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陕西省商洛地区商县杨峪河乡（现商洛市商州区杨峪河镇）王墹村村民龙治民与妻子共同在家中谋害48人案发，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刑事大案”，震惊中南海。为了不扩大影响，当年这桩案件不允许公开报道，直到2011年年底，由于《陕西省志·公安志》的公开出版，人们才首次看到了“杀人魔”龙治民的照片。

　　寻找失踪者

　　1983年—1985年，在商县各乡出现怪事。一些外地打工归来或者上城买东西的农民，离奇失踪。到1985年5月，向公安部门报告的失踪者就有37人之多。

　　刘湾乡叶庙村40多岁的杜长英就是其中之一。1985年5月16日，他跟哥哥一起去城里赶集给猪买豆饼。两人分手后，杜长英却再也没有回家，家人四处寻找。

　　5月27日黄昏，哥哥杜长年再一次从城里寻觅回来。路过县造纸厂时，他找到出纳员、表弟侯义亭，说了杜长英十余天未回家的事。侯神色变得严峻起来：两天前，有名男子拿一张金额1.85元卖麦草的条子来领钱，条子上的名字却是杜长英。侯问那人怎么回事，那人说杜欠他钱，把这借钱的条子给了他。

　　翌日，那人应约来兑钱时，经侯义亭辨认，领钱人是44岁的龙治民。杜长年等人随即扭住龙，要带他去派出所。僵持不下的时候，一黑脸小伙上前，说也正找这人。黑脸小伙是另一支寻人队伍的成员。1985年元月11日，上官坊乡某村副支书姜三合等人从西安做活回来，在西关车站打算回家，碰到个头矮小的龙治民。龙说他屋里有活，挖猪圈，一天五元。姜独自去后，再不见回家。其兄姜银山从胜利油田请假回家，一直寻找。5月28日，在这个吵吵嚷嚷的人堆里，姜家看见了要找的人。姜家了解到，龙治民经常出没于西关汽车站，还不时从市场上招走一些男女。两支寻人队伍把龙押往公安机关报案。

　　县公安局决定将其收审。

　　面对讯问，龙治民的供述来来回回就是：“杜长英的麦草条是我拿的，他欠我20块钱。以后他去哪儿？我咋知道。”“姓姜的是我叫的，干完活就走了。他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以后他去了哪里我咋知道。”这么一个矮小愚笨、光头赤脚的农民能干出什么事呢？民警甚至为关还是放犹豫过，最后决定：先把龙治民关起来，第二天到龙的家里看看再说。

　　没人想到，结果令人恐惧。

　　相拥的裸尸

　　5月29日早晨，两警察去往杨峪河乡王墹村。龙家窗户全堵上了土坯，昏暗得像个地窖。屋内坑坑洼洼的土质地面上，有几处好像被铲过；架在阁楼上的木梯上有些斑点，呈乌紫颜色，像血迹。龙妻闫淑霞下肢瘫痪，行为古怪。

　　龙家西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东厢更加黑暗，污浊，一进门便碰一脸蛛网和尘絮。搜查时，村治保主任说，龙的家里很臭，村里人都不肯到他家去。刑警队长王扣成则从臭味中分离出另一种臭味——他熟悉的死尸腐味。细细找寻，王扣成在东厢一个萝卜窖旁边，发现一堆散乱的麦草下有两具相拥在一起的男性裸尸。警方停止搜查，封锁现场。

　　两具尸体中，一个是杜长英，但另一个却并不是姜三合，而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小伙。警方人员在东边门扇的柴草后，又发现了一个满满的化肥袋子——里面装着一具女尸，死者年约50岁，也不是姜三合。

　　三个藏尸坑

　　龙治民原系商县仁治公社龙砭子大队人，1974年春因修建南秦水库移居杨峪河。1978年，龙与因患脑膜炎而残疾的闫淑霞结婚。村中人很少与之往来。

　　三具尸体的发现引起了轰动。商县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以及商洛地委、行署的有关领导相继赶来现场。

　　民警带上警犬，再次搜查龙家。据村民们讲，龙家门前有过一个萝卜窖，现已填平种上了白菜。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一个民兵挖了几锨以后，挖出一些苞谷叶。薄薄的土层下，是一层苞谷秆。揭谷秆，竟然有八九具尸体，是以码柴禾的码法，头足彼此交错倒置，整齐而紧凑，但从边际可见：下面至少还有一层。在场者都被这噩梦般的场景吓住了。现场勘察指挥人员发出指令：暂停勘察，立即上报省厅！

　　一个排的武警荷枪实弹，封锁了埋尸现场，另有一连在城内随时待命，军分区独立连亦处于戒备状态。陕西省公安厅张景贤副厅长和一班刑侦干部次日抵达后，挖掘工作重新开始。起尸，照相录像，编号登记，解剖……黄昏时，从这埋尸时间最晚的“3号坑”掘出的尸体，升至20具。到5月31日上午11点，“3号坑”清理完毕，整整33具尸体。经继续勘探，“2号坑”又被发现了。“2号坑”在东侧猪圈内，掘出8具尸骸，放置方式与“3号坑”如出一辙，但遇害时间更早。6月5日，在龙家厕所东墙下50厘米处，又发现一堆已完全骨化的尸骸。经过整理鉴定，计为4具。是为“1号坑”。

