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当前我国人权状况也有了巨大的进步，人民享受的权利越来越多，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夏勇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一书的解读和反思，来分析当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促进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权利 社会发展 公民权利

　　众所周知，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公民权利的状况也相应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科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著名学者夏勇在1993年发起了一项名为“中国社会发展与公民权利保护”的专项研究，通过与其他10几位各有所长的学者的努力，于1995年出版了《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一书。

　　一方面，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讲，该书不仅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且加之以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社会调查及访谈的方法来描述和解释中国公民权利在社会运动过程中的发展情况，从方法论上推动了中国法学研究的一次重大发展。

　　另一方面，该书从一种“权利的社会理论”对当代利的发展状况进行描述和解释，试图将原本被武断地从整体的社会发展网络中抽象出来而置于法律领域予以孤立探讨的权利问题重新放进整个中国社会变迁或发展的框架中进行考量，使得对利观念、权利体系和权利保护机制的建构与发展有了共时性的社会学分析的可能，其所倡导并且努力实践的一种“权利的社会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中国法学研究的本土化转型。

　　一、权利进化论的局限

　　夏勇在绪论中提出“权利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即权利是进化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夏勇的这种说法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即过分地强调权利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说法可能忽视了权利的斗争性，以致给人们一种错觉，认为只要社会发展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就会越来越强，享有的权利就会越来越多，权利的时代也会随之而来。

　　它过分强调了在宏观上社会的发展对权利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对于权利发展在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双向的作用。社会整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然而这些不同的方面对于权利发展的影响并不是同等程度的。社会发展也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它的各个要素之间并不必然成合理的同步发展关系。具体地说，在一定时期，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发展，政治发展有可能滞后于已得的经济发展所需求的程度。而这个时候由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所促进的人们的权利意识就有可能在进一步转化为人们应当享有的实际的和受国家保护的权利的过程中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由于政治体制在总体上是倾向于保守的，这种限制几乎就是必然的。更糟的情况是这种政治体制本身是有弊病的，它有可能出于维护已有的统治秩序的需要而故意甚至恶意地剥夺民众的某些与统治秩序相冲突的权利，尤其是政治上的权利，来阻挠民众对它的合理的改革要求。虽然这种阻碍或早或迟都会在历史前进的潮流中或者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或者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被消除，但是无疑这种在阻碍消除之后才能实现的权利相对于它本来应该或者可以被人们享有的时间总是迟到的，即使是在相对合理的政治体制下，这种时间差也是难以避免的。

　　于是，为了缩小这种从应有到实有的时间差就必须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和斗争来争取那些应有的权利。权利并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自动地被人们享有的，也不是统治阶级处于仁慈而施舍给人民的。即使是在同一阶级统治秩序之下，人民的各种权利也不是自然而然获得的。社会的发展只是为某种权利的享有提供了空间和土壤，要想让这种可得的权利早日被实际享有就必须通过我们积极地斗争。

　　二、对中国当前人权状况的反思

　　夏勇在《走向权利的时代》一书中由前面的观点顺势推出下一个观点，即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利也得到了发展。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这点。自到现在，中国人的权利确实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是中国历史上人权整体状况最好的时期。但是当前的人权状况已经能让人满意了吗？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是否所有的人权相比改革开放之前都进步了呢？改革开放之前，犯罪率较低，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都有相对较好的保障，改革开放之后，犯罪率急剧上身，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人身财产反面的权利是否都增强了呢？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没有什么污染，但是现在污染严重，环境恶化，相比之前，人们的环境权利是否增强呢？现在三聚氰胺，地沟油、苏丹红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难道我们在这方面的人身安全权和健康权相比改革开放之前增强了吗？我无意否认权利是进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权利确实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只是权利在总体趋势上的发展并不能掩盖个别的具体的权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挑战和危害，当前所取得的人权的成就也并不是引以为傲，不思进取的理由。我们必须反思这样的成就是否已经足够，权利总是进取的，一直在向前发展，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说该社会的权利已经饱和了。所以重要的不是中国人的权利获得了多大的发展，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是否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否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所生发出来的权利需求。我个人感觉答案是否定的。当前状况不仅远没有达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抑制了人民群众对权利的要求。

　　当然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有客观上的一些因素，限于发展程度，我国把人权与民生紧密结合起来是一个现实的路径选择。但是这种片面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刻意回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做法背后其实隐含了一种价值预设：即公民的生存和发展应该完全由国家来主导和决定，个人没有相应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来影响和监督国家的这种家长式的专制，个人对自己应该实现怎样的生存和发展的选择权利被剥夺或者被忽视。

　　避免这种危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通过赋予人民更多的参与决定国家和自我发展的方式的权利来防止由于国家的任意和专制所可能步入的歧途。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不是一种有我无他或者你先我后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关系。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充分实现能够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享有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公民对抗国家的奴役和异化的武器，而这种权利的充分享有反过来又会提高个人的主体性，有效地监督和促使国家更好的尊重和维护个人其他方面的权利，实现更好的发展。

　　三、结语

　　我们如何才能实现我们的这些权利呢？显然，光是眼巴巴得等着社会的发展然后可怜兮兮得等着政府的施舍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起来为权利而斗争。就像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一书中指出的：所有的权利都面临着被侵犯、被抑制的危险，因为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是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他人的利益相对抗的，所以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要实现权利，就必须时刻准备着为权利而斗争。因此我们不能安稳地沉浸于所谓的“社会发展促进权利发展”的简单的幻景之中，而要靠斗争去争取权利，去呼唤法律，在这样一个迷雾般的恐惧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斗争的行列将是拯救自己从而拯救他人的唯一途径。

　　参考文献：

　　[1]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

　　黎中越（1987—— ），男，湖南邵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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