旧京及故地,触景伤怀,对故国及其所代表的一个繁盛、和平时代的的凭吊,对故国文明的追忆、向往,以及于此相关的对故乡风景及文化审美活动的回忆,成为宋人使金词的另一重要内容。

  故国繁华与文明的追忆 汴京为使金必经之地,是金国“御宴”宋使的第一站[4]700,宋使来到故都,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故国的繁盛和文明。刘昌诗《芦蒲笔记》卷十云:“蜀人阎侍郎苍野使北,过汴京,赋《水龙吟》:‘少年闻说京华,上元景色烘晴昼。朱轮画毂,雕鞍玉勒,九衢争骤。春满鳌山,夜沈陆海,一天星斗。正红球过了,鸣鞘声断,回鸾驭、钧天奏。 谁料此生亲到,五十年、都城如旧。而今但有,伤心烟雾,萦愁杨柳。宝箓宫前,绛霄楼下,不堪回首。愿皇图早复,端门灯火,照人还又。’”又载其《念奴娇》词:“疏眉秀目,向尊前、依旧宣和装束。贵气盈盈风韵爽,举止知非凡俗。皇室宗姬,陈王爱女,曾嫁貂蝉族。干戈流荡,事随天地翻覆。珠泪揾了偷弹,劝人饮尽,愁怕吹笙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旧日容华,如今憔悴,付与杯中醁。”而注云:“右词,见诸士夫到中原有感而赋。”[10]7879词人见到那些依然身着宣和装束的往日贵族,不禁感慨万端,仿佛回到数十年前的故国。《金史·交聘表》谓阎苍舒于金世宗十七年(宋淳熙四年,1177)正月使金[2]1436,而《宋史·孝宗纪》则云:“淳熙三年十月癸未,遣阎苍舒等使金贺正旦。”[3]662二者并不矛盾,《宋史》所记是始发时间,《金史》为到达时间,可知阎苍舒于淳熙三年十月出发,淳熙四年正月抵金贺正旦,礼毕即返回,上元节时到达汴京。前词上阕描写传闻中京华上元节的繁盛、华丽、壮美景象,使用“烘”、“争”等动词,“朱”、“画”、“雕”、“玉”、“红”等修饰词,极力渲染一种太平盛世的礼乐文明。后阕则将中原贵族妇女,那种透过眉目、装束等外在形象和非凡举止表现出的天人一般的贵气、风韵,传递了出来。

  不只是阎苍舒使金词如此,其他词人的使金作,也具有这个特点。曾觌《金人捧露盘·庚寅岁春奉使过京师感怀作》:“记神京、繁华地,旧游踪。正御沟、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绣鞍金勒跃青骢。解衣沽酒醉弦管,柳绿花红。到如今……但寒烟、满目飞蓬。雕栏玉砌,空馀三十六离宫。”以个人亲身经历,凭吊汴京昔日建筑之华丽今日之衰残。而曹勋《念奴娇·持节道京城中秋日》言:“五门照日,是真人膺箓,炎图家国。二百年来,抚四海安乐,六服承德……宫城缺处,望来销尽金碧。征辔蹔款神州,期宽北顾,且驱驰朝夕。皓彩流天宁忍见,双阙笼秋月色。”则从国威浩大、文德四被方面,刻画汴京崇高的文化形象。这里都涉及到宫殿之金碧雄伟、车马之雕金绣饰,但更主要的是繁华所反映的盛世气象,是人物装束及举止神情所透露出的那种“盈盈贵气”。这是金都燕京所缺少的。从外在形象上看,燕京极其壮丽,所谓“燕京宫室雄丽,为古今之冠”,连灭金的蒙古兵都“敬畏不敢仰视”[4]852。但在所有宋代使金词中,无一处无一笔描写金国都。这里虽然有文化本位因素在,但对使金的宋人而言,繁华、文明显然超过建筑、物质层面的雄丽。但是这种繁盛、文明,都只成为凭吊的对象,引起词人内心深处的哀伤。

