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留下来三部分：一为1959年10月~1960年1月的“商城日记”，二为1969年10月~1971年9月的“息县日记”，三为1972年10月~1974年10月的“北京日记”。这是一个受难灵魂的实录和时代的见证，为历史留下了一份可资纪念的文本。

　　顾准出身贫寒，1930年参加革命，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1949年5月，他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1957年，他又被划为。1965年“”前夕，曾被“摘帽”的他再次戴上帽子。在倡导每个人成为“螺丝钉”、“驯服工具”的年代，他却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写下了一段痛史。在《顾准日记》里，你可以触摸到他的呼吸，走进一个在逆境中独立思考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

　　民以食为天，在一个讲究食不厌精的民族，让我们看《商城日记》中的文字：

　　刨红薯，民工过路，歆慕不已，都到地头捡残屑，驱之不去。一个新发明，红薯藤磨粉。(1959年11月13日)

　　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尤其晚饭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的菜饭，加一盒红薯叶，居然吃完。饥饿是可怕的。(1959年11月21日)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陆何三人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汤，想如何“摘”点红薯与胡萝卜吃。想回家时如何尽情大吃一个时期，烤白薯北京很难买到，窝窝头是美味，实在买不到啥吃时，打算到东安市场，阜外大街作巡游，有啥吃啥，再不然，到专备外宾吃的菜馆去吃它几次。想这些事，竟至不能入寐。(1959年12月15日)

　　肿，到处都是肿。菜园全都肿了，杨文华、余济美、陈新初、徐云周全肿了……在农场耽搁了很短一会儿，听到彭仁鑫一家死完，剩一小孩子，人家给他送来了。蔡璋又说到一些珍闻，但很合理的。他说，南山粮多，现在农村流窜犯比城市流窜犯多。人们都往南山跑。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饥饿是可怕的！饥饿推动人们做出看来做不到的事情。(1960年1月15日)

　　顾准在《商城日记》中用思想家的眼光兼史家之笔，为那个时代留影，满纸血痕。而那饥荒年代关于吃的文字令人心寒，阿城《棋王》里对呆子王一生饥饿的描写远不如他写饥饿年代的吃更动人。

　　“用稀饭汤冲代乳粉一大缸，美极”。

　　“清晨烤红薯一块。五时许柳学冠等来，我找机会取出我所烤的那块，里外熟透鲜美绝伦”。

　　“今晨，稀饭吃七勺，大便极端良好”。

　　“中午饭多，晚饭破稀饭，极绝。今晨大便，还是拉了稀的”。

　　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实录。为了一点烤白薯窝窝头竟至不能入寐。

　　忧生忧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无论是居庙堂还是处江湖。1959年1月9日，顾准说：“细细辨察，虽然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誉，人们对此联想还并不多。这证明Stalinism（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生命力。”“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有些说不过去。宴会，还有著名演员演出助兴。”

　　顾准的《商城日记》，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真实又最有智慧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顾准人格的伟大，也可感受到他思考的深度和智慧的快乐。“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终究还有生命力，这是可悲的，但同时也是一件可喜的事。若没有一定的宗教情绪，某些崇高的情绪，在知识水平低下的人们中间是不容易产生的”。那时的知识分子多的是附和，少的是独立；多的是阿谀，少的是风骨。顾准的文字坚硬得像石头，它硌得某些人难受，但这样的文字注定是要留传的。他说：“一个人，用全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

　　在物质匮乏和精神折磨的双重压力下，顾准关注的仍然是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从工业到农业，从经济到政治，从国内问题到国际问题……他都有着执着的思考和独立的见解。他是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他在日记中热切期盼中国尽快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让古老的民族雄飞于世。

　　在顾准的日记中，除“饥饿―浮肿―死亡”外，还有一个主题是改造。在人斗人的过程中，谁斗人最狠，上纲最高，谁就是改造得最好的，可以被评为“一尖”，而改造的过程，也是人们灵魂畸变的过程。这样的改造，给予顾准的是心头一阵阵的绞痛：

　　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1959年11月10日)

　　精神折磨现象现在开始了。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泯污，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1959年11月23日)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1960年1月15日）

　　水库六个月，赵淑仁学好了还是学坏了？学坏了啊！她现在感激劳动队为她脱帽。但是从脱帽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钻空子，拍马屁，说谎话。下放干部是许多人学好了，这是那套社会责任感的宗教仪式的效果，其背后也有客观的物质基础。他们是外来者，他们来此是朝圣式的消除，城市式的生活方式在等待他们。否则，饥饿也会促使他们人相食，卖人，说谎，拍马屁，害人自肥的。真是心头一阵阵的绞痛。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付出的代价也够重大的，后一个历史时期，为了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和物质的补偿。(1959年1月15日)

　　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献身精神等等？不，没有。如法捷耶夫描写两个人在远东森林里打游击一样，我以后也要如实描写自己。(1959年1月16日)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在苦难来临时，应如实地面对现实与自己的心灵世界。然而很少有人像历史上的史家那样，勇于秉笔直书，这是一代缺少钙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污点与耻辱。幸好，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还有顾淮这样特立独行、默默思考的思想家。

　　《顾准日记》的内容可以用吃饭、改造、思考来概括。他的女儿顾淑林在写给叔叔陈敏之的信中说道：“我不想逃避自责，也无法躲开痛苦。”“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顾准受到迫害后，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期间也被隔离审查。顾准将一个未被造反派抄走的银行存折，悄悄地从地板的板缝塞了过去，他以为能聊胜于无地给夫人一点安慰，以示一点儿生存下去的勇气。谁知在塞存折之前的某一天，他夫人已自杀身亡。子女宣布与他断绝关系，还逼着顾准签字同意；同城住在妹妹家里的90岁老母亲，因为妹婿当年的官场身份，终生不得相见；回到北京后的他一再要求与子女恢复关系，均被拒绝……即使这样，在他的病已宣告不治，经济研究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帽子，拿“在一份文字报告中做出‘承认错误’的表示”做条件，顾准还是接受了。这对于他简直是奇耻大辱，那个迎着雨点般拳头仍高喊不服的汉子签完字后哭了，他对老友吴敬琏说：“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亲情被什么吞噬？正如顾淑林所困惑的：“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顾准是个思想的巨人，他的高度和胆识是如今的人们难以望其项背的。朱学勤说：“知识是一个境界，见识是一个境界，知识、见识之上的胆识，则更是一个境界。说得浅白一点，大概一桶知识换来一滴见识，而仅有见识却还是不能换来胆识，只有再加一点其他稀有元素，一桶见识才能化为一身胆识。”一次学术会议上，海外人士问及大陆学界，在1960与70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李慎之佝偻而起，应声答对：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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