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读者知道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早期创作《塞瓦斯托波尔纪事》，大都是从罗曼·罗兰（1866—1944）的《托尔斯泰传》得来。

　　1851年，托尔斯泰去高加索服兵役。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次年，年轻的军官托尔斯泰自愿到塞瓦斯托波尔，卫护在最危险的第四号炮台。托尔斯泰以刚刚的经历，在棱堡的障蔽里，在炮火的打击下，在同伴的相处中，写作了不可磨灭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4）、《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6）。

　　罗兰在《托尔斯泰传》中叙说，“据说俄后读了第一部纪事之后，不禁为之下泪，以至俄皇在惊讶叹赏之中下令把原著译成法文，并令把作者移调，离开危险区域……”托尔斯泰由此开始了他作为俄国伟大作家的生涯。

　　罗兰是法国著名作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70年前正值二战惨烈之际，罗兰去世，人们纷纷表达哀挽。罗兰以一部长篇杰构《约翰·克里斯多夫》（1904—1912）享誉全球。他还有《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托尔斯泰传》（1911）三种传记名作传世。这三种传记后来合成《名人传》一书，有人称赞为“巨人三传”。

　　罗兰一生喜爱托尔斯泰以及维克多·雨果的作品，而恰恰这两位作家以《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成为世界文学领地上的两座高耸的山峰。

　　当年，罗兰三传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而传播了他们巨大的精神力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傅雷将这三传译为中文。傅雷说，“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的时候，他从中得到启示：“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传主一流，作者一流，译者一流，令人激赏的《名人传》一直在中国风行。

　　文学也许更容易受到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列宁曾比喻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高尔基则从世界影响的角度褒扬，说：“整个宇宙，整个大地都在望着他：从中国，从印度，从美国，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着活的、一直在颤抖的线向他伸过来。”

　　罗兰曾经表示，要使托尔斯泰的传记完整，那就不得不说明他和亚洲、和东方中国的关系。确实，托尔斯泰很关注中国的文明，了解过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过老子《道德经》；他也曾由对俄国农民命运的思考，而对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寄予同情。

　　中国也推崇托尔斯泰。在风雨飘摇的封建社会晚期，在激烈的辛亥民主革命的前夜，1900年，先觉的知识分子便把尚在人世的“俄罗斯的新圣人”托尔斯泰介绍到中国。从涤荡旧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托尔斯泰便与中国新文学同在。《新青年》介绍过许多外国进步文化，里面相当篇幅是译介与评论托尔斯泰的。当时用力最深者是瞿秋白，他勤奋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和列宁的有关论述。1920年，瞿秋白到莫斯科担任北京一报社的特约通讯员时，还特意去访问了托尔斯泰的故乡，写下《清田村游记》：“清田村一游，令人畅心满意，托尔斯泰是世界的伟大文学家，遗迹芳馨。”

　　声势浩大的五四时期，鲁迅和郭沫若都把托尔斯泰当做破坏不中用的偶像与陈腐的传统的革新者进行宣传，体现了时代精神。郭沫若《匪徒颂》将托尔斯泰称为“反抗贵族神圣的文风”，不得善终的“文艺革命的匪徒”。鲁迅早年，有友人赠言“魏晋文章，托（托尔斯泰）尼（尼采）思想”，显示了两人的相通之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茅盾的现实主义小说“更近于托尔斯泰”，比如《子夜》就有借鉴的内部联系，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新阶段。抗战军兴，田汉、夏衍分别改编《复活》为剧本，突出不同的主题，在现代剧本创作中各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以上这些，包括傅译罗兰三传在内的翻译文学，中国新文学与托尔斯泰的关连，都是“中俄文字之交”的重要内容。

　　二

　　中国新文学一直仰望《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这样的巨著，只是偶尔觉察到托尔斯泰的其他创作，比如早期名作《塞瓦斯托波尔纪事》《高加索纪事》，让人稍稍有些遗憾。而罗兰就在《托尔斯泰传》中，特地辟写了有关塞瓦斯托波尔的章节，因为传主从那里开始文学生涯的。

　　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役中看到，俄军官兵和许多市民勇敢参战，著名的“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成为每一个人的遗言，表现出高度的精神和战斗素质，为俄国赢得了荣誉，并在陆海军战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页。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中对战争的残酷、对俄罗斯士兵的优秀品质、对人们在战争中的复杂心理都作了真实的描绘，第一部、第三部体现了炽烈的爱国思想，第二部则表露了难以抹去的凄怆。

　　《塞瓦斯托波尔纪事》展示了作者的艺术才华。罗兰在《托尔斯泰传》中这样描述：“仿如演剧时休息期间底乐队一般，战场底景色中展开了鲜明的大自然，阴云远去，豁然开朗，而在成千成万的人转侧的庄严的沙场上，发出白日的交响曲……”

　　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的价值、意义与影响不容轻视小觑，这让人记忆起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段尘封已久的史实，那就是孙席珍的战争文学。

　　孙席珍是“从北伐战场上归来”的作家，创作中包括由《战场上》（1929）、《战争中》（1930）、《战后》（1932）三个中篇组成的“战争三部曲”和数个短篇。《战场上》一经发表，便在新文学阵营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议。法国、丹麦、日本等国先后予以翻译。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小说集》说《战场上》是中国现代第一种战争小说，作者也被称誉为“战争小说家”。

　　孙席珍早年求学北大时，因为受鲁迅、瞿秋白的指导之故而阅读过托尔斯泰。“战争三部曲”是反战的文学，但在写作表现上与《塞瓦斯托波尔纪事》有潜在过往的痕迹，是托尔斯泰之于中国新文学影响的新的审视点。

　　1936年，埃德加·斯诺选译的《活的中国》出版，里面入选了孙席珍的作品。斯诺告诉孙席珍，他的战争小说《火和铁的世界》《从蛟桥到乐化》将另行翻译，在美国《亚细亚》杂志刊登。可惜孙席珍之后，战争文学的跟进者只有两三人，但这仍不失为中国新文学独树一帜的探索方向和积极现象。

　　中国新文学时期的战争文学已经消逝，但“战争小说家”孙席珍后来撰著有《战争文学论》一稿，其中论及托尔斯泰，提及《塞瓦斯托波尔纪事》，并引用“连高尔基和罗兰这样的人都承认其高超的艺术修养”的斯蒂芬·茨威格的名篇《世间最美的坟墓》。1928年，茨威格到前苏联旅行，凭吊了托尔斯泰墓：“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这块将被后代永远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尊严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荫里。顺着一条羊肠小路信步走去，穿过林间空地和灌木丛，便到了墓冢前；这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庇。……老残军人退休院大理石穹隆底下拿破仑的墓穴，魏玛公侯之墓中歌德的灵寝，西敏司寺里莎士比亚的石棺，看上去都不像树林中的这个只有风儿低吟，甚至全无人语声，庄严肃穆，感人至深的无名墓冢那样能剧烈震撼每一个人内心深藏着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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