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银帝国》虽然是由极具偶像气质的演员郭富城和郝蕾主演，但却是一部严肃题材的影视作品。从片名“白银帝国”这四个字里面，我们就可以读出资本鼎盛、国运浩荡的画面来。

　　然而，这部电影却是以晋商的一座票号兴衰作为故事的主线，当中甚至还穿插着不少风月风闻，郭富城扮演的康三爷与郝蕾扮演的康夫人杜筠清上演了一段不伦母子恋。

　　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浪潮之中，晋商票号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商帮”，有人说是粤商、徽商、晋商，也有人说是陕商、晋商、徽商。无论如何，晋商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乃至独占鳌头。

　　晋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内民间商业机构的综合体，在明代形成建制，而后鼎盛于清代。

　　晋商在近代资本主义浪潮之中浸淫，首创了“东伙制”和“会馆”，开创了民营企业股份合作制的先河，晋商票号建立的金融帝国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而票号作为晋商在繁华都会、边陲口岸从事商贸活动的货币流通机构，像一条条血脉深处的毛细血管延伸到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里，为晋商所有的商贸往来活动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

　　而一旦这一条条毛细血管受阻断，随之而来的就是晋商票号的急剧衰颓，晋商这个群体也最终消失于历史长河中，应验了电影《白银帝国》的结局。

　　意乱情迷下的家族企业危机

　　康家是晋商46家票号商会之一，名为“天成元”，这是一家百年的票号，在全国有23家分号。他们一年过手的银两，相当于朝廷一成的税收，富可敌国。

　　世代经商的康老爷家，一共有四个儿子，性格各异决定了他们四人的命运之路大相径庭，在时代洪流中历经家族变迁。

　　大儿子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命运给了他殷实的家境，却给了他不同于常人的命运。他慈悲和善，却被康老爷和兄弟们看做是懦弱的表现，是一个废物。康大爷心境超人一等，可终究是小乘，只能渡己不能渡人。

　　二儿子生性鲁莽，做事冲动，喜欢用拳头说话，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是一个十足的看门狗姿态。康二爷凭着自己的家境，横行霸道，认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最终也吃尽了苦头。

　　四儿子一副公子哥派头，责任感比较淡薄。康四爷淡泊名利，家里有的他也有，家里没的他也不去争。面对刚过门的新婚妻子在天津蜜月度假被人杀害，他由此患了疯癫，毁了自己的后半生。

　　而三儿子大智若愚，以游戏人间的心态逃避问题，可是面对整个康氏家族的风雨飘摇，康三爷不得不从父亲康老爷手中接过沉甸甸的重担。而康夫人杜筠清与康家父子之间的三角情感纠葛，也一直贯穿整部影片的始终。

　　康老爷为了让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特意聘请有留洋经历的杜筠清来当家庭教师，正当康三爷和杜筠清渐生情愫的时候，这位老师却瞬间成为了自己的继母。

　　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康三爷一直不娶，是因为心中对继母杜筠清的念念不忘，这段母子之间的旷世不伦之恋，没有太多你侬我侬的缠绵场景，而是保持了相当的克制。

　　而康老爷意图强暴杜筠清为康家留后，却发现她用布将自己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康老爷一怒之下，拿起剪刀将布条剪碎，把杜筠清双手捆绑在床架上“霸王硬上弓”。

　　在《白银帝国》整部电影中最令人感动的细节，则是杜筠清与康三爷生离死别的桥段。两人临别时，回忆起年少时的缠绵悱恻，动情之处引人落泪。

　　当康家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杜筠清最终决定以假死骗过世人耳目离开中国，牺牲自己以延续康三爷的家族基业。

