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仅存的一部较为完整的建筑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它的价值不言而喻，它的存在，让我们能在古代建筑遗存很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宫廷、官署、府邸等建筑文化有了更详细了解的资本。

通过书中记载，会发现古代建筑中一些特有的时代元素，比如室内地面会铺带花纹的竹席、屋檐下的装饰喜用带雕刻纹样的圆盘，屋檐下面做竹网以防鸟雀也很独有……这么美的文化和元素，在现存的古迹中是全然没有的。

《营造法式》就像一部大宝藏，但是这部宝藏的出现、流传到再次被重视，可真是一波三折。

北宋年间，国家大兴土木，宫殿、皇家花园、庙宇、官署、府邸等建筑层出不穷，为了形成统一规范，朝廷命人整编一部规范手册。

先是两浙工匠喻皓写了部《木经》，不过，却着实粗糙，几年后，朝廷下旨再度修编。

1097年，建过宫殿、官署，造过大学和多个王府府邸的李诫开始了修编《营造法式》的工作。

凭着自己十余年的建造经验，又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再向民间工匠们全面收集操作规范，李诫整整花费了4年时间，终于编成了这部建筑手册和建筑规范《营造法式》。

要知道当时民间的工匠们，无论是对建筑设计还是每一个施工要诀，凭的都是师徒们的口口相传，鲜少有文字记载。

《营造法式》于公元1103年一经刊行，大受欢迎。

李诫

朝代更替，王朝风云变幻，李诫这部《营造法式》在历经八百年后，到了民国初期，基本已经失传。

对于过往朝代的建筑古迹，也鲜少有人去关注，更没人去在意那些年代久远建筑是否还有价值。

直到1917年，有一个叫朱启钤的人，在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本手抄本的《营造法式》，一向对古代建筑有着迷一样兴趣的他，如获至宝。

这个朱启钤可是个大人物，对清末民初的建筑史也有着非常贡献。

在清朝，北平城街道两旁是没有种树的，在他担任北洋政府官员期间，不仅主持建路、修路，护城河两边种柳树，现在看到的中山公园、天坛、颐和园、正阳门改造等等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

朱启钤

朱启钤发现了这部《营造法式》，只是在当时，却无人能读懂这部“天书”。

1925年，在美国学习建筑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收到父亲寄过来的这部《营造法式》，梁启超随书寄去的还有一封信，信中提到：“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这简单的几个字，份量却很重，梁启超虽然不懂建筑，但他认为这一定是一部建筑界的宝物，对在西方学习建筑的儿子和未来儿媳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此时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正在宾大就读，他们很惊奇的发现，就在学校的博物馆里却藏有很多中国古代的东西，字画、古董什么都有，自己国家古代的东西竟然出现在了国外。

朦胧意识中，梁思成有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想法。

而这部宋代官订的《营造法式》漂洋过海来到了梁思成、林徽因二人身边，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神秘的潘多拉盒，让他们惊喜、激动，然而，在打开书这本书仔细阅读时，不免苦恼，这部传世之作竟如同“天书”一样，实在无法看得懂。

不是所有的困难，都会遇到轻言放弃的人，梁思成与林徽因就是不轻言弃之人。

早年梁思成与林徽因

在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浩淼世界，破译这部“天书”，是梁思成梦寐以求的理想。

这部《营造法式》日后始终陪伴着他和妻子林徽因的一生。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学成归国，双双赴东大任职。

1930年，朱启钤以时不我待之势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诚邀梁思成来担任法式部主任。

之所以说朱启钤时不我待，是因为这个爱国人士已经意识到，再不做中国自己的古代建筑学研究，国内所有的东西就要成为别人的了。

为何这么说？先来看看外国人是如何来做的吧。

最早对中国古代建筑投来热切关注的学者，是18世纪的英国建筑学家钱伯斯，他在来到当时的清朝后，写了《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等等一系列研究中国古建、古物的书，刊行后，瞬间点燃了欧洲国家的中国热。

之后，又有多个国家的学者相继来到中国，他们的足迹遍布了我国大江南北，也都分别对中国的建筑、绘画、陶瓷作了著书发表。

不过，这个西方国家的学者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中国的古建筑，却拍摄了很多中国建筑的照片。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看到这些后，多有感触，同时，更加坚定了当时收到《营造法式》定下的梦想，做中国古代建筑学研究，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是的，现在，到了中国学者自己去研究的时候了。

而更让梁思成一行人感到必须马上行动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更为精细的研究。

还在1901年梁启超刚刚出生那会，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被尊为日本建筑学家之父的伊东忠太也来到了中国，乱世之中，他非常便利的实测了紫禁城这座皇家建筑群，进行了详细的拍摄。