  访梅赏花的回忆与渴望 在长路漫漫的羁旅途中,在故国繁华一去不再的伤叹中,南方故乡的温暖,南宋较为先进的文化,往日所拥有的惯常活动,特别是那些文化审美活动,便成为使者的美好回忆与渴望,以与荒寒寂寞的环境,与落后而蛮横的金人金文化抗衡,以疗慰使者的愁怀。文化审美,是一种包涵着深厚文化内蕴的审美活动。在宋代使金词中,它集中体现为访梅、赏花两种活动。洪皓《江梅引》词序称:“顷留金国,四经除馆。十有四年,复馆于燕。岁在壬戌,甫临长至,张总侍御邀饮。众宾皆退,独留少欵。侍婢歌《江梅引》,有‘念此情、家万里’之句。仆曰:‘此词殆为我作也。’又闻本朝使命将至,感慨久之。既归,不寝,追和四章,多用古人诗赋,各有一‘笑’字,聊以自宽。如暗香、疏影、相思等语,虽甚奇,经前人用者众,嫌其一律,故辄略之。卒押‘吹’字,非风即笛,不可易也。北方无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注所出。北人谓之‘四笑江梅引’。”序中“北方无梅花”,在其子洪迈《容斋五笔》卷三“先公诗词”条,表述为“北方不识梅花”。梅花性喜温,北方严寒,宋代燕山无梅,应该是可信的。而“北方不识梅花”,也是就多数金人而言。洪皓使用梅事,洪迈的说法是:“时在囚拘中,无书可捡,但有《初学记》、韩、杜、苏、白乐天集,所引用句语,一一有来处。”[11]五笔卷三,837韩、杜、苏数家,堪称善用典事大家,作品数量众多;《初学记》是类书,典事之渊薮,洪迈说其父洪皓作梅词,典事出自这几部类书和别集,自注来历,但从洪迈保留的注释看,要远远轶出这几部书。仅第一首词(词云:“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愬谁。空凭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华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所用,就有杜甫“忽忆两京梅发时”;“胡笳在楼上,哀怨不堪听”;“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华向晴昊。”白居易《忆杭州梅花》:“三年闲闷在余杭,曾为梅花醉几场。”柳宗元:“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江总《梅花落》:“桃李佳人欲相照,摘蕊牵花来并笑。”高适:“遥怜故人思故乡,梅花满枝空断肠。”卢仝:“含愁更奏绿绮琴,相思一夜梅花发。”刘方平《梅花落》:“晩岁芳梅树,繁华四面同。东风吹渐落,一夜几枝空。”苏轼《次韵李公择梅花》:“忽见早梅花,不饮但孤讽”;“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11]五笔卷三,838共计八家作品,其中高适、柳宗元、卢仝、刘方平诗,更是初唐类书《初学记》所没有。

  问题是:北方无梅,金人不识梅,洪皓却在金国,在燕山,赋写多篇忆梅之词;北方士人罕有知梅事者,他却要在词中大量使用梅事,且为之注释出处。而那些经见语辞,“如‘暗香’、‘疏影’、‘相思’等语,虽甚奇,经前人用者众,嫌其一律,故辄略之”,即有意放弃惯常用语追求僻深。这已经完全超出偶听张总侍御家侍婢唱“念此情、家万里”之句,感慨之下自抒情怀的需要,是文人故习的体现,但显然带有渊深传统、悠久历史的文化底蕴,也是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使节的精神慰藉,也是心理补偿。它可以转化为踏雪访梅的极品文化审美:“何时还使节,踏雪看梅花。”(洪皓《临江仙·怀归》)也可以是访梅的期待:“归路且加鞭,看梅花消息”(胡松年《石州词》);还可以是对荼蘼花的记忆和认可:“归处应及荼蘼,与插云鬓,此恨醉时分付”(曹勋《玉蹀躞·从军过庐州作》),对重新恣意游览南方家乡芳郊美景的渴望:“归时元已临流。要绮陌、芳郊恣游。三月羇怀当一洗,莫放觥筹。”(葛立方《春光好·寒食将过淮作》)那种插红戴翠、一洗羁怀的急切情怀,跃然纸上,而要洗去的何止是羁旅愁苦!

  家山乡关之思 一般情况下,宋使赴金,取道陆路,多于秋季首途,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燕山;完成使命后,返回南方,仍要一两个月。水路者也有,如靖康元年(1126)九月辛卯,“遣给事中黄锷,由海道使金国议和”[3]卷二十三,431。但航行者较少。征途漫漫,王命在身,思念家乡亲人、友朋,乃人之常情。乡关之思,也是使者完成使命的精神支柱。当然,这个家乡,是广义的家乡,不仅指词人籍贯,还指父母之邦,有时甚至以“江南”(整个宋国的疆域)概指。

  洪皓《江梅引·忆江梅》:“断回肠,思故里。”故里,明指其家乡。思念故里,伤断九曲回肠。史达祖《惜黄花·九月七日定兴道中》:“时节正思家,远道仍怀古。”思家之情因为时间接近重阳而更烈。胡松年《石州词》(月上疏帘):“梦里姑苏城外,钱塘江北。故人应念我,负吹帽佳时、同把金英摘。”姑苏城外、钱塘江北,都令他魂牵梦绕,这是以故人定义故乡。史达祖《齐天乐·中秋宿真定驿》:“江南朋旧在许,也能怜天际,诗思谁领。梦断刀头,书开虿尾,别有相思随定。”刀头,由“环”谐音“还”,梦中希望还的地方,也是朋旧所在,同样以朋友定位家乡。而其字眼,已从故里、姑苏、钱塘,扩大到整个“江南”,那其实是借用金人对整个南宋的称呼。洪皓《木兰花慢·重阳》:“奈眷恋庭闱,矜怜幼稚,堕泪回肠。凭栏处空引领,望江南、不见转凄凉。”江南,有自己的父母,有自己的子女,令他眷恋,令他凭栏引领眺望,令他凄凉堕泪。

