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涂作潮(1903--1984)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苏联接受过特工培训和学习无线电技术，是中共早期地下电台专家，代号“木匠”，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抗战时期电台的制作者和原型人物李白烈士的机务师傅。1985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父亲的诉告，称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以后的媒体称他是“谍海神工、“传奇木匠”、“红色特工”等。二十余年来，我从海内外搜寻一切有关父亲的档案史料，遍访父亲历年战友及其亲属，整理父亲遗物遗稿，对父亲的生平事迹和他经历的不同寻常的岁月，渐有完整全面的了解。

　　父亲190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乡间贫困家庭。1917年起开始学徒做木工，1920年11月21日参加了陈独秀领导的湖南劳工会。1924年5月，在上海恒丰纱厂打工的父亲经蔡林蒸(蔡和森烈士的二哥)和林仲丹(化名张浩，的堂兄)介绍，由李立三批准，加排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不久奉命参加国和作。

　　1925年5月1日，父亲作为恒丰纱厂代表，在广州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父亲5月18日返回上海，惊闻顾正红已牺牲。19日，父亲持“日本人屠杀同胞雪耻会讲演团”的旗帜，在龙江路一带讲演，当晚被捕，拘杨树浦捕房。20日英国领事审讯后，将父亲归为顾正红的同案人，交由日本领事审理。23日，父亲与顾正红的11位战友同时过堂。父亲无力交纳30元的保释金，被判监一月。父亲在提篮桥监狱关押期间，鼓动难友绝食，支援“五卅”，因此受鞭打和反铐之刑。七十余年后，我在上海市档案馆找到了父亲被捕后英巡捕房做的包括十指指纹在内的“刑事档案”。

　　父亲所在党支部(杨树浦支部)的书记何量澄是中共创建人2，--何叔衡的亲侄。1925年9月，年仅25岁的何量澄因参与领导五卅运动而积劳成疾，病逝在父亲的工棚里。时任革命共济会主任的何叔衡严以律己，居然没有公事公办地给何量澄登记存档。1935年何叔衡牺牲，何量澄随之湮没，且已无处觅忠骨(何去世后葬上海“五卅烈士公山”，该墓园后被日寇拆毁)。我在2008年终于找到了正和百万湖南民5，--起在广东打工的何量澄的孙辈，并于2011年8月在台湾的党史馆又发现了何量澄在1923年5月30日前已经是中共党员的证据。我相信，我们父子两代的努力，必然会对骸枕荒野但彪炳党史的这两代同门忠烈有所交代。

　　工会支部书记蔡之华给了父亲一支四寸手枪。1925年8月，在上海总工会第一(杨树浦)办事处任会计的父亲未经许可，用它打伤了一个正在工会调戏女工的流氓。他的顶头上司，总工会总务科长刘少奇决定给他一个月的处分。但是在同年11月，父亲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时，苏联教官们却觉得他有斗争性，枪法好，于是给他起了个和“刺客”有关的俄文名字：沃罗达尔斯基。迄今为止，我已凭这个名字和入学登记表上的学号2712，从俄罗斯挖回了有关父亲的档案计200余页。

　　父亲于1927年6月1日起接受特工培训，如驾驶、摄影、射击、战场指挥、格斗、爆破、毒气、暗杀、密写、密码、印刷、化装、防止说梦话泄密、信鸽等技术。

　　1928年6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父亲是指定参加代表(80号)，他在会议期间至少向党中央呈递了三份请求报告，说自己理论水平低，不适合做领导，希望短期学习工兵技术后，尽早回国参加武装斗争。时任中央军事部书记的在其中两份报告上做了批示：“留下学习待讨论”和“待决”。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中共领导层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的经验，认为斗争转入地下之后，最可靠又最便捷的情报传递和联络方式就是无线电通讯，决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着手建立一个自己的无线电通讯队伍。在六大会议前，中共代表团团长向共产国际提出，希望共产国际代为培训一批无线电人员。1928年10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讨论后予以批准，由中共选派十名代表，在苏联秘密学习无线电技术。至于学员的人选，在决议案副本的提议名单和决定名单中，我父亲都以首选列入。

