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论文篇1

　　1.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假设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主要是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健康、技能拥有情况决定的。首先，教育是人们获取基本能力，也是农民工获取城市谋生能力的主要途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以及稳定性，还能够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区位从业时间和行业类别方面的选择能力这几个方面显然又可以影响到农民工在其工作服务城市的融入程度[2]。其次，培训是提高劳动力技术素质从而提高其城市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3]。培训既可以为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所需的实用技能，使其更易外出就业，还可以促进其原有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加快其城市融入进程[4]。最后，健康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劳动参与和城市就业具有显著影响[5]。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重要影响。人力资本拥有量越高，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就越高。2.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假设社会资本一种能够为个体提供和增强社会支持的有效资源。学界普遍认为，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功能，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显得尤为重要。农民工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相对处于社会底层，缺乏与主流社会的有效沟通与融合。现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城市通过正式渠道（政府、工会、司法机构等）获取社会支持的比例非常低，比较现实而且有效的途径是通过自己的亲戚、工友、同乡等社会资本，这是基于信赖而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6]。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重要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其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和数据描述1.样本基本概况有效调查样本共208个，其中，男性95人，女性113人；35岁及以下的青年人占67.31%，36—45岁占29.33%，46岁以上的占3.36%。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的17.79%，初中的12.01%，高中、职技校比例最大，为60.01%，大专及本科以上为10.10%。从行业性质来看，服务业28.37%，建筑业27.88%，运输业6.25%，其他32.21%。月收入水平不足1500元的占48.55%，1500—3000元的占37.98%，3000元以上的占13.47%。72.6%的农民工没有专业技能，20.19%拥有1—3项专业技能，7.21%人拥有3门以上的技能。2.数据描述根据研究设计中的分析，我们将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情况分为3个层次：12—28分值段表示初步融入，29—44分值段表示基本融入，45—60表示完全融入。利用SPSS13.0数据分析软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做了一个单变量的集中趋势测量。测得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最大值为51，最小为22，均值为36.02，中位数为36，偏数系数为0.285，峰度系数为0.718，显示了208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频数分布。从左到右依次为有效变量数值、频数、频数占总数的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样本中半数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处于平均值以下，只有5%的农民工处于完全融入阶。所调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主要在29—44分值阶段，中位数、众数均处于基本融入这一阶段。因此，从总体上看，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不高，大多数农民工处于基本融入阶段。

　　（二）数据分析与检验1.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从统计分析来看，构成人力资本的4个指标———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健康状况和工作经验，与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386**、0.142**、0.246**、0.289，可见除工作经验外，其他3个指标都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是高度显著的；社会资本的4个指标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35**、0.334**、0.402**、0.163*，因此，社会资本的各项指标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也是高度显著的。2.信度检验该分析用克朗巴哈系数来检验题项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克朗巴哈系数为0.829，大于0.8，这说明了量表内在信度比较好。可见，总体上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评价体系的内在信度是比较理想的。3.因子分析本次调查统计通过对西安农民城市融入数据的计算，得出KM0值是0.751，在KM0取值范围0—1以内，这说明该模型抽样的适当性很好。Bartlett球形检验主要是用于检验数据的分布，以及各个变量间的独立情况。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P<0.05时，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通过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数据的卡方统计值为178.874，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可以拒绝各变量独立性假设[7]。综上，通过对模型的相关性检验，说明模型的因子分析适当性较好。采用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正交旋转以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并绘制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图。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健康状况和工作经历在第一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人力资本；寻找工作时间、社区政策、交往范围和社会组织在第二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负荷可解释为社会资本；居住环境、月均收入、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在第三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经济融入；同理，第4、第5个因子可分别解释为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这与对社会融入所分的3个维度吻合，表明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测量变量的设计基本符合预期目标。4.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方差分析表，反映了模型检验结果。八个自变量对应的系数其t检验的Sig.值为0，t值均大于2。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和健康状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即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城市融入情况越好；技能培训越多，城市融入越好；健康状况越好，城市融入越好。这与金崇芳的研究一致，也验证了假设（1）[8]。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寻找工作时间、交往范围和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即农民工找工作时间越短，其社会资本就越丰富，城市融入的情况就较好；农民工的交往范围越广，其城市融入的情况就越好；参加的社会组织越多，越有利于农民工构建社会网络，融入城市，这与假设（2）相吻合。

　　三、统计分析结论

　　本次调查的重点是构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分析模型，并得出研究结论，从而对改进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指导意义。经过研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力资本中的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经历对西安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工作经历影响较小，研究假设1基本得到验证。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决定着在城市中就业机会的把握，同时可以减少医疗开支与成本。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中择业的范围与机会，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意味着可能选择到较高收入或较高地位的职业，同时其优势还体现在对于城市主流文化的理解与融合，对于新的环境与人际关系能够较快地熟悉、适应与相融。专业技能培训的经历主要决定的是对就业机会的赢得，拥有一技之长成为其突出优势。从农民工的就业领域来看，高技术、高要求的行业不多，大多仍然是在体力劳动为主的建筑业、运输业、加工制造等领域。由于大多数农民工缺乏专业技能，所以工作的稳定性比较差，更换工作较为频繁。从现实了解来看，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比较杂，由此使得自己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无法施展运用于新的工作，导致工作经历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并不突出。第二，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条件。农民工寻找工作时间、交往范围和参加社会组织情况均对城市融入有显著的影响，研究假设（2）基本得到验证。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就意味着有较强的人际关系和较广的交往范围，这可以大大缩短农民工寻找工作的时间，可以充分地获得求职信息。同时，社会组织的参与和积极的社区政策，有利于扩展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尤其是参加社区活动利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积极的作用。综上所述，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多方面的、逐步融入的过程。这样的城市融入受到包括教育、就业状况、居住状况、制度因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大力推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从政府、社会、社区和个人等多个层面统筹协调。

　　资本论论文篇2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总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第一，破坏性极大，本次次贷危机对美国的投资银行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的打击，美国的前五大投行中有三家濒临破产，另外两家也面临着转型困境，其他金融机构也是惨不忍睹，欧洲的主要经济体也陷入经济衰退的漩涡中；第二，影响范围特别广，全球的金融市场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很多边缘小国都难以幸免；第三，持续时间长，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到目前为止已有7年的时间，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未能完全摆脱自身的财政危机，以希腊为例，财政危机不仅没能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开始向周边国家蔓延。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呈现出了一些新特征，首先，财政危机与货币危机陷入恶性循环，2010年，就在全球经济出现好转的前夕，美国经济突然二次探底，欧债危机也愈演愈烈；其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作用，从而引发了连锁反应，除了存在以往传统的生产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的问题，在借贷消费或消费过度和财政、债务等虚拟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金融创新产品领域爆发的；再次，金融危机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并存，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对金融危机的反应变化也不同，金融衍生品系统又比较复杂，这些问题都使得金融危机变得更为复杂和不确定[2]。

