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街头日记

　　威尔逊高中坐落在加州长滩一个比较富裕的街区中，学生来自各个阶层和种族，表面看这里是一方平静安宁，包容开放的乐土，没有种族歧视和阶级差异，实际上这里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特殊房间――203教室，被学生们称为“黑房间”。在这间教室上课的学生，大部分是非裔，亚裔，拉丁裔等有色人种，来自附近贫困街区。他们中有少年犯，瘾君子，小混混甚至黑帮成员-他们被称为一群“独特的人”，对学校生活没有丝毫热情，是被老师主观定性为没有希望的一类人，因此也不会享受到与其他学生同样水准的教育。

　　这些都是23岁的艾琳?格鲁威尔到来之前的事情。

　　1994年，艾琳?格鲁威尔来到威尔逊高中担任这个特殊班级的英文老师 她发现这些不过十来岁的孩子，每天不得不挣扎着在街头暴力中生存，能平安无事地度过每一天就是他们最大的希求。艾琳希望改变现状，也想了很多办法，她给学生们朗诵诗歌，送他们回家，和他们的父母谈话……起初，对格鲁威尔这种“爱管闲事”的行为，学生们非常反感，然而她遥渐找到了和学生交流的突破口她发给每位学生一本《安妮日记》，带他们参观大屠杀纪念馆，要他们记住一句话；纳粹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黑帮格鲁威尔还启发学生们学习安妮，每天记日记。日记的内容不限，可以是一天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是某些情感变化，当然还有时时刻刻所要面对的困境，通过日记，格鲁威尔了解了学生们遭受歧视，暴力虐待、无家可归，昭宿衔头等等生活中点点滴滴的遭遇，学生们也在与她互相分享互相倾诉的过程中体会到写作的乐趣，并找回了希望和信心 后来这些日记集结成书发表，取名《自由作家日记，一名教师和她的150名学生是如何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轰动全工，妒个社会都为之震惊，《人物》杂志两次专题报道，美国教育部部长亲自会面，曾在二战小收留过安妮?弗兰克一家的荷兰人，也被邀来和学生见面，并称他们为真正的英雄。

　　因为这本书记述的都是真实的故事。这些被学校放弃，随时可能惨死街头的学生，在女老师的引导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和街区的风气，就拯救了整个世界。”如此真实动人的老师感化学生的故事，历来是电影创作的绝佳题材，好莱坞自然不会放过。今年，派拉蒙公司终于把这个故事搬上了银幕，这就是影片《街头日记》。

　　黑帮版《死亡诗社》

　　一个好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有多大，每个人都有亲身体会。在好莱坞描写师生关系，刻画青年思想启蒙的校园电影中，1989年拍摄的《死亡诗社》堪称是新经典。2003年朱丽娅?罗伯茨主演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主题与形式和《死亡诗社》完全相同，连时代背景都一样，同样选择了美国妇女解放运动高涨的20世纪50年代，因而被称为女生版《死亡诗社》。

　　本片可以看作是一部黑帮版的《死亡诗社》，导演理查德?拉格维尼斯说他的目的就是想让整个故事看起来更发人深省，这也是《死亡诗社》成为经典的原因。“孩子们学会了用笔来代替枪与暴力，而记下生活中的一切则有助于他们反思自己的过去。艾琳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孩子们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当写作变成最有力的反击武器时，也代表着孩子们在向过去告别。

　　扮演艾琳?格鲁威尔的希拉里?斯旺克认为，这部电影最震撼她的地方就是它的人文关怀和真实的力量”真实的故事总能引起我的共鸣，因为让我第一次拿到影后的《男孩不哭》就是这样一部影片。有真实事件做依据的剧本总是蕴含着无可匹敌的人文关怀和来自现实的震撼力，我甚至感觉得到自己的内心和灵魂都在呐喊，让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也是一种荣耀。这部电影想说的是信任别人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对此我深有体会。如果不是我的妈妈一直信任和鼓励我，我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这就是我想通过影片告诉大家的。”

　　如果忽略掉演员与角色年龄接近10岁的差异，33岁，曾两次获得奥斯卡影后的斯旺克绝对是扮演艾琳?格鲁威尔的最佳人选，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白手起家，靠着坚强和努力最后取得成功，她们为人处事谨慎，乐观向上，连说话的口气都很相像。“艾琳非常勇敢，她勇于把自己的故事告诉给大家，而且她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并非影片刻意美化，有那么多学生爱戴她足以证明一切。”为了表达自己的尊敬，斯旺克甚至给艾琳?格鲁威尔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将自己的想法以及这个故事对社会的重要性传达给她。

　　然而在艾琳?格鲁威尔看来，自己只是做了每一位老师都应该做的事情而已：“教师肩负着很崇高的使命和责任。因为有时候，孩子们未来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学校应该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应该经得起种族，阶级、经济和文化所带来的各种考验，而不应该被暴力所侵蚀。表面上看，威尔逊高中是完美的，因为它接收的学生来自各个阶层，没有贫富差距，没有种族之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学校内部的毒瘤就不存在。”

　　文字的力量

　　这个毒瘤其实也是自我歧视的表现。导演说：“在这个班级里，自我的种族隔离制占据了孩子们的社交方式，甚至被当成了生存的手段，从走进教室起，他们就通过课桌隔出了属于自己的区域，与其他人划清界限。正是这些幼稚的做法，造成了同班同学之间的：中突。同学间拉帮结伙，甚至不允许艾琳走进他们的世界。孩子们从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带着有色眼镜，他们可能通过种族，社团的从属关系、生活的街区甚至是乘坐的公车来划分自己的小圈子。当你看到这些稚嫩的脸上写满仇恨的时候，会感到不由自主地难过，然而他们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则更让人心疼。”

　　面对这种文化差异造成的挑战，作为老师的格鲁威尔只能通过某种非传统的方式来感化这些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的学生。课堂上，她当众撕掉了学生画的一幅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漫画，那是她第一次失去控制，在学生们面前彻底爆发，因为她发现漫画中弥漫着一种仇恨的情绪，与种族大屠杀时讽刺犹太人的漫画非常相似，显然是受了非常危险的灌输仇恨的误导，格鲁威尔后来发现其实孩子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种族灭绝”画这样的画，只是为了好玩。斯旺克对此的理解是“其实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还不具备这种道德上的判断能力，他们生活中的乐趣只在于用各种方法激怒和捉弄别人，却不知道这种做法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伤害。”

　　格鲁威尔曾向学生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为学生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她问学生；“都有谁经历过枪击事件？”所有学生都举起了手，还挽起上衣或裤子，露出身上的枪伤。这一切让格鲁威尔泪流满面。但她发现，孩子们在互相观察过后，兴奋地互相讲起枪伤背后的故事来，同学之间的仇恨和歧视一下子消失了。这引起她的思考，看来只要找到一根合适的线，就能把孩子们之间距离遥远的心像串项链一样串起来。她想到了《安妮日记》。事实证明，文字的力量确实伟大，它成了拯救这些孩子们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一篇篇“街头日记”，让这些曾经的不良少年变成了“自由作家”这不仅是老师的功劳，更是信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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