　　于是，1928年10月26日，我父亲、刘牺吾、宋廉和覃显犹四人去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为期11个月。由于事属绝密，共产国际给东方大学还发了假调令，称沃罗达尔斯基(我父亲的俄文名)奉调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以便彻底消除父亲的行踪。以上四人，最后在主观或客观上能够服务于中共电讯事业的仅父亲一人――宋廉在1931年开了小差；覃显犹也在回国后脱离了革命，最后在客居加拿大期间去世；刘牺吾则死于斯大林暴政期间的西伯利亚流放地。

　　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建立于1924年，直到50年后的1974年，才被苏联方面公开承认。我父亲他们在学校里穿的不是通信兵的制服，而是炮兵的制服，是为了绝对保守秘密，完全不让外界知道―点真相。

　　我父亲的报务始终没学好，因为他以前生过脑膜炎，记忆有障碍，收报速度上不去。人家每分钟能收100多个码，他连四五十个也困难。他就专攻机务。父亲的学历比较低，尚不足初中毕业。他的学业鉴定是：基础差，底子薄，可能无法完成一年的强化学习。然而，丑小鸭创造奇迹的故事就从这里开。

　　1930年3月，父亲偷渡回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任机务员和机务教员。、邓颖超夫妇六大期间给父亲起的外号“木匠”从此成为他在秘密工作中的代号。那时的联络暗号之一是“革命成功后再见”。在同情革命的党外人士、无线电老发烧友柳中燧的帮助下，父亲和我党第一部电台的制作人蔡叔厚、李强一起，研改特科电台，设法降低发射功率，增加接收灵敏度，进而降低暴露的风险。

　　1930年12月17日上午，设在巨籁达路(今巨鹿路)391弄四成里的特科无线电训练班遭法租界巡捕破获。父亲当日下午撞上蹲守在那里的法国巡捕，他凭借着一身不同于被捕者的脏兮兮的油漆匠工作服和一副不懂法文却坚持追讨工钱的样子，终于机智脱险。半个世纪后的1980年，父亲用还能动的左手写下了被捕的16位学员的名单，并注明了他们各自的籍贯。

　　1930年底，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俘虏了张辉瓒中将师长。国民政府向中共中央开出了赎买条件：20万元现大洋，未被歼灭的张部54旅(旅长朱耀华少将)全部士兵投红军，释放政治犯，提供西药和食盐若干。有条件释放张辉瓒的协议拍摄在底片上，不显影。身着军官制服的父亲(中共中央代表)和李翔梧(中国工农红军代表，中共中央军事部士兵运动科秘书)于1931年2月初乘水上飞机抵南昌的当晚，却得知张辉瓒已经人头落地，他们随即打开照相机后盖，曝光销毁秘密文

　　件后撤离，落难到南昌城东15公里处的城岗魏村，幸得当地乡绅魏朝鹏搭救，后在魏的护送下安全返沪。尽管魏和他们换了金兰谱，但并不知这两个结拜兄弟的真实姓名。1952年时，魏朝鹏因为历史上搭救过逃亡军官而以恶霸地主的罪名冤死。1995年，我终于找到魏朝鹏的后人。经过有关部门调查和甄别，魏朝鹏于1996年获得当地政府见义勇为的表彰，变相。

　　父亲和报务员曾三与伍云甫在1931年3月20日到江西中央苏区，除司中央红军的机务和报务之责外，还负责在政治上和技术上监管第一次反“围剿”后红军留用的原张辉瓒部的十名电台人员。1931年7月5日，父亲接替冯文彬担任红军无线电队的第二任政委。为了不让行政工作影响技术工作，在一周后辞职，全力以赴地做他的机务员。从1931年底到1934年lO月长征前，父亲一直担任红军通讯材料厂厂长。该厂也生产落地就响的手榴弹。中统特务潜入各红军根据地后，于1932年10月写就长达135页的《赤匪概况》。但是中央苏区的这个兼职兵工厂不在其中。我2011年从台湾发掘到这份档案，深感前苏联克格勃培训的我党秘密工作者确有独到之处。

　　1934年夏，通知父亲留下尽管留下后凶多吉少，父亲仍然要让长征的红军尽量地把自己的机务技术带走。从1934年7月29日到8月15日短短的17天中，父亲一共加收了六批共12名机务学员。后来这批学员全数长征。

