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1

　　一、殷商周初的金文

　　1.殷商代出土的青铜器并不是很多，且这一时期出土的文字以甲骨文为主，而早期的商代青铜器上大都没有铭文，即使有铭文的也只有寥寥数字，到了商代末期才有了内容较长的铭文，然而至多也不超过五十字。虽然殷商时期的金文篇幅不长，但是其表现形式却颇具夸张之美的意味，较甲骨线条单一的契刻之美丰富了许多。

　　如《司母戊鼎》（图1）的大字铭文，其结构宽宏，雍容大度，用笔粗重，气势非凡；而字的大小、笔画的伸缩与曲直、结体形态的配合却变化多姿，造微入妙，既无雷同之处，又无断裂之感，整体上浑然构成息息相关的一体。

　　2.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了大量的出土，而且字数较多，铭文较长，所以西周的金文比起殷商时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钟鼎文，主要记载着分封、 赏赐、征伐、祭祀等内容，其涉及的内容很广。从字体上来看，它同甲骨文较相近，图画性较强，而且形体也没有定型，从中也能看出它是甲骨文的直接继承者。由于钟鼎文是用软笔写在毛坯上，然后再进行刻铸的，因此它还带有毛笔浑厚自然的特点，线条有粗有细，且带有锋芒。另外，钟鼎文由于是刻铸的文字，所以可以更加从容地书写、修饰，而且经过铸造工艺后多了浑厚滋润的气息，线条较甲骨文更为粗壮，肥厚之笔较多，既有方的转折，也有曲的圆转，富于变化。如《大盂鼎》（图2）就是周初的典范之作，铭文的结字也较为谨严，笔势遒劲，收放自如，方圆笔兼用，笔画使转之中包含有顿挫，有些较方硬的笔触之间的穿插平添凌厉恣肆之感。分行布白中虽然已形成纵成行、横成列，但是其大小错综，随行穿插避让，都能够因字赋形、自展其势、各尽其态。整体上并不裁成一律，而又具匀整端重之美。

　　二、西周中期的金文

　　金文发展到西周中期已经趋于成熟，这是文字和实用的普遍结合大趋势下的必然结果。此时的金文已有不少的变化，线条由粗细强化趋向匀净统一，较粗重的笔画和波磔已经难得一见。结体由疏密多变趋向平稳端正，章法由凌厉跌宕趋向平和简静、委婉舒展。整体风格由雄奇变为秀美，由粗犷变为圆熟，由浑朴变为劲健。西周恭王时代的《墙盘》（图3）充分体现了这些变化。早期的金文经常取侧结体，在《墙盘》里则尽量持以平正之态，不仅仅保持了单个字整体重心的平衡，而且还力求在外部造型上呈现明显的平正感。这也表面了，平稳化、端正化已成为铭文书法作者明确的造型意识。金文独特的书写刻铸方法，不仅仅影响了金文外部特征的变化，也使它呈现出安详闲适的特有韵律。《墙盘》书法的单纯之美与简静之美，是时性意识与审美趣味共同作用的产物。我们所说的单纯，并非指刻板单调；简静，也并非指了无生趣。其章法布局虽然十分整齐，但细看每个字的大小仍然有所不同，字与字间纵向的距离被适当拉开，而让左右相邻的字相互之间更加靠拢，使纵横都保持紧密的联系。全篇既不显得空疏，也不显得局促，既张弛分明，又协调有序。

　　三、西周晚期的金文

　　西周晚期的金文在章法上继续以整齐均称为主要特点，此时的金文书法也达到了成熟期，出现了极高的水平。其风格的总趋势是，从线条、笔势、造型、章法等方面都进一步注意节制，使其呈现出一种无过无不及的适度美、协调美、整齐美。而且这时期的金文处处都可以看到对其形式中诸如长与短、粗与细、奇与正、大与小、纵与横、展与促等等对立因素的调和与控制，尽可能地使它们互相渗透与统一起来。这时期最为著名的作品如《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都体现了这种风格追求。

　　《毛公鼎》（图4）以圆笔为主，全篇的笔画有圆润柔和之感，笔势回环委婉；行款既井然有序，又能妙用曲直；字形整体端庄，但又能见侧之态；匀称整齐的布局中，充满了盘旋不绝的流动感。 与《毛公鼎》齐名的另一佳作为《散氏盘》（图5）。与同时代的金文大多趋向匀齐不同，《散氏盘》更加侧重于周初金文恣肆雄放的风格。字体大小错落，而且多向一旁偏侧。虽然线条多用圆笔，但笔势又不迟涩，呈迅疾之势，而且还略带草率之意，结体多宽扁。章法布局于参差变化中别出心裁，表现出了超凡的艺术胆略，是金文作品中杰出的代表作。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

　　东周以后，周王室的统治日见衰微，诸侯各国割据一方，称雄争霸。与此同时，文化逐渐因地域的不同而趋于多元化，各地区的生活和审美的不同使得各国的金文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地方色彩大大加强。所以不同的区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

　　战国时期齐国的《陈曼》（图6），其铭文同西周时期的金文风格就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最具特征的是字形修长，笔画精良考究，它以直笔为主，曲线为辅，直画的收笔有如悬针，毫芒纤锐毕现，结体端稳工整，形成了谨严刚劲的风貌。章法也多取纵势。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2

　　关键词：中国；字形；演变

　　语言文字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在长时间的变迁中逐渐正规化，通用化。而中国的汉字正是在这种发展中逐渐正统化，衍生出了当代的汉字造型。总体而言，中国汉字的形成可以大致归结为以下阶段：商代之前一直属于文字的起源阶段，当时还没有规定全国统一的文字字体，通常是人们约定俗成下的文字造型，殷商甲骨文为成熟期。就此以后，汉字就开始了其漫长的衍化历程，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字体，中国文字的发展就真正脱离了古文字阶段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在宋朝出版的相关书籍中汉字被重新称之为宋体字，并逐渐形成了当今人们广泛使用的仿宋体，也为当前中国的汉字造型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汉字作为当前世界上使用时间最久、空间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之一，其的发展过程不仅推动了中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同时也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最早的甲骨文还是当前被广泛使用的宋体，虽然在写法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汉字真正的内涵却从未发生改变，仍然将表意作为主要特点，而这也是中华文字的独特之处所在。笔者希望通过对于当前中国汉字字形演变的研究，对当前中国文字字形进行简单的梳理，不仅有利于加深笔者对此的理解，同时也有利于当前中华文化的传播。本文将分为古文字和今文字两个阶段进行树立。

　　1 古文字阶段

　　古文字阶段包括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直至秦代的小篆这一历史时期。其间流行的主要书体包括甲古文、金文和篆书。这一阶段的文字主要仍然以图画的方式进行字意的表达，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字体中的笔画，因而在这一阶段的汉字上呈现出显著的图案美特点。

　　1、甲骨文

　　甲骨文顾名思义，是古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这也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出现的文字，其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所以又称甲骨文为“殷墟文字”。这些文字的出现有着特殊的效用，并不是为了便利人民的生活而被创造，主要是为了满足殷商王朝的宗教祭祀和占卜的需求，因而主要出现在用于占卜的龟壳上。甲骨文大部分为契刻，也有少量墨书；有直接契刻的，也有先书后刻的。因大多是契刻的，故又称“契文”。甲骨文大部分为殷商遗物，其的出现标识着中国开始出现了记录的工具，中国的文字发展从此开始。