  宋人使金词中的乡关之思,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家国同构的思想。洪皓《浣溪沙·排闷》云:“丧乱佳辰不易攀。四逢寒食尽投闲。踏青无处想家山。 麟殿阻趋陪内宴,萱堂遥忆侍慈颜。感时双泪滴潺潺。”结合上下阕,家山显然含指朝廷、父母所在在内。其《临江仙·怀归》:“冷落天涯今一纪,谁怜万里无家。三闾憔悴赋怀沙。思亲增怅望,吊影觉欹斜。”漂泊金国已经十二年,如今身在万里之外,有家难回等于无家。而“思亲”之语,及“三闾憔悴赋怀沙”之典,亦兼含家、国在内。史达祖《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缓辔西风,叹三宿、迟迟行客。桑梓外、锄耰渐入,柳坊花陌。双阙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鸾翼。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夏承焘先生指出:“邦卿汴人,故有‘三宿迟迟’及‘桑梓’语。”[12]512史达祖之思乡,即思念京城,思念故国。这种家国同构观念,在寻常时候体会不深,或者不明显,一旦离乡万里,间关使金,饱受风霜之苦、相思之痛时,便家国不分感受强烈;但是,这种家国同构,偏于空间、伦理范畴,而不是政治范畴,改变不了使金词个人书写的性质。

  三、慷慨意气的缺失

  韦居安《梅礀诗话》云:“靖康间,金人犯阙,阳武蒋令兴祖死之。其女为贼虏去,题字于雄州驿中,叙其本末,仍作《减字木兰花》词云。”蒋兴祖女《减字木兰花·题雄州驿》全文为:“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13]571况周颐评曰:“词寥寥数十字,写出步步留恋,步步凄恻。当戎马流离之际,不难于慷慨,而难于从容。”[14]134仿佛预知将来会有况周颐提出“当戎马流离之际,不难于慷慨,而难于从容”一样,赵宋的使者们,在出使军事、外交上的强势敌国金源这个万众瞩目的事件上,集体放弃了慷慨意气,他们的词作,更多表达的是“儿女情”,而缺少一种“风云气”。

  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使者与居者在使金事件上的不同表现。

  首先是与一些和作相比较。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曾衔命使金,使命之一即向金人交涉废除宋帝的跪拜礼,他也有不俗的表现,堪称不辱使命。此年九月丙戌,正是宋人传统的重阳节,他在燕山,作《水调歌头·燕山九日作》词:“万里汉家使,双节照清秋。旧京行遍中夜,呼啸济黄流。寥落桑榆西北,无限太行紫翠,相伴过芦沟。岁晩客多病,风露冷貂裘。对重九,须烂醉,莫牵愁。黄花为我,一笑不管鬓霜羞。袖里天书咫尺,眼底关河百二,歌罢此生浮。惟有平安信,随雁到南州。”词人后来也每以“万里汉家使”为句入诗范成大《丁酉重九药市呈座客》诗序云:“余于燕山首句云:‘万里汉家使’,桂林云:‘万里汉都护’,成都云:‘万里桥边客’,今岁倦游,赋此自戏。”见傅璇琮等《全宋诗》第4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911页。,但正如孔凡礼《范成大年谱》所云:“词中‘袖里天书咫尺’,写此行使命;‘眼底关河百二’,抒发无限感慨。”[15]186无限感慨而归于凄凉、无奈。范成大在当时诗名、词名甚著,陈三聘非常仰慕其人,对其作品揣摩、模拟,进行和作,和作词数量达到一百四十首,蔚为大观。在陈三聘的和作中,即有《水调歌头·燕山九日作》一首,词云:“有客念行役,劲气凛于秋。男儿未老,衔命如虏亦风流。决定平戎方略,回复旧燕封壤,安用割鸿沟。莫献肃霜马,好衣白狐裘。 我何人,怀壮节,但凝愁。平生未逢知己、哙伍实堪羞。金马文章何在,玉鼎勋庸何有,一笑等云浮。拚断好风月,羯鼓打粱州。”上阕写秋高气爽时节,男儿衔命出使到虏中,风流堪羡,正当定计平戎,回复旧日疆域;下阕写自己空怀壮节,而平生未逢知己;虽然金马文章未著,盖世功勋未建,但内心不以为念,当此好风良月之时,当拚舍击打羯鼓《梁州》曲。羯鼓被称为“八音之领袖”[16]476,音节高亢,响入云端;而鼓曲《梁州》,亦来自边地,有风沙万里之势唐代顾况《李湖州孺人弹筝歌》:“独把《梁州》凡几拍,风沙对面胡秦隔。”见《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2941页。。全词以恢复大计、男儿风流、劲气凛秋、羯鼓雄音为旋律,壮怀激烈,慷慨激扬,与范成大原词相比,尤见情感基调之不同。