　　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延续了和父亲的缘分。长征的中央军委专用的两部电台都是父亲制作的，一部5瓦，另一部15瓦，其中一部仅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就收发报数百份。中央红军共有约20部电台，为何不用缴获的原装品牌机，而使用父亲制作的拼装机呢?技术的解读只能是：父亲做的机器结实耐用，以及／或者更加省电(移动电台靠汽油发电机供电，每滴汽油都用红军官兵的鲜血换来)。此外，父亲在长征前改变或展宽了战利品的收发频率，他把电台频率波段展宽到已知的频率波段之外，增加了军队监听红军电讯的难度。

　　严酷的考验来了。在1935年春节前后部队即将被打散时，他开始了一个人为期一年半的长征：江西寻乌一广东韶关一湖南长沙一华容(奉命进人二方面军的湘西根据地，未果)一长沙一上海一杭州―上海，其间睡坟场，宿工棚，四处打工。在上海的中共密使蔡叔厚多次接济父亲，并没法报告党中央。

　　1936年9月，父亲到西安。他单枪匹马地制作了5瓦电台一部、5瓦交直流两用电台一部和100瓦大型电台一部。1936年10月在陕北的和亲自电调父亲去陕北解决技术问题，在西安的和刘鼎却抗旨不遵。11月12日，潘汉年也向中央要求调父亲去上海建立电台，刘鼎不仅拒绝，而且还骂街了。父亲做的交直流两用机，在“双十二”那天救了急。那天西安停电，捉蒋的消息由两用机靠汽车电瓶供电，发到洛川，再由洛川的曾希圣和朱理治中继转发到陕北。

　　那部100瓦电台还在西安事变后充当了无线电广播发射机。1938年的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1972年的八办纪念馆馆长谭炳文老人――当年见证了它的可靠性。特务在办事处查获了这部“未经申报”的电台，要强行拿走。谭炳文见状。抢过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特务看着摔碎的外壳和散落出来的碎玻璃片，感觉再拿走也没有意义了，就走了。可是，金属的机架和机架上的其他部件没有摔烂。机务员插上了替换的电子管，又做了些修整，这部电台又能工作了'

　　谭馆长一生都记住了这个故事，而父亲直到临终电还记着谭馆长的情意。1972年12月，“”落难中的父亲蛰-居一间半终年不见阳光的既没暖气也没厕所的平房。纪念馆用挂号信给父亲寄来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纪念名册。父亲热泪盈眶地反复看着信封上收信人的称呼是久违了的“同志”二字，不断喃喃道：“大家还记得我，天快亮了。”

　　1937年元旦前夜，父亲受李克农指派，化名蒋林根，从西安再次前往上海，参与上海秘密电台的重建。临行前，把写给张学良的密信藏在钢笔里。由父亲做西安到上海的第一段信使，潘汉年做第二段信使。

　　和李克农还指示父亲的新领导、代号为小开的潘汉年，尽快给父亲成家，以便掩护。潘汉年介绍的属于党内同志并保证不生育的女人，父亲却不满意。父亲有自己张罗妻子的标准：没有文化，无法区分收音机和收发报机；要有现成的孩子，否则虚岁36的男人没有孩子也招眼；要有生育能力――父亲喜爱孩子。最后，邻居宋金朝巡捕介绍给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母亲张小梅，符合这些条件。但是，母亲不是党内同志，父亲必须履行对党组织的承诺：真夫妻，假身份。

　　父亲以开设无线电修理商店为掩护，大量收购、储存无线电零件和器材，组装地下电台，这些组装后的电台，通过各种渠道，送往北平、上海及延安。父亲先后开设了恒利、福声和闻远无线电公司，其地址分别是赫德路(今常德路)572号、威海卫路(今威海路)338号和新闸路1520号。这三处旧址到了2008年已经全部不复存在，所幸在此之前我已经拍下照片。其中威海路旧址还做了20：1的实体模型，并在拆除前保留下了前门和后门的门牌，以及四块砖头。

　　1939年冬到1941年秋，福声无线电修理商店的老板兼师傅是父亲，会计兼学徒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人物李白烈士。李白使用的电台就设在公司门店的二楼。父亲在培训报务员李白的机务技术期间，于1940年发明了无形收报机。

