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论文篇1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农业的脆弱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增长曲线始终处于强幅波动之中。由于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减产。前年全国粮食总产仅4亿3千万吨，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去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总产达到4亿6千9百多万吨，但能否巩固住这一趋势还很难说。中国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由于人口众多和交通不便的缘故，靠国际市场调节是没有保证的。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基本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总量概念，而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这种状况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某种优质品种在种植初期可能会卖个好价钱，但一旦大面积推广，价格立即一落千丈。优质生猪、棉花、反季节蔬菜、瓜果等都没能逃此厄运。这种由个体理性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战。这种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权分散到全国2亿多农户，过于精细而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人口增减流动和耕地数量的变化，承包权长期不变与调整承包面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声称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长期不变”，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正在动摇着承包制的基础。其未来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做出一个明晰的判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放弃或失去土地的农户能否有一个新的谋生出路。如果没有这种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终走不通，那么，他们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会始终存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能否正确处置，关乎中国农业未来的兴衰大计。

　　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2001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6．8％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将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的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从而产生大量“流民”，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造成中国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主要是：

　　1．税负。沉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十多年前农民自己早就作了形象生动而又准确的概括。据有关方面调查，税改前的农业税全国平均只占耕地产量的2.5%，很轻；三提五统费总额是农业税的三倍，较重；而在规定的税费之外，所谓的社会负担、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等“三乱”收费的金额比税费总额还要多，而且没有什么约束，随意性很大，确是无底洞。

　　2．债务。巨额的债务负担是悬在农民头上的又一利剑。乡村巨大的债务负担，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都转嫁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3．无组织。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也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

　　中国农村近乎于天文数字的劳动力供给，是造成农民收入增幅缓慢的人口前提。不减少农民，不减少农村人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来。

　　农民的卑微

　　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是没有“工作”。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组织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素质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变为非农户或城镇户，如没有特殊理由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虽然有所松动，管制不再那么严格了，但农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情。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列项时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似乎这部分钱是国家和“工人老大哥”从外部施舍给农民的，农民从来就积累不了资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

　　到头来，农民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实在太荒唐。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但是他们极能忍耐。对他们的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很少明显表现出来。在以往大搞政治运动的年代里，许多农民吃不饱饭，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但还虔诚地“学大寨”、“割尾巴”、“搞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所增强，自主精神开始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

　　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目前在中国大陆，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甚至唯一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务都通过家庭来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党团组织、民兵组织、妇代会、治保会等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村民委员会又极不健全，致使农村社会走向失调状态，许多早已消失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重现。

　　长期以来，对农民问题的观察，有相当数量的观察主体是从城市利益偏好出发并以其为判断标准的。多年来，我们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种循环，当农业衰退，农产品供应不足，威胁到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时，农业才被又一次重视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才体谅到农民的苦衷，又是“休养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把农民丢在一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直至农民不堪负担，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急剧减产为止。前几年，有些城市推出了所谓“腾笼换鸟”的就业政策，撵走农民工，腾出位置让城市下岗职工就业，其歧视性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解决“三农”问题的四点政策建议

　　1、牢固树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分割的发展观，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树立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观念，把城市和工业的振兴，把农村、农业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加以通盘考虑。要消除城乡间生产要素难以有效流动的障碍，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2、实现我国农村三大战略转型

　　确定中国今后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能仅仅满足于表层的物质需求，而要着眼于解决更带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战略目标应是实现以下三大战略转型：

　　一是农业产业的战略转型。中国农业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这种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

　　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面对着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而应该成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有内在动力的生产者自主行为。

　　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去完成，发挥分工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二是农村社会的战略转型。一家一户的细小规模经营，贫弱的经济和不便的交通，阻碍着农村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改变这些不利条件的根本路径是城乡互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非农产业人口，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口，从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把农村演变到现代社会形态中来。

　　三是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政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反复加以强调和“狠抓”的是“农业”、“粮食”等对象，至于作为其主体的人——农民的状况如何，则漠不关心，甚至屡加伤害。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不能仅靠道义诉求，需要有实际措施和步骤。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用品使用、民主参与等诸多领域，完全可以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在解放农民的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3、推行以农民参与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

　　推行以消化农民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必须改变策略，把以城市利益为导向的工业化路线改为城乡联动、有大量农民参与的工业化路线。在法律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制下，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既可以在乡村办，也可以到城市办，取消各种歧视性的准入限制。在用工政策上，鼓励农民到工业部门就业，既可以离土不离乡，也可以离土又离乡，最终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