　　2、金文

　　金文，主要是指古代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通常专指商、周、秦、汉时期的铭文。因钟和鼎是古代的重器，言钟鼎可以概括其余的铜器，所以又称为“钟鼎文”。经过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金文的出现时间晚于甲骨文，并承担了从甲骨文到篆书的过渡作用。但是，金文并未像甲骨文一样被广为发掘，从当前发现的数量来看，仍然较少，其主要在商周时代被广泛使用，而周代之后的铭文，字体逐渐过渡到篆书。

　　3、篆书

　　“篆书”又称“篆文”，在传统意义上，被分为“大篆”和“小篆”。“大篆”先于“小篆”而存在，主要是指秦统一文字之前在秦国通行的字体。就当今来说，我们能从《说文解字》和各种钟鼎彝器上看到大篆的踪迹。

　　而“小篆”是在“史籀大篆”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主要目的仍然在于通过文字的统一促进政治统一的实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割据的时代，开始了中国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必然要求文化上的大一统，要求文字的统一，于是，小篆便从这一时候孕育而出，成为了当时全国上下通用的文字，也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小篆相比于大篆来说，通过对于字形的简化能够更加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汉字的数量，促进了语言的准确表达。

　　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古文字时期的变革在中国汉字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2 今文字阶段

　　4、隶书

　　隶书发端于周末，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字形的变革，纵然当时的篆书实现了人们日常使用文字的规范，但是由于写作的复杂性，因而也带有无法避免的复杂性，隶书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简化，具有简省盘曲、笔道改圆为方的显著特点。且字形不像篆书那样长方形，而呈扁方形。这种从隶书到篆书的巨大转变，不仅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发展的需要。而从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字形本身已然有了笔画的构成，字形开始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关于隶书的形成，历史上宗说纷纭，当前学界也没有统一的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隶书的形成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文字已然开始呈现出隶书的形态，而同时篆书的复杂化也对文字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趋捷趋简是文字书写的大趋势。而隶书本身的创造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广大汉字使用者造就了隶书这一书体，并在随后的生活实践中被广泛使用。而就当前的隶书来说，以《云梦睡虎地泰简》为代表，我们已然可以看出从篆书到隶书的显要转变，从字形上可以发现，它已经摆脱了篆书用笔均匀圆转的特点，变成了横直的笔势，而这也进一步促进了篆书到隶书的成功过渡。到了汉代，隶书代替篆书而成为标准书体，字形扁平就成为隶书的显著特点。从隶书开始，形体从线条转为笔画，标志着汉字由“古文字”阶段跨入了“今文字”阶段。

　　5、楷书

　　隶书对篆书来讲，已然实现了字形上的成功转变，是汉字发展史上的―大飞跃，也对现今文字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隶书在字形上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简化，但是“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要求也仍然并不适合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记录和书写。许慎《说文?叙》中所说“汉兴有草书”，就是在隶书基础上实现的字体的另一种衍化，因其草率而就，故称为“草书”。草书虽书写快捷，但书写草率，并且由于个体的差异无法形成y一的标准，甚至在辨认上也存在一定的难度，仅仅具有观赏性，在这种情况下，楷书应运而生。所谓“楷书”，意思就是可以作为典范楷模的书体。

　　楷书萌芽于东汉末期，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渐成熟。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体，仍然可以体现出半隶半楷的特征，如三国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的《谷朗碑》等，都能够看出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阶段。而到了隋唐，楷书正式脱离了隶书，形成了一种正式的字体。楷书形体方正，极具观赏性的同时也颇具实用性色彩。这种横平竖直的方块形结构，也被当今的中国字形所继承，成为了中国汉字最为显著的特点。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畅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

　　[2]李梵.汉字的故事[M].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李都荣.从古汉字透视女性的“女神”时代[J].畅文教资料，2009.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3

　　关键词：孔子；郑声；郑国；姬姓

　　中图分类号：1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062-03

　　自从孔子提出“郑声淫”，“放郑声”后，关于“郑声”的研究一直不断。一些学者指出，郑声与郑卫之音、“新声”是同一个概念，是当时的流行音乐。事实上，孔子所指“郑声”虽是新声，但并非所有新声的代称，它只是郑国的俗乐。

　　令笔者感兴趣的是，郑声只不过是当时的流行音乐之一，它所具有的特点并非它所独有。当时的齐、楚、宋、卫等诸侯强国都有类似于郑声的这种流行音乐，为什么孔子不恶齐声、楚声、宋声等其他国家的新声，单单恶“郑”声，乃至要放“郑”声?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得从郑声的传播与接受及郑国本身去寻找

　　一

　　从音乐本身来说，郑声有很大的影响力与穿透力。它不仪能压倒雅乐，也能使其它各地音乐受其影响，不自觉的吸收它，认同它，郑声代表了俗乐的方向。

　　据学者们研究，郑声之“淫”主要有二种：“淫于色而害于德”与“过分、过度”。郑声是与雅乐相对的俗乐，它与郑风有联系，但并不等于郑风中的郑诗。蔡仲德撰文就郑声之“淫邪”、“淫色”、“淫慢”展开分析。他指出郑声的“淫慢”在于它采用了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等六个方面。辛筠《“郑声淫”辩》将其概括为柔婉琐细，明快和谐，节奏多变，能表达活泼跳跃、比较复杂的感情，听起来抑扬顿挫，扣人心扉。

　　特别要强调的是郑声注重声色及感官享受，歌舞结合这一主要特点女乐在夏商就已经出现，夏桀之时，有女乐三万，商代盛行“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的女乐。到春秋末年，沉寂的女乐再次兴盛。“邯郸以倡著名，郑女以舞著名，”歌舞结合的郑声富于声色之美，“今郑舞者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动容转曲，便媚拟神，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骋驰若惊。”(《淮南子?修务训》)傅毅《舞赋》也描述道：“于是郑女出进，二八徐侍。姣服极丽，妁偷致态。貌燎妙以妖蛊兮，红颜晔其扬华。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睇而横波。”所以，很多人都将郑声与美色同提。《荀子?乐论》称：“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吕氏春秋?音初》亦日：“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将郑卫之音与女色同谈，实际上正是郑声与郑舞同存的反映。

　　以上郑声这些特点，使之很快就在郑国为人们所接受，压倒雅乐成为了流行音乐。另一方面，郑国本位于殷商故地，其音乐受殷商音乐影响，音乐本身就比较发达，“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嵇康《声无哀乐论》)，是俗中的主导者。并且，郑国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诸侯各国往来的交通要道。在政治与商业交往及民间往来中，郑国吸收其他各国的民间音乐，又将自己的新声带到了周围其他国家。郑声所具有的抒情性、表演性、娱乐性特征使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在音乐传播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双向流动，但主要还是郑国音乐向其它诸侯国输出。其输出渠道有四。

　　其一。政治婚姻输出。春秋各国的政治婚姻中，郑舞被郑女带至所嫁之国。据《左传》、《史记》等记载，春秋时郑国与齐、晋、楚等国缔结婚姻。僖公十七年，郑国曾嫁女与齐桓公，生孝公；郑文公嫁女给楚成王(《郑世家》)，公元前604年与公元前586年，郑国嫁女给晋国；公元前594年，郑女嫁楚庄王；昭公元年，郑公孙段嫁女给楚公子；战国时，楚怀王夫人郑袖也是郑女。春秋时女予出嫁，通常会带有妾媵与乐师，正是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将郑国音乐带人异国宫廷之中。

　　其二，赠女乐(乐师)的外交手段。春秋女乐似乎颇为盛行。齐国曾选“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史记?孔子世家》)，秦国以送女乐的方式乱戎王之政(《韩非子?十过》曾载)等。郑国也曾以赠送女乐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如邦交箫鱼之会时，郑人“赂晋候以师悝、师桶以及钟磐女乐”(《左传?襄公十一年》)。郑国还向其它国家赠送乐师。据襄公十五年载，“郑尉氏、司氏之乱”。郑人“纳赂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筏、师慧”，师筏、师慧就是郑国当时的乐师。