　　收报机和收音机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有差频振荡器。有史以来，差频振荡器一直是固定器件，因此构成收报机的物证。父亲的发明是，把中频放大器的部分465千周的信号，通过一个用筷子或铅笔做模具而临时做成的小线圈引出，再由第二个相仿的小线圈用电感形式输入到振荡管，形成465千周的二次振荡，这两个小线圈分别用两个晾晒衣服用的竹夹子固定，用这样的临时装置代替了固定器件。1941年秋，李白出师前，父亲做了以后要用的发报机和无形收报机。李白继续经营福声公司，我家迁往新闸路。

　　1942年9月15日，日寇闯进李白秘密工作室前的一刹那，李白取下那两个小线圈，一拉一揉，扔到窗外，一点响声都没有。日寇抄到了发报机，也抄走了一台还有余热的收音机。在此后8个月的刑讯中，李白坚称，自己只是一个生意人，是在半夜收听商业行情。日寇的电讯专家的技术鉴定是：这部收音机无法收报。只有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无法形成现行电台的证据。而且李白使用的发报机功率只有七瓦，并不具备与延安通报的能力。实际上，日军缴获的这台收音机，正是我父亲用普通收音机改装而成的无形收报机，而发报机的功率从艺百多瓦降到十几瓦，最终降到七

　　瓦，也是父亲他们经过反复试验攻克的技术难关。李白最终获释的技术原因，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了另一种诠注：整体上只有土枪土炮的中国人民在这个特殊的技术领域击败了不乏洋枪洋炮的日寇。

　　父亲全部学历，从私塾、教会学校、工人夜校到苏联留学和11个月的专业学习，总共不到9年。可是无形收报机的中放465千周正反馈二次振荡不仅是先进的超外差技术，而且利用这个正反馈更是一种突然间捅破窗户纸的前无古人。父亲在苏联学习时，尽管任教的是德国专家，无奈学习时间太短，超外差技术只能是蜻蜓点水。开着无线电修理商店的他，顾客如果送修外差收音机，他接不了活，就会暴露。他必须全力以赴玩转外差机。比父亲年轻20岁的虞瑞中先生是当年上海滩上技术高超的无线电发烧友，18岁时就开设了永生电表厂父亲就恭恭敬敬地向虞先生清教。父亲还设法偷艺。虬江路的无线电修理行便于观察，父亲就在一副“轧闹猛”的好奇模样下，暗中窥探如何调整，检修超外差收音机。

　　李白被捕后，上级通知父亲转移。临别前，他抚摸着三个孩子，其中有我尚未满月的二哥中华、3岁的大姐新华和10岁的大哥林方，泪水涟涟地对母亲说：“李先生出事了。我要走了。我的真名是涂作潮。我会回来找你们的。万一我以后回不来，如果共产党没有坐天下，你带着孩子嫁人吧，千万不要再提涂作潮的名字了；如果共产党坐了天下，我又回不来了，你就去找，他是共产党的领袖，他会管你们娘儿几个吃饭穿衣的。”母亲一辈子都牢牢记住了这番话。但是母亲一生，只对我讲述过一次。那是父亲还关在牛棚里，我把冤死在军管会监禁中的二哥的骨灰拿回家的1968年8月初。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公职，也不是党员，但是她认定自己的男人是好人，就在艰险中拉扯着三个孩子，从一而终地苦守着。几十年来，无论父亲在反右倾时挨整，还是在“”中落难病残，母亲都不离不弃。父亲晚年时境遇改善，母亲回避了所有的荣誉场合。夫荣我荣，夫损我损，是她一生默默的信条。

　　父亲走后，母亲把店中物品变卖，把十几块大洋缝在腰带中，投奔了住在泥城桥开封路洽兴里(今曲阜路222弄)14号贫民窟的我的小姨张美珍。小姨带着半岁的女儿大囡，收留了我的母亲和三个哥哥姐姐，大人小孩共六个挤住在长3.15米、宽2.75米、最高处2.75米、最低处1.5米、不足8.7平方米的亭子间里。

　　面对日寇铁蹄下森严的户籍制度，小姨恳求保长允许自己的姐姐和外甥们落下户口。保长的太太抽大烟，产后没有奶，小姨就成了保长家的免费奶妈，而大囡只喝粥，结果严重营养不良，一场白喉就结束了不足周岁的小生命。

