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蒋介石毫不犹豫地破坏了“双十协定”，开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尽管国内舆论一边倒地指责国民党挑起内战，但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蒋介石还是决定把内战进行到底。

这引起了许多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的老兵的不满，其中就包括蒋介石最信任的笔杆子和领袖文胆陈布雷。

陈布雷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他被誉为国民党的顶尖写手，他的言行代表着蒋介石的意志。

然而，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备受总统信任和重用的人，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子却都是共产党员，这种反差让人震惊。

1947年2月底，随着国共内战进入决战局面，国民党通知中共在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的谈判联络工作代表撤离。

当时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接到命令，立即准备带领团队返回延安。

得知周恩来即将离开南京的消息后，陈布雷心急如焚。

几天来他一直心神不宁，经常来回踱步在办公室里。

听说周恩来即将离开后，陈布雷忍不住，他立即叫上自己的侍从副官居亦侨，驱车前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

为了避免引起注意，陈布雷让居亦侨先绕了一圈紫金山，然后继续沿着曲曲折折的街道前进，最终来到梅园新村17号，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所在地。

到达目的地后，陈布雷吩咐居亦侨在会客厅等待，自己直接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

陈布雷和周恩来并没有太多交集，只是在重庆期间，陈以蒋介石的代表身份多次与周恩来接触，因此对他印象深刻。

陈布雷被周恩来的风度、学识和人品所折服，他对这位中共领导人充满了敬佩之情。

周恩来也对陈布雷的高尚品德表示赞赏，他特意派人向陈布雷传达：“我们共产党人钦佩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但希望他的笔不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

”

这番话对陈布雷的影响很大，传达后陈布雷一直心事重重，直到他亲自找到周恩来。

他们的谈话持续了很久，整整两个多小时，已经快到半夜了。

之后，周恩来和陈布雷一起离开了楼。

下楼后，两人继续在花园周围散步，聊着天。

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

眼看时间不早，陈布雷向周恩来告别，周恩来亲自送他们上车。

临别时，两人紧紧握了一次手，周恩来坚定而温和地说道：“你的事，我会处理好的，放心吧。

”

听到这话，陈布雷心存感激，再次告别周恩来，下令开车返回。

在回住所的路上，居亦侨一直瞥着陈布雷，非常惊讶自己的领导竟然与中共高层有交集，尤其是周恩来最后的话更让他摸不着头脑。

他试图猜测陈布雷这次的目的，却毫无头绪。

看到居亦侨一直用余光瞥着自己，陈布雷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于是他坦然说道：“这次我是为了私人的事而来，并非公务。

”

这让居亦侨更加疑惑，他深知陈布雷的为人，从来都是正直和公正的，不会为了私利而行动。

现在，“私人的事”到底是什么，他完全无法理解。

直到多年后，居亦侨才了解到，陈布雷当晚所说的“私人的事”，实际上是为了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子。

他希望周恩来多加照顾，不要因为他自己的身份让他们受到牵连。

因此，陈布雷拜访周恩来的目的实际上是希望他能够帮助照顾他的家人。

那么，陈布雷为什么会在内战刚开始时就向周恩来“托孤”呢？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他的政治经历说起。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是浙江慈溪人，有着与蒋介石相同的故乡。

所以，陈布雷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凭借他的才华，他在国民党得到了很高的地位，但随之而来的是越陷越深的漩涡。

1911年，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去上海找工作。

凭借他出色的文笔，他得到了《天铎报》的记者职位，并开始使用“布雷”作为笔名写评论文章。

由于才华出众，他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知名记者。

他还写了很多支持辛亥革命的时评文章，为传播共和精神，反对封建帝制做出了贡献。

在那几年里，陈布雷的文章充满了激情和预见性。

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连续写了十篇《谈鄂》，还写下了“鄂事成败之问题，关系吾四万万同胞之生死；鄂事万一无幸，期吾同胞无万劫回复之日”这样有预见性的评论文章。

要知道当时上海的大部分报刊都认为革命军是“逆军”，所以陈布雷的革命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使他很快脱颖而出。

1921年，上海《商报》创刊，总编辑陈屺怀邀请陈布雷担任主编，负责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在陈布雷的笔下，《商报》的述评在国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文章得到了革命党人的赞赏。