　　其三，春秋战争频繁，郑国民众在奔走逃亡中将郑声带到他国。“据《春秋》所计，在三百五十余年的春秋时代中，言‘侵’者六十次，言‘伐’者二百一十二次，言‘围’者四十次，言‘师灭’者三次，言‘战’者二十三次，言‘人’者二十七次，言‘进’者二次，言‘袭’者一次，言取言灭者更不可胜计。”各大国欲称霸中原，必先得郑。王应麟《诗地理考》卷二中曰：“春秋战争之多莫如郑。”战争导致众多郑国民众流离失所，在客观上促进了郑声的传播。

　　其四，郑国女子“奔富厚”，进入上层之家。《史记?货殖列传》曾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镊利屐，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春秋时，列强争霸，分别产生了齐、宋、晋、秦、楚、吴、越等强国。这些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商业、巫风巫术等一点也不逊于郑国。作为春秋强国，其政治、军事、经济自不待言。各国也采取措施以利于商业发展。如齐桓公“制过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国语?齐语》)，手工业者还免兵役；晋文公则“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国语?晋语四》)；卫文公“务材训农，通商惠工”(《左传?闵公二年》)，越王勾践也采用“平粜”法，保护农商利益。诸侯国的这些政策促进了各国商业的繁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商业的繁荣，为这些国家接受郑声奠定了物质基础。商业活动中诞生了大量凭借财富可与国君分庭抗礼富贵之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文化的繁荣往往最直接地通过人们对声色犬马等物质享受的喜好与追求表现出来。”财富的增长刺激了新兴贵族对于新的音乐消费的需要，也为新乐的生产提供了可能。

　　春秋时期各地巫风仍然很浓，像郑国“男女亟聚会”“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拂除不祥”这样的巫风仍广为存在。《汉书?地理志》云：“(楚)信巫鬼，重淫祀”，《列子?说符篇》云“楚人鬼而越人”。在对鬼神的淫祀中，男女混杂，两性接触密切。朱熹“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裹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楚辞集注?九歌》)王国维亦云：“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陈国也好巫风。《汉书，地理志》载大姬无子，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

　　也。”在齐国。则有“巫儿”主祭祀，“在祭祀的仪式上，社日祭祀的主持人或女巫可能要跳一些象征性生活的被后人视为淫猥的宗教舞蹈。”

　　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说：“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很多诸侯国君及贵族多喜好新兴的俗乐，痴迷、陶醉于新乐，有些诸侯国还有自己的“新声”。既然一些诸侯国的国君喜好新乐，这些国家具有“郑声”生产相似的音乐土壤，那么当郑声传人时就会被民众迅速接受。在一些记载中，上层贵族乐于“郑声”与“郑舞”者不少。在楚国宫廷。楚庄王“左报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间。”(《史记?楚世家》)“二八齐容，起郑舞些。”(《楚辞?招魂》)在齐国，“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虞耳。”(《说苑?善说》)“(齐)桓公好淫乐，卫姬为之不听郑卫之音。”(《列女传》)齐宣王公然声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梁惠王下》)对于齐宣王所说的“世俗之乐”，赵岐的注解是：“直好世俗之乐，谓郑声也。”在秦国，“秦缪公好淫乐，华阳后为之不听郑卫之音。”(《论衡?谴告》)在晋国，“晋平公说新声”(《国语?晋语八》)，高诱注《淮南子?原道训》：“扬郑卫之浩乐”日：“晋平公说新声，使师延为桑间濮上之乐。濮在卫地，故郑卫之浩乐也，必为郑卫之俗乐。”在赵国，赵烈王给“郑歌者枪、石二人”各赐田万亩(《史记?赵世家》)；在魏国，魏文侯“听郑卫之音”而不倦(《乐记?魏文侯》)；这些记载显示了郑声不断向诸侯国传播，不断向后世传播的事实。孔子恶郑声，放郑声，正是他感受到了郑声强大的影响力。

　　二

　　在探讨孔子斥郑声，恶郑声时，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郑国是个姬姓国。

　　在《论语》中，孔子两次提到郑声。一次是颜渊“问邦”之时，他说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一次是在《阳货篇》：“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两次谈话，表明孔子对于郑声发自内心的排斥之情。

　　郑声的兴起与存在及兴盛，与“礼崩乐坏”相伴随，它是礼崩乐坏的一种标志。当孔子提出“三恶”时，说明至少在当时这三种社会现象已经存在。孔子所谓的“郑声”，并非是新声的泛化，仅指郑国的音乐。这段话的语境透露出孔子对于等级名分(“恶紫之夺朱”)、对于西周雅乐的重视。雅乐主要是用于庙堂祭祀与其它各种典礼的音乐，重节奏而轻旋律，讲究和平中正与庄严肃穆。紫夺朱，郑声乱雅乐分别表明“礼崩”与“乐坏”的现实。孔子之恶郑声，实质上是对周礼的维护。维护周礼，在孔子看来，就是为邦之大要。

　　春秋末年，伴随着宗法制的瓦解，诸侯国的强大，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各诸侯国的王公贵族及商业巨贾的迅猛崛起，旧有的等级与礼乐制度受到冲击，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比比皆是。在音乐消费上，各诸侯国不再满足于礼制的束缚。僭礼之举时有发生。向来“秉周礼”的鲁国也有“八佾舞于庭”之事发生。“代表地主阶级的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利的一种表现。这对奴隶主贵族来说，是‘礼崩乐坏’，对新兴地主阶级来说，就是大兴礼乐来巩固封建统治。”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及诸侯国的强大刺激了他们对新乐的消费需求。而这种新乐，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士人看来，它“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犹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礼记?乐记》)使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止，“犹杂子女，不知父子”扰乱人伦。简言之，新声使人沉溺、堕落，进而加速周礼的衰落，加速“礼崩乐坏”的进程。

　　关于春秋礼崩乐坏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前人已多有论及，笔者在此只就具有新乐的诸侯国不尊周礼的特殊性做一简单分析。从历史记载上看，齐、楚、宋、卫的越礼似乎都情有可原。从姓氏上说，齐国姜姓，楚国芈姓，宋国子姓。他们或有功于周，或是周“兴灭国，继绝世”的产物。倘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来看，其不尊周礼也在情理之中。一些诸侯国特殊的国策或处境的特殊性也使他们对周礼的执行大打折扣。齐国“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简礼”之举表明了齐国对周礼一定程度的疏离。齐王与姑姊妹通奸、管仲设女闾正是这种疏离的外显。后来。管仲重新引入周礼，以礼治国，表现在音乐上有令孔予三月不知肉味，并称之为“尽善尽美”的《韶》乐。可以说，孔子时的齐国，有非“礼”之乐，也有守“礼”之乐。周灭商后，封商贵族微子的后代于宋，宋国本是殷商后裔，自然继承殷商旧俗，其音充满殷商的淫靡之音也不足为怪。卫国虽然属于姬姓国。但亦有其特殊性。《左传?定公四年》叙述康叔分封到卫地时称，分给他“殷民七族”，并命令他“皆名以商政，疆以周索”。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中说：“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卫地为商代文化的中心，又有大量的殷商遗民，并且还沿袭殷商旧俗。因此，音乐上也必定有殷商之乐。楚国也比较特殊。楚国为子爵，地位最低，经常为中原诸侯所鄙弃。被称为南蛮或荆蛮，甚至被视为仇敌，《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孟子?滕文公上》称楚人许行为“南蛮舌之人”，蛮夷之地自然不通礼仪，其为淫声也可以理解。

