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刘庆棠,曾经倾倒许多人。然而,这个曾被誉为中国的“芭蕾舞王子”、当过文化部副部长的人,因投靠集团并且干了不少坏事而从高位上跌了下来,受到法律的惩处。那么,刘庆棠到底走过了怎样的人生之路?

　　从文工团的临时小演员到“芭蕾舞王子”

　　1932年,刘庆棠出生于辽宁省盖县,父母是农民,家境贫寒。1948年东北地区大部解放。和人民政权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开始深入乡村。2月,辽东地区文工团到刘庆棠家所在的小村子演出。刘庆棠同村里许多小孩子挤在台下观看。文工团团员在台上欢快地唱歌、跳舞,深深地吸引了刘庆棠。后来,他在放假期间当上了文工团的临时小演员。

　　16岁那年,刘庆棠考入由中共辽宁省委主办的白山艺术学校。进入白山艺术学校后,刘庆棠学习很努力,成绩优异。他形象好,身材好,动作灵活,对舞蹈语言掌握得很快。当年,一个胜仗接一个胜仗,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文艺团体,经常扭秧歌庆祝。白山艺术学校也不例外。因此。刘庆棠和同学们经常出去扭秧歌。刘庆棠扭秧歌与众不同,无论在表情上还是在动作上,他都下了一番工夫。不同步式、手式、身法,他穿插运用。在扭秧歌的队伍里格外显眼。入学一年后,戏剧系的领导就看中了刘庆棠,认为他有舞蹈天赋,把他调到了戏剧系。从此,刘庆棠开始了自己的舞蹈生涯。当时,他学的是民族舞蹈。

　　刘庆棠在民族舞蹈创新方面下了工夫。他和另外六名舞蹈演员表演的《扇子舞》受到观众的欢迎。1951年,中国为了参加柏林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节目,辽宁省的《扇子舞》人选。8月,刘庆棠与其他演员一起出国演出。《扇子舞》获得了金奖。世界青年联欢会闭幕后,主办方组织参加演出的演员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奥地利巡回演出,时间长达一年零三个月。刘庆棠第一次出国就走了这么多国家,大开眼界,了解了许多从前不知道的舞蹈形式。

　　演出队回国不久,中央领导也看了他们的演出。看了演出后,作出指示:这批演员基本留在北京,组成中央歌舞团。这样,刘庆棠就成了新组建的中央歌舞团民族舞演员之一。

　　1956年,刘庆棠从国外演出回来,听到一个消息:北京舞蹈学校开设了芭蕾舞专业,由苏联的彼?安-古雪夫等五位专家任教。他立即找到领导提出要去学芭蕾舞。中央歌舞团的领导替刘庆棠考虑,认为他已经23岁,过了学习芭蕾舞的最佳年龄段,劝他不要去学了,在民族舞蹈方面好好发展。但刘庆棠态度坚决。加上当时国家刚刚搞起芭蕾舞专业,需要学员,领导就同意了。这样,刘庆棠进了北京舞蹈学校,成为芭蕾舞讲习班的一名学员。

　　23岁的刘庆棠,关节柔韧性已经不太好了,掌握技巧很困难,但他有一种不怕吃苦的精神。为了使自己的关节柔韧性与少年学员一样。他每天清晨都坚持下腰压腿,每次都痛出一头汗,硬是把自己的关节和韧带拉开,不久就与十几岁的少年一样柔软了。练动作,别人练一个小时,他偏要增加两倍。刻苦换来了好成绩。刚来时,刘庆棠在低级班,成绩是最后一名。因为他当时记不住芭蕾术语,动作也只限于模仿老师的动作。可是,由于他刻苦用功,一年半之后,不仅进入高级班,而且成了高级班第一名。

　　苏联教师对刘庆棠另眼相看,说他技术好,力气大。在教授芭蕾双人舞中男演员的托举时,经常让他来试跳。时间一长,刘庆棠也就成了双人舞教学中必需的角色,很受女演员欢迎。1958年,北京舞蹈学校准备建立实验芭蕾舞剧团,在古雪夫的帮助下排演《天鹅湖》。在挑选男主角王子的演员时,古雪夫选中了刘庆棠,让他与白淑湘作为一对舞伴。经过刻苦排练,《天鹅湖》很快上演,并且取得成功。由于有这个成绩,刘庆棠和白淑湘等被选为文艺界的代表出席了北京市的群英会。苏联教师称刘庆棠饰演的《天鹅湖》中的王子,是第一个中国籍“王子”。