  南渡词人朱敦儒有《木兰花慢·和师厚和司马文季虏中作》:“指荥河峻岳,锁胡尘,几经秋。叹故苑花空,春游梦冷,万斛堆愁。簪缨散,关塞阻,恨难寻杏馆觅瓜畴。凄惨年来岁往,断鸿去燕悠悠。 招幽。化碧海西头。剑履问谁收。但易水歌传,子山赋在,青史名留。吾曹镜中看去,且狂歌载酒古扬州。休把霜髯老眼,等闲清泪空流。”司马文季即司马朴,是司马光之孙,使金,金人欲借重其名臣之后的身份,授尚书左丞,以收买宋人之心,“朴辞以疾,坚卧不起……其后,以病死”[17]2405,其事迹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三、一二一、一二九、一四九,《宋史·徽宗本纪》、《司马池传》、《张邵传》等,其金中所作词,及师厚所和作,均不存。这首词是朱敦儒对师厚和作的和作,似乎无以比较;但是,词下阕传达的碧血丹心、易水浩唱、青史留名、狂歌载酒的慷慨意气,在所有使金词中皆难以一见。

  其次与送别使者的词作相比较。为使金者送行的词作,也能见出与使金词的不同。

  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天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宋史·孝宗纪》: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壬辰,“遣章森等贺金主生辰。”[3]684章森,字德茂。据此,词为淳熙十二年送章森使金而作,以其气势雄壮,可以起顽立懦,而获得后世一致高评,李调元称赞其“读之令人神王”[18]雨村词话卷三,1424,冯煦指出:“忠愤之气,随笔涌出,并足唤醒当时聋聩,正不必论词之工拙也。”[18]蒿庵论词,3591陈廷焯评为“精警奇肆,几于握拳透爪。可作中兴露布读。”[18]白雨斋词话卷一,3794陈亮另有一首《三部乐·七月送丘宗卿使虏》:“小屈穹庐,但二满三平,共劳均佚。人中龙虎,本为明时而出。只合是,端坐明朝,看指挥整办,扫荡飘忽。也持汉节,聊过旧家宫室。西风又还带暑,把征衫著上,有时披拂。休将看花泪眼,闻弦骨,对遗民有如皎日。行万里,依然故物。如奏几策,天下里,终定于一。”据《金史·交聘表》: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己酉,宋显谟阁学士丘崈、福州观察使蔡必胜贺天寿节。明昌元年,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此词虽然不如上词激烈,但对丘崈的推崇、信任,对其出使的期待,仍然体现出高昂的精神状态。

  史达祖人品备受争议,他曾于开禧元年(1205)随李壁使金贺生辰,创作多首使金词。其《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云:“天相汉,民怀国。天厌乱,臣离德。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京,亦谓汴京。夏承焘先生据《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所云:“时金为北鄙鞑靼等部所扰,无岁不兴师讨伐,兵连祸结,士卒涂炭,府库空匮,国势日弱,群盗蜂起,民不堪命。有劝韩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复之议遂起……安丰守臣厉仲方,言淮北流民咸愿归附……侂胄大喜。会邓友龙使金还,言金有赂驿使夜半求见者,具言金国困弱,王师若来,势如拉朽。侂胄闻之,用师之意益决矣”,指出:史氏“此词过变‘民怀国,臣离德’云云,盖非虚辞。”[12]512则知史氏此词慷慨激昂之音,来自于宋金形势之逆转。清人楼俨从科举制度、科目困人角度,惜史氏其人“乃以词客终其身,史臣亦不屑道其姓氏”,评其“留别社友《龙吟曲》:‘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复,阑干静,慵登眺。’新亭之泣,未必不胜于兰亭之集也”;评其“出京《满江红》词:‘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亦善于解嘲者矣。”[19]书史梅溪词后,2919楼氏肯定其新亭之泣的国事忧伤,允为得当,而称其“老子”二句善于自我解嘲,言下之意以其为夸。但我们则遗憾地看到,梅溪使金词中,此等即使“善于解嘲”的慷慨语句,数量也很少。倒是其好友高观国有《雨中花慢》词云:“斾拂西风,客应汉星,行参玉节征鞍。缓带轻裘,争看盛世衣冠。吟倦西湖风月,去看北塞关山。过离宫禾黍,故垒烟尘,有泪应弹。文章俊伟,颖露囊锋,岩动万里呼韩。知素有、平戎手段,小试何难。情寄吴梅香冷,梦随陇雁霜寒。立勋未晚,归来依旧,酒社诗坛。”对照词中西风、客、旆、玉节征鞍、北塞关山、过故宫,所显示出的季节、事件、地点方向,以及“文章俊伟”、“平戎手段”、“酒社诗坛”等反映的人物身份与相互关系,可知是为史达祖出使送行之作,虽有“有泪应弹”之语,但不像史词那样归于悲伤、忧愁,所谓:“同社诗囊,小窗针线,断肠秋早。看归来,几许吴霜染鬓,验愁多少。”而是先勉以建功立勋的高许,后予以诗社友朋之谊的温暖。