　　二、基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济学者对这种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探讨和争论，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的经济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监管不当、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等因素造成的，甚至对危机抱有一定的乐观态度，但是随着危机的持续，影响范围的扩大，在危机现实面前，这些经济学者却显得极为尴尬；而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立场的经济学者对危机的严重程度评估得比较现实，看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他们认为通过国家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完全能够抵御这场危机，但是在2010年，美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后，反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凯恩斯主义随后也受到了各国的质疑。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逻辑出发，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了一句英国评论家邓宁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在此验证了这句话，同时也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又一次强有力的证明[3]。事实证明，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其想获得无限发展只能是一种幻想，当泡沫膨大到一定程度时势必会发生破裂，从而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无论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还是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立场的经济学者，其论述的观点只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表层原因，他们并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深层次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借助《资本论》来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趋势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资本家无休止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这一本质并未改变，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从表面来看，是由虚拟资本盲目扩张、过度膨胀引发的，政府监管不力、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等因素也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实质上，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则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起到的只是暂时缓解作用，治标不治本。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各国对本国的金融机构的救助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其原因在于这些机构所代表的正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2009年，世界开始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在积极救市后，开始大量发行国债，致使金融危机尚未解决，国债危机又开始震荡世界，美国的财政危机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恐慌。与此同时，此次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2011年上千示威者发起”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从中也看到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4]。

　　（二）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启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2011年5月29日，第六届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论坛发表了一篇题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超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宣言，让我们再次看到了马克思经济学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解读以及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对我国的启示是：要把握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涵，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指导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马克思经济学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逻辑出发，我们能够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向新生产形式的过渡，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由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危机，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充分借鉴《资本论》的经济观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努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5]。

　　三、结论

　　综上所述，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逻辑出发，透视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干预经济的手段，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出现的这些新变化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的基本矛盾，我们现阶段借助《资本论》来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趋势进行分析，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资本论论文篇3

　　对“现代世界如何诞生”的思考实质上是理解当前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前提，而对这一问题玛丽?伊万丝侧重于从“技术”层面给予回答，麦克法兰则除了技术之外，看到了人们对“财产权的态度”以及“对利润最大化、对积攒财富和花费财富的态度”是其中最为“核心之处”。但是，在现代世界建构过程中，人们怎么会成为“心甘情愿”的参与者？换句话说，人的存在方式、价值观念如何能够同步于这一建构？福柯的“规训政治学”显然有助于我们介入其中加以扩展思路。福柯曾用“酷刑到规训”来勾勒现代世界“支配人体的技术”的改变，即不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更顺从”，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解剖学”。它的意图在于“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就是说，通过“技术”使得人们成为了“听话”的人，“规训”也就达到了自我实现而不是“强迫”的效果。福柯将这种思考归功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在几个地方强调了劳动分工问题与军事战术问题的相似性”，“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必须用纪律来满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种机制，应能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但是，对于纪律以及商品世界中纪律以哪些形式得以铺展并未引起学术界太多的重视。实质上，“价值”概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训”（Discipline）之一种形式，马克思由此开启了“规训”的政治哲学思考。

　　1.“价值”概念成为人的劳动乃至人的生存的“规训”手段。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不同于商品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在价值的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价值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关系，“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被规定为简单的产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质不同的质；它被看作是一种关系”。价值只有在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双重扬弃时才呈现出来，一本书既可以用来读（使用价值），也可以用来换一块面包（交换价值），但是，读和换是隔离的，不能合为一体。交换关系的完成需要“产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实现”。对此，我们不妨再以宫川彰举的例子来说明，人民辛勤地用汗水耕种，收获了具有使用价值的蔬菜，但是作为商品出场时，就存在了一个被市场、被“价值”评判的过程，如果不能满足条件，这些蔬菜只能腐烂处理，“最终元凶就是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成为了衡量人的劳动的尺度便一目了然，“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每个私人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是否有“价值”并不在于自身，而必须交由“市场”裁定，从而“价值”在商品生活中不再是一种逼迫，而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劳动取向，实现了“规训”人的劳动。进一步讲，私人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也“规训”了现代人的“商品化的存在方式”，即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被展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分离”了。

　　2.价值概念的抽象性成为“人受抽象规训”的存在论基础。

　　我们知道，依据福柯的意思，支配人的方式从一种“外在的”通过技术化处理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内在的“抽象力量”。马克思也正是通过“价值的四种形式”展现了现代世界是如何走向“抽象”的。价值具有“可感又超感”的特征，这种超感性只能通过另外一种商品体表现出来，最终在货币那里完成了整个商品世界的抽象过程。抽象世界（货币）发生的第一个阶段是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便是这种形式的最重要特征。第二步是把1件上衣置换为10磅茶叶，2盎司金或其他等等，这是扩大的价值形式。第三步，则是对第二步的一种“颠倒”，各种不同质的商品体能够展现为“同一商品体”，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对于“等同性”作了强调，马克思批评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不可能在质上等同”，因为他“缺乏价值概念”。也就是“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显然，能够将各种商品世界中出现的物（Sache）等同起来在第四步，即货币形式中完全借助“抽象”（货币）实现了。马克思正是在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层面上告诉我们货币是怎么来的，实质上是告诉人们，现在完全被一种“抽象”统治（规训）着。这就类似于一个人在衡量自身的价值、社会属性的时候，往往以某种“身份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准一样，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的表现本身就具有此种高度的抽象性，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受着资本、权利与形而上学抽象统治的基础，没有经济生活，当然为商品经济保驾护航的权利、形而上学的观念也无从谈起。

　　3.价值概念维度中的“剩余价值”揭示了现代世界“规训”的根本秘密。

　　在人们理解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总是简单地认为其仅是“对无酬劳动的占有”，即“超过其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样的理解显然还无法推进到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真实内涵。恩格斯就指出，这在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那里，“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马克思正是在这些人止步的地方进一步说明，不是要将这种“对无酬劳动的占有”作为一种“经济事实”加以描述和确认。相反，他要将“经济事实”置放到历史的语境下，追问这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并进而又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恩格斯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在经济学家直接面对的事实的地方，马克思将其引入到历史中瓦解其秘密，通过对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才能够回答剩余价值何以可能，这一点揭示出现代人生活的所有规训的秘密，并最终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权批判。进而，马克思又通过剩余价值积累展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趋势，实质上，今天所谓的空间理论不过也是对剩余价值的扩展，也正是通过这种概念的分析，马克思呈现出现代世界构造的图景。

　　二、“价值”的实体化“错认”与观念世界的拜物教“支配方式”

