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6岁的康代宾考入了安岳中學。中學时代，他接触到一些革命理论，又目睹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惨象，立志将来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救国救民。

　　1924年，他中學毕业时，听说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學校，便想去投考。奈何家中已再拿不出钱来供他去广州求學，后在进步教师李恒生、刘卓安和族人康纪鸿的接济下，他才得以成行。

　　1925年，康代宾终于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因他对曾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的十分景仰，因为字兆铭，是故他在入學后不久，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康兆名，并取“泽”为号。再以后，以号代名，遂以“康泽”之名行走于世。

　　一个星期日，同學们都出去玩了，他一个人留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整理笔记，突然听到有脚步声，转头一看，竟是校长来了。他赶忙起身立正、敬礼。走到他的身边，翻阅了一下他的笔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报告校长，我叫康泽。”点了点头，叫他坐下，又问了问他的學习和生活情况，他的回答，都让感到很满意。从此，他就成了校长心中的“好學生”代表，毕业时，蒋又亲自点名，将他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

　　1927年10月，康泽由莫斯科學成归国，任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后改任总司令部江西“剿共”宣传大队大队长 。他不遗余力地为蒋发动反革命战争进行辩护，诬陷红军更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风起云涌的抗日爱国运动震撼了政治统治的核心。然而，坐在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宝座上的此时考虑的却不是怎样组织军队和民众去抗日，而是想搞一个新花样，去加强他的国家机器。

　　一天，将康泽、贺衷寒、桂永清、郑介民、戴笠、邓文仪等10余名心腹找来，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各省、市党部相继被抄，人员被打。我们的党一点力量也没有，我想，我们也应该像苏联那样搞一个政治保卫局，以加强党的力量。”

　　1932年3月，一个相当于苏联保卫局的组织“复兴社”在南京成立。“复兴社”这个名字就是康泽给起的。为“复兴社”制定了“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十六字纲领，并亲自担任了这个社的社长。在“复兴社”的成立大会上，该社的骨干分子举手宣誓：“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一个月后，又为“复兴社”拟定了宣传门号：“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16年后，康泽在北京功德林接受改造，在谈到“复兴社”这个组织时，他说：它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到腹中托胎的产儿，所谓“政治纲领”完全是骗人的幌子，而宣传口号才是它真正的灵魂。

　　在蒋记特务系统中，“复兴社”是最重要的一支，“复兴社”又分为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还有一支就是戴笠的“特务”系统。

　　1933年为了扩军，决定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學校特别训练班”，专门培训下级军官。康泽就是这个班的班主任。他很快就使这个特训班变为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特务武装。同年10月，康泽又出任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直接听命。它的任务主要是派人深入到各苏区进行活动，并在那些红军暂时撤离的地区，组织还乡团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反攻倒算。曾下令：“为保证别动队执行紧急任务，一切单位都应给予别动队行动上的方便。”

　　视康泽为心腹，康泽对蒋向然也是推崇备至，他还给写过这样一首颂歌：“大哉中华，代出贤能；历经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

　　当时，在内，康泽和戴笠被称为“康戴二公”。任何人要见都必须经过侍从室通报。只有他们二人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见。

　　抗战爆发后，康泽更是风光无限，先后担任了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处长、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和立法委员等职；1945年5月，他更当选为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抗战胜利后，国共开始谈判，在全国一片反独裁、反特务、要和平、要民主的呼声下，不得不将声名狼藉的康泽派往国外考察。1946年夏，终于扯下了“和平、民主”的面纱，发动了全面内战，康泽于1947年初回国。同年3月成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同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8年1月，康泽又被委任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驻守襄阳。

　　1948年7月15日，我军对襄阳城发起总攻！双方经过十来个小时的激战，襄阳城破。是役，我军共歼敌2.1万人，康泽亦被我军活捉。据说在城破前，康泽的副官曾劝他化装成士兵逃走，但被他拒绝了。

　　康泽被俘后，中国共产党人还是给了这个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大特务头子以重新做人的机会。在经过数年改造之后，他在1963年4月被特赦。

　　康泽被特赦后，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7年，他病逝于北京，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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