  在仅有的几首以国事为主要内容或者涉及到国事的使金词中,本该出现振奋人心、鼓舞斗志的慷慨意气,但事实颇令人遗憾。洪皓《浣溪沙·闻王侍郎复命》:云“南北渝盟久未和。斯民涂炭死亡多。不知何日戢干戈。赖有兴王如世祖,况闻谋帅得廉颇。蔺卿全璧我蹉跎。”王侍郎,指王纶,胡铨《戊午封事》中欲斩头的三人之一。词在宋金失和长期干戈相待的时事叙述中,表达对太平的渴望,对生灵的同情,对王纶的“谬赞”,对自己蹉跎金地的感叹。仅“兴王”、“谋帅”二语,含有一定的令人振奋的因素。词人邓肃与一般使者不同,他不是长途跋涉、间关万里使北,而是在靖康之难发生、金人围攻汴京之时,受命出使围城的金营,达五十馀日[3]11603,其《瑞鹧鸪》有云:“北书一纸惨天容”、“何日中兴烦吉甫,洗开阴翳放晴空”,天,谓宋帝赵桓,即钦宗。当此国难之时,他也只能祈盼宋室中兴早日到来,别无壮怀激烈之语。曹勋绍兴十一年(1141)使金,其《念奴娇·持节道京城中秋日》:“二百年来,抚四海安乐,六服承德。虎旅横江,胡尘眯眼,恨有中原隔。”京城,谓宋廷旧京汴梁,词前三句回顾赵宋二百年来的文德教化,似有一定的民族自信心在,但后三句渲染金人的强大势力,归结于中原隔断之“恨”。韩元吉出使途经旧京汴京,金帝赐宴,词人闻听宋国原有之教坊乐,感慨异常,作《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凝碧旧池头,一听管弦凄切。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 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花发。惟有御沟声断,似知人呜咽。”使用李唐之时,安禄山兵入长安,大宴乐于凝碧池,诗人王维有“凝碧池头旧管弦”诗事,情感也主要为愤慨、无力和无奈。阎苍舒出使途中过汴京赋《水龙吟》词,仅结尾云:“宝箓宫前,绛霄楼下,不堪回首。愿皇图早复,端门灯火,照人还又。”在往日繁盛今日凋零的对比中,词人痛感“不堪回首”,希望神京恢复到昔日上元节那种灯火盛景。只有曹勋《选冠子·淮上兀坐,等待取接。因得汉使一词,他日歌之》有云:“常念想、圣主垂衣,临朝北顾,泛遣聊宽忧寄。輶轩载揽,虎节严持,谈笑挂帆千里。凭仗皇威,滥陪枢筦,一语折冲遐裔。待归来,瞻对天颜,须知有喜。”表达出对宋室皇威的信心,及对自己出使的信心,是个例外。

  馀话

  出使,作为宋词题材的一种,与前引严羽所论唐人好诗之“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几种题材,关系密切,出使自属征戍、行旅,出使必然导致迁谪、离别;但是,宋代使金词却很少像一般征戍、迁谪、行旅、离别诗词那样,“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多数归于哀伤愁苦,令人联想到宋人的士气。20世纪30年代末,夏承焘先生因中日战起,“惧亡国之无日,爰取宋人词之足鼓舞人心、砥砺节概者,钩稽史事为之注,……并取《诗大序》‘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名之曰《宋词系》”[12]479。全书选取宋人23家(另有失名者一人)56首词作,使金之作亦仅有范成大《水调歌头·九日燕山作》和韩元吉《好事近·汴京赐宴》2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人使金词能够“鼓舞人心、砥砺节概”者,实在少之又少。缘于军事、外交之弱势,尽管这些词也流露出一定的来自地域、文化的心理优越感,但多属个人书写,缺少宏大叙事;多感伤基调,缺少慷慨之音。这是宋人使金词的整体格局,是其特点所在。它合乎人心之常态恒情,又悖乎一般人惯常之表现与审美期待。从人之常情言,不当强求它一定发出慷慨高音;但从审美心理言,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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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水调歌头篇7