　　刘庆棠不光学习刻苦,平时待人也很热情、谦和、朴实,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他积极参加政治和文化学习,进步很快。因此,在选派赴苏联学习芭蕾舞的人员时,刘庆棠被排在第一位。这样,他被送到苏联学习芭蕾舞,主要仍是学习扮演《天鹅湖》中的王子。回国后,刘庆棠在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当演员。当时,中国芭蕾舞剧的主要剧目就是《天鹅湖》,刘庆棠仍然扮演王子。

　　出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

　　在芭蕾舞剧团,刘庆棠保持了热情、刻苦、朴实、上进的作风,与同事相处得很好。在演出《天鹅湖》成功后,剧团又排演了《海侠》、《泪泉》等芭蕾舞剧,仍然由刘庆棠和白淑湘主演。

　　由于表现好,刘庆棠在芭蕾舞剧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当选为党支部委员,分管剧团里的共青团工作。刘庆棠刚到芭蕾舞剧团时,白淑湘是演员队长,还兼任全国青联委员。后来,有人提出,“白淑湘只专不红”、“跟她父亲划不清界限”、“有资产阶级思想”。在那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白淑湘也不好在演员队长职位上继续工作了。于是,团里决定,由刘庆棠当演员队长。

　　当上了演员队长的刘庆棠仍然与白淑湘配合得很好,二人的演出总能得到热烈的掌声。青年人很是喜欢他们,剧团领导也认为他们是团结合作得最好的演员。此后,芭蕾舞剧团又排演了《巴黎圣母院》,仍然是刘庆棠与白淑湘合作,排演得仍然很好。

　　1963年秋,观看了《巴黎圣母院》后,认为排得很好,鼓励大家“对外来艺术首先学到手、学到家”。还提出:“你们可以一边学习排演外国的古典芭蕾舞剧,一边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剧目……为了适应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剧团要“搞点革命化、大众化的作品,不能老是跳王子、仙女”。还要求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抓一抓这项工作。

　　同年12月,在一个批示中提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不久,林默涵召集舞蹈界知名人士座谈,贯彻讲话和批示精神,讨论编演芭蕾舞现代戏问题。林默涵在会上首先传达了的意见,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我们不熟悉外国的生活,不如大胆一些,创作一个本国现代题材的剧目。”参加会议的人向他建议:中央芭蕾舞剧团可以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林默涵当场拍板:可以改编,立即成立创作组。在成立创作组时,刘庆棠被选为成员之一。为了使改编更接近当年娘子军在海南岛的战斗、生活实际,文化部组织创作组到海南岛深人生活了三四个月,对原剧本进行了改编。开始排练时,创作组确定由刘庆棠扮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洪常青,白淑湘扮演吴琼花,两个人又在现代舞剧中合作。

　　1964年2月,刘庆棠和创作组的同事一起赴海南岛

　　下部队体验生活。在深入部队期间,刘庆棠和大家共同琢磨角色。他为了用芭蕾舞的形式塑造洪常青这一红军连队党代表的形象,对西方芭蕾舞形式作了改进,与中国舞蹈元素相结合,尽力表现出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红军基层干部形象。他在编舞上坚持从生活出发、从内容出发、从人物出发。在肢体语言上,努力将西方芭蕾舞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加以融合,与军队的生活和军事动作加以融合。在此基础上去创造符合洪常青性格的新的舞蹈语言,并且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排练。

　　时隔多年后,刘庆棠面对记者的采访,谈到了当年到海南岛深入生活、参与《红色娘子军》创作的经过。他说:我们到海南岛后,我领着另外两名编导和其他主演到屯昌的某部九连当兵一个半月……4月下旬回到北京彩排。7月中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完成,请总理和有关领导来审查。一位领导看了戏以后说,“气质不够”,满台“娘子”不见“军”,手中拿着“烧火棍”!于是,由我带队,全体演员、演奏员lOO多人。又到部队当兵一个半月。回来后再演,气质果然有了明显变化……

　　经过参演人员的努力,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终于排练成功。1964年9月26日,《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进行演出。看后对这部芭蕾舞剧评价很高。他在演出结束后上台看望演员时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了。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演出得这样成功。”

