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记》可以算是中国文化史中一颗最为璀璨耀眼的明星。它的文化地位和价值影响力至今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纵观整部巨作，其最为重要的思想内涵莫过于司马迁在其《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所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成一家之言，就如对前两句的注释一样，到其所以。因此，对“成一家之言”的解读就是掌握司马迁著作《史记》的动机和所期望的目的所在了。

　　【关键词】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原因

　　司马迁著作《史记》最初的动机，莫过于接替并守护其父亲司马谈太史公的职责和荣誉。其父亲司马谈一直以一位正统的史官自居。在临终之时，就嘱咐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妆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有此可见，司马迁在一个世世代代以作为一名史官而自豪的家族中成长，他的骨子里也无时无刻也有着一颗振兴太史之家的理想。

　　史官，最早追溯是夏朝就已经开始出现。其地位特殊性是当今常人无法想象的。在上古神话时期，文字的发明与创造是与神话祭祀相关的。现今出土的金石和甲骨上的文字也多是宗教仪式活动的产物，所以最早能运用文字的人是巫师祭司。由于日后生产方式的进步，从事祭祀的巫师也开始用文字记载日常生活的事件，所以最早的史学的雏形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随着商周之际对宗教崇拜的下降，人们更开始重视人事的考究，于是主要记载人言人事的史官也就从巫师祭司的行当中脱离出来，成为了单独的职位。因此，史官在古代，至少是先秦时代以前，都是令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文人对他们也是甚为推崇。西汉汉文帝时，淮南王刘安，在其《淮南子》末篇《要略》中，论述宗周初年以至战国时期的学术，说：“文王四世累善，情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分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尔后另列出孔子、墨子、管子、晏子等七家共八家进行点评。尽管里面的点评有些偏颇，但是将太史引为一家，也足以说明史家在先秦学术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时，当时对于国力已然渐渐强盛的统治者来说，物质文明的建设已经算是顶峰了，而在遭受过战国混战及秦始皇焚书坑儒过后的文化建设上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但是统治者又不想全力复兴春秋战国百家时期的学术自由的环境，毕竟这样对其的统治力是有所冲击的。于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即符合国情的需要，也满足了统治者对权力的掌控。就这样，原本已经受到战乱冲击的史家，在武帝朝又面临了该抉择的十字路口了。不过，也正因为董仲舒的思想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采纳，侧面也成就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作《史记》的成就。

　　司马迁自小就拜在董仲舒等儒家大师门下，其自身以当时看来可以算是一名儒生了。而对于司马迁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儒家经典《春秋》了。司马谈在就对司马迁说过：“幽厉之後，王道缺，礼乐衰，孔子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也评述过：“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後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对于《春秋》的推崇由此可见，非同凡响。

　　对于振兴太史之家的司马迁，如今恰好也迎来一个非常巧合的契机。《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过：“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也就是说周公五百年后孔子作《春秋》，现今恰好是孔子去世五百年，是该有继承孔子作《春秋》之意的人了。而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儒家、墨家、法家等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归纳总结，最后发现它们有着许多的共通点，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无非是给予了司马迁一个“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动力和借口。

　　作为一名史官，司马迁的任务不仅仅只是记言记事，更多的是要立言于世和劝归教化世人。正如孔子作《春秋》是为宣扬礼义一般，劝人从善。但是，如果仅仅是按《春秋》模式去写史，那莫不过于如写《春秋》续作一般，是毫无新意的。更何况，作为儒家经典的《春秋》，内容和主旨都是在围绕着儒家思想来表述的，这对于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来说，就有很大的阻碍了。所以，司马迁在接替其父亲为太史公时，必然就已经准备好作一部旷世奇书，并且为了它哪怕付出所有一切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司马迁做到了。

　　为何要成一家之言？这就是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探究所在。如果是年轻时的司马迁，那他的答案就是振兴史家，将其家学弘扬光大。这的确是司马迁一生追求所在，因为这是他的父亲，他的祖辈们给予他的寄托。可是，追溯“成一家之言”出处时，我们却发现了历史给我们太多的谜团了。《太史公自序》许多学者认为就是《史记》最后的结语，应该是司马迁晚年所作。而《报任安书》，大胆的学者们更是推断其实就是司马迁的一封绝笔信。《报任安书》中就明确指出《史记》已经成文，而历史上也就司马迁《报任安书》后而消声觅迹，当然对于司马迁之死，学界一直有争议，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报任安书》算是司马迁最后的笔迹了。是什么原因，使得司马迁在著完了一生沥血之作后，甘愿消失于庙堂之上呢？这应该是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后，遭受宫刑后，自感深受奇耻大辱后的自我放逐吧。但是，值得敬佩的是，司马迁是在忍受着心灵和身体上的双从打击之下，忍疼七年，继续创作，完成《史记》。许多学者就探究司马迁在受刑前后的文风变化很大，前期还是延续司马谈的研究经文总结的风格，后期却有着一种愤而不亢的情感色彩，使得《史记》更为的生动有力。或许，正是这种人生的不幸，才使得司马迁更为清醒的认识到了他著作《史记》不仅仅只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他更要做到的是“成一家之言”。

　　但是阉人的身份，冲击了司马家族世代的荣光。他的语言，他的行为在当时社会已经算是一种弱势群体的表象了。而他天生的傲骨，他从小的理想貌似已经体无完肤，怎么才能重拾昔日的光芒？唯有著书立志，创作举世无双的著作才有可能。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都只是写作手段，唯有“成一家之言”才是司马迁著作《史记》的直接目的，才是能将《史记》推向高潮的捷径。

　　作者简介：

　　袁遥1994.1―），男，湖北恩施人，本科，长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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