　　1943年底，地下党终于将母亲和三个哥哥姐姐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一家人团聚了。父亲在延安和西柏坡继续他的无线电事业。他拒绝了若干战友为他另择革命配偶的好意。他虽然也享受若干首长待遇，却身体力行地精兵简政，坚持要母亲相夫教子，而不动用公家的勤务兵。

　　1949年5月，父亲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军代表，先后军管接收了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大华利酵母厂黄河理工仪器(他在一个月内，摸清了无线电器材公司研究所20位工程师的技术底牌，并报告给了通信兵部首长。两年后他们全数调往北京的通信兵研究所。1955年负责卫星和导弹的国防部五院成立了，其中十人又到了五院。时至1980年代，这20位技术精英中，一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三人是中科院院士，其中―人兼国际宇航院院士，另一位则是2000年前后授勋的两弹一星功勋之一。这四位都是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他们受了冲击，但是没有因“历史问题”挨整，因为“涂代表当年有远见，在档案里不留尾巴”。

　　1952年，父亲任黄河理工仪器厂的公方股东代表。走马上任后立即设法保释了资方股东兼总工程师支秉彝，并委以重任。支秉彝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见字识码(五笔字型的基础)的发明人。父亲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发掘新中国建设人才的伯乐。

　　1956年，父亲担任上海重工业二局技术处副处长，和该处黄渭渔、吴琼工程师一起，用当时二机部拨发的200元经费，在既无实验室又无专业设备的条件下'却在两个月内成功仿制了苏联对华封锁的辐射探矿仪。其中盖革计数管的电极等由手工做出。电子管发烧友黄渭渔找来当年的玻璃工吴师傅，在厨房的煤气灶上拉制玻璃灯管。丽安电器厂的科技个体户韩浩完成了封口、抽真空和灌注惰性气体。今天，辐射探矿仪的第四代产品仍然在上海生产。2010年热播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第四集解密了该探矿仪于20世纪50年代在广西探获铀矿为原子弹找到了粮食。

　　进行气象预报所必需的、每日耗用几十台的探空仪也是当年老大哥为难中国的物件。中国买芬兰的，老大哥说那是资本主义的，应该买社会主义的。可是老大哥的更贵。1956年，他们三人开始为空军仿制时，苏联专家又说，其中的湿度传感器必须用法国女人的头发。父亲的红军老战友，上海市公安局杨光池副局长找遍上海也没有能发现一个法国女人。最后，他们从托儿所弄了些婴儿的胎毛来代替法国女人的头发，居然成功了。

　　据此，父亲授三级工程师。父亲原行政13级的工资，立即连升四级，相当行政9级。时隔不到一年，父亲在1957年向上报告说，自己的工资比上下左右的同事们高了，国家建设需要用钱，自己日常开销用不了这些，因此请求八折处理：这份报告一周内获准，他的250元月薪降到相当于11级的200元。那时我大哥成家单过。我们一家七口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母亲是永嘉路嘉委会的义工。我的大姐上中专，二哥和三哥上初中。父亲要他们上中专，理由是无力供他们上大学，时下国家建设用的人才中专水平够用了，如果想上大学，可以在工作中自学。我的二姐1956年和我1958年上小学前，父母也无力让我们上幼儿同。

　　1958年，154个苏联援华项目之一，通过捷克提供给上海电机厂的成套设备开始安装了：时任厂党委委员兼厂长助理的父亲，却冒着反苏的风险，认定捷克提供的电机转子短路仪的线路图是错误的。为了坚持真理，也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父亲最后干脆两个月不回家，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里，自己做出了转子短路探测仪。

　　亩产十万斤和赶英超美的神话开始了。但是父亲没有跟着头脑发昏。他在上海科技图书馆从1958年3月24日到1959年3月23日的一年期阅览证说明了他当时的态度。1959年12月在厂党委学习庐山会议决议时，父亲终于开口了，他的发言长达100分钟。他最怕龙颜的诤言是，斯大林冤杀了很多红军将领，以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红军缺少指挥员，希望中国共产党内不重复这样的悲剧。父亲当场成了分子，被开除出党，行政降两级。1962年，