　　如果说“价值”构成了客观的商品世界的建构，那么，它同时也需要完成对人的观念世界的建构才能真实地阐明“现代世界的诞生”的秘密。这需要价值拜物教来完成“颠倒世界”的正当化过程，“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通过拜物教批判这一资本论全卷的观点来完成的。对这种颠倒，马克思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本身的客观的（Gegenstndliche）性质，真实地反映成这些物（Dinge）的天然属性”。之所以造成人们将一种历史性赋予的特征看作是自然性、永恒的，马克思曾从生产的角度给予过论证，诸如认为“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旧形式消失了，但只是为了以新的价值形式出现”。这一点诚如詹姆逊所说，“资本擦拭了自己的前历史的痕迹（还擦拭了它之前的生产方式的存在痕迹），正如它坚决地把生产的直接痕迹从产品中擦掉一样”。可以更为直接地推论，商品交换社会生成过程就是不断消除历史意识的过程，于是，拜物教意识自然成为主流的意识。实质上，马克思还在“价值”概念的讨论中更进一步深化这种拜物教批判工作，这与福柯所谓的新时代“支配人的方式”有着某种隐性的相似点。从福柯的“规训政治学”切入来看，他认为，国家必须要想尽办法去维持人们的健康、强壮、勤奋和安全，而需要两样东西作为保障，那就是知识体系和行政设备，后者主要是一些关于自由、平等、公正、进步和理性以及价值观念的集合而成的体制。也就是说，福柯已经完全看到“价值”也能够成为一种“规训”，但这还是一种哲学层面的价值观念，我们上文讨论的是经济学生活之中的“价值”，两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价值哲学研究”中，所谓经济学价值概念与哲学价值概念之间一直争论不休。实质上，从经济生活中以价值概念实现对人的规训（统治），转而深入到人的意识之中，踩着如此这般的思考路向将能够明白后者正是一种“哲学上”讨论的价值概念。诸如，马克思在谈到三位一体问题时认为，整个商品世界的颠倒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换句话说，也正是人们的视野将外在的商品世界看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承接下来，不再去在内在逻辑上思考其“从哪里来的”。从而整个现代世界所需要的“忘记财产权的不正当来源吧，就从这里开始吧”便获得了价值观念的支撑，这便得到了一种“价值”观念的规训的完成。详而言之，在商品交换层面来看，日常生活通过“价值实体”的交换被看作是“习以为常”才能够完成上述任务。对此，马克思分析认为“，1磅铁盒1磅金，虽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却代表同一重量，同样，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代表同一交换价值。因此，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社会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物的使用价值所固有的规定性，由于这种规定性，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换，成为等价物”。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将“交换价值”看作是物本身固有属性的观念，随着种种交换的经济生活逐渐得到强化，人们面对的与之周遭生活的“物”内在地也被看作是具有“交换价值”。例如，地下器官买卖、拐卖儿童之类的非法交易，在价值拜物教的视野中，竟然连身体本身也蕴含了“交换价值”。这就是真实的人们的拜物教处境，“这种现象只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当然，这已经非常接近对商品世界日常意识分析了。再集中一点讲，为了试图更准确地把握，还得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诸如，从形式上来看，一块面包作为商品要和一本书来交换，这种可能性使得人们觉得“神秘”，也使得人们自觉地以为价值就是一种“实体”，反而认为商品内在并无“价值”这一个固定属性倒是无法想象的了。接着，我们再从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的社会性质来看，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这里可以看到，只有在人们的劳动被“表现为”物的自身固有的价值的时候，那个劳动产品才能够是商品。但这个过程的完成，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是财产权的确立。但是，私人劳动如何才能成为得以认可的社会劳动呢？这必须要将劳动产品置于“交换”之中。这样的结果便是，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被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展现的直接的社会关系，反而“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显然，劳动产品只有放入交换才能够具有一种“价值对象性”并与“使用对象性”分离，劳动产品自身的此种分裂“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所以，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讲，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已经作为“交换者”的形象在从事劳动了。当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本身的价值在生产中就已经作为存在前提。诸如对于一个面包商人来讲，他所生产的面包从一开始就是赋予了价值于面包之中的。如果这个面包商从来不考虑“交换”中的“价值”，那么他的面包可能在无法交换后成为腐烂物。再从劳动产品的交换进一步来看，在“交换”过程中，人们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自己的劳动产品能够换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比例”，可是这些比例也并不是一种“天然的事实”。这也是“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实质上，劳动产品在交换中所表现的“价值”也不过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的，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而一旦完成交换之后，进入到商品世界所完成的货币世界，这种价值的掩盖形式更加隐蔽，价值也就获得了“规训”的最高级形式。诸如在G-G′中，人们仿佛真的以为货币能够生出货币，因为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并且连货币所获得增值也被看作是货币本身的属性，而忘记这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由此，“价值”所具有的自然性以拜物教的“错认”方式完成了对人的生活的“支配”。

　　三、走出“价值”概念的拜物教与拆解“规训”的实践智慧

　　历史地看，在商品社会中人们是以“交换者”的姿态从事劳动。可是，在经济学中，“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劳动—引者注）采取这种形式（价值形式—引者注）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正因为将此作为既定的事实前提，他们当然不懂得，这是“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社会形态”。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当然，关于政治经济学家的此种思维方式的“奇怪”（拜物教）看法，在上文我们对马克思通过“价值”呈现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建构性”的论证，正好反映了人们深陷于拜物教意识之中。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人们的“现代生活”整个“规训”机制在根本上说，来自于商品交换中的“价值”，即“价值拜物教”。那么，如何拆解这种规训，则涉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拜物教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分析。

　　1.拆解“价值”规训必须瓦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占有原则，改变劳动生产的“交换性特征”，让交换劳动走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如果仅就劳动过程本身来讲，它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形式所共有”。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当然也就不再会谈论“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但是，马克思并未从这种“生产的一般”直接宣判资本主义的劳动的交换的“非正义性”，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特征，“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生产一般中当然有属于如上述的一切时代的特征。可是，现代的人们如现代的经济学家一样将现有的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看作是这种“生产一般本身”，而忘记了两者的差别，从而这样的看法也便成为拜物教深入人心。“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这个特殊实质上就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特殊性质。人们在解释生产的前提占有时，总是以寓言的方式认为，“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种人“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但是，马克思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论证了“原始积累”是充满暴力的过程，“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这种积累使得“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已经以“资本积累”为“起点”，生产、分配等都依据于占有原则，所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不过和“人民贫穷”（相对性的理解）是一回事情。

　　2.超越“价值”规训的实质是走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就资本逻辑对世界塑造的内在矛盾来讲，一方面资本试图将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向社会领域进行普遍化的拓展，另一方面“资本又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如今，正因为商品的生产过程已经改变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性质，即生产过程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而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的生产过程，同时，这种生产还要求投入中的“增值”，这也是资本逻辑的本质。所以，对于资本来讲，“扬弃以自我消费为生产主要目的的、仅仅出售多余商品的那种生产方式”成为了商品流通的前提。从而，“一切与资本关系有关的要素本身越是成为商品，也就是说，这些要素只有通过购买才能占有，资本关系就发展得越充分”，这种生产也就“越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今天，这种资本逻辑的延展不仅在民族国家内部完成其使命，它还外推为“全球化”的空间扩展，哈维等人如今的工作正在展现剩余价值概念的空间维度。一时间，历史完全臣服于资本逻辑，正如福山所叫喧的“历史的终结”那样得到了认同。马克思的《资本论》难道就是告诉了一个我们被封闭在资本逻辑内部的一个生活事实吗？显然不是。马克思实质上在瓦解资本与劳动分离的基础上打开了走出这个封闭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奥斯本以及维拉都已经看到了。如今所谓资本主义把历史普遍化，它不过“只是量化的抽象形式”罢了，“资本主义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这恰恰是“另一种生产方式的使命”。这才是真正超越“价值”规训提供可能性的路径。

　　3.在人的生活受“价值”宰制、规训与超越“价值”规训的辩证处理中，智慧地走出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

　　人围绕价值在转，在经济生活中可以从人受时间、理性等推转来加以领悟。诸如，一方面，劳动的整个过程越来越细地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这种分割、计算逐渐地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观化”。也就是说，在人的观念层面形成了“计算”、“时间”的观念，价值的观念“规训”逻辑当然也是如此。它是在商品生活中价值概念在观念层面的投射，交换观念成为了人的劳动的原则，占有成为了目的本身。这一过程实质上对当下有着积极的意义。在资本逻辑、价值规律依然主导着人们生活的历史阶段，事物化的过程不断地形塑人们守规矩、按照规则办事等法治观念，用法治的方式将个人的各种欲望权利化，价值规范下的交换主体欲望与另外的交换主体欲望之间的关系被表述为权利与权利的关系，这正是法治的核心理念，这当然是合理之处与积极的价值。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论述的，价值规训的根本在于对物质生产劳动的扭曲，原本依靠物质生产劳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也被扭曲了，这就需要我们能够辩证地看待“价值”概念问题。就是说，价值规训的社会只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通过这个阶段使得物质生产本身促进人的发展的可能性更大了，而不是“唯一”的终极形式，换句话说，在价值规训的社会中，可以培养出精于算计的个人主义者，却培育不出健全的、完整的人。