　　站在维护周礼的角度审视，郑国的一些行为及“郑声”更反映了“礼崩乐坏”的严重性。前面提到的春秋时期拥有新乐的郑、卫、宋、齐、楚等诸侯国中，只有郑、卫是姬姓国。郑国的始祖郑桓公为周厉王之子，周宣王之弟，郑国开国三公都是周天子的司徒。据《周礼?地官司徒》，司徒主要“掌邦教”，有十二教，分别是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以阴礼教亲、乐礼教和、以仪辨等、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节、世事教能、以贤制爵、以庸制禄，又“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日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郑与周既有君臣之分。又有兄弟之谊，还管礼仪之教。照此说来，无论是从“国”与“家”的角度，还是从本身的职官角度，郑都应遵守周之礼法。事实上，郑虽作为姬姓之国，司徒之职，并不那么守周礼：“其冢君侈骄，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国语?郑语》)郑庄公以天子卿士的身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春秋一小霸。其间，郑曾与鲁，邾、齐为盟取周之地禾、许，曾败周王所率周、虢、卫、陈、蔡之师及戎师。桓公五年秋，周王以诸侯之师伐郑而败。桓公七年，郑庄公合齐卫之师伐周邑盟、向，周迁二邑之民，郑悉取其地。郑国子产铸刑书。实际上也是对周礼的破坏，故叔向批评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左传?昭公六年》)由于礼制的破坏，以至于有郑祭仲之女

　　雍姬问其母亲“父与夫孰亲”这个问题时。其母有“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的回答(《左传桓公十五年》)。郑国的一系列举动都不符合儒家的行为标准，郑国的音乐又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故而受到了儒家学派的抨击。

　　先有“礼”然后才有“礼崩”。其他国家白开始就无所谓礼(或礼不甚严)，也就无所谓违礼或“礼崩”。郑国在分封时没有这些特殊性，作为姬姓国，都应当遵守周之礼仪。郑之不守礼，更见礼崩乐坏的程度。在先秦哲学的人己关系中。向来就是先人后己，宽人严己。商汤的辅相伊尹对太甲说：“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尚书?伊训》)这种思想更为儒家所发扬。《论语》中，孔子要求强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孔子重礼，对违礼行为深恶痛绝。郑国姬姓这一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孔子的“己”类，而非姬姓国则可以归为“他人”类。郑声无大雅之乐，郑国无兄弟、臣子之态，在“善则称人，过则称己”的原则下。孔子不斥“郑”声还能斥谁呢?“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不将齐宋楚之音而将郑声与雅乐相比，很显然含有对郑声的礼乐期待。

　　三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4

　　傩文化调研-江口傩文化传承、保护的建议

　　江口傩文化传承、保护的建议接到县城一个老贤士“关于傩文化艺术有快失传绝灭的危险”反映后，我们带着这一问题到江口县民间傩文化艺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进行了走访调查了解。现将江口傩文化传承简史、传承现状以及建议作探索如下：一、傩文化简介傩，起源于远古的驱鬼逐疫仪式，是一种原始宗教的巫文化现象。傩活动可追溯到殷商时期。傩戏，被誉为戏剧的“活化石”。经历了两三千年历史的积淀和衍化。傩，有的发展为傩戏艺术，有的仍停留在祭仪阶段。人们今天看到的傩，就其内容或形式来讲，乃是夹杂着巫、儒、道、释的混合体。傩的活动主要有两大类，即：“冲傩”、“还愿”。“冲傩”一般是临时性的，主要是傩信仰者家中一旦发生了不幸；如家中有人生了急病，受了灾害等，就及时请傩法师（即掌坛师）来“冲傩”。他们以为傩法师法术高超，可以上通天曹，下通地府，凭借手中平时养着的几十万神兵神通广大，威力无穷，用法术惩罚鬼邪，强制他们远离主家永不再来。这种仪式比较简单，一般只要两个法师一个晚上便可完成。“还愿”则不同，这是主人事先许下的“愿”，其“愿”的种类很多，祈求老人长寿的“寿愿”，求子的“子童愿”，孩子满十二岁许的“过关愿”，还有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一家人四季平安许下的愿等等。凡许下的愿如愿之后，主人就要选定良辰，请掌坛师来举行傩祭“还愿”。“还愿”是一种酬谢神灵的活动。因此，比较隆重，少则三天，多则十天半月。“还愿”的仪式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开坛”，这阶段包括“请师”、“还神”、“发文”、“立楼”、“搭桥”、“调兵”、“差兵”等内容；第二阶段为“开洞”，即由和尚通过地盘请出唐氏太婆，打开桃园上、中、下三道洞门，请出24个正戏；第三阶段为“和坛催愿”，把主人许下的愿催交愿官；第四阶段为“勾愿送神”，即是由判官勾销主人许下的愿，由掌坛师收兵、送神（闭坛）。“还愿”结束这天，亲朋好友要前来祝贺，晚间还要唱戏祝贺主人平安，款待来贺亲友。傩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傩祭鬼逐疫。祭中有戏，戏中有祭，通过傩祭酬神驱鬼，通过戏娱人娱神。再就是通过生动形象的别具一格的傩面具化妆来进行表演，每个面具都固定的名称，代表扮演角色的身份，掌坛师视其为神祗。正戏中有24个面具，代表24神，在这24神中，又有正神和凶神两大类，每个面具大都有传说故事，说明他的来历。傩戏面具是根据它所代表的人物性格刻划出来的，如凶神的主要任务是驱邪打鬼，布面具的形象狰狞恐怖，充满杀气。古老傩戏面具不仅是傩文化的珍贵文物，而且是古代民间雕刻艺术瑰宝。傩的活动除了正祭之外，还有上刀梯、过天桥、下火池、开红山、下油锅、踩红铧、衔耙齿、翻茅、悬斗、栽牛角、钉鸡、筛子装水、吞钉子、吃碗等特殊祭仪绝技。二、傩文化的承传现状傩文化遍及江口七乡二镇76个行政村。20xx年筹建江口县民间傩文化艺术协会。全县尚有傩戏班20个，具有掌坛资质的土老师24人，傩戏道具制作的民间艺人6人。据传明未清初，由岑巩土老师到河南学法（傩祭）返回后，与河神作斗，挽救了无数无辜妇女的性命，名声大振，波及我县民和、官和地区。受巴楚文化的影响，傩文化从铜仁、松桃传入我县太平、桃映、怒溪、坝盘，从石阡、印江传入闵孝、得旺地区，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模式。清未年间，我县傩文化已传入三百多年。民国时期被禁止，只在偏远村寨留传。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傩文化被再度禁止，土老师被批斗，道具被销毁，使传承已久的傩文化销声匿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傩文化才被赋予了生存空间，得到了适实发展。20xx年江口傩文化艺术代表胡胜光、邓科发、文启发等10人被邀请到日本访问演出，受到日本、德国、南非等外国友人的赞誉。20xx年，被西南傩文化研究中心定为研究基地。三、傩文化承传保护的建议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我县傩文化发展的总体形式是好的。但是，依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思想认识存在误区。认为搞傩文化就是搞封建迷信，不敢沾边，忽略它的文化艺术价值、民族性地域特征、历史科考等不可替代的宝贵史料，从而使没有得到广泛发掘和应有的发展空间。二是各界人士的关注力度不够。自民间傩文化艺术协会后，很少得到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指导，导致研究傩文化的人员和经费没有保障。三是协会工作开展力度不大。研究工作没有得到积极开展，进程比较缓慢，更重要的是培训新生力量有限，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或不足，提出以下五点建议：1、江口县文化局应加强对江口傩文化艺术协会的领导，将其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对其布置任务，经常检查，解决困难，正确引导，使之沿着党的文艺、方针，健康发展。2、加大对协会组织的投入力度，积极培训傩文化艺术的新生力量；3、协会应加大对傩文化艺术的开展力度，认真发掘、研究、搜集、整理有关资料，不断丰富和壮大傩文化艺术；4、有关傩文化的原始曲词，在保留其历史原貌的前提下，应整理完整存入档案，提供科学考察，历史研究的真实依据；5、应将傩文化的发展与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作为旅游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纳入“云舍土家第一村”的建设和保护日程，不断推动傩文化的深入发展。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5