  水调歌头 辛弃疾

  壬子被召,端仁相饯席上作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以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从词前小序可知此词为感时抚事之作。"壬子"指宋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词人"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自淳熙八年(1181)受到弹劾被罢免官职,回到上饶带湖"稼轩"庄园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十多年后,才在绍熙三年初被任命为福建提点刑狱,这年年底,他在福建福州奉诏前往临安,正免官闲居的陈岘(字端仁)为他设宴饯行,遂有此作。

  本欲"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平生以气节自负、功业自许的词人,在长期闲居和担任闲职之后,接到诏书奔赴首都临安,又有了一展宏图的机会,本应是肚脐眼插钥匙--开心之极的事,然而词作内容却并非如此。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二句,点明了此词的写作缘起与基本内容,奠定了词作的情感基调。"长恨复长恨"词一开篇便摆脱古诗词描写景物营造气氛烘托情感的常规,直抒胸臆且采用反复的修辞--两个"长恨",情感的爆发一如河水决堤,火山爆发,突兀之下却鲜活有力明了显露了词人心中积蓄、压抑已久的强烈痛苦与愤慨。词人将万千"长恨",压抑收敛,浓缩--"裁"为"短歌"一曲,读者可要细细品味了。

  然而,这恐怕是少有人听,更少有人能领会得的了--"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何人"既可以是特指陈岘--表达对朋友为之饯别、听自己发牢骚(长恨)的感激之情;也可以特指皇帝或泛指朝中权贵,词人似乎是在酬答陈岘的殷勤祝贺与慰问:自己对此次奉诏赴临安之行早已心知肚明,绝望透顶,是根本不不可能获得理解赏识、重用并一展宏图的。同时"何人"又兼含"无人"与"希望有人"之意,既是在表达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痛,又是在表达获得赏识重用、一展平生抱负的渴望。"楚狂声"运用《论语?微子》接舆狂歌之典。两个"我"字的重复,包含着与当世划清界限的清醒的自我意识,"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

  "余既滋兰九畹,以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三句化用屈原《离骚》中的句子,以香草美人的传统表明自己具备美好品德与杰出才能。同时"滋兰九畹""树蕙之百亩"又具有实在的指代意义:词人于1181年春亲自设计修建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带湖庄园,并取"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之意将庄园命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早就做好了隐居的准备。

  "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出自于《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词人在此单用"濯吾缨",乃是合《渔父歌》之意而用之,说自己将要保持豁达开朗的胸襟并清高自守。值得注意的是,渔父在《楚辞》中,是作为高蹈遁世的隐者,在价值观上昌与坚贞不渝、甚至不惜舍生取义的屈原的对立者而出现的。此词中,词人先以"楚狂"自况,又以屈原清高自守自比,继而又跳到了截然不同的渔父的处世哲学上,一会儿出世一会儿入世,正是诗人满怀理想却又对现实悲观绝望,在出世与入世间苦苦挣扎的具体体现。

  下片以"一杯酒"三字回归于饯别席上,转入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抨击。"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化用西晋张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之典,表面上是否定对功名的追求而强调对现实生活的享受。然而再接着看词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却又具有更深意味。"万事"所指为何?是否包含着前文的"酒"与"名",后文的"离别""相知"?这其中何者是"毫发"?何者是"泰山"?"毫发常重泰山轻",本末倒置的人间万事,是否也包含着看重"即时一杯酒"的现实享受而忽略"身后名"的不朽追求?还是只有对南宋统治者苟安江南、忘却国耻与尊严,无心北伐的南宋统治者的单纯批判?而看重"即时一杯酒"而忽略"身后名"的处世态度又岂只是张翰,"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眼前这歌舞升平,早就忘记了国耻与尊严的南宋统治者与百姓,不都是如此吗?据说临终时还曾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爱国词人辛弃疾,又怎会甘心于做这样的一个百姓,甚至于与这样的臣民相处相安呢?

  "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再次回归宴席饯别这一主题,"离别"就此次临安之行言,"新相识"就与陈岘的交往而言--陈岘是词人在福建新结交的朋友,词人说悲欢离合本是人生常态,表达结识朋友的喜悦与离别的不舍,同时,又与前文本末倒置的"人间万事"相联系,劝慰朋友勿陷于小儿女悲欢离合等毫末之事,而忘却了追求人生更大的价值。

  "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则是重申自己对现实的判断与抉择。"富贵非吾事",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富贵非吾事,帝乡不可期"之典,言自己对此次临安之行不抱任何奢望,功名富贵非自己所能追求;"与白鸥盟"典自《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沤(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后人以与鸥鸟盟誓表示毫无机心,这里是指不再求取功名,借指归隐。