　　资本论论文篇4

　　与幸运的门户相比，电子商务在中国一直命运不济，留下“资本”严重先天不足的结症。要知道，在90年代那次热潮之中，美国有400多家互联网公司上市，市场价值达到1万多亿美元，投入的风险投资达1000多亿美元。其中，电子商务公司远远超过半壁江山。

　　2000年那场最壮观的互联网泡沫，最大的成份就是B2C。因此，破灭以后跌得最惨重的也是B2C。但在美国，如今eBay、Amazon等电子商务公司依然占据互联网的半壁江山，而且势头强劲。而中国电子商务却没有如此命运。因为滞后于美国市场的中国互联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1996年，美国股市上市的明星股是门户Yahoo，而国内三大门户上市已经是泡沫开始破灭的2000年；1997年和1998年，美国股市上市明星股分别是Amazon、eBay，而国内当时的电子商务领导者8848却在临门一脚中失利，错失了通向股市的最后一班车。因此，从1997年起，美国资本市场在电子商务方面的投资额几乎达到门户的十倍以上，而中国电子商务公司获得的投资却不足门户的1/10，形成了严重的投资断层。巨额资金投入是新兴电子商务能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前期的这些资本根本不足以推动中国电子商务获得突破性的发展。资本投入严重不足，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先天发育不足的根本原因。

　　这种发育不良的症状十分明显。比如，真正的电子商务公司中除了易趣、卓越、当当之外，几乎没有像样的第二梯队。包括这几家幸运的“幸存者”，其商业模式也先天不足。eBay、Amazon等成功的电子商务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作为全方位的“平台”：除了在市场份额方面一马当先外，在商品种类以及相关信息方面也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反观国内的电子商务公司，除了市场份额极为分散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商品种类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少数厚利产品上，相关产品的信息也非常有限。目前，eBay和Amazon的活跃用户均在3700万左右，也只占全球网民数量的5％（国内调查的关于网民购物的比例存在严重偏高的失实）。充分利用网络的可扩展性，吸引更大比例的网民是未来最大的增长潜力，而实现这一点主要依靠“平台”上的产品和信息更加无所不包。但是，国内的电子商务公司根本没有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他们达到这个层次的所需资金不仅仅是数千万美元级的，而应该是上亿美元级的“烧钱”。

　　当然，最明显的后遗症就是中国电子商务缺乏一个领导者。可以说，一个没有领导者的行业是一个可悲的行业。1999年，8848作为当之无愧的电子商务领袖，引导了整个电子商务行业的理念，推动了支付和配送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当然，它自己也成为这个行业快速发展的最大获益者。但是，8848陨落之后，领导者的位置就再也没有人坐了。虽然8848后来备受诟病，其实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8848唯一犯下的错误仅仅在于没有坚持而已。8848的商业模式和它的“烧钱”行为都是无懈可击的！有了8200万美元的家底，阿里巴巴具备了成为中国电子商务领导者的基本条件。有了行业的领导者，受益的不仅仅是领导者本身，而是所有的电子商务公司，而是所有电子商务行业本身，包括消费者。

　　后遗症直接导致的结果：除了受益于网民规模扩大外，这几年中国电子商务的进步幅度远远不如1999年和2000年，几乎原地踏步。无论从商业模式还是资金量来说，易趣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但是，由于经营理念的保守和眼界的狭隘，除了一味盲目地大量挥洒广告费外，几乎没有为整个行业作任何贡献。其他电子商务公司即使有这样的境界，也因为资金实在有限，而“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坐倒领导者的位置就需要为行业大量“烧钱”的。

　　目前在美国电子商务中，书籍销售额只有21亿美元（2002年占网上网下所有书籍销售的12％），而网上定票却达到了222亿美元（占所有票务销售的17％），是书籍的10倍以上。而且网上定票收入增长在58％，幅度是书籍的两倍多。这是携程得以在Nasdaq上市，亿龙得以继续获得投资的根本原由。但是，卓越和当当等以书籍和音像制品为主打的公司，其商业模式的局限很难打开Nasdaq的大门。但是，他们可以成为大公司购并，香港或者内地上市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的缺憾，将有短信、网上交友、网络游戏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娱乐和消遣方面的商业模式得以弥补。

　　根据最保守的估计，最晚到2007年（最快在2005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肯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市场（数量上）！2004年中国互联网肯定是美国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最主要的业务增长点。新公司上市、国外互联网公司进入、各种购并和一批新兴公司获得风险投资的支持，将共同组成2004年产业的交响乐。互联网热潮将使相关行业，乃至整体经济极大受益，“跛脚”而行的电子商务也会在这样的热潮中加速弥补先天的不足。

　　资本论论文篇5

　　1.1基于人力资本、R&D及R&D溢出的模型（1）参数符号。H—人力资本；SR—R&D溢出；X—其他因素；LRD—R&D投资。（2）构建模型。根据文献[1]，笔者构建一个类似C-D生产函数的知识产出函数，TFP为产出变量，将影响TFP的各因素作为投入变量。（1）人力资本与物流行业R&D及行业间R&D溢出的相互作用项，用XP表示，XP={H}×LRDit,H×SRUit,H×SRDit。在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与R&D相互作用项，可以描述人力资本是如何促进TFP的增长。（2）物流行业特征。定义如下虚拟变量:式（3）中，HIi表示物流行业的技术特征差异对TFP的影响。如果等于1，则表示R&D对TFP的影响随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反之亦然。（3）行业所有制结构（SOE）。如果SOE为负，则表明所有制结构限制TFP的增长。

　　1.2利用生产率指数对TFP进行测算和分解首先使用数据包络方法(DEA)计算出生产率指数。根据得到的数据单元，构造一个前沿生产面。在确定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单元实际产出到前沿生产面的距离就是生产率。

　　2实证数据处理和统计描述

　　2.1数据处理本文所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选取2005-2012年物流行业数据进行处理。（1）TFP衡量及分解。本文使用物流行业中每个公司的实际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以固定资产、期间再投入和年末该公司人数作为生产投入，应用式（7）计算Malmquist指数。（2）R&D存量。用物流行业中各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经费、技术改造经费等来确定R&D的值。将前5年的年投资增长率作为整个投资增长率。在考虑折旧情况下，R&D投资存量表示为：（3）人力资本积累。西方国家一般用员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但要准确的知道每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并不现实，因此使用每个物流企业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数量占全公司人员的比例作为人力资本变量。

　　2.2数据描述物流行业各代表性企业的Mi、EC、TC和SOE的统计描述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到，2005-2012年SOE的平均增长率为0.39%。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2005年开始经济比重逐年下降，经济比重的下降体现着物流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进一步说明人力资本是在逐年累计的。

