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就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或曰讽喻，即讽刺唐明皇的荒淫误国；或曰爱情，即歌颂李杨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或曰爱情加讽喻双重主题。我们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是人类对美好情感无法把握的无限遗憾。具体理由如下：

　　一、从诗歌创作的背景看

　　首先，《长恨歌》创作的社会背景看。唐代中叶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兴起，他们追求感官享受，张扬个体价值，致使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创作潮流出现了一种歌唱爱情、赞美忠贞的思想倾向。当时描写男女间风流韵事的几部传奇的代表作品，诸如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会真记》和白行简的《女娲传》等便是证明。这种偏重多情的传奇创作潮流，与白居易“诗者：根情，苗言……”（《与元九书》）的重情心理相激荡，应是成就《长恨歌》的主要原因。正如清人赵翼所说：“盖其（白居易）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辞，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通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其次，从创作的个人背景上看。据王拾遗先生研究，《长恨歌》写于白居易完婚的前几个月。白氏当时36岁，其晚婚的原因是，他在家乡符离曾热恋着一个名叫湘灵的美丽姑娘，由于种种原因，二人成眷属。但他们的感情甚笃。有分手时白氏《潜别离》诗为证：“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唯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分别后仍念念不忘：“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阑干独自愁。”（《寄湘灵》）这种经历，当是形成《长恨歌》的情感基础，也与《长恨歌》的情感描写极其相似。黑格尔说：“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此言不虚。

　　二、从人物刻画上看

　　唐明皇、杨贵妃是《长恨歌》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在对杨贵妃形象的刻画上，作者没有把杨贵妃作为“祸水”去鞭挞，而是突破了历史事实的束缚，力图将她塑造成一个忠于爱情而又美玉无暇的绝代佳人形象。在容貌方面，无论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直接描写，还是通过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寻觅之真情、迷恋之深情、离别之苦情、相思之深情的侧面烘托，杨妃都是美丽、迷人的。在忠贞方面，《长恨歌》无论是“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肖像勾勒，“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的动作刻画，还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语言表述，杨妃的德貌跃然纸上。总之，在《长恨歌》中，杨贵妃就是美的化身，唐明皇就是美的忠实追求者，而当这种美突然失去、永不再现的时候，相互爱慕的双方，尤其是唐明皇的遗憾是不言而喻的。

　　三、从作品结构上看

　　首先，从诗歌题目和结尾上看。《长恨歌》这一题目的中心词当是一个“恨”字，而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中心也在一个“恨”字，根据白居易“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意”的创作风格，我们不难发现，此“恨”应当为那种美好感情无法把握的无限遗憾的意思。其次，从作品正文的结构上看，诗歌可分为三大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尽日君王看不足”为第一部分，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魂魄不曾来入梦”为第二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为第三部分，三个部分是一个有机统一体。通览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第一部分不是讽刺荒淫，应是为下文写“恨”所作的铺垫。第二部分展示了唐明皇的“长恨”由产生，到发展，再到一发不可收的心路历程，在由极乐到极悲的巨大反差中，“长恨”的主题得以初步体现。又因作者在这方面有过切身体验，所以产生了动人心魄的悲剧力量。第三部分写李、杨爱情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相互思念已达痴迷境地，另一方面囿于天上人间的隔阂而难以如愿，在暗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的同时，进而揭示出因美好感情无法把握而无限遗憾的诗歌主题。

　　四、从作者对史实的处理态度上看

　　鲁迅先生曾说：“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在艺术创作中，作家在不违背基本的历史史实的前提下，对题材完全有取舍、改造、生发的自由。《长恨歌》作为艺术品，它也是在史实和传说的基础上，经过选择、概括、想象和虚构而成的，其主人公和故事情节已非历史原形，在融入了作者的审美情趣和生活体验的同时，也赋予其一定的典型意义。据说，历史上的杨贵妃原是一个胖美人，而在白居易的笔下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时尚美人的代表。再比如，作品只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两句，虚写了杨贵妃入宫前曾是寿王妃的生活经历，也不写她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等等，回避这些不合礼教规范的行为，其目的不言而喻。弗洛伊德认为，得不到满足的愿望是幻想的驱动力，而诗人所致力的正是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

　　五、从作者对《长恨歌》的评价上看

　　首先，白居易在自编诗集时曾把作品划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长恨歌》恰恰被划入了“感伤诗”，而没有列入“讽喻诗”。在探讨诗歌主题的时候，作者的这一行为不容忽视。其次，白氏在《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十二》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将《长恨歌》与《秦中吟》对举，说明二者在内容和风格上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正声”即《诗经》所开创的风雅比兴的美刺精神，那么“风情”应是男女之间至纯至美的爱慕之情。还有，白居易对《长恨歌》的态度是矛盾的，一会儿，他把《长恨歌》放在与《秦中吟》同等重要的地位，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自鸣得意；一会儿，又说“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这种既喜爱又轻视的矛盾态度，根源于封建士大夫的双重人格，是传统文化虚伪性的一面在白氏思想中的表现，这也恰恰说明《长恨歌》的主题根本不是讽喻，而是“风情”，作者旨在表达的是人类对美好情感无法把握的无限遗憾。

　　总之，我们分析任何诗歌，都应从时代背景，作者的生活阅历、性格特征，以及作品本身的实际出发，在全面系统的考察中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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