　　木雕艺术自诞生以来，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在得到充分的历史滋养后，韵味越发突显。在以往的现代化室内设计中，设计师可能对于西方的简约设计较为推崇，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脚步的逐渐加快，人们在物质、精神方面的文化需求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室内设计中合理地融入木雕艺术，能够在帮助作品充分体现其美感的同时，获取到一些实用的成效。木雕艺术属于传统工艺美术的范畴。人们常说的“天人合一”所表现出的正是对于自然社会的一种崇尚及融合。因此，在中国历经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木”文化一直存在。木雕工艺最早出现于大约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在1973年的河姆渡考古活动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木鱼、雕花木桨等物。由此得知，在七千年前，木雕便已具有了多种功能，如使用及观赏。此外，殷商时期还出现了建筑木雕，于武威出土的圆雕木猴便是这类的代表，从而使得木雕这门艺术充分体现出了极为独特的文化性、审美观念。传统木雕艺术可分为两种，即工艺和艺术。前者经常出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主要特点是较为精致，且技法可谓是巧夺天工。无论是建筑物还是一些生活家具，无论是工匠的手工制作还是后期的机器流水线制作，木雕的主题均与中国传统的民族性相关联。此类木雕作品的主要作用为装饰，其功能性正在逐渐减弱。而艺术性的木雕作品，顾名思义具有极强的艺术性，从设计到制作均由一人负责到底。因此，整个木雕作品能够充分展现出作者自身的艺术性、审美观等。此类木雕作品的构思较为精细，内涵极为丰富，能够充分展现出作者的创作想法。

　　二、传统木雕艺术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原则

　　（一）直接引用原则

　　对于木雕装饰中将所具有的一些较为经典、风格简洁化且文化内涵较为丰富的图案，可将其直接引用到室内设计中，如回字纹、万字纹、云纹等。还有一些较为喜庆、具有祝福意味的汉字纹，如“福”“喜”“吉”等，均可应用到室内设计中。

　　（二）简化提炼

　　简化提炼是指一种对木雕艺术纹样进行变化处理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指对一个较为复杂细致的木雕图案进行简洁化处理的过程。在确保留有原纹内涵、韵味的前提之下，尽可能地对作品进行简化处理，以实现主题形象的集中化，促使室内设计能够在留存原图美感的同时，显得较为简洁化。

　　（三）抽象及夸张

　　此种应用原则主要是指运用几何变形对一些传统木雕纹案形象进行整理及合理化的处理，对纹案中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进行夸大化处理，运用几何线对纹案的基本外形做归纳处理，充分利用思维想象对纹样的动态、形态特点进行夸张化处理的过程，以帮助作品更为直接明显地表现出自然形态的特点，促使木雕纹案在设计中更具有感染力及现代美感。

　　（四）分解组合

　　此原则是指对木雕图案进行的分解化处理，依照相关的规则对构图原则进行重整，对一些较为必需的元素分解、提取，再进行重叠、增加、集中组合等的操作，以帮助凸显连续纹案的节奏感及较为明显的装饰性。在得到连续性的纹案后，再将其与整个时代特点相结合，合理地进行想象创新，积极融入一些极富时代特点的形象，最终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感的组合式纹案，再将其科学且灵活地应用于室内设计中。

　　三、传统木雕艺术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实际应用

　　（一）在酒店、寺庙等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木雕艺术在酒店、寺庙等的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主要是对其艺术价值的应用。对于酒店、寺庙这类较为系统化的建筑工程而言，在工程设计之初便对木雕艺术的装饰、分隔性作用进行充分考量。如在很多现代装饰中都出现了潮州、黄杨及东阳等木雕艺术。潮州木雕的主要形式为浮雕、圆雕等，应用在室内门窗、屏风等处能够发挥较好的多层次作用，对于时间、空间的限制均能进行突破。而黄杨木雕的主要特点是材质极佳，较为适宜进行精致雕刻，在室内设计中的一些细节之处，能够获取到其他木雕所无法比拟的优良效果。东阳木雕的主要特点为类型极为丰富，主要的技巧方式与潮州木雕相同，多为浮雕、圆雕等，主要应用领域为屏风、家具制造。如在全聚德烤鸭店中，木雕装饰被充分融入到了传统木雕及现代装饰中。

　　（二）在茶楼、家居装饰中的应用

　　在茶楼、家居装饰等领域，木雕艺术的应用方式主要为点缀，多应用于局部，主要是为了与其他一些装饰做呼应，从而起到增添美感的作用。如在室内家居装饰中，设计师可在梁柱的顶部应用木雕雀，运用木雕挂罗的方式对横梁进行装饰，再运用落地隔扇将大厅的整体空间进行划分。另外，在室内设计中，设计师还可在吊顶装饰中应用一些木雕窗栏，以帮助达到增添情调的目的。木雕所具有的点缀装饰作用在与现代装饰的融合中，能够充分展现出一种较为鲜明的对比效果，从而给予观者一种视觉上的冲击。

　　（三）在室内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家具自其诞生以来，一直代表着一种历史文化及艺术的沉积，属于一种载体。在家具的载体之上，木雕艺术充分展现出了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关的民族艺术特点及雕刻技能。另外，不同的民族在其自身的发展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自然环境、社会因素等，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积淀均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在木雕类家具中，不同的民族性特点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在此种状况下，现代的一些中式木雕家具，因其自身有着极强的艺术性及文化沉积性，因此能够得到多数设计人员及顾客的亲睐。如在杭州的常青藤茶馆中，其内部家具的设计主要应用的是一种提炼原则，也就是对一些木雕门窗装饰中一些较为精致且富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图案进行直接运用。如在一些现代家具中留有木雕门窗的一些龙纹、几何纹等图案。又如木雕花窗家具的设计充满了经典的元素，能够突显出一种厚重且珍贵的感觉，历史感极强。因此，木雕花窗的应用从古至今一直都较为频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亲睐。在木雕花窗设计中，设计师可采用直接引用的原则，在门窗上雕刻一些具有喜气意味的汉字，如“福”“喜”“寿”等。加之一些传统的木雕纹样的运用，可使得室内设计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在充分突显古色古香韵味的同时，展现出现代审美的特点及内涵，避免出现“过时”状况。