　　3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现代计量经济学原理，对非稳定量进行回归分析会出现虚假回归，破坏结果的准确性。因此采用Levin检验回归残差是否存在共同单位根，用Fisher检验回归残差是否存在单个单位根。如果拒绝原假设，且在给定显著水平范围内，则回归残差平稳，且不存在虚假回归。在本文所使用的回归模型中，模型1是基础模型；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分别加入人力资本与行业自身R&D投资、后向R&D溢出及前向R&D溢出相互作用项。（1）表2中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是需要解释的变量，根据这个变量值估计得到其他值。需要说明的是，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4个模型的截面方向为随机效应，时间方向为固定效应。其次，根据回归残差检验，表明残差稳定，不存在虚假回归情况。表2的回归结果表明，物流行业特有的技术特征对TFP有重要的影响。物流行业的人力资本与R&D投资均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与R&D投资、R&D前向和后向溢出效应相互作用项的系数均为正，而人力资本对自身企业的R&D影响更大。通过控制人力资本与R&D投资、R&D前向和后向溢出效应相互作用项，可以看到模型2和模型4中人力资本的系数失去显著性，因此人力资本促进TFP增长的主要方式是提升技术开发和吸收能力。也就是说，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本企业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技能熟练度，进而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可以通过吸引其他物流企业的人才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后一种效应在大型物流企业中体现更为明显。（2）表3中被解释量是EC，用Hausman检验和LR检验表明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是有效的。从表3中可以看到，一是所有制结构制约了效率的提高。二是物流企业本身R&D投入过度同样导致效率低下。也就是说当一个物流企业的R&D投入过多，会使自身的技术更新加快，而对原有技术的改造吸收就会越少，这样就会导致效率值不断下降，最后导致整个行业技术效率的降低。三是人力资本依旧是“同化器”的作用，随着人力资本的累积，反而导致技术效率的降低，其原因与R&D类似。（3）表4中被解释变量是TC，用Hausman检验和LR检验表明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是有效的。从表4可以看到，技术进步随着人力资本和企业R&D投入的增加而增加。人力资本性系数处于0.0588-1.764间。企业本身的R&D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弹性达到0.0784-0.1078。这表明，虽然增加R&D投入可有效提高行业技术水平，但是还需依靠人力资本将其转化成真正的技术进步。6结论本文对人力资本、R&D投资和R&D溢出对我国物流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具体分析了人力资本、R&D投资和R&D溢出对TFP、效率改变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物流行业中企业自身R&D与R&D溢出是影响TFP的重要因素。（2）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和TFP增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和同化作用。但是如果控制了人力资本和R&D的相互作用项后，人力资本与技术效率则呈负相关的关系。

　　资本论论文篇6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把GDP作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唯一指标，但忽视了包括人文、环境、资源在内的其他重要指标。过分重视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了人的价值的提升，必然会造成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氛围。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在观念方面存在误区主要是，大多数企业认为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是一项亏本买卖，企业进行职业培训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少数企业虽然认识到了人力资本投资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由于人力投资收益的滞后性和风险性，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也大大降低;企业往往缺乏开放的培养选拔人力资本的理念和管理，把人力资源部门当成一种摆设，和企业的核心部门相比地位很低。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存在缺乏强烈的竞争意识，不注重自我开发等个人观念的障碍。特别是学历较低、技术层次较低的农民和普通工人，他们不注重学习、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总觉得自己已经定型，不愿意在自己身上进行投资和提升，即使想人力资本投资，也主要是考虑对其子女进行。农村地区受到更深的封建传统观念影响，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男尊女卑的思想比较严重，因此抑制了对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此外，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难现象的出现，相当于对人力资本进行了投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有效产出，导致不少家长投资子女教育培训的积极性下降;很多学生自己也对教育培训缺乏信心从而选择放弃，直接步入打工行列，他们多数集中在技术技能含量较低的职业，并且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也较不注重人力资本投资。

　　二、影响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制度因素

　　建国初期，我国的计划经济制度以物质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的投资、配置、分配和使用具有集权化和非市场化特征，人力资本的投资受到限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纳入到了经济体制改革当中。制度障碍是我国目前人力资本价值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

　　在人力资本的投资方面存在的主要制度障碍有:一、投资主体单一化，国家是唯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而家庭、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二、教育投资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不协调，如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不足，出现企业招收技工难。三、教育投资比例不合理，功利性的高等教育投资偏高，福利性的义务教育偏低。四、教育的理论与实际工作岗位的需求脱节。五、培训制度存在:投入不足、观念陈旧、内容过时、形式单一、管理不善等问题。存在以上障碍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收益对称的制度，造成有限的教育资源低效率的利用，影响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在人力资本的配置方面存在的主要制度障碍有:一、人力资本流动水平低，特别是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就业歧视和福利排他等制度性障碍，增加了农村人力资本流动到城市的迁徙成本;二、缺乏清晰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三、人力资本激励方式单一，报酬体系安排不合理。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提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地接近社会收益率。”由此可见，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清晰的产权、公平科学的分配制度和人才制度等，能够激励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和持续的创新热情，对于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影响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资金因素

　　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本价值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在于资金障碍。政府是人力资本价值提升中的主渠道，受到财政收入的约束。企业和居民对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投资受到收益和收入水平的限制。

　　政府投资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的政策性开发，既是弥补社会资金和居民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又能够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因为基础教育、医疗保健、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外部效应，还可以消除制度因素的制约，比如劳动力流动、职业自由选择上的各种阻碍。历史经验证明:政府投资符合人力资本开发的规律，则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社会繁荣进步、经济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加，但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人力资本价值提升方面的财政投入仍然十分不足。2012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28%，而早在1997年OECD各国对公共教育的总投入占其GDP的比例就是:美国5．2%、法国5．8%、德国4．5%、韩国4．4%等。

　　人力资本投资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培训，但是大多数企业将员工培训限定于日常培训，对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投资很有限，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收效时间长而企业在短期内想尽可能地压低投资成本、增加纯利润。居民对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投资受其收入约束，面临的投资成本主要包括:一、接受教育的成本，在大部分县级财政无力负担义务教育的巨额经费而向上一级政府寻求转移支付的渠道又不多样的情况下，最终负担的大头还是落到居民身上;高等教育年年扩招，学费年年攀高，多数农户和城市低收入居民负担不起，因此降低了教育投资的热情。二、劳动力转移成本，在存在诸如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就业歧视和福利排他等制度性障碍下，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存在着巨大的转移成本，降低了农民迁移到城市的净收益，使得在沿海等一些发达地区，从“民工潮”变成了“民工荒”，“缺工”成了企业主的话题。三、医疗保健卫生费用，相比于教育方面的投资，政府在医疗保健卫生方面的投资不足;医疗保健卫生制度改革滞后，看病难、买不起药等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医疗保健卫生问题也是影响我国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主要因素之一。

　　资本论论文篇7

　　内容提要:随着古典企业逐渐走向现代企业，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于一身的笼统的资本必将分化，人力资本将逐渐独立于财务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部分甚至会成为主导力，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合作是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如何在知识经济中从财务上反映人力资本，这引起了广大会计学者的兴趣。对于人力资源的确认大家达到了理论上的一致，但由于人力资源的不可计量性，理论研究都是浅尝即止，阻碍了人力资源的财务上的可行性。本文从人力资源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考了大量的人力资源的研究成果，提出以公允价值作为人力资源的计量方法，并对传统的财务会计的公允价值进行了一定的改进。

　　关键词：人力资源；确认；计量；报告

　　人类在不同的要素稀缺的情况下，经历了劳动经济时代、土地经济时代和工业资本经济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知识成了经济发展的核心，人力资本要素的稀缺性使人力资源的研究越发显得重要，从而形成了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伴随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也为人力资源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内涵。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的一些具体问题。

　　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取决于物质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在货币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四大生产要素中，货币资本占主导地位，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稀缺资源。会计核算也只对货币资本尽心。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对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和使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更替，人力资源由次要地位上升为主导地位，成为第一资源。

　　一、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发展历程

　　人力资源会计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随后兴起了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美国会计学会（AAA）专门成立了“人力资源会计委员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研究文告，大大促进了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但由于人力资源会计在会计计量方面的困难因素以及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植根于工业经济的土壤影响，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在80年代后期陷入了低谷。在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初叶，随着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又称新经济NewEconomy）的初见端倪，以及整个社会对知识经济的关注，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呈现出“柳暗花明”的现象，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的会计问题成为新经济下企业会计问题的热点。FASB（2001）颁布了一份具有指导性意义的特殊报告———《企业和财务报告：来自于新经济的挑战》，其中详细阐述了知识经济下的无形资产、人力资源等会计问题。