  "归与白鸥盟"是词人最终的抉择,然而这抉择却绝非其心甘情愿之选择,这是在"毫发长重泰山轻"的"人间"世态之中,在无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的境遇之下,在满怀"长恨"之中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词作首尾呼应对照,让人在看似平静淡定的结局之中,品味到诗人深藏于"短歌"之后的万千愤激、痛苦与遗憾。本是文武全才、满怀雄心,该当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英雄男人,却无可奈何、故作达观地终老渔樵,壮士悲歌,辛酸苦楚,本非言语所能表达,更何况只是"短歌"一行。

  福州水调歌头篇8

  梁任公在《情圣杜甫》一文中写道:“中国文学界笃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心系社禝,热爱生活,珍惜亲情,眷恋山水,悯怜苍生,是老杜不朽诗魂的真谛,也是千古以还一切有良知,有爱心,有责任感之诗人的遵循之道。孟秋之诗作,亦是诗因情出,情为诗魂。言其情,大体有亲友之情、生活之情、山水之情等等,其中以亲友之情为要。

  《菊潭吟草》叙述亲友之情诗约达三分之一。孟秋写此类诗有个特点,先铺述,娓娓道来,最后一两句则寄予无穷之情思。诚如老杜《月夜》诗的最后两句:“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最为情笃。

  写双亲之情者缠绵:“长怀人子愧,掩卷怨风尘”(忆母)——大凡亲人之间,既有乐事、喜事,又有痛事、憾事。然痛事、憾事,往往刻骨铭心,最堪回忆,“愧”“怨”两字,一泻痛、憾,更见真情。“天公忽洒三更雨,着意滂沱助泪垂”(哭父)——天雨忽滂沱而至,顿添苍凉之感,助孝子泪雨暗垂,倍生断肠之痛,“忽”“助”两者交汇,情又何堪。

  叙兄弟之情者豁达:兄弟各分南北,况在非常岁月,怀念诗可以写得缠绵、伤感,以至哭哭啼啼。然而孟秋在《月夜怀舍弟赴闽北》写道:“千里婵娟同慰藉,何须杯酒破愁城。”用东坡《水调歌头》词意,婵娟千里与共已经足慰,何必长叹别离而以酒浇愁。东坡豁达,孟秋亦然,兄弟手足相连,千古一理,情意相关,千里一牵。

  论妻、子之情者幸福:写夫妻之情的《为内子题》:“洛阳多少春消息,都付深浓浅淡中。”雅斋双栖,妻画夫题,其乐可知。写父子之情的《携儿登山海关澄海楼》:“好与儿曹开眼界,雄襟豁达是前程。”在山海关澄海楼上发出如此感慨,可谓是情由景生,情景交融,真情实景,借景抒情。写祖孙之情的《辛卯除夕偶成》:“最是灯窗萦笑语,扶床孙女试春衣。”祖父慈祥,孙女可爱,焉得不顿添情趣。

  言朋友之情者真诚:“又是吟中别,今宵独倚楼”(晋江赠友)——在晋江召开省诗词学会代表大会,老友相逢,颇为欢欣,刻烛射雕,十分洽意。过晚人皆去矣,热闹的会议惟剩一人,孤旅之情,一“独”字更凸显对吟友的依恋。“遥念泉南月,淸愁懒举杯”(客地怀仁山)——睹月思人是常情,然思到一片淸愁而致懒举杯,此情真可刮目相看。“聚散元无定,开襟惜友生。”(酬听竹斋主)——参透人生,珍重友情。听竹斋主余险峰与作者均诗书皆工,他们联手之物《书痕心影》又是诗书合璧精品,同事相尊、文人相亲、惺惺相惜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孓然摇落意,寄梦与归魂”(哀同窗方君)——同窗作古,岂能不哀。然哀人不写自身梦及亡者,而反写亡友寄梦与归魂于己,新立意、新手法更添新痛情,不禁“诗埋涕泪痕”矣。孟秋每首赠友、怀友、吊友之作,都因对象不同,写出个性,更显情之真诚。

  缕缕禅味则是孟秋诗作的第二个特点。

  禅味,原意是入于禅定时安稳寂静的妙趣。诗有禅味,则是指带有禅的品格、风韵、趣味、哲理的诗。中国几千年来,众多诗作颇重“禅”字。诗作不一定写佛寺、道观,写参禅、礼禅才有禅味。陶潛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李白诗:“露暗烟浓草色新,一翻流水满溪春。可怜渔父重来访,只见桃花不见人。”柳宗元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苏轼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此等等,没有一句写禅,却都是禅味极浓的名作。