　　间接过问了父亲的冤案。1964年父亲经甄别后调北京，在四机部休养。

　　“”中，因为父亲不肯透露党的机密，不肯提供伤害同志的材料，抄家逼供的造反派“就地取材”，把他按在沙发里，两脚架在方凳上，重演了当年和日寇刑讯共产党人的老虎凳。从上午8时到中午12时，共刑讯八次，他们临走时又威逼父亲写下了“没有打我”。1968年到1969年，父亲遭非法监禁一年，受刑讯逾百次，累计有千小时：有恃无恐的打手，连1936年底给张学良的密信内容都敢用刑追问。

　　66岁的父亲拖着残疾的身躯走出了牛棚。但是我的二哥涂中华――一落生就是父亲地下工作的掩护工具――却于1968年7月26日冤死在四机部下属的北京电子管厂牛棚，时年25岁。无论是我收尸时目睹，还是档案记载，都明确了这样的事实：尸体双臂有电灼伤，尸身肝部有不明的圆形伤痕，军管会不准验尸。哥哥在1965--1967年间参与开发大功率高频三极管。近年来，我在废旧市场淘到了炮兵指挥电台和小八一电台，里面都用这类三极管，是为纪念。

　　1969年5月26日，我用户口本冒名顶替地在非合同医院的北京医院为父亲挂了神经内科的号。接诊的冯而娟医师尽管立即意识到眼前的瘫痪病人有政治问题，但是仍然开了两周的住院条。办住院手续时，北京医院的军管会和四机部军管会通了电话后，冯医生不得不把医嘱改为“可去合同医院治疗”。30年后，我终于在愚园路找到了冯大夫。我拿着她当年的诊断书道谢时，冯医生的反应却很平静：“我不管别的，虽然当时我的丈夫也关牛棚，但是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和父亲没有任何渊源的乒坛宿将孙梅英在1972年闻讯父亲的遭遇后，两次带着国家乒乓球队的按摩医生到家探望父亲，并亲笔留下联络方式。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涂作潮。1981年11月8日，陈云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的代表时，俯身向前，目光凝重，双手紧握并抬起父亲瘫痪的右手。此前的1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中南海小礼堂开会。主持会议的冯文彬主任请父亲坐主宾席，父亲不肯。主席台两侧的特科战友李强、吴克坚、刘鼎、曾三、方仲如、王子刚、罗青长等齐声劝道：我们刚才开了小会，你坐在这里正合适。

　　父亲的照片和事迹介绍出现在逾千份(种，次)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中，也出现在(上海青浦区东方绿舟内)国家安全教育馆、中国电信博物馆、总参通信兵纪念馆、总参保密局陈列室、上海监狱博物馆、井冈山革命纪念馆、西安七贤庄纪念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处。2011年冬至，长沙五修涂氏族谱时，族人念及父亲的业绩，在新增的族徽中加入了无线电波。

　　我的大哥多年前从上海海运局远洋轮报务员的岗位上离休，现住浦东；大姐退休前是航天508所的高工，现居北京；三哥是电子管制造业的退休工程师，现在上海西渡；二姐是劳动人事部招待所洗衣房的退休工人(中受株连而失业七年，身心严重受损)，现在北京；我自己1985年起在北京家里干个体户，1988年获得北京市劳模的称号。

　　2005年，我用爱人魏玉芬在北京东边的河北燕郊的宅基地自费修建了“涂作潮陈列室”。到2011年lO月，1400余件档案(包括原件和复制件)和百余实物基本放满、挂满了十间展室。它们除父母留存和我家兄弟姐妹历年收存外，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俄国、美国、丹麦等国家和地区的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所，也来自与我父亲有关的当事人或其后人、目击者、专家学者、热心人等，以及同忆录等各种出版物，还来自旧货市场、淘宝网甚至拆迁现场。一件件无声胜似有声的档案和实物讲述着一个关于忠诚、敬业、奋斗、奉献和挚爱的故事，打动着每一个参观者的心。

　　我们基本上每个周末都在这里忙碌，为的是保存一段和我们家族有联系的历史。我深信，一个正视并珍视自己历史的民族，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永远有希望，将永远昂首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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