　　西方会计学者认为人力资源是不变成本（C），介于智力成果与一般资源的以独特形式存在于企业中的特定资产。其理论依据是美国FASB对资产作出的定义，即“资产是指某一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人力资源会计的重要奠基人弗廉姆侯兹曾经指出，人力资源会计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导入会计信息系统，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力资本因素是形成企业商誉的一部分。无独有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1968年颁布的会计研究系列第10号中揭示，形成商誉的15项因素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源自于人力资源因素。此前，在美国会计学会（AAA）1966年颁布的《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中，就首次提出会计目标之一是“有效地管理和控制一个主体内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把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非人力资源）并举。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可变成本（V），其核心是劳动力。不管是可变成本还是不变成本，都说明人力资源是一项成本费用，应该在会计上得以确认、反映和核算。

　　二、人力资源的会计确认问题

　　对人力资源的确认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把人力资源确认为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同时把人力资源视为资本公积，不确认为资本，不享有企业的任何分配权。企业内部除所有者权益和债权人权益之外，不存在第三种权益。这种观点不承认人力资源是企业除负债资本和所有者资本之外的第三种资本。第二种观点是将人力资源资本化为一种类似于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的特殊形式，并认为人力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应在企业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进行分配，即人力资本享有与所有者权益完全相同的权益。这种观点忽视了人力资源相对于一般资源的特殊性，即作为资源，应具有潜在的收益性，而那些学历很高，水平很高，但在企业消极怠工，不能把自己的知识转化为劳动生产率的人力，就不能作为人力资源来反映，从而也不能参与企业的剩余价值的分配；第三种观点是在把人力资源确认为无形资产的同时，将其资本化为一项介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间的劳动者权益。劳动者权益承担着类似债权人的风险，但享有对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权。因此，会计等式应修正为：人力资产+非人力资产=劳动者权益+负债+所有者权益。这种观点错误地把人力资源当成是无形资产，忽视了人力资源的载体是人。第四种观点是将人力资源确认为企业的资产并形成劳动者权益。劳动者权益通过企业各方的契约决定，既可以具有债权人权益性质，也可以具有所有者权益性质，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便于在实际中加以操作。

　　本文认为，人力资源是一项可增值的特殊资产，而且是一项可形成资本的资产。应将企业职工所拥有的智力作为人力资产这一与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具有同等地位的资产项目予以确认。根据资产的定义，资产是“一个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拥有或控制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

　　从“控制”角度看，法律或者契约性的限制是一项资产是否为特定主体所“控制”的证据。为此，相当一部分人力资源会计的反对者认为，尽管人力资源的存在可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但由于企业对人力资源所贡献的未来经济利益缺乏控制，所以人力资源并不符合资产的定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应该考虑到“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economicsubstanceoverlegalform）这项会计惯例，人力资源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是否可以由企业所控制，不应该仅仅拘泥于法律或者契约性限制，而应该从经济本质角度进行审视。从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博弈历程中可以归纳出，随着专业化的发展，随着企业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投入的增加，一方面人力资源价值的确在增加，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一样，其专用性也在与日俱增，由此可以期望专用性的人力资源和企业形成一种隐契约（一种固定的长期契约），一旦人力资源所有者脱离企业，其人力资本价值将无从体现，并将因其对其他主体的非专用性而发生贬值。所以可以认为，随着人力资源专用性的提升，人力资源所有者将会选择合作博弈，同时增进企业和自身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样人力资源贡献的未来经济利益，从本质上看其实质已经为企业所控制。例如随着公司治理机制的发展，对企业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实行股票期权（StockOption）、对企业职工实行职工持股等一系列激励措施，都能够起到稳定企业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作用，从而促进企业在实质上对其内部人力资源的控制，使之长期服务于企业。

　　从“可能”角度看，按照Upton（2001）的理解，其本意确切地应该解释为“期望”。按照其逻辑，只要事前（exante）认为或能够预期一个项目有价值而且愿意付出代价去进行交换，该项目就符合资产的定义，而不论最终的（事后，expost）结果是否能够证明其有价值。“可能”这一表述的存在，在于揭示不确定性的存在和未来的经济利益是不确定的。因此Upton认为，“可能”一词并不是资产定义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其实任何一项资产，即使是有形资产如存货或固定资产，其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都内含着不确定性的成分，正如我们不会因存在不确定性和概率或然性而不确认存货和固定资产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够仅仅因为人力资源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具有不确定性而就断然将其排除于会计信息系统之外。

　　三、人力资源的会计计量问题

　　按照FASB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素的确认必须符合四项基本条件：（1）可定义性；（2）可靠性；（3）相关性；（4）可计量性。人力资源的前三个特性大家都普遍承认，但人力资源的计量一直以来是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研究领域的难题，而符合资产的定义只是人力资源确认为资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人力资源要确认为一项资产，还必须满足可计量性。为了回避人力资源的计量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它是以企业对人力资产的投资为基础逐期累计计量人力资产的成本价值，同时将人力资产成本价值按照人力资源的使用期间进行的摊销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记录人力资产的累计摊销价值，待人力资产退出企业时将两者相抵，余额就是企业人力资产为企业创造的收益或带来的损失，该余额可以作为企业的收益或损失处理。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它是以人力资产为企业带来的预期总价值为基础计量人力资产的经济价值，将人力资产进入企业后对其资产的各种支出作为累计摊销价值，待人力资产退出企业时将两者相抵，余额就是企业对该人力资产预期价值的高估或低估，可以作为企业的预期收益或损失处理。在此基础上可引出不少人力资源的计量方法，如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调整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未来收益折现法和非购入商誉法等。

　　1.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该方法是将一个职工从录用到合同期满停止支付报酬为止预计将支付的报酬，按一定的折现率折成现值，作为人力资源价值。这种计量方法以工资为计量依据，其计算结果反映的只是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并不是人力资源价值的全部。因为人力资源的价值不仅指交换价值，还应包括剩余价值。

