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一个堪称伟大、近乎完美的民族商人，生于艰困迷离时局，长于腥风血雨之中，死于春暖花开时节。他一生别无他求，只愿国泰民安，为此殚精竭虑，付出一生。

　　与义愤填膺的革命党人不同，年轻的卢作孚把报国希望放在了兴办实业上。他说，“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让长江变通衢，中国船队遍布世界各地海洋是他的梦想。无论时局多么恶劣，卢作孚忍受屈辱，负重前行，竭力在中国这块政治与经济贫瘠的土地上涂鸦梦想。

　　创 “民生实业”

　　卢作孚1893年出生重庆合川，面容消瘦。植物学家胡先描述道，“貌若五旬，须鬓苍白。一经接触，能感受到理想家气质，目光冥然而远，声音清而尖锐，办事的热忱，舍己为人的精神，处处像宗教改革家”。他命运多舛，幼时因病致哑两年，靠卖合川特产桃片维持生计，仅读6年小学，以后的学识靠社会这所大学获得，所以自嘲“小学博士”，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他和友人黄云龙合创 “民生实业”，寓意是：立足民生，报效祖国，着手航运。当时，日本公司独霸川江，华轮公司濒临破产。卢作孚创业开始就意味着破釜沉舟。他决定吞吃小企业逐步做大，最终化零为整。只要愿意出售的轮船，他来者不拒；愿与民生合作的企业，不管资产是否优质，民生都努力帮他们还清债务。不计后果的疯狂扩张，民生“航”出了豪华轮船的速度：最多的一年，并入7家轮船公司，总吨位飙升到1500吨。越来越多的船运公司插上民生旗号，航线延长到5000多里。日本公司由盈转亏，见势不妙，默默退出川江。

　　民生违背商业规则的狂飙猛进，今天的企业家都难以复制。主要的原因在于，卢作孚生活的年代，中国政治、经济、外交上尊严尽失，外国列强船只在川江耀武扬威，中国人一肚子怨气和屈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空前高涨。特殊环境下，决定商业运作的不是规则，而是“主义”这张通行证。卢作孚提出，“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得到广大民众支持。民生实施吞并，目标就是“联合国轮，一致对外，避实就虚，各个击破”。另一方面，“主义”为民生公司提供了可能，而卢作孚在服务和制度方面的创新，则为可能提供了必要条件。

　　管理上，卢作孚一改传统“三包制”，实施“四统制”，公司所有事务不再由船老大说了算，船上工作人员由公司统一任用，财务由公司统一管理，燃料由公司统一发送，驾驶由船长统一管理。服务上，卢作孚制定完整的规章，考核成绩表就多达27种，颁布了从“经理须知”、“船长须知”到“驾驶员须知”、“轮机须知”、“理货须知”、“茶房须知”、“水手须知”等一干条例，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民生公司人人都是服务员，连卢作孚都亲自为客人倒茶送水。一位外地求学的四川学生这样描述：民生轮船票价不高，学生有折扣，伙食有五样菜，船员、茶房对人礼貌，行李安全，设备好，夏天可以洗澡，没有阶级之分，通舱客可以到官舱去玩……雪白的床单、枕头，井井有条的茶壶、茶杯，整洁安静的船舱。特殊的国情、有效的管理支撑了民生的无度扩张。这也是卢作孚留给我们的商业思想遗产。

　　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卢作孚临危受命，民生公司放弃当年最后五个月的商业运输，将上万吨重的重要机器和军械物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运到武汉，再运往宜昌。

　　川江处于枯水期边缘，大轮船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让人心急如焚。按民生运力，运送需要一年时间。卢作孚召开通宵会议，采取三段航行法，除极重要且卸载困难的设备直接运输到重庆，其他物资在三峡或万县先卸载，以后再转运。航行时间上采取白天航行，夜间装卸，不放过一分一秒运输物资时间，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的运输能力。

　　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卢作孚这样描述他们浩浩荡荡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每晨宜昌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紧张地装货。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在日本战机狂轰滥炸下，经过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川江穿梭，直到宜昌沦陷，民生运送人员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为中国抗战保存残存的元气。没有民生危难时刻的大抢运，中国长江上游的大后方不可能有大量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迅速投入生产。没有军事物资，中国军队赤手空拳，怎么上战场打仗？民生公司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员工牺牲117人，伤残76人。

　　为而不有 公而忘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高层邀请下，卢作孚从香港来归，并让公司海外18艘商船陆续返回大陆。他两次受到的接见，多次与、、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

　　与领导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期望。就像最初参加辛亥革命立志一样，卢作孚从来不希望自己仅仅是一个商人。他想做改革家，打破苟安的现实，经商只是实现抱负的手段。所以，很多人把卢作孚称为“清教徒”――为而不有，公而忘私。

　　卢作孚终身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他和家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屋和土地，住房租自民生，按月付费；他饮食简单，困难时期吃饱都困难；他工资不高，兼任几十家企业董事长所得收入全用于公益事业；他不愿当官，形势所迫，曾义务任交通部次长等职，一旦任务完成，立刻弃官……卢作孚曾感叹:“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它可以安慰灵魂，沉溺终身，感动人心，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巨星陨落

　　1952年，全国“五反”运动。此时，民生公司财务千疮百孔，公司面临上万员工发不出工资的困境，旗下“民铎”轮触礁沉没，更是雪上加霜。

　　财务危机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宜昌大撤退，卢作孚树大招风。孔祥熙、宋子文对民生忌恨有加，不愿妥协的卢作孚遭受报复。他在加拿大贷款购船，宋子文对借款担保托词百般推脱。加上内战、军差频繁，通货膨胀严重，民生摇摇欲坠，无度扩张的后遗症在危机中浮出水面。

　　1952年，忧心如焚的卢作孚第一次求助北京，中央决定破例提供旧人民币1000亿元（合今1000万元）贷款，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卢自杀前两天，北京来电确认此事，获知消息的民生副总经理童少生未告知卢作孚。卢死前下午，共事多年的二人同坐办公室，童没有说一句话。直至卢逝世，童少生一拍脑袋：“把这事忘记了”，一句话的轻描淡写，却是阴阳两相隔。

　　同年2月6日上午，民生资方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因公司财务问题当众检讨，当场落泪。两天后，民生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公股代表张祥麟做检查，大意是与卢北京出差时，一起吃饭、洗澡和看戏。卢作孚通讯员关怀突然揭发，暗指张祥麟受卢作孚“糖衣炮弹”的袭击和拉拢腐蚀。关怀原为一轮船上的服务员，卢作孚让他住自己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文化，对其仁至义尽。2月8日大会前几天，关怀忽然搬出卢家。

　　卢氏后人说：卢作孚洁身自好，自然难以理解私人工资招待同事如此正常交往怎么成了腐蚀干部，他以心交之的工作人员怎会忘恩负义。他视人格尊严为生命，无端的侮蔑和侵犯，无疑是极大的刺激。当晚卢作孚服药自杀，在一张毛边信纸上给妻子留下遗嘱：

　　一、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 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 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 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一位成就卓越的实业家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世人，不禁让人唏嘘。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先生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摘自《革命与生意――辛亥革命中的商人与商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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