　　（四）在室内工艺品设计中的应用

　　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设计师或多或少的都会加入一些环境美化元素，对工艺品进行装饰，从而使得整个室内环境更加协调。在木雕艺术环境中加入一些现代化的木雕艺术品，能够使整个室内设计的艺术层次得以提高，不仅能够为室内环境设计创设一个极为优良的艺术空间，而且还能够给予人们一种精神上的艺术享受。另外，在室内设计中，设计人员还可以自身的审美观点及艺术涵养为依据，在工艺品设计中积极采用根雕、木雕相互融合的方式，赋予工艺品以较强的艺术美感及丰富的内涵。如陆光正艺术大师的作品《云龙花瓶》在设计时便充分借鉴了明清时代宫廷的瓷花瓶设计造型，将黄龙、祥云等物作为主要的雕刻元素，其主要的寓意在于“中华民族九州同庆”，充分展现了华夏子孙团结奋斗的精神品质。整个木雕作品的艺术造型极为优美，且实现了古典与现代的充分融合。此类传统木雕工艺收藏品的出现，对于木雕装饰设计艺术领域的良好发展而言，极为有利。在室内设计中实现木雕艺术与装饰设计的完美融合，能够更为充分地体现出室内设计的艺术美感及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此同时，还可将设计人员的思维创造力、审美观念充分展现出来，促进室内设计品质的提升及木雕艺术的良好发展。在一些建筑物的室内设计中融入木雕艺术，能够充分展现出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注重及热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及延续。在室内设计中，将木雕艺术有机融入，能够将其独特的艺术韵味完全融入到整体的设计空间之中，给予观者一种视觉、精神上的美好享受。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6

　　关键词：本土教学资源；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

　　一、本土教学资源的主要来源

　　所谓思想政治理论课本土教学资源，是指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中，在本土区域内可用于课程教学并有利于课程教学目标实现的一切素材和条件。①

　　下面我们以笔者工作单位所在地安阳及其周边地区为例来对本土教学资源的主要来源进行分析探讨。

　　1、历史古迹

　　历史古迹是古代人类文明的遗产，是历史上先人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物质遗存。安阳历史悠久，是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历史文物古迹很多。在安阳最著名的古迹，首当其冲的就是殷墟。殷墟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诞生地。殷墟是名副其实的地下文物宝库。这里出土了15万片甲骨和数以万计精美的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宝石制品等珍贵文物。殷墟是展现我国古代文化的繁荣，表明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再如羑里城，这是世界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座部级监狱。据《史记》等典籍记载，周文王姬昌曾被商纣王囚禁于此。在长达七年的囚禁过程中，周文王在此演绎出了“六经”之首的《周易》。《周易》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蕴含着精深的思辨义理。它提出了“刚柔相对，变在其中”等朴素辩证的深刻哲理，使其成为一部最具启发性和广泛适应性的古代典籍。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可以使学生深刻的了解我国灿烂的殷商文化，这是激发学生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可提高学生对于思想政治课的兴趣与积极性。

　　2．文化艺术

　　著名哲学家梁漱冥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②一个地方的传统文化艺术反映了该地区长期以来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充分挖掘本土的文化艺术，将其纳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更加能够加强学生对于其生活学习环境的熟悉与适应。同时文化中所蕴含的传统观念以及价值观也在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安阳悠久的文化历史也酝酿出了独特而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例如安阳作为河南的一个地级市，河南的豫剧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安阳有著名的豫剧大师崔兰田。戏曲是对生活的一种艺术反映。在豫剧片断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各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如《穆桂英挂帅》就体现出了宋朝时期杨家将对国家的忠诚。《朝阳沟》则反映出上山下乡期间，那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及自身价值的体现。《包青天》则反映出老百姓对于公正与廉洁的渴望。

　　利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艺术资源更加能够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运用这些文化艺术资源中所蕴涵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会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有所加强。

　　3.典型的人物与事迹

　　典型的人物与事迹，就是指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具有代表性就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人们会起到示范、激励的作用。对人们的精神与心灵起到震撼的作用。利用本土典型的人物与事迹，充分发挥其辐射与影响教育作用，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一条重要途径。

　　安阳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出现过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也发生过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例如，安阳汤阴就是英雄岳飞的故乡，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依旧是现在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建国后，70年代安阳林县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漳河的水引入太行山，在太行山的半山腰修建了一条长1500公里的水的长城。这就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林县人民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在今天，弘扬红旗渠精神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教育学生继承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典型的人物和事迹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利用本土典型的人物与事迹，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更具有真实感。让学生切身的去了解和接触这些人和事，能够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4.发展与成就

　　一个地区城市越来越漂亮,居民生活越来越便捷,各种各样的娱乐休闲设施越来越丰富等等这些都标着社会在不断发展。而这些发展变化正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切身感受的到的。人们在享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成果的同时，也会对国家产生一种自豪感与责任感。通过周围环境的变化，人们也能充分了解国家所采取的方针与政策。学生通过日常生活当中所看所感，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更加能够体会到我们党和国家正确的指导思想，更能够增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些感受远比仅仅从课本中课堂中得来的深刻。

　　一个地区的发展与成就是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资源，将这些发展与成就和课本上的理论知识联系起来，不但能够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内容同时也能够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能够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二、本土教学资源的主要特点

　　1.独特性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7

　　关键词： 《诗经》 “硕”美 审美 标准

　　告别崇神事鬼的殷商时代，进入明伦述德的周朝，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文明之光普照大地。《诗经》收录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作品，上至朝颂，下抵民声，生动反映了当时各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各地的风土人情。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先民们对于女性的审美意识开始萌发，并有意无意地在吟诵中表露出来。本文就《诗经》中以“硕”为美的女性审美特点进行阐释，并对此审美倾向的原因进行探析。

　　《诗经》中关于女性审美的篇章多体现于恋诗和颂诗当中。恋诗多以男性的视角展现追恋女子之美，如：《卫风?考》中“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1]P102、《陈风?泽陂》中“彼泽之陂，有蒲与。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1]P249。在称颂女性之诗中，《卫风?硕人》对于庄姜的描述堪称描摹传神，赞美入微，“硕人其颀，衣锦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1]P204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时人对于女性“硕”美的拥赞。

　　1.“硕”美的内涵

　　《说文》中释“硕，头大也。从页石声。”后《尔雅?释诂》云“硕，大也。”“硕”美，简而言之，即以大为美。

　　1.1“硕”美――高大丰腴之美

　　高大丰腴之美是《诗经》时代对于女性形体美的主要欣赏标准，也是“硕”美的基本内涵。女性审美最直观的便是对其形体的审视。周时，女性形体审美标准为高大。“硕人其颀，衣锦衣。……硕人敖敖，说与农郊。……庶姜孽孽，庶士有。”（《卫风?硕人》）“颀，身长貌。其颀，即颀颀。”对于庄姜，诗中首句即赞美其身长貌，其后更以一系列的形容词赞美庄姜和陪嫁的庄姓女子之美。“孽孽，和颀颀、敖敖同义，都是形容女子高长美丽的样子。”《卫风?硕人》中对于庄姜的首赞正如《郑笺》云：“硕，大也，言庄姜仪表长丽俊好颀颀然。”[2]P122

　　其次，《诗经》时代对于女性形体审美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丰腴，而丰腴的最直观形象便是肥大。《陈风?泽陂》中怀念的美人“硕大且卷”、“硕大且俨”。闻一多《诗经讲义》中有“卷”“俨”二字另义，“‘卷’，肥大也”。“俨”，《韩诗》作“（女）”，重颐（双下巴）也。胖子重颐，如是则与训“肥”之“卷”相合。美人双下巴，可见其形体之肥，故闻一多有论，“从此，可知古人是以‘肥大’为美的，也就是要健康美，男女都一样”。[3]P69所以，周人崇尚的肥大并非病态的肥胖，而是健康的壮实之美。对于《唐风?椒聊》篇，“椒聊之实，蕃衍盈掬。彼其之子，硕大且笃”。[1]P204闻一多认为，椒聊多子，故比为女人。硕大为健康的象征，而“‘笃’：厚也。实质的厚，即肥、粗。”[3]P100肥大但健康的形体具有一种丰腴之美，更承担繁衍子孙后代重任的基础。