　　2.调整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由于人力资源素质的不同，企业之间盈利水平存在差别，因而企业职工的未来工资报酬的现值应乘以一个效率系数，这个系数反映了企业盈利水平与本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差异。将调整后的工资报酬作为人力资源的价值。其中效率系数取决于在设定期间内以某企业盈利水平与本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相比计算出的投资报酬率。这种方法仍然是以工资为计量基础，对于盈利水平高于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企业来说，效率系数大于1，其计算结果大于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计算的结果。因为这个计算结果不仅反映了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还包含了部分剩余价值，即企业超过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那部分。但对于那些盈利水平低于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企业，效率系数小于1，所计算的结果小于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计算的结果，不仅没有包含人力资源的剩余价值，连交换价值也没有完全包括。因而这种方法明显地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3.未来收益折现法。这是一种计量人力资源群体价值的方法。该方法认为，人力资源价值在于能提供未来收益，因此将企业各期未来收益折现，然后按人力资源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将企业未来收益中人力资源投资获得的收益部分作为人力资源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该方法未反映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即工资部分，因此也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4.非购入商誉法。该法是将企业过去若干年的累计超过同行业平均收益的部分予以资本化，作为商誉的价值，然后再乘以人力资源投资占企业投资额的比率作为人力资源的价值。这种方法不仅没有计算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而且剩余价值也只计算了一部分。因为企业的正常利润同其超额利润一样也含有人力资源价值的一部分，不容忽视。此外，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当某企业的实际利润等于或低于同行业正常利润时，该企业人力资源就没有价值，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更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由于人力资源的特殊性，传统的会计理论框架应该进行适当的变动。首先由于人力资源的计量涉及货币性和非货币性，因此可行的办法是把人力资本交付于市场，由市场来决定其价值，这也是人力资源产生的根基。因此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应采用财务会计的公允价值计量法。即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其次对于会计要素，应该增加会计要素的内容并重新分类：资产包括财务资产（传统意义的资产）和人力资产；权益包括财务负债（传统意义的负债）、财务资本权益（传统意义的股东权益）和人力资本权益。再次就是会计等式，应该相应改变为：财务资产+人力资产=财务负债+财务资本权益+人力资本权益，体现了劳动者与股东之间连续重复博奕的产权关系。具体操作应该是：当人力资源投资入股时，通过权威的人力资源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入股，由于我国实行注册资本制度，人力资源在未来期间给企业带来收益的高度不确定性，而且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因此，不宜将其记入财务会计的“股本”账户，而应另设一账户“人力资本”予以反映，同时把人力资源的价值列入“人力资产”账户。由于人力资源作为资源，只有当其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收益时，才能予以确认。为了解决人力资源的运行中的价值变动问题，目前致力于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学者大都认为，在人力资源的核算中，还应该设立“人力资产摊销”账户，按期对人力资产计提折旧，理由是人力资产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一样，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会逐渐衰减。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人力资产不同于财务上的其他资产，按照其磨损的程度逐渐或一次性地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劳动力价值不是被转移，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而且人力资源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决定了人力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增值现象，而对于物质资产来说几乎不可能出现增值现象。因此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而应在期末，通过权威的人力资产评估中介机构或劳动力市场得出其公允价值。增设“人力资产调整”账户，调整人力资产的价值。冲抵“人力资产”账面金额。冲抵的限额就是“人力资本”入账计入的价值。当人力资源价值增值时，根据会计的谨慎性原则，通常不对其进行会计上的反映，只有当公司修改章程，以人力资源控股、持股和参股时，或重新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发生评估增值时，借记“人力资产”，贷记“人力资本”。至于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开发成本和替代成本和日常人事管理成本等，从企业的纳税角度考虑，不宜将其资本化，而应同现行传统会计一样，将其费用化，作为当期费用冲减税前利润。因为如果将其资本化，那么就如同固定资产，其费用不可做税前抵扣。这将使企业的资产虚增、损益虚增，影响财务数据的客观性。因此应该直接增设“人力资产成本”账户，用以反映人力资源发生的有关费用。比如在每期计发工资、福利费用时，借记“人力资产成本”，贷记“应付工资”。

　　四、人力资本在会计分配上的反映

　　至于人力资产做为资本入账，怎样参与企业的税后利润的分配问题，大部分会计学者都想对人力资源价值预测一笔固定数额的人力资本，以便和物力资本一起，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而实际上，人力资源所创造的价值随着主客观环境的变化，年年月月不同，因此很不科学，特别是按笼统的总利润分配的体制，透明度不高，容易出偏差。例如，当某企业经营没取得显著成绩，只是进行简单再生产，仅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时，生产者与物力资本所有者都只能取得最低的社会平均收入，但由于没有“社会平均利润”的概念，那么当生产者已按月领取了工资后，再参与税后笼统利润的分配，则生产者所分得了不应得的利益，而物力资本所有者得不到最低收益，则很不公平。因此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创立利润分块责任制，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律规定的各种公益金之后，如果企业的利润率高于行业平均利润率，则余下的利润全部按资分配，由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参与企业的分配，如果企业的利润率低于行业平均利润率，则不再进行再分配。从而建立切实可行的人力资源价值分配体系。二是：让人力资源直接通过控股、持股和参股的方式，参与企业的税后利润的分配。如深圳华为公司奉行“让最有责任心的明白人担负重要的责任”，实行人力资源资本化，职权和股权向有知者倾斜。同时股权实行动态调节，你今年干得好，公司给你配股；明年干不好，公司可以收购你的股。并不是有钱就可以购股，达不到华为确定的标准，有钱也不能够有股权。在员工持股比例上，实行“30%优秀员工（含核心层中坚层）集体控股，40%的骨干员工有份量地持股，10%-20%的低级员工和新员工适当参股。这样一来在财务上也就可方便操作。因为采用这一制度，企业变动的仅仅是所有者权益内部人的份额，并不影响企业的其他财务事项。但这有一点不足，就是只反映了企业的人力资本化，却没有反映人力资源给企业带来的未来收益情况。因此只能对内起到管理作用，却不能对外提供相应的会计信息。

　　五、人力资源的会计报告体系

　　我国的财务报告体系是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既然人力资源在财务会计上得以反映，那么人力资源也应在财务报告体系中得到反映。即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两个新的报表项目：“人力资产”和“人力资本”，在“人力资产”项目中反映企业取得人力资产时经权威机关评估值，并随着企业的发展，“人力资产调整”也相应地调整人力资产的账面金额。而“人力资本”则反映人力资源获得时，即在与人力资源者达成一种固定的长期契约时评估值入账，通常该项目只随董事会决议和中介评估公司评估后，发生金额上的变动。并且按此作为人力资源拥有者参与税后利润的分配依据。同时应该在报表附注部分披露与人力资产在契约达成时的取得方式和取得成本，披露各类人力资产当期期初和期末余额、变动情况及其原因，并应披露当期确认的人力资产减值准备。

　　在损益表中新增两个报表项目：人力资产成本，人力资产跌价损失，反映人力资源的追加成本、使用成本、安置成本和流动成本，以及在期末时根据劳动力市场或权威的人力资源评估机构对人力资产的评定，确定人力资产的跌价金额。对于人力资产的成本，可按照税法的要求在规定的范围内做税前抵扣。而人力资产的跌价损失不能在税前抵扣。同时在报送的附表中增加“人力资本成本明细表”，反映企业在人力资产上的所有发生费。在此附表内应设置以下几个栏目：员工的培训费、工资、奖金、福利费、职工内部调动过程中发生的退职、退休后发生的各种费用、职工因解聘、辞职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企业支付给职工的解聘费用和职工“跳槽”过程中发生的劳动争议诉讼费）。至于人力资源获得时的成本费用，如招聘广告费、招聘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和奖金、招聘活动租场费等，根据会计的重要性原则，则应在费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的损益，在对应的传统会计损益项目中反映。

　　参考文献

　　[1]谭劲松。智力资本会计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葛家澍，杜兴强。人力资源会计及人力资源信息披露的彩色模式[J].财会通讯，2001，（11）。

　　[3]国际会计准则2000[S].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4]易庭源。怎样开创人力资源价值会计[J].会计研究，2001，（1）。