　　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仍有很多比较优势。用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无节制挤压和替代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是不明智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给城市就业造成困难，也堵死了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部门的通道。在工业化技术档次的选择上，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梯次结构。

　　4、推行以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战略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要经历一些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他们首先作为外来人口流动于乡村和城市之间，再进而以边缘群体的形式较稳定地聚居在城市非主要区域，直到最后完全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这一演进过程是实施非农化和城市化战略的必经之路。不能因为边缘人口增加城市压力、破坏环境、犯罪率上升、形成贫民窟等负面影响的存在而人为地阻止这一进程。只能采取积极措施，兴利除弊，尽量减轻这种国内移民所带来的阵痛，帮助边缘人群尽快融入主流社会。

　　三农论文篇2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之谓也。这一称谓今天已经纳入了官方话语之中,被广泛使用。从近况看,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领导人言之凿凿把它视为重中之重,为政之首:媒体则把它作为重大题材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在年初的“两会”上,三农问题甚至成了代表们最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提案的数量在所有的提案中遥遥领先;由此也足见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那幺,什幺是三农问题的真实情形呢?笔者在调查中,曾听农民说“我爷爷流血,我爸爸流汗,到了我自己则是流泪”。这句话换成可被接受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中国农民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血,为国家工业化流汗,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则因贫穷和不公正的遭遇而流泪。而他们流泪是发生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城市生活日新月异的情况底下,因而就格外痛苦,比流血和流汗的遭遇更惨。这也许就是三农问题形象的概括。

　　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则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2002),观之大多数农村,大抵没有错。从收入这项核心指标看,过去几年农民收入一直处于十分低迷的状态,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不少地方的农村经济已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充满活力和生机。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253元,而且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所属32个市县的2万多个农村家庭的调查(郭建军,2001),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占了54.2%,这部分人是21世纪中国的贫下中农;调查还显示,1%的最高收入农户拥有的全部收入是20%最低收入农户全部收入的1.7倍。

　　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显着扩大。2002年二者的差距已经超过3:1。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的统计数据有一定的水分,而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单位发放的实物收入等,那幺,差距将会更大。世界银行(1998)在一份报告中认为这部分福利应达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左右。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进行调整,真实的差距接近6:1。这一差距,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见的。在同一报告中世界银行还指出,“36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中国的情况已经远远超出这一比例。

　　从资源分配的具体情况看,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随处可见,且日趋严重。比如,1998年以来,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国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用于农业(不包括林业、水利)的份额很低。1998一2001年,中央安排国债资金5100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为56亿元,占1.1%,仅能满足同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10%左右(农业部,2002)。

　　在社会发展方面,城乡在获得资源方面更为不平等,农村的落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在农村医疗方面,中国曾经有成功的合作医疗体系,然而当亚洲一些国家还在效仿中国合作医疗制度的时候,合作医疗却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村解体了,解体的后果是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和地方病、传染病在一些地方的再度流行。陈锡文(2003)指出,因病去世的农民很少死在医院里,而在城里则很少死在家里;农村妇女很少在医院生孩子,而城里人基本上没有在家里生孩子的。现在城市的新居一般都要双卫(两个卫生间),而农村的厕所简直肮脏不堪。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188位。据卫生部基层卫生和妇幼保健司的有关资料,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87%的农民是完全自费医疗。仅就2000年5岁前儿童死亡前治疗情况为例,农村56.6%的孩子是死在家里,而城市91.3%的孩子是死在医院里(张晓山,2003)。

　　在教育方面,城乡教育资源的分享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发生了错位,农村教育附加和教育集资显着加大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成本和农民负担(李成贵、李人庆,2003;杜育红,2000)。自198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征收基准原则上为农民纯收入的1.5%~2.0%)以来,征收金额是逐年增加的,1998年达到165亿元,而在1985—1999年的15年间,其总额超过了1100亿元。现在,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农民开支中仅次于生活费的第二大项,全国平均而言,每个小学生一年的各种费用在500元左右,初中生则在1000元左右,这对于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元的农民家庭而言,无疑是很难承受的。如同电影《凤凰琴》、《一个都不能少》所表现的那样,农村教育条件非常落后,与城市别若天壤。基础教育是一个社会文明存在、延续和进步的基础,然而“义务教育”对于许多农民和农家子女来说,成了难以享受的“奢侈品”,这对于一个民族的未来命运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威胁。

　　简要地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基本是工业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工业化,城市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广大农民却没有平等地分享这“共同事业”的成果。

　　二、结构—功能：二元结构导致三农困境

　　那幺,为什幺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了深入理解这个问题,在分析中国的情况之前,我们有必要进行理论和国际经验的考察。