　　1.2“硕”美――能育多子之象征

　　形体的“硕”美直观而表面，而“硕”美不仅仅止于此，更有其象征意义和效用性。《诗经》时代，先民的审美有其鲜明的特性。“中国传统美学的思维方式有着独特特征。这种思维方式通过譬喻、连类和想象等手法……”[4]P9《唐风?椒聊》篇以“椒聊之实，蕃衍盈升”起兴，引出“彼其之子，硕大无朋”。其实以多果实的花椒喻女人，希望女人能育且多子。闻一多《诗经讲义》有云：“椒聊多子，故常用以比女人。”能育多子的女人所具备的形体特征便是“硕大无朋”，“朋”即“比”之意，“硕大无朋”即硕大无比，因为“硕大，则健康，健康才会多子”。[3]P100先民们以花椒喻女子，以花椒多果喻女人多子，并咏叹出女人多子的形体特征。故此可见，“硕”美不但是当时女性形体审美的主要特点，更是能育多子的象征。

　　1.3“硕”美――内蕴大德之美

　　“硕”美之于女性不仅仅止步于外表和功用两个层面，更体现了对于女性内在美德的要求。《小雅?车》篇有云：“依彼平林，有集维。辰彼硕女，令德来教。式燕且誉，好尔无射。”硕女，王先谦《集疏》：“谓大德之女。”依照《毛序》，此诗创作背景为：“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无道并进，谗巧致国，德泽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故作时诗也。”[2]P449周人思慕的贤女是具有大德的“硕”女。褒姒之美倾国倾城，周幽王为博其一笑而“烽火戏诸侯”。但外表美丽的女子没有德行，仍被时人鄙夷，故周人思慕德行美好的女子配得君子，辅佐君王。所以，《诗经》时代“硕”美有其更深的内蕴，即对女子内在美德的要求。

　　2.崇尚“硕”美的原因

　　2.1甲骨文中表露的审美倾向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表露出的审美意识质朴而独具特色，但先民们朦胧的审美观念在人类社会早期就有了萌发。甲骨文，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字，其蕴含的大量符号信息可以作为探寻周民以“硕”为美审美标准的重要途径。“甲骨文作为处于‘巫史’时代的殷代文字的主要形态，是一种负载大量缘故文化信息的符号载体，是留存至今的符号型的‘活化石’”[5]P21。

　　2.1.1“人”“大”“天”“夫”四字所包孕的审美崇拜

　　“大”的甲骨形体为，“人”的甲骨形体为，从两字的甲骨形体来看，“大”像正立的人，“人”像侧立的人，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有论：“例如古汉字用成年男子的图形表示大。”《说文》释大为：“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故文大也。”同时，“天”的甲骨形态为，《说文》云：“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王振复在《中国美学史教程》中有论，“这里所谓‘从一，’实际是‘从上’；所谓‘大’，实际是‘人’”。另外，在古汉语中表示男子的“夫”，其甲骨形态为，是甲骨文“大”与“天”的变体。“大”、“人”、“天”、“夫”四字自诞生之初便有着紧密的联系，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中说：“甲骨文大、天、夫一字。”同时从甲骨图形来看，“天”、“大”、“夫”三字都包孕这一个“人”字基本型[5]P23-24。人头顶之上的空间指代天，夫便是顶天立地的那个人，而人顶天立地站立时便呈现出了“大”的形态。从这四字的甲骨形态来看，先民们崇拜人站立时“大”的姿态，高大的美，这种崇拜可探为《诗经》时代以“硕”为美的源头。

　　2.1.2“羊大则美”与“羊人为美”

　　在甲骨文中“美”字为“羊”和“大”的结合，后人对于“美”的甲骨剖析众说纷纭，但不论何说，“美”的原始形态必离不开与“大”相关的审美内涵。

　　许慎《说文解字》曰：“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6]“羊大则美”说始于此。此说从效用角度阐述了创造“美”字的来由，但先民们对于食物，希望其大多而丰美，而对于所食之羊“大”的希求，不仅仅止步于对吃的体验和愿望，还包含了朦胧的原初审美需求。日本学者笠原仲二根据许慎的解释认为：“中国人最原初的审美意识确是起源于味觉美的感受性。”其内容和本质就是“某种对象所给予的肉体的、官能的愉乐感”。[7]P183

　　近年，有人提出“美”乃“羊人为美”，即头上顶着类似兽角、禽羽之类翩翩起舞的那个人，是美丽的[8]。依此说，“美”的本源为人，而从“人”与“大”字原初之关系，不难看出，舞蹈的人是顶天立地的“大”人。其美不仅在于舞蹈之美，还在于舞者的高大形象。

　　从先民们希望吃“大”羊的饮食需求中萌发出的审美意识，或是从“大”人头顶羊饰翩翩起舞时展现出的壮美形态，都可看出先民们的审美倾向――大，而“美”字透露出的文化内蕴亦可为《诗经》时代视“硕”为美的又一来源。

　　2.2以“求生存”为导向的审美标准

　　《诗经》时代为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生存环境恶劣、物资条件匮乏，健硕的体魄是适应大自然的根本，也是女性繁衍后代的基本。而只有能生存，能繁衍，人才有余力谈美。生命的完好和延续是讨论美的前提，是天地自然中的大美。

　　“‘求生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就是求温饱，以维持人之个体的生命；求繁衍，以延长人之群体的生命。初民的狩猎采集等物质生产解决生命个体温饱问题；初民的自身生产使群体生命得以延续。”[9]P54

　　2.2.1劳动与女性体魄之美

　　“求生存”对于以农耕为主周民而言，首先需要的就是辛勤劳作以获温饱。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辛勤劳动，却不致令人精疲力竭那样一种富足生活的结果，使青年农民或农家少女都有非常鲜嫩红润的面色――按照普通人民的理解，这就是美的第一个条件。丰衣足食而又辛勤劳动，因此农家少女体格强壮，长得很结实――这也是乡下美人的必要条件。”[10]P7劳动中的女子所表现出的美不同于闺阁中的羸弱小姐，健硕结实才是当时女性给人的美丽印象。丰硕的体质是劳动的需要，而劳动又锻炼了体质，提供了展现女性体魄之美的机会。

　　2.2.2生育与女性体质之美

　　生育维系着人类的不断繁衍兴旺，女性“硕”美的外形是承担生育任务的体质基础。生育繁衍的重要性，从先民们的生殖崇拜便可见出。在考古出土的人类社会早期雕塑中，最具性别区分和女性特色的雕刻便是圆鼓的腹部，隆起的腹部象征着女性能育多子。在《诗经》中，对于女性生殖的崇拜和渴慕也多有体现，《大雅?生民》中叙述了姜生周之始祖后稷的神奇经历，从神话描述中仍可感受到先民对于生殖崇拜的印迹。在《诗经》其他篇目，如：《周南?桃夭》，《周南?》，《周南?螽斯》等诗作中，诗人连类譬喻，寄托了对于子孙兴旺的美好希望。具有健硕体质，能育多子的女人似乎无关于美，但从中国古代审美功用性的特点可得知，能生多子的女人方为不虚美。笠原仲二在《中国古代人的审美意识》中指出：“中国人原初的美的感受性（对生命的充实性而产生的悦乐感），是意味着人生价值的感受性。它的实质内容，就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当某事物适合人的心意，使人情感喜悦时所感受到的吉福―幸福感。”[7]P180在史前时代，最能带给人们这种强烈的愉悦的美的感受性的当属“人口的繁殖”和“种族的延续”[11]。美与效用直接相关，与人生命的延续相关，更与孕育生命的女性身体相关。

