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1964年5月14日），男，汉族，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山村人，原兰考县委书记，干部楷模，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后人称之为“焦裕禄精神”

　　早年经历

　　焦裕禄出生在一个贫困农民，青少年时候受尽了苦难的煎熬。7岁上学，学习刻苦认真，考试成绩总是处于班上前列。1932年家庭遭遇灾祸，家庭情况十分困难。11岁的焦裕禄不得不退学，跟着穷乡亲们推着独轮小车，买碳运煤。以此来缓解家庭情况，为家庭减轻压力。

　　1937，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日军侵占博山县城（今山东淄博博山区），国民党军队一枪不放就便宜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侵占县城之后，经常在焦裕禄的家乡扫荡。

　　在焦裕禄16岁到18岁(1939年-1941年)期间，汉奸伪军在南古山村建立了据点，并很快在他家附近的沅泉村、郭庄村也修建了据点，他家所在的北崮村一带成了敌人的中心地区。汉奸经常到北崮村要粮要钱，老百姓说不定何时便被抓去，受罪还得花钱才能出来。这3年中，他除了在家种地外，农闲时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主要是卖菜卖油，在古山桥卖锅饼，还到煤窑做工。

　　1941秋天，焦裕禄的父亲因生活所迫自杀。对这件事焦裕禄在“情况介绍”中说：“1941年因生活困难，还要给汉奸纳粮交款，明年我还要结婚，父亲终日愁闷，秋天上吊自杀了。”父亲死了过后，家里生活更困难了，还欠下了不少债，他与哥哥分了家，与母亲一起过。

　　1942年6月，天气很热，有一天刚吃过早饭，焦裕禄走到门口，发现日军和汉奸正在看他家的门牌。他来不及逃跑，被两个汉奸抓住。随后他被汉奸带到村外，和临近3个村的老百姓被拉到博山县城西冶街赵家后门的宪兵队。焦裕禄在“情况介绍”中这样写道：“在第二天晚上，我被提审了，受了鬼子脚踢棍打灌凉水，直到灌过凉水后醒过来承认了和共产党有联系才被投入牢中。过了六七天，因人抓得太多了，又将我们拉到李家庙，这时被抓去的男女老少已有2000多人，在此家庙内坐牢到旧历十一月底还都穿着单衣，日寇各种各样的刑罚和杀人办法都见到了，自己也受了无数遍的审问拷打，每天吃半斤煎饼喝两半碗凉水。十二月(四三年元月)又用汽车拉到张店宪兵队，一个月后又送到伪救国训练所，住半月检查了身体，发给了棉衣送到抚顺大山坑煤窑。

　　1943年6月，焦裕禄趁机从煤窑逃跑。关于当劳工的具体情况和逃跑的过程，“情况介绍”中并没有涉及。在从抚顺逃回老家的情况，他在“情况介绍”中说：“四三年六月从煤窑跑出到一老乡(姓郑，名字忘记了)处，他在抚顺干消防队，他介绍我到市卫生队做扫马路工作，到八月，挣下了回家的路费，但没有劳工证不能坐火车，又通过郑老乡坐汽车到沈阳买火车票到家。”

　　1943年8月，焦裕禄逃回家没多久，本村的汉奸又以他没有“良民证”为名，把他抓到汉奸队。家中托伪镇长到汉奸队保释，焦裕禄的母亲卖了半亩地，买了大烟送到汉奸队，焦裕禄才被放出来。这时正值伪军招兵，焦裕禄没办法，只好听从伪镇长的话去“卖兵”(就是替别人当兵)。可是，在“卖兵”的路上又被日军抓去，所幸关了3天后被放了回来。

　　从抚顺逃跑回家又受了两次迫害，地也卖了，兵又没卖成，这一年又是灾害之年，庄家绝收，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卖光了。焦裕禄在“情况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回家后没啥吃，将以前爱人的嫁妆衣服等全卖光了，曾两天吃了半斤豆腐。没有伪军良民证不敢出大门，见到穿黄军装的就浑身发抖，夜里听见狗叫就害怕，实在走投无路。”

　　1943年9月，焦裕禄逃荒到江苏宿迁县，在宿迁县东的双茶棚，经茶棚掌柜介绍，焦裕禄到宿迁县第二区园上村一个胡姓地主家当长工，干了两年。1945年，新四军解放了宿迁，建立了人民政府，焦裕禄亲眼目睹了老百姓当家做主的过程，这才真正彻底认识了共产党的部队。当焦裕禄得知他的家乡也解放了，便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家乡，并很快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并于1946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参加革命