  王维之诗更甚,禅味隽永、禅境幽远,被称为“诗佛”,其“明月松间照,淸泉石上流”是为千古绝唱。孟秋既学摩诘,焉无禅味?他在《淸游即兴》写道:“昨赴寻山约,今来水上吟。浮沉徒过眼,寂响不关心。初月窥人淡,微香惠我深。本然堪自在,去住有淸音。”后六句句句禅味,透露出作者平淡、自在、耻荣宠辱皆过眼云烟、世事由它不与人争的超然脱俗情怀,端的有王摩诘之遗韵。在《西禅啖荔》写道:“凉飙穿象隧,旋过凤凰池。净地空尘想,红云酿好诗。自知心是佛,当以戒为师。兰若书窗下,淸音似雨滋”。”西禅啖荔成为福州诗人经久不衰的韵事。全诗仅“红云”二字似乎与荔枝有关,前两句是讲时间地点,其余皆讲参禅,“心是佛”“戒为师”。啖荔是口福,参禅是心福,作者已进入禅境之中了。在《湖山小憩》里写道:“翠影水中流,梵音天上浮。斜阳依远渚,静柳系孤舟。半枕思乡梦,一襟归雁秋。苍崖容我老,相看两悠悠。”孟秋小憩湖山,斜阳、静柳、乡梦、归雁,多么安稳、寂静,又是如此悲凉、清澈,易生归隐之心与逃禅之思。千古诗人,心灵竟如此相通。在《奉陪赵雄方丈过张家界天下第一桥》这样写道:“危桥俯地百重渊,风过群峰浪起船。回首画屏虹影外,此生长忆看山缘。”湖南张家界天下第一桥,我也去过,云海峰岛,确实壮观。孟秋此诗前两句将壮丽风光简笔写足,后两句笔锋一转,从画屏虹影中生出了禅机:“长忆看山缘”。缘从何来?抑或西禅寺赵雄方丈作伴,也许是作者自寻禅味吧。

  孟秋诗作第三个特点是悠悠诗心。

  何谓诗心?作诗之心,诗人之心。有人认为,诗心是某种表情方式,以写诗的心情生活,才有似模似样的诗心。杜甫年轻时裘马轻狂,中晚年颠沛流离,最后是洞庭老病孤舟,然而心灵依旧“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李白诗云:“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辛弃疾词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郑燮词道:“我梦扬州,就想到,扬州梦我。”这种诗心是寻觅各自的知音,而知音又在何处?我认为往往在乎山水之间。

  《菊潭吟草》中有一批山水诗。山水诗是山水的仙气灵气与诗人的才情识见的结晶。山水的仙气灵气客观存在,因而山水诗的雅俗优劣,完全在于诗人的才情识见。“诗心”之作,最重要的是把“我”置于山水之中,才会有独特发现,写出美妙诗句。正如他在《吟余剩墨》一文中写道:“留意于‘有我’之境,着眼于自我,让自然物成为诗人自我人格精神的写照。”

  让我们来品赏几首吧。《过汩罗江》:“两袖盈香草,孤怀拥翠微。诗魂如解意,携得美人归。”谁之袖盈,谁之怀拥,谁之诗魂,谁能携得香草美人而归?作者也。《游太姥山》:“缱绻千秋石,逍遥一片心。悄然来问月,谁为抚幽琴。”句句皆出于“我”——我情缱绻如千秋坚石,我心逍遥若一片闲云,是谁悄然来问皓月,又是谁夜半轻抚幽琴而撩动我心?《过东湖》:“篷窗摇梦三千里,荡尽诗肠是桨声。”——东湖在武汉,距福州应有三千里之遥。篷窗摇谁之梦,桨声又荡尽何人诗肠?当然是“我”。《雅集遇雨》:“待到晴岚呈幻景,雨声原是助吟哦。”踏青遇雨,实属憾事,然雨中却陡生兴致。杜牧可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孟秋何不惹起诗思,助起吟哦,一首七绝即兴生成。这就是“诗心”的独特审美创造。今年6月,作者在连城诗会时得五律三首,有名家评曰:“雅炼入化,空灵自然”。其《游冠豸山》这样写道:“趁兴一登攀,环看点点山。白云驰远树,苍霭逼雄关。俄起风雷激,复归烟水闲。诗怀缥渺处,笑对绮霞斑。”——白云远树、苍霭雄关是实景,风雷激荡、烟水悠闲是心境,由于“有我”,才会产生缥渺的诗怀,笑对斑斓的晚霞。人虽老矣,然坐拥湖山而诗心不老。

  然而,有些诗人笔下的山水诗,辞藻固然华丽,也写出模山范水的精彩之处,读之也觉其美,但缺少生动、灵动和互动。原因之一是缺乏“诗心”,把“我”置身山水之外来看山水、写景致。画家主张画“真山水”,到真山水中徜徉体验;诗人主张写“真山水”,身在山水,情在山水,与山水相亲相爱,遂有好诗。是为同理。因而读孟秋之山水诗,真正感受到“诗心”之重要。正如“情感”有积极向上、消极向下之分,“诗心”亦有多样,孟秋持明快、恬淡、畅达,读后有面孟浩然之感。难怪乎,他因推崇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刘长卿等古代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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