甚至孙中山称赞《商报》是“最忠实的党报”，认为其“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更有成果”。

陈布雷正式进入蒋介石的视野是在1926年。

北伐军势如破竹地向北进军，但蒋介石发现他身边没有一支可用的笔杆子。

于是他开始寻找可以用的人才，而文笔出色的陈布雷自然成为了他的首选。

1927年1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

蒋介石派了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到南昌会面，同时还邀请了《申报》的总编辑潘公展。

邵力子实际上是蒋介石的秘书，他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优秀代表，主笔了许多主流报刊。

但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邵力子越来越认同中共，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决定换掉他。

陈布雷和潘公展一到达南昌，就受到了热情接待。

进入指挥部后，他们意识到南昌之行实际上是一次面试。

蒋介石很快提出了一个面试问题：“如何应对上海的工人运动？”

他先问了潘公展，潘回答得像没回答一样：“总司令自有妙计。

”

然后他看向陈布雷，陈想了想，回答：“先派可靠的部队包围上海，然后利用上海的帮派势力先锋推进。

”

蒋听后非常满意，决定留下陈布雷单独会谈，希望他能在指挥部住几天。

那几天，蒋介石不仅款待丰盛，还天天与陈布雷聊天，态度非常谦逊，如同公与客。

陈布雷作为文人，自然无法抵挡蒋介石的厚爱，他感动地纵容一塌糊涂。

但尽管如此，陈布雷还是没有选择留下来为蒋介石效力，他的理由很充足：他的志向不在政治，他更想回到上海做记者。

所以，按照蒋介石的要求，陈布雷写下了《告黄埔同学书》，然后回到了上海，尽管蒋介石对此不满。

但蒋介石很难再找到一个如此顺手的笔杆子，怎么可能放过？几个月后，北伐军攻占南京，蒋介石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

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蒋介石的政府无疑是合法的，这也为陈布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尽管对于一个寻找光明的书生而言，参与政治无疑是一种牺牲，但面对国家的混乱，尤其是在上海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和抗议活动之后，陈布雷决定再次回到政坛，成为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

有趣的是，陈布雷在当官的几年里没有给自己加官进爵的机会，始终担任总秘书长一职。

这段时间，陈布雷过得相对轻松，虽然对中共和红军进行了多次攻击和诋毁，但由于他的立场，他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蒋介石成立了专门处理事务的侍从室，陈布雷重新陷入了忙碌之中。

蒋介石决定让陈布雷负责党务和政务，陈布雷成为侍从室二处主任，实际上是蒋的幕僚长。

这意味着陈布雷已经成为蒋介石集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抗日战争期间，陈布雷的主要工作是撰写宣传抗日的演讲稿，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

在起草了几篇鼓舞人心的文章后，陈布雷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价值，他的文章广受好评，甚至连中共也对他刮目相看。

随着抗战的进行，陈布雷成为了蒋介石的重要助手，他的言行能代表蒋总统的意志，国民党内无人不敬佩他。

由于陈布雷不参与派系斗争，诚实正直，国民党上下对他都非常尊敬，他的名望在党内无人能敌。

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明争暗斗，陈布雷不喜欢这种情况，他决定让自己的家人远离政治舞台，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其他家人是国民党党员。

他的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和儿子陈远也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尽管陈布雷完全了解国民党的黑暗面，但他装作不知道。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布雷不想发生内战，尽管他知道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一再劝告蒋介石考虑人民的利益，休养生息。

然而，蒋介石更想实现独裁统治，他不听陈布雷的劝告，反而对他愈发厌恶，斥责他“教子无方”。

就在几天前，陈布雷坚持向蒋介石忠告，希望他以民众为重。

这一次，他不仅遭到了蒋介石的进一步憎恶，还被打了一个耳光，斥责他“教子无方”。

对于一个书生来说，这无疑是极大的侮辱。

几天后，陈布雷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这个消息迅速传开，震动了整个国家。

有人说，陈布雷是在“以尸谏”蒋介石，希望他能改变；还有人说，陈布雷的自杀是为了摆脱与蒋政府的勾结。

无论如何，陈布雷的自杀让本就动荡不安的国民政府遭受了更大的打击，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

标签：蒋介石周恩来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