　　10月8日,、刘少奇、、、彭真等在中南海小礼堂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汇报演出。演出很成功。对这部戏评价很高,说这部戏:“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演出结束后,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上舞台与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留念,给演出人员以极大的鼓舞。随后,中央决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公演。首场演出放在广州,为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演出。紧接着,在北京等地公演。公演后取得了轰动效应。文艺界许多评论文章对这部戏评价很高,各大报纸也对此剧公演进行了连续报道。

　　受到的赏识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公演后不久,刘庆棠就被任命为芭蕾舞剧团副团长,主管演出。当时着手抓样板戏的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持赞扬态度,并且把此剧的改编成功记入自己的功劳簿。但在那个时候,刘庆棠还没有与有过直接接触。

　　“”前夕,到中央芭蕾舞剧团视察,刘庆棠参加接待。他陪在身边,向汇报《红色娘子军》排练和演出的情况,汇报剧团内的情况,并且搞成文字材料,送给。每次问到的问题,他都对答如流。这样,原本就对刘庆棠有印象的,对他更有好感了。刘庆棠也十分主动,此后经常直接给写信或者给的秘书打电话,汇报《红色娘子军》的改进情况和团里的工作情况。当时,等人只突出八个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被列为样板戏之一,演出场次不断增加,刘庆棠的名气也逐渐大了起来。后来,他扮演的洪常青形象,被制成邮票、画片、年画等,在全国广为流传。

　　1966年,“”开始后,本已经是中央芭蕾舞剧团领导的刘庆棠率先造反。他把剧团其他领导称为“走资派”,公开号召演员和职工打倒他们。他把剧团里的一些业务尖子称为“牛鬼蛇神”,号召群众向他们展开猛攻。由于身份特殊(出身属于“红五类”、扮演洪常青得到很高声誉、肯定《红色娘子军》演得好、和能够直线联系等),他的号召在群众中很有煽动性。这样,在刘庆棠身边很快聚集了许多人。有这么多人支持,刘庆棠更加觉得自己是最“革命”的,便接连不断地组织人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剧团里许多人都成了他的批斗对象。

　　在许多人蒙受痛苦的基础上。刘庆棠的地位上升了,他当上了中央芭蕾舞剧团革委会主任,后来又成为剧团党支部书记。

　　刘庆棠的行为激起了民愤。许多挨过刘庆棠整的人联合起来。要揪刘庆棠。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刘庆棠也是剧团领导,也是“走资派”。1967年初,剧团群众把刘庆棠揪了出来。还对他进行了批斗。刘庆棠从革命委员会主任、党支部书记的位置上掉了下来,被关进“牛棚”。

　　在困境中,刘庆棠想到了。他在“牛棚”里,趁看管人员不备,偷偷给写信,介绍了自己的处境,求救他。在家人看望时,刘庆棠将信悄悄交给家人带出。

　　1967年5月,中央芭蕾舞剧团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先后六次对当时负责文化工作的领导讲:一定要在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中“结合”刘庆棠。同年夏,再次指示芭蕾舞剧团的领导班子应安排刘庆棠。不久,在一次接见文艺界代表讲话时明确指出:刘庆棠是革命的,我支持他。当时红极一时,她的支持,显然很有力度。这样,刘庆棠不仅被立即解放,而且当上了芭蕾舞剧团的一把手。

　　刘庆棠对的“恩情”十分感激,叉多次给写信,更加受到的信任。1968年,让刘庆棠以“革命文艺战士”和参加创作“样板戏的领导人”的双重身份,参与中央直属文艺团体的“”。主要负责“清查”(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在此过程中,刘庆棠按照的意图行事,强迫所谓“有问题”的人招供子虚乌有的“反革命罪,行”和“反革命组织”。1970年前后,刘庆棠在中央直属文艺团体中抓出“五一六分子”400余人。

　　1969年4月,在的提名下,刘庆棠成为中共九大代表,参加了中共九大。1971年,由于的提名,刘庆棠当上了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副部级),分管全国的文艺创作工作。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时,又是提名,刘庆棠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1975年初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上,刘庆棠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

　　短短几年,刘庆棠实现了从一个芭蕾舞演员到副部级干部的火箭式上升。当时就有很多老干部对刘庆棠的不正常上升不服气,编了一个顺口溜说:“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

