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共中央选派21位青年才俊远赴苏联留学，他们要么是中央领导人的子女，要么是烈士的子嗣，该计划史称“4821”。

原东北解放军副司令高岗之子高毅，也在这批人员当中。

然而多年之后，当年与高毅共同出国留学的同学，有人当了总理、有人成了部长、还有人做了将军。

唯独他自己做了个普通技术员，终生郁郁不得志，这究竟是为何？

另一方面，高毅的人生虽说平淡、失意，但他本人又非常知足感恩，与妻子举案齐眉，日子过得幸福和谐。

那么，从高干子弟到普通技术员，高毅的一生究竟经历了怎样一番风雨？

人生波折的高干子弟

1930年，高毅出生在陕西横山。

时值国内革命潮流如火如荼之际，父亲高岗在其出生不久后，便投身到了革命洪流。

自此，母亲杨芝芳含辛茹苦的将其抚养长大。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一家之主的离开注定会让一个家庭雪上加霜。

为了生存，杨芝芳不得不带着年幼的高毅来到地主家中打工，还险些被地主卖掉。

好在杨芝芳娘家人提前得知，赶紧将这对落难的母子转移离开，她们这才逃过一劫。

到了1937年，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协议，抗日统一战线达成。

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中共中央在陕北地区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就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有了稳固的革命基地后，大批革命人员的家属纷纷赶到这里安家落户。

而杨芝芳和高毅辗转各地后也来到根据地，顺利与高岗团聚。

在这里，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杨芝芳，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救国运动中。

她担任了瓦窑堡被服厂厂长，率领延安地区的妇女同志，昼夜不停的织布、染布、裁减，为前线部队提供军装。

因为被服厂高效的工作效率，杨芝芳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待表扬。

至于高毅，则是以高干子弟的身份进入延安一所小学读书。

在瓦窑堡，高毅难得的度过了一段阖家团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一家人刚刚重逢便面临着新的离别，高岗与杨芝芳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两人本就是封建时代的包办婚姻，双方并无多少夫妻感情。

再加上这些年来聚少离多，感情愈发生疏。

思想进步开明的两人经过协商之后，决定和平分手。

从此，杨芝芳和高岗成了单纯的革命战友关系。

放在当时的情况来看，杨芝芳离开高岗这样一位边区委员会书记，似乎有些可惜。

殊不知若干年后，这次的分道扬镳反倒是保住了杨芝芳一生的清誉。

1939年，周总理在骑马时不幸坠地，手臂被摔伤，并被送往苏联疗养。

为了培育下一代革命火种，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批高干子女随同前往苏联学习。

陈伯达之子、刘少奇主席的一双儿女、周总理的干女儿，都跟着一起去了苏联，9岁的高毅也加入了队伍。

同年，一行人进入莫斯科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

高毅一行人，这一去就是八九年时间。

直到解放战争开始、大片国土和人民得到解放，高毅等人才逐渐回到国内。

生活处处碰壁的高毅

1947年，哈尔滨被我军攻克，东北地区大局已定，17岁的高毅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进入哈工大预科班学习。

，一是因为高毅希望进入自己国家的工业大学学习，日后为中国的国防事业效力。

另一方面，当时他的父亲已经是东北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回到哈尔滨也算是与家人团聚。

但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在苏联度过8年时间的高毅，早已经习惯了苏联的生活方式。

语言、爱好、习惯，完全是一副苏联人的做派。

哈尔滨的生活，让高毅很不习惯。

别说在哈工大学习，他连日常与旁人的沟通都显得有些困难。

于是，高毅仅仅在国内待了一年，便再次回到了熟悉的苏联。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选派一批青年学生，前往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系进修，以图日后为祖国的工程建设事业做贡献。

高毅借此机会回到苏联，只不过他对土木系专业不感兴趣，没多久便想要申请换科目，结果遭到了拒绝。

1951年底，尚未完成学业的高毅再一次回到了哈尔滨，并在父亲的安排下重新进入哈工大机械专业学习。

虽说他仍旧未能适应国内的生活，但却在学校里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所爱——宋丽达。