　　2.3周朝社会文化所孕育的审美意识

　　2.3.1宗法社会体制与女性健硕能育之美

　　“先周本是一个以农业兴邦的方国部族，与之相适应，其社会结构基本上还是一种家族公社式的组织形式，其标志就是父权，以及族长、家长对族人、对家庭成员的支配。”当周人取代殷商，建立睥睨天下的中原大国时，其继统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于是，周人建立了自己的宗法制，“周人所建立的宗法制便是把这一整套家族关系体系搬到国家体系的设置中，明确规定了嫡长子继承王位的世袭制和余子分封的分封制，……”[12]P173不论是帝王家继统的重任，还是庶民家延续家族香火的需要，对于女人而言，生育子女必之责首当其冲。“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的基本体现便是为家族生儿育女。如：《大雅?思齐》中赞美武王之母，“大姒嗣徽因，则百斯男”。[1]P506生上百个孩子，必是夸张，但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女性擅生育的赞美。如前所言，能生育的女子拥有健硕的体质，是时人欣赏而称赞的。另外，擅生育之人则美符合中国古代美学命题中的审美功利观――“羊大则美”。所以，宗法社会体制的创立对女性生育提出了迫切和直接的要求，而因此导致的女性审美趋向自然与“硕”美密切相关。

　　2.3.2礼德文化与女性“硕”德之美

　　近代学者王国维曾指出：“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12]P133西北边陲的方国部落，原本臣服于殷商大国的先周，突然在一场牧野之战后成为中原霸主，被攻占的城池如何稳固，被俘虏的臣民如何降服，这些都是西周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问题。于是，周天子用天命观改造了殷人的至上神崇拜，用和宗法顺孝观念相配的礼乐道德体制取代了夏商的宗教文化。故在崇尚“文”治的周朝，下至庶民，上至君王，人的品德修养十分重要。这在《诗经》文本中多有体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风?君子偕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静女其淑，俟我于城隅。”（《邶风?静女》）“淑”即善、美，《诗经》中多用“淑”形容女子，赞美其品德美好。而女性拥有的这种德，其实质又是什么呢，这在《大雅?大明》中有了很好的体现。《大雅?大明》对大任、大姒进行了赞美，其诗曰：“挚仲任氏…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1]P492周人怀念大任之“德”，怀念其生育了周代明君――周文王。“缵女维萃，长子有行，笃生文王”（《大雅?大明》）说的则是文王之妻，武王之母“太姒”，“缵”即美好，赞美了太姒德行之美。以此可见，《大雅?大明》中对于大任、大姒的赞美主要集中于其德行方面，德行的美好主要体现于生养和教育子女、操持家事、孝顺父母、辅佐君王等方面。这在刘向《列女传?母仪?周室三母》中可以得到佐证。其载，“太任之性，端一诚庄，维德之行。”此处赞扬了大任善于“胎教”。“旦夕勤劳，以进妇道”，“文王治外，文母治内”，这里是赞扬说的是武王之母“太姒”辅佐文王，管理内事。她是一位在生育上“高产”的母亲，为文王生育了十二个儿子，并“教诲十子，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太姒辅佐培养了两位周朝明君。[11]可见，作为母仪天下的代表，其德行之美的根本便是生儿育女、辅佐君王、操持内务；那么天下女性也需以其为典范，在生育、持家、相夫中尽善尽能，这样的女性才被奉为“硕”美之人。

　　3.结语

　　“环肥燕瘦”，汉尚颀瘦、唐崇丰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女性审美标准，每个时期的审美标准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紧密相关。《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透露出的女性审美意识质朴而淳厚，这与当时简陋的物质社会条件息息相关，与周代的社会体制、文化状况一脉相承。探源《诗经》时代的女性审美标准意义重大，一方面，中国古代，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而关注古代女性审美则是打开男权社会下女性研究的另一扇窗。另一方面，《诗经》时代女性审美开启了中华民族女性审美之旅，后代关于女性审美的很多方面可从此溯源、进行探究。最后，面对当下以骨感为美的病态女性审美标准，《诗经》时代那朴实而健康的审美标准值得借鉴，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聂石樵主编，雒三桂，李山注释.诗经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0.

　　[3]闻一多.诗经讲义[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4]朱志荣.中国美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王振复.中国美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6][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7][日本]笠原仲二.中国古代人的审美意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8]萧兵.从“羊人为美”到“羊大则美”[J].北方论丛，1980（2）.

　　[9]王振复.大易之美―周易的美学智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周扬译.生活与美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1]张雪梅.《诗经》时代女性审美论[D].青岛：青岛大学，2007.

　　[12]陈炎.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M].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殷商文化的主要特点篇8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并非一片空白，无论是造船、航海方面的知识，还是海洋运输与海战经历，古代中国并不缺乏。但是，对海洋的认识，一直未能超越舟楫之便、渔盐之利的范围，"历代君民"漠视海洋，"皆舍海而注意于陆" 。即使郑和下西洋也不是以海外贸易和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只是扬威海外，换来所谓的"万邦臣服"。古代中国虽然努力尝试着从大陆型国防向陆海兼备型国防的整体转型。但是，几千年来形成的"重北轻南，重陆轻海，重农抑商"的陆权主义传统依然"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争取"海权"的国防观念始终没有产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地理环境的影响。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变迁，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实现的，历史的演进过程亦是在特定空间中进行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便是这特定空间 。中国背陆面海的地缘政治环境相对封闭、自成一体。西北是戈壁沙漠，环境恶劣，西南是世界屋脊，高不可攀，东北是茫茫林海，人烟稀少，东南则是浩瀚的海洋，令人却步。这些地理障碍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古代，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处在这样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是非常安全的，中国周边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对中国构成致命的威胁。这个生存环境地大物博，在冷兵器和农业为主的时代，足够中国人民安居乐业，创造辉煌的农业文明。在随后几千年的时间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一直以黄河为中心，以大海为界限，演绎着分裂与统一的历史。相对隔离而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地缘环境，造就了中国古代外防内化的治国体系，对中国古代统治者而言，其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的农民起义或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统治者把精力主要放在了内治和对少数民族的防御上，甚至为此而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修筑万里长城。几千年来，匈奴人、蒙古人、女真人以及沙皇俄国构成了对中国内陆持久的威胁，他们或不断袭扰中原农业社会，或侵占我国陆地边界领土。一些较小的少数民族如鲜卑、羌、契丹等也曾趁乱入主华夏。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存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朝廷把相当一部分精力和财力用在维持北方的安定上，政治中心因此也一直位于内陆，这必然不利于全社会海洋意识的培养和发育。"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人们主要的生活空间都是陆地，而不是像希腊人那样生活在海洋。" 明朝以前，外界对中国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正如黑格尔所说，世界上这么多文明古国中，"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惟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这是地理环境的封闭所造成的，同时也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区别之所在。

　　其次，传统文化的影响。

　　早在周朝，中国的政治区域就有"五服"之说 。"服事"的思想，构建了以王朝为中心的环形地缘政治结构，强调了中华民族生存圈内中央政权的核心地位，规范了核心地区与外延地区的关系，确立了核心控制外延的政治控制体系，为古代中国政治模式的定型奠定了基础。自秦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渐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儒家主张应以"王道"、"德化"实现"加惠四海、视民同仁"的责任。自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前，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明很少受到更高级文明的挑战，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东北亚"华夏文明圈"。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中国。中国是天朝上国，世界唯我最大，中国人才是人，其余都是"夷" ，只有各国来朝，而不必与各国学习、交流。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保守性和防御性，在无形之中束缚了中华民族向海洋方向的发展。

　　第三，农本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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