此后，他又数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全国，所到之处，皆以生动的图文作了一一记录。

除了伊东忠太，还有多名日本学者前仆后继来到中国，作了大量古建考察。

他们做这些工作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日本的古建大多由唐代从中国照搬过去，要想了解日本古建文化，必须深入中国做古建考察。

日本学者计划尽快完成中国古建的考察，收集中国各时代的遗物。

现在东京大学的藏馆中，就收藏着大量当时日本学者在中国进行古建筑考察的资料。

1925年，伊东忠太完成了一本《中国建筑史》。

伊东忠太

1931年，梁思成正式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妻子林徽因给了十分支持。

要知道，当时一同留学归来的同学，大多有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无论事业、财富与荣耀皆都有了不凡的成就。

放下这些做古建研究，注定是一条艰辛而坎坷的路，但梁思成和林徽因都觉得这样做很值得。

梁思成和林徽因正式踏上了破解《营造法式》这部“天书”之路。

要想真正了解古代建筑之谜，必须要深入勘测，野外考察在国内还无先例，怎么做，根本没有榜样可学，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这时，日本的伊东忠太向中国营造学社提出建议：

“在即将开始的对中国建筑进行全面研究的工作中，希望可以进行中日学者合作，由于你们没有过田野调查经验，也没有能够掌握专业摄影和测绘技术的人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实地考察工作和记录一手资料的工作由我们日本学者来完成，中国学者可以承担古代文献的梳理工作。

”

伊东忠太和日本学者还根据自己多年来的考察经验，得出过一个结论：“中国现存的木构建筑最早的是辽代年间建成的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

而日本保存了更早的唐代建筑，要想看唐代木构，必然要去日本。

”

先不说伊东忠太和日本学者的用心是否险恶，但这番言论对梁思成等营造学社的成员来说，简直莫大的刺激到了他们。

他们发誓这项工作是自己来做，此时，30岁的梁思成雄心万丈，立志要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如果说他的这个选择，源头是当初那部《营造法式》，那么，现在这刻，才是他多年来厚积薄发的决定。

这项决定，将成就我国建筑史上一段永远的辉煌，但梁思成和林徽因，注定了走向一条坎坷曲折的路。

1932年的春天，野外考察第一次行动，他们就有了惊喜收获，通过对蓟县独乐寺的调查，他们发现了这座保护得非常不错的无上国宝，当时，没有人认识到这座寺庙的价值，只是出于宗教信仰而进行的日常打理，却意外的保护了它。

蓟县独乐寺

同年，林徽因生下儿子，因为《营造法式》的意义于他们夫妻而言实在特殊，二人便决定取其作者李诫的“诫”字，为儿子取名梁从诫。

此后数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的成员，共同在中国15个省、190多个县市进行了2738处的古建考察。

很多古建都是在他们的考察下得到全世界的认识，如始建于隋朝的赵州大石桥、唐代的佛光寺等等，继而打破了日本学者：“要想看唐代木构必去日本”的言论。

通过多年的古建考察工作，梁思成也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全面解读。

整整六年，他们一行人常年随身带着铺盖卷和测量仪器、相机，奔走于全国各地。

因为经费有限，坐三等火车，没有旅馆就蹲火车站，没有车子就骑驼骡、就步行，在山路崎岖的地方，艰难跋涉。

往往在找到一座古建筑物时，常常还要面临蜘蛛网、厚厚的尘土、臭虫集群、蝙蝠乱飞的状况，遇上这些，身上也是痒得很，吃、住、行样样都不易。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一行人进行了对每座古建的每个细节的考察、测量、记录，这无疑是非常磨人的，但是这些辛苦每每在发现一座真正有价值的古建后，就变得烟消云散。

梁思成原本脚动过手术，林徽因原就有肺病，两位名门之后常常克服着身体的不适，坚持做着考察工作。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才不得不停下来。

流亡时期，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住在四川李庄一个低矮破旧的农舍里，在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简陋的条件下，林徽因带病为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常常在病榻上工作到深夜。

又在梁思成的努力下，1944年，这部完整记录了上古至清末的，我国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较为完善的、系统的中国建筑史问世。

过程虽然艰辛，但是心愿终于达成，一切也就值得了……

不要小看每一个成就，不要轻视每一份努力，也不要低估每一项工作的意义。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民族建筑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尤其是林徽因，《中国建筑史》上没有她的署名，这位幕后功臣的付出大家有目共睹。

常年的考察工作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她的肺病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多次被医生宣判要梁思成随时做好后事准备，却多次出现奇迹。

可还是在51岁这一年，因病过世，此前，她一直与病魔在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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