　　案惊中南海

　　此“5·28案件”被商洛地委、商洛地区行署急速上报。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案，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强烈震惊。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等先后作出批示，要求省、地、县对这一骇人听闻的特大凶案查个水落石出。由陈丕显和公安部副部长俞雷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进驻商县。

　　一个中央、省、地、县、乡各级领导和各级公安部门参与的侦破组织迅速成立。核心领导小组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景贤挂帅。在地委书记白玉杰的建议下，又成立了群众破案小组。

　　侦破此案成为商洛地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罪犯杀人动机是什么？手段和作案工具是什么？被害者都是什么人？这么多人被害为何无反抗者？有无同案犯？屋内三具尸体为什么不掩埋……一个个问题摆在了侦办者面前。

　　王墹村被包围封锁起来，通往村外的各路口都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察，警方向村民宣布政策，欢迎检举和自首。侦破领导小组花了很长时间查清龙治民除了其妻，并无别的帮凶。

　　一共杀了48个人

　　龙治民夫妇是怎样杀人的呢？根据后来查清的事实，1983年3月始，龙游荡于商县汽车站、广场、东西城门口等处，以帮介绍对象、高价雇人做工、免费住店等为名，先后将游散他乡、外出干活的人员和痴呆傻哑者共48人（男31，女17）诱骗至家中，先令其为他干活，待夜晚入睡后，部分由其妻照明，龙用镢头猛击头部，个别未气绝者用锥刀刺其胸部或颈部而亡。并同妻脱掉遇害者衣服，搜寻财物，连死者的长发也剪掉，藏于床下。尸体于深夜无人之际掩埋在院内挖好的土坑里。

　　仅在1985年，龙治民就疯狂杀死了36人。龙在杀害的48人衣兜内共搜得人民币570余元，手表6只，死者的全部衣物也被掠夺。

　　给龙家挖出“3号坑”的梁铺乡刘河村村民刘庆娃，属于“幸运儿”。“挖窖之前，龙治民用石灰打了线，并叮嘱我千万不要超过灰线。”刘庆娃说，他在东边往下挖时碰到了一块大石头，抠出石头，不得不把灰线往外移了一段，结果挖出了一块骨头。他看着像人骨，就喊：“老龙，这地里咋还埋着人哩！”龙治民说：“那是老坟吧。”第二天刘被打发回去了。“想想真怕，当时我要是再多问几句，龙治民还能让我回去？”刘庆娃说。

　　他为什么杀人

　　龙治民为何要杀这么多人？

　　这也是当初令侦查机关颇为费解的问题之一：龙持续杀人时间之久，绝非一个有着正常心智的人所能承受的。用48条性命仅换得570余元钱，匪夷所思。

　　能与日渐腐烂的尸体共处一室，深夜孤独一人把一具具尸体搬出，然后有条不紊地排码得整齐，更不可思议。

　　侦查机关从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北政法学院请来有关专家，对龙进行了一次精神病学测试。经一天时间的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测量及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调查，专家认为：一、龙治民无任何精神病症状；二、在人类智能中属聪明人。

　　专家与龙还进行了一番有关案情的对话。

　　问：你为什么把被害者的衣服剥了？

　　答：人死了还穿啥衣服哩。

　　问：为什么要把衣服洗了？

　　答：洗干净了穿起来没气味。

　　问：为什么把死者头发剪了？

　　答：我听人说过，人死了啥都化，就头发化不了。如果连头发一起埋了，将来你们能从头发里检查出来都是谁。再说攒多了卖钱哩。

　　问：你为什么把尸体码得那么整齐？

　　答：不占地方么。

　　问：你和死人住在一幢房子哩，就不怕吗？

　　答：怕啥哩，死人也是人嘛。

　　医学专家认为，明显可见龙的杀人是有其实际目的的，一是谋取财物；二是获取劳力；三是满足性要求。到了后期演化为杀人成瘾，从杀戮中获取。

　　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年均发生凶杀案405起，比解放初至70年代猛增87.5%；1995年至2003年，年均杀人案件778起，比此前再猛增92.2%。犯罪分子心狠手辣，动辄一次杀死、杀伤多人，杀人碎尸、焚尸。作案动机多为报复、图财、。龙治民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1985年8月30日，陕西省检察院商洛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将龙治民夫妇提起公诉。9月20日，商洛地区中级法院判处二人极刑。二人提出上诉，陕西省高院来人提审后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9月27日，龙、闫二犯被处决。

　　“龙案”的尾声

　　商洛当地严控龙治民特大杀人案的信息外泄，并杜绝记者采访此案新闻。

　　纵然在27年后，记者试图到商洛中院调看案卷存档资料，也被当即回绝，负责媒体联络的研究室负责人坚称此案“不能报道”。陕西省公安厅一些曾参与该案侦破的民警也不愿深谈此案。

　　不过，饶是如此严控，附近地区还是谈之色变。龙案发生后，商县农民外出打工无人接收，干部出差没法吃饭、住宿。“仿佛一夜之间，商县人都成了活阎王”。

　　记者来到王墹村时，见到发生血案的那幢瓦顶土屋还在原处。

　　这个与商州汽车站相隔仅5公里的村子居住集中，通往西南各镇乡的公路从村前经过。而龙治民家与公路相距仅四五十米。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在人眼皮底下的地方，会发生48宗命案，却无人察觉。

　　龙夫妇有个1979年出生的女儿，现已33岁，在外婆家带大。由于受父母影响，在学校被孩子们羞辱，龙的女儿没读成书，早已改名换姓，远嫁至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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