　　根据已有理论,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各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权力和影响是不平等的,有些利益集团处于明显的优势,他们的行动对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而另外的利益集团可能在政治机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和无足轻重。这意味着,不同的人群或阶层的政治影响是以不同的权重进入执政者效用函数的。因此,执政者在政策决策时,要综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但首先要考虑某些强势集团的要求和支持。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可能对某些群体有着特殊的依赖。正如舒尔茨(1988)所指出的那样,“处在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社会学家布劳(1964)也有类似的看法,“政府权威依靠它作为合法权威受到的承认以及国民的主要群体对它的支持,就是说受到参与政治生活的并对公共事务关心的那些人的多数支持,而不必是所有居民的支持。”这说明,政府决策首先是要满足这些强势集团的要求,以换取政治支持,否则就会造成政治收益的巨大损失,甚至像亨廷顿(1968)所说的那样“陷入政治的泥坑”。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尽管所有的官方意识形态都包含有这样的命题:现行的政策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但作为一种权威性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的政策,还是倾向了那些能够更为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的群体。正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到的那样,“国家的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摩尔(1966)分析了中国国民党政权,认为“国民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乡绅后裔、城市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利益混合体”。简言之,政策不是决策人为了所谓的“全民利益”而设计出来的,而是各个利益集团竞争的结果。

　　从农民利益角度看,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农民人数的比重已有很大下降,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也只占很小的份额,但农民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决定农业政策方面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农民组织给政府决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有一个典型事例,很能说明问题。1965年,戴高乐就是由于缺少农民的支持而在首轮选举中未获得半数选票的(44.6%),因为他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市场,这使盼望扩大自己出口量的法国农民失望了,并且在共同市场的马拉松式的谈判过程中,掀起了暴力示威活动(阿尔蒙德等,1978)。时隔30年,法国的情况给我们以更深刻的印象。报载,1995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夕,候选人之一巴拉迪尔总理前往北部里尔地区游说拉票,当地农民却以强烈的抗议迎接他,农民们不满意农产品收购价过低,在当地政府办公厅前焚烧车轮等物以示抗议。“这样他在4月23日法国大选首轮投票中名落孙山,也就不十分意外了。”(1)我们似乎可以说,统治者面对农民团体的压力,逆之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顺之者则会获得好处。农民是政治天平上有分量的砝码。在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情况莫不如此。比如,美国的三大农民团体:农民协会、农民联盟、农场局所代表的农民政治势力,对政府决策显示了强大的影响力。再如,在日本,自本世纪初就开始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在长达近百年的时期内,农业政策的保护性质几乎没有什幺改变,其主要农产品特别是大米的价格远远高过了国际市场价格,这使得消费者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究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农民团体具有较强的利益表达能力,在政治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目前日本农业人口不足全国总人口的5%,但控制着全国25%的选票,并且有自己的得力的团体——农协,从而迫使政府决策去顾及农民的要求,对农业保护政策欲罢不能,并使得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潮流中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农业政策的集团竞争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农民的要求并不是孤鸿哀鸣,农民以外的压力集团在政府决策中可能起着更大的作用。比如美国农业中的各种行业协会一般都有自己的院外游说集团(Lobby,也称“第三院”)。说客们频频出入于国会两院,进行疏通、收买或胁迫活动,以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

　　因此,在发达国家中,尽管政府援助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意味着损失一定的效率,但必须如此。否则将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统治者不可能无视这种要求解决困难产生的压力。其结果是,这些国家普遍实行了农业支持政策,如对农产品给予价格支持,对主要农产品的进口进行限制,出口给予补贴,等等。这里,也可以理解为政府是应农业集团的邀请而对农业实行保护的。美国的情况最为典型。长期以来,美国的农业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农业政策体系,但它的中心目标并没有变,即通过农产品计划和价格支持来保障农民的收入。比如2002年5月美国颁布的新农业法,以为农场主“提供可靠的收入安全网”为主要目标,在农产品补贴、资源保护、农产品贸易促进、农业信贷、食品营养、农村发展、科研和技术推广、林业发展、能源发展、作物保险和灾害救助等方面,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措施。据美国农业部测算,新农业法,今后10年(2002—2011)政府补贴农业的资金为1900亿美元,比1996年农业法增加约830亿美元。