　　资本论论文篇8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地区经济越发达，个人文化素质水平越高，年收入往往也越高。以美国为例，劳动力年均收入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加:接受8年以下教育的劳动力年均收入仅为平均收入的58%，接受12年教育的劳动力年均收入为平均收入的85%，而接受16年教育的劳动力年均收入超过了平均收入的27%［5］。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创造两种资本都需要投资，且一旦创造出来，两者都具有经济价值。对以教育形式表现的人力资本而言，资本回报计算非常复杂，因为人力资本总是附加在其所有者身上。我们无法把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从其身体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计算租金有多大，测定人力资本的回报比测定实物资本的回报困难。为了解决该问题，本文拟从参与乡村旅游从业者获得的经济收益来推断其人力资本的回报。一个人受教育的水平越高，一般其收入也较高，这个事实可看作乡村旅游中人力资本市场价值的依据。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王坪村是我国川东北地区著名的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目的地，为了说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其旅游收入的影响，笔者和课题组于2013年6月在王坪村及周边地区对当地乡村旅游从业者进行问卷式调查，了解其受教育程度和旅游年收入情况，并最终获取了32份有效问卷。本文采用“明瑟模型”(MincerMod-el)，说明乡村旅游从业者受教育年限和其旅游收入之间的关系。该模型为半对数形式，方程表达式为:lnY=C+αX+βX2+ε。式中，Y代表从业者年旅游年收入;X代表经营者实际受教育年限(包括与旅游相关的培训和在职教育);ε为随机误差项;α、β为变量的回归系数，C为常数项，α为乡村旅游从业者教育投资边际回报率。运用Eviews6．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乡村旅游从业者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平均年收入增长0．94%，与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相一致。模型的R2=0．745514，调整后R2=0．727964，考虑到调研情况的相对复杂性，模型拟合优度可接受，模型F值为42．47765。由F表可查出，F0．05(2，29)=3．33，F=42．47765＞3．33。由F检验可知，王坪村乡村旅游从业者受教育年限对其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因此，增加乡村旅游经营者人力资本投资，能增加其个人及家庭的收入水平，并进一步促进农村旅游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2乡村旅游发展中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多元化分析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主要包括农户、政府和旅游企业，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质。三大投资主体在各自约束条件下对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作用各不相同，有必要对各个投资主体进行具体分析。

　　2．1农户农户作为个体而言是指农民，作为群体而言则是指以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种社会组织形式。它不仅是一种生活组织，更是一种生产组织。在人力资本形成初期，家庭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作为最基本的主体投资者，农户投资覆盖了舒尔茨观点中的所有渠道。从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视角。其投资形式主要包括对家庭成员的基础教育投资和职业技术教育投资;其投资目的较单纯:提升自身或家庭成员素质以参与旅游经济发展，从而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投资行为以预算约束下的收益最大化为原则。然而，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极强的外部性特征，私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根据舒尔茨“理性小农”的观点，农户在投资预算有限的前提下，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投资往往偏向保守。同时，还应注意到近年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读书无用论”影响了部分农村家庭的选择，使一些有经济能力的家长过早终止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在王坪村的调研中，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出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大多认为开办农家乐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储备。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乡村旅游的发展对行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乡村旅游发展对各类新型人才的需求正在逐渐改变人们心中旅游技术门槛低、单纯劳动密集型的固有印象。培养旅游专业人才需要坚实的基础教育，农户投资在乡村旅游人力资本形成初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户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投资能否获得有效激励，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决定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人才来源是否可得到切实的保障。

　　2．2政府乡村旅游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直接增加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是地方旅游经济和谐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其公共性毋庸置疑。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方，政府有责任成为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主体。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乡村旅游中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形式。直接投资主要包括:①对原住农户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旅游发展背景、服务礼仪、餐饮卫生、政策法规等;②招徕外来人才，如为当地引入乡村规划师、大学生村官、西部志愿者等。间接投资主要指政府对乡村旅游地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支持的投入。这些直接和间接投入将有效降低农户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时的成本和顾虑，间接促进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投资。以王坪村为例，当地政府和景区管委会主要通过直接形式参与到乡村旅游人才的建设中来，而省市级政府则更多的是通过间接形式对当地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表面上看，政府进行农村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主体投资是在提供一种准公共产品，受益方是作为投资对象的农户和当地旅游企业。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农村旅游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使农村旅游生产经营活动获得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支持，为旅游经济各方面的快速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最终政府、旅游企业和农户都将从由旅游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全面繁荣中获得极大的收益。

　　2．3旅游企业乡村旅游企业指依托乡村特色资源，从事旅游生产或服务，向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7］，其发展天生伴随着对利益的追逐。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乡村旅游企业员工已从过去的单独以当地农户为主扩大到返乡农民工、农村籍退役士兵，甚至城市下岗职工等不同群体［8］。这部分劳动力在工作过程中通过学习获得生产技能、积累工作经验、开拓发展视野等，实现了价值增值，有利于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乡村旅游企业具有企业一般特征，对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员工的知识存量、技术水平，归根结底是为了从员工人力资本的增长中获得回报。然而，资本总是流向报酬最高的地方，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人力资本具有追求价值增值的内在张力。旅游行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风险，使很多乡村旅游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容易出现激励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在职培训为核心，主要包括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发展培训。但由于存在前述激励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企业在现实中常常对完整的企业培训体系进行阉割，在培训安排中以岗前培训为主、在岗培训为辅，忽视发展培训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一背景下，旅游企业在当地旅游人力资本发展方面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享受的经济收益均未能完全实现。若不能有效消除乡村旅游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负外部性，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下去。从王坪村当地旅游企业主管对待培训的态度和企业员工接受的培训现状均印证了此类问题的存在。

　　3乡村旅游发展中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策略分析

　　就业观念和城乡差距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远远低于城市地区，直接引进高素质人才难度十分大。除了我国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排除存在部分城市劳动力向乡村旅游地转移的现象，但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劳动力仍然以当地农民和返乡农民工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针对转型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需要，采取策略对人力资本投资主体进行激励，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调整农村人力资本结构，从而促进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1完善以教育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体系，夯实人才基础基础教育对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形成至关重要，必须把提高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作为推动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来抓。当前首先要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真正在农村地区普及免费义务教育。针对我国部分乡村地区实施免费教育资金短缺的问题，可通过改革现行的财税政策，增加省级和中央财政的统筹能力，把经费向落后的乡村地区进行适当倾斜，而不是简单的通过上级财政出资、下级财政相应配套的方法来提供教育资金支持，以避免出现资金转移漏损;积极发挥政府对乡村旅游人力资本形成的间接作用，通过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减轻农户方人力资本投资的负担和顾虑;同时，政府应注重舆论引导，破除“读书无用论”等谬误，畅通教育信息渠道，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需求进行激励，为乡村旅游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3．2激活以专业为特色的人才培养群体，扩展投资主体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依然以“政府主导型”为主的情况下，各方社会力量对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的投入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众多专业性社会机构，如旅行社、行业协会、金融公司、社会培训机构等均具有成为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潜质。政府可考虑通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动社会资源以投资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形式参与到地方旅游经济发展中来，以经济利益吸引社会各方资源对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这样做不仅能科学有效地培养乡村旅游新型复合型人才，还能改善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结构，为今后农村旅游经济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3．3建立以规范为目标的从业结构体系，提升企业动力大量吸收农村本地和返乡劳动力能有效降低员工的流动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乡村旅游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负外部性。我国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升级，将成为激励旅游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压力。但目前我国对乡村旅游人才的从业结构体系认定较为模糊，农业部、旅游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各部委都有各自的培养体系和从业标准。旅游企业在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和职业发展规划时容易感到无所适从。作为乡村旅游人力建设公共产品的提供方，政府应在充分考虑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需求的前提下，整合现有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旅游人才从业结构体系，通过引入乡村旅游执业资格和从业标准，彻底规范乡村旅游产业的人员结构和层次，为旅游企业指明人力资本投资方向，提升旅游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动力。综上所述，在转型时期农村经济发展背景下，我们应构建以政府部门为引导，农民自身需求和旅游企业需求相结合，多元参与、相互合作的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主体框架，形成三位一体的开发模式，切实提高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水平，为推进农村现代服务业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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