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井冈山地区成为了我党的主要根据地之一。

这一时期，原先活动在井冈山地区的袁文才、王佐的两支地方武装被收编改造之后在根据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绿林草莽的杰出代表，袁文才、王佐身上并不缺爱国气概，但组织纪律的涣散确实成了二人的致命一击。

大革命爆发前夕，出身贫苦家庭的袁文才、王佐因无法忍受当地地主豪绅的剥削，索性走上了啸聚山林的道路。

1925年，袁文才与王佐结拜为兄弟，彼此遥相呼应，成为了湘赣边界威名赫赫的地方首领。

1925年下半年，共产党人龙超清对袁文才晓以大义，劝说袁文才下山参加革命。

1926年秋，袁文才发动宁冈暴动，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肆围剿，袁文才、王佐根据党的指示，始终在井冈山地区坚持斗争，为之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秋收起义后，伟人决定率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地区。

此时，井冈山地区有两股绿林势力，即王佐和袁文才，要到山上建立根据地，必须争取袁、王二人的支持。

对于袁文才、王佐所代表的绿林势力，一部分人主张消灭，但当时伟人提出：“他们是绿林军，我们是草头王，大家可以合为一家嘛！有机会我要去拜拜山。

”

1927年10月6日，伟人在宁冈第一次会见了袁文才，他充分肯定了袁文才、王佐二人反抗地主豪绅的革命精神，并赠送了100多条枪。

原本袁文才还对秋收起义部队充满疑虑，但伟人的热情真诚打消了他的顾虑。

至此，袁文才、王佐这两股武装成功接受改编，逐渐成长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支红色劲旅。

在井冈山工作期间，袁文才、王佐一心跟着伟人闹革命，经受住了艰苦斗争的考验，逐渐成长为红军的高级干部。

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故，或许开国大典上应有他们的身影。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

在这个议案里，对土匪武装的问题，做出了残酷的规定，也就是所谓的“在武装起义之前可以利用，起义成功后应立即镇压。

”。

这一文件，实际上是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体现，根本没有任何的科学性而言！

尽管王明的思想激进冒失，但当时的党内对这群留苏派的思想奉为圭臬，容不得一点争辩。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中共六大决议送到了井冈山。

1929年初，柏路会议在井冈山召开，根据六大的决议，会场上出现了两股意见。

素与袁、王二人不和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以文件要求为由，主张杀掉袁文才、王佐。

后来经过伟人反复做工作，袁文才、王佐才得以保留职位、继续工作，但隔阂已经种下了，只是等待下一次的爆发。

1930年1月，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的于田召开联席会议，会上特委领导人朱昌楷听信龙超清等人的诬告，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武装的决定。

1930年2月24日，在特委的要求下，红五军派第四纵队开赴永新县城，同时派人将袁文才、王佐以开会为由骗到会场驻地。

对于特委的反常举动，王佐心知其中有蹊跷，但耐不住袁文才的劝说，还是去了永新县城。

袁文才始终认为伟人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不会亏待功臣，特委对此事的处理完全绕开了伟人，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24日晚，随着一阵枪响，袁文才在住处当场被击毙，王佐听到动静后跳窗逃生，但不幸掉河里淹死了。

至此，叱咤一时的井冈山双雄就这样喊冤被害。

1965年，伟人回到阔别多年的井冈山，在八角楼，他想起了袁文才、王佐两位战友，深情的回忆说：“他们两位是好同志，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啊。

”如果没有当年的那一遭厄运的话，或许袁、王二人早就登上天安门城楼了。

当了解到袁文才、王佐的遗孀还在时，伟人当即嘱托随行干部：“临走前都见见，记得请两位嫂子。

”

历史之所以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将往事迷踪清楚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悲剧，是时代造就的，你看，在他们死后，朱昌楷也被当成了AB团而惨遭杀害，这不也是历史的另一种反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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