　　焦裕禄进了党组织，参加了民兵队伍。焦裕禄很快担任了村里的民兵班长，他经常带领民兵打土豪、除汉奸，配合部队消灭敌人。在斗争中，他总是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任务。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焦裕禄同志于1946年元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在入党申请书上这样写道：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救星，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焦裕禄入党不久，领导上就把他调到八陡区武装部任干事。在武装部工作期间，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一个时期，民兵缺乏弹药，他就根据上级指示，带领大家积级学习自制地雷、布地雷阵。焦裕禄对学习造地雷和埋地雷干得非常出色。他经常带领民兵摸黑到敌人据点旁边埋地雷，埋好地雷后，就放冷枪、骂阵，故意刺激敌军。敌军一出来，就被炸得血肉横飞。

　　1947年春，盘踞在淄川、博山、章丘三个县的还乡团纠合一起，准备扫荡崮山根据地。当时，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要主力部队增援，时间又不许可。在研究对策时，焦裕禄提出了一个智退敌人的办法。派出6名同志在黑山、岳庄一带。在民房门上用粉笔写上“八陡x团x营驻”、“x团x营x连驻”等字样。当敌人经过这里，见到民房上的粉笔字时，大吃一惊，认为八路军主力部队马上就要开来，慌忙下令后撤。等到敌人弄清虚实，再转回头来时，我增援部队已赶到，粉碎了还乡团的阴谋，保护了崮山根据地。

　　焦裕禄南下随军开新区

　　1947年7月，为了帮助新解放区人民翻身求解放，焦裕禄被调到渤海地区南下工作队，集训后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在南下途中，他经常替女同志和身体差的队员扛背包、背干粮袋。最多时，他一个人竟背了四个人的背包。为了在沿途做好对新解放区群众的宣传工作，大队党委要求一中队在较短的时间里，排演一曲反映河南农民在国民党统治下悲惨生活的大型歌剧《血泪仇》。焦裕禄主动报名扮演剧中的主角王东才。没有排练时间，他就边行军边背台词。休息和宿营时，他就抓紧时间集中排练，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20多天后，《血泪仇》在阳谷县首场演出。当晚，方圆十几里的群众，扶老携幼，赶来观看，场上人山人海。焦裕禄同志激昂悲愤的唱腔，严肃逼真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全场观众。台上在哭泣，台下在流泪，全场到处是哭声和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怒吼声。群众异口同声的高呼，“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演出结束后，当场有很多青年报名参军。

　　1948年2月13日，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焦裕禄同志被分配到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他坚持依靠贫雇农，广泛发动群众，经常在彭店古会上作政治宣传。在彭店区委的领导下，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接着建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没收了地主的财产，分了地主的土地。对彭店出现的新局面，盘踞在彭店边缘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1948年3月的一天，鄢陵县保安团长、大土匪头子洪启龙亲自带领四百多匪兵，杀气腾腾地向彭店村扑来。当时，村里干部、民兵总共只有十五人，三支短枪，十来支长枪。焦裕禄同志镇定自若，把干部、民兵分三个组，一面组织群众转移，一面指挥民兵掩护。当敌人离村子只有几十米时，焦裕禄鸣枪发令，十多支枪一齐射击，埋伏的群众蜂拥而起，齐声高喊：“冲啊!冲啊!”贪生怕死的匪兵一看这声势，以为遇到解放军主力部队，吓得惊慌失措，仓皇逃跑。

　　1949年春，焦裕禄同志完成支前任务后，由淮海前线返回尉氏县，被任命为大营区副区长，负责剿匪反霸工作。根据大营区的实际情况，区委决定的对敌策略是分化敌人，教育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顽固分子。党的政策和策略发挥了巨大威力，把恶贯满盈的地主黄老三抓了回来，判处了死刑。“毙了黄老三，大营晴了天”。从此，群众消除了顾虑，大营区的剿匪反霸斗争，一个接一个地取得了巨大胜利。1950年夏，焦裕禄同志被提升为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

　　1953年夏，焦裕禄同志任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一位在尉氏县工作过的团干来看他，老战友相逢，格外亲热。焦裕禄问：“这次到哪里去?”他说：“转业了，到省里待分配工作。”焦裕禄说：“是啊，团干部总要转业改行的。可咱们做过团的工作的人不能忘了青年，要永远把教育青年的任务担在肩上。”

　　为国为人做实事

　　1962年冬，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当时，正是中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很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焦裕禄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起县委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斗志，掀起了挖河排涝、封闭沙丘、根治盐碱的除“三害”斗争高潮。

　　在除“三害”斗争和各项工作中，焦裕禄以身作则、带病实干、严于律己、关心群众。后来，因积劳成疾，1964年5月14日，因肝癌不幸去世。年仅42岁。

　　在兰考任县委书记时，焦裕禄同志在困难面前不退缩、不畏惧，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他深入到生产第一线，把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结合起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摸索自然条件和客观规律，从而找到了改造客观世界、战胜自然灾害的正确途径。在兰考的除“三害”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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