　　在“批邓”中大出风头

　　原本对刘庆棠也是爱护的。在刘庆棠当上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前后,曾七次约刘庆棠单独谈话,对他在政治上、工作上进行勉励。当时,刘庆棠在面前表现得很谦虚。有一次。他对说:“让我当文化组副组长,我有点紧张,还有点害怕。”说:“你紧张、害怕,就会少犯错误;犯了,改得也快。如果你认为你能干得好,就可能骄傲。”对刘庆棠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但是,已经把自己的命运跟捆在一起的刘庆棠,对的话是听不进去的,他与的关系也仅限于表面。出现麻烦时,他便往身上推。

　　1972年,陪同外宾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刘庆棠在场。演出结束后,大家合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事后,追查是谁让唱这首“反革命分子”李劫夫的作品的。查来查去,查到刘庆棠头上,说是他

　　同意唱的。怪罪刘庆棠时,他却把责任推到身上,说是布置的,和他没有关系。就此事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质问。为什么让唱这首歌曲。

　　1975年,在文化方面的“批邓”,主要依靠已经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

　　9月,召集自己的亲信秘密聚会,研究“批邓”之事,刘庆棠也参加了。会上,大肆攻击邓小平,要刘庆棠组织开展“批邓斗争”。会后,刘庆棠马上布置“批邓”,先后召集芭蕾舞剧团、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开会,向下透露要“批邓”的消息,还组织人写文章“批邓”。10月,刘庆棠到上海,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秘密商量了“批邓”之事,还指名攻击、、李先念等。

　　刘庆棠回到北京后,又秘密召集文化战线上一些人,分析政治形势,鼓动“批邓”。刘庆棠还与进驻,北京大学的军代表迟群串联,商量使用“梁效”的笔名搞诬陷邓小平的材料。接着,他又找人秘密翻印了邓小平近期一些讲话材料,准备作为“反面教材”加以批判。刘庆棠还多次召集下级干部开会,从《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中挑“问题”,准备批判。刘庆棠还亲自出面攻击邓小平。在几次会议上的公开讲话中攻击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邓小平准备12月份夺权”。

　　1976年1月,刘庆棠在文化部连续召开会议,拼凑邓小平“攻击文化部的八条罪状、攻击文艺革命的七条罪状”,并编人文化部1976年1号文件。从2月起。刘庆棠遵照、的旨意,召开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煽动“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他威胁创作人员一定要拿出批“走资派”的作品,说:“敢不敢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3月,他指挥芭蕾舞剧团炮制了“层层揪邓小平人”的舞剧《青春战歌》。此后,他不仅派专人去各电影厂督促,还亲自到现场催促,抓紧排出《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三部关于反“走资派”的影片。在支持下,刘庆棠对他认为是“邓小平人”的干部进行批斗,许多人遭受冤狱,被牵连者达370多人。

　　对刘庆棠的表现十分赞赏,要继续提拔刘庆棠。粉碎“”后,从家里查到一份“”拟定的他们准备上台后“组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刘庆棠被列为12个国务院副总理之一。

　　获刑之后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不久,刘庆棠作为“”的党羽被拘留审查。10月21日,被正式羁押,并被。

　　1983年4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判刑后,刘庆棠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在狱中,他心情不好,影响到身体,曾几次吐血,医院确诊为食道静脉曲张。1985年,公安部和文化部批准他回老家辽宁省盖县保外就医。孤身一人的刘庆棠回到老家后,先是住在弟弟家里,后来住在同学家里。在同学的帮助下,刘庆棠的身体慢慢恢复。

　　1993年10月,刘庆棠刑满后,到广州某大学教授舞蹈。后来,他编了一出表现对祖国忠诚、对母亲尊重,同时也表现爱情的古代题材芭蕾舞剧《岳飞》。为此,他读了许多与岳飞有关的书籍,还到岳飞的家乡河南省汤阴县待了半个月,以体验当年岳飞的处境和心境,但最后因筹集不到资金,导致演出流产。

　　再后来。刘庆棠在北京的西山脚下办了一所艺术学校,自己任校长、教授。在该校的介绍材料中这样描述:刘庆棠校长是我国老一辈舞剧表演艺术专家、艺术大师,他曾向苏联专家学习多年,曾任中央芭蕾舞剧团团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刘庆棠教授曾主演并首演芭蕾舞剧《天鹅湖》、《海侠》、《泪泉》、《红色娘子军》、《沂蒙颂》,他亲自领导的舞剧创作有《红色娘子军》、《沂蒙颂》、《草原儿女》、《纺织女工》、《杜鹃山》、《苗岭风雷》、《闪闪的红星》等,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舞台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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