　　时势动荡中的商业规则考验

　　八国联军侵华结束后，大清朝官府弃用白银发行钞票，因银两运输不便而产生的票号业，出现了根本性的生存危机。

　　以往票号都是在为大客户服务，而忽略了广大的平民。康三爷看到了民间的力量，开展了一两白银便可开户异地存取的业务，“天成元”票号再次繁荣了起来。

　　然而随着国民革命的爆发，票号面临越来越多的不测：南京、广州、汉口5处分号被洗劫一空，上海造船厂被焚毁，官款借款人去楼空，邱掌柜勾结民匪半途盗抢银两护镖，而朝廷发行的钞票也变为了一张废纸。

　　但谁都不愿自己的积蓄化为乌有，广大的平民前来挤兑。“天成元”票号当初接受的是由朝廷强制发行、有购买力的钞票，而如今民众要求兑换真金白银。

　　“大义参天，至诚至信。”

　　这是康氏家族世代经商的祖训，也是康家祖先救人一命换来十两银子，并以此作为原始积累，最终造就了一个富可敌国的晋商票号的商业秘密。

　　一面是民众挤兑，一面是祖宗家训，康三爷的内心在经历了彷徨之后，最终拿出了父亲康老爷藏在康家大宅院内的银两，一分一毫地交给“天成元”票号来兑换。

　　康三爷追寻先祖的脚步，在漫天风沙中，在篝火帐篷中寻觅答案。在这长途跋涉的旅途之中，“天地之大，人该如何自处”的处世之道在他脑海中盘旋着，萦绕着。

　　在乱世之中，不能按部就班、墨守成规，而是得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康三爷没有听从父亲对“天成元”票号合伙人选的建议，最终派戴掌柜前往上海学习，实现了康氏家业的复兴。

　　晋商票号催生现代金融崛起

　　晋商票号在晚清时期出现，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走向辉煌，统治中国金融市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又像一颗流星，绚烂的光芒只是一闪而过，在民国建立后迅速黯淡下来。

　　晋商票号初期的业务只有汇兑，“不生产钱，只做钱的搬运工”，而利润来源于“汇水”，也就是长途搬运手续费。

　　在经营中，票号逐渐发现，有一些长期合作的商家觉得每次汇款时再把银子存到票号太麻烦，就把一定金额的银子提前放到票号，要汇款时通知票号。

　　而有的商家急于向异地汇款，但是临时周转困难，让票号先开出汇票，承诺在汇票取款之前把钱交齐，并且给票号一定的利息。

　　晋商票号发现这两种业务非常有利可图，甚至可以用客户存在自己这儿的钱先垫付给赊账汇款的人，而自己没有支付什么成本就赚了利差，因此逐渐开始有意识地发展存、贷款业务，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金融机构。

　　晋商票号的合法汇兑范围从民间商业拓展到官银以后，逐渐衍生出一个新的业务品种——地方债。

　　清朝地方督抚往往由于各种原因难以按时收齐税款，但是京饷上交却无法拖延，地方督抚为了按时完税向商家借钱交税，待税赋收齐后再返还。

　　但是在票号产生前，这种借款对双方都存在较大风险：

　　对商家而言官府能不能按期还款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官府不还款也没有救济手段；对官府而言，这种借款交税的方法本身就是违规操作，而且单个商家实力有限要借齐款项也颇费周折。

　　票号汇兑官银以后，官府和票号双方逐渐发现，对方都是在借钱完税这件事上最佳的合作伙伴：

　　从票号方面说，由于官府每年都要把京饷交票号汇兑，票号手里等于有了“保证金”不怕官府借钱不还；

　　而从官府方面来说，票号资金实力很大，很容易借税款，而且票号税款需要票号汇兑，那么汇兑的税款是借的还是收的，只要双方不说朝廷也很难查清楚。

　　票号从此做上了“向地方政府融资”的业务，而且发现这个业务实在是非常赚钱。但是，和清政府捆绑在一起的票号，给它最后一击的恰恰就是清政府的垮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社会大动荡，存款人纷纷挤兑，而在时局动荡中票号根本无法从借款人处收回借款，又没有政府信用支持，导致票号最终纷纷破产。

　　从此，晋商票号在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只在山西老家留下一个个空院落，成为了白银帝国走向历史尘埃处的一声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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