宋丽达是哈工大化学系的一名学生，祖籍来自山东。

当年宋丽达的父亲带着家人闯关东，一路来到哈尔滨一带。

后来宋父一度来到了苏联，并参加了苏联红军，主要从事情报方面的工作。

在苏联生活期间，宋丽达降生了。

因此，宋丽达从小接受的也是苏联教育，也早已习惯了苏联人的生活方式。

东北解放后，宋父被分配到哈尔滨公安局上班，宋丽达也就此回到了国内。

高毅和宋丽达都有多年苏联生活经验，共同语言很多，一来二去之下便成为了情侣。

后来两人双双进入哈尔滨120工厂工作，并很快结为夫妻。

值得一提的是，杨芝芳也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安排到了哈尔滨工作。

当年高毅被送走后，杨芝芳担任了延安儿童保育院院长一职，从事着保护、教育革命后代的重任。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杨芝芳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带着一大群红军干部和烈士的子女四处转移。

后来，国内为纪念这批保育院工作者，拍摄了一个名为《马背上的摇篮》的电影。

来到哈尔滨后，杨芝芳无法适应这里严寒的天气，于是回到了陕西工作。

担心母亲身体的高毅，也带着新婚妻子回到了西安，调任至西安430厂当工人。

然而没过多久，高毅夫妇便被卷入高岗反党反革命事件当中，被下放到咸阳纺织器械厂隔离审查。

不得意却知足感恩的生活

尽管高毅本人并未参与到父亲的行动中，但他还是不可避免牵连其中。

因为此事，在国外深造多年的高毅终生郁郁不得志，生活始终不尽如人意。

可幸运的是，他生命中出现了三件足以宽慰他一生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在咸阳工厂里遇到了一群善良的工人。

在咸阳工厂下放的那些年，高毅周围的工人很多都是他的陕西老乡。

他们没有对两人投来异样的目光，对夫妇俩给予了充分的关怀，也正是他们的支持和善意，支撑这对夫妇走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

另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就是与当年“4821”计划同学们的友谊。

高毅本人始终是一名小小的工厂技术员，直到1979年才被调回北京，并以高级工程师的身份加入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

可这个身份相较于一个个官至总理、部长、将军的同学们，仍旧有着很大的差距，但这些同学始终与高毅保持着亲如兄弟姐妹般的友谊。

据宋丽达介绍，每次同学聚会都是高毅最快乐的时光。

直到一群人到了七八十岁的年纪，他们仍旧像在苏联读书时那样，互相打闹说笑。

因此，尽管高毅的事业发展有限，但他在精神上却过得很富足。

除了与老同学聚会以外，高毅平时很少外出。

“他最喜欢看电视，电视就像他的命一样！”宋丽达表示。

朋友们经常劝他外出活动，但他就喜欢在家里待着看电视，饭后散步都不肯。

“我晚上想拉着他下楼走走，他就说你去你去，眼睛一刻也不离开电视。

他最懒了，哪里也不愿去！”

每每听到妻子的控诉，高毅总会保持着一贯的微笑，不怒不气。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与妻子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也是他人生中一大幸事。

尽管高毅从二十多岁就回到了国内，但苏联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一直在影响着他。

就在他为此伤脑筋的时候，偏偏遇到了另一位同样习惯苏联生活环境的知己，这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可以舒适的做自己。

直到人生暮年，夫妻俩关起门来仍旧一派苏联生活方式，俄语使用频率比中文还高。

因此，高毅始终很感恩与宋丽达的相遇，更感恩妻子几十年如一日的不离不弃，这也是他对生活知足的另一原因

结语

纵观高毅的一生，可谓是坎坷挫折遍布。

小时候差点被地主卖，与父亲团聚不久便遭遇家庭变故，青年时期更是被卷入父亲的政治风波，以致于一生不得志。

但高毅又是无比幸运的，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身边有一群善良工人同事的保护，有贴心妻子的陪伴，还有一群始终待他如知己的同学。

种种善意与美好，帮助他驱散了人生的阴霾，始终过得感恩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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