　　而在中国,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政策安排整体性地不利于农民,农民处于被持续地歧视之中,而且这种歧视越来越严重。恩格斯曾指出,“革命胜利以后,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退居次要的位置”;中国革命胜利后,农民正是经历了这样的遭遇。一样的是,中国的改革取得初步成功后,农民的利益再次被日侵月蚀。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因工业化中期的到来而做出政策安排上的适应性变化和调整,而是保持和放大了工业化初期特定条件下的政策扭曲,持续向工业和城市偏斜。这种变化是对改革以前经济社会二元格局的“巩固”,而不是“改革”。(2)正如费正清(1979)所说,改革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导致“现在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制,而非特权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则相应地得到改善。”亨廷顿(1968)也说,这种变化“意味着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进一步平等,意味着人民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更为广泛的参与。向着相反方向的变化,称之为‘巩固’则更为恰当。”这种情况使人不由想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评论,他曾针对荒谬东西的现实性指出,“可怕的不是历史是怎样的,而是历史是这样的”。那幺,三农问题为什幺是这样的呢?

　　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思路,答案其实很明确:三农困境原因在于二元结构。在于当改革给人民带来公共选择的可能,即出现对利益集团压力做出反应的政治环境后,来自不同阶层和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过去在集权体制下形成的潜在的城乡利益集团的能力反差,现在转化为在影响政策方面的现实差别。原集权体制赋予城市居民的特权以及农民的弱势地位,为城乡资源分配以及农业政策制定提供了初始制约条件,并在路径依赖上锁定了资源分配方案和政策变化内容的性质。在二元结构中,城乡居民对政策安排的约束权数相差十分悬殊,市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强度都远胜于农民,他们凭着政治压力上的优势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而农民作为弱势集团则无力阻止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政策出台,无法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上的城市倾斜政策,这就使失衡的二元结构不仅难以打破,反而益加倾斜,城乡关系的变化越来越不利于农民。

　　针对这种情况,盛洪(2003)研究指出,中国的选举法实际上规定,“农民选举1个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城里人的4倍,也就是4个农民的权利相当于1个城里人的权利。这是农民成为政治上弱势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这样的规定,在权利上,在政治上,8亿农民就变成了2亿农民。他们就很难和5亿城镇居民抗衡这种规定在法理上和在道德上显然存在问题。”他还说,“从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史及其经济后果来看,缺少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平衡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对于制度和政策,如果农民能够直接发出与他们的人口比例相称的声音,我们就无需等待一个检验政策的周期来承担政策错误的所有后果,而是直接将损害农民的政策排除在外。”孙立平(2003)也指出,“90年代以来,改革的动力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革更多地反映了强势群体的主张”,“从目前情况看,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已经基本形成。”这些论述都说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政治不平等是导致三农困境的核心原因。

　　三、改变现状：把农民组织起来

　　三农问题显然已经无法通过三农内部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加以解决,而必须在改革和完善三农体系内的政策的同时,通过一系列宏观层面上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综合改革和政策调整,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改变“工业化国家+农民社会”的现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一届政府也把城乡协调发展作为基本的施政纲领。

　　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和说法,概括地说基本思路就是要“多予、少取、放活”,也就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和保障农民权益。关于“多予”,重要的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农村提供更多公共品,实行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陈锡文(2003)指出,“最重要的是完善财政体制、完善公共财政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政府不仅要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还要重点支持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后者比前者更为迫切。农业部(2002)组织的一项大型研究阐述了对加大国内农业支持的政策要求,该研究报告把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的建立放在WTO的背景之下,提出要“加大绿箱政策支持力度”,“用足黄箱政策”,并提出了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的建议。林毅夫(1999)则提出增加政府对农村投入,开展“新农村运动”的倡议。关于“少取”,主要是要完善农村税费改革,但秦晖(2001)通过历史研究,指出现行的费改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反而容易陷入“黄宗羲定律”的陷阱。秦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要在政治改革上做文章,要改革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力,从源头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关于“放活”,某种程度上是与“少取”联系在一起的,除了搞好村民自治和基层政权改革外,重要的就是要为城乡间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动,创造平等的环境。

　　然而,在我看来,“多予,少取,放活”以及其它利农政策都不能指望政府“善政养民”式的主动赐予,而是靠农民自己有组织地去争取。其实,早在1994年江泽民就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单纯靠市场调节,工业和农业发展速度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将会日益拉大。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会失去支撑,而且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会更加突出,还可引发出一些新的矛盾问题。”但为什幺最高领导人的认识没有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三农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呢?关键就是因为农民没有组织的力量,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声音。道理其实很简单,从认识到行动,需要有一种力量来推动,如果没有这种力量,遇到的反而是阻力,那幺,认识就很难转化为行动。

　　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回应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组织化问题,改变其弱势群体的地位,提高其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的能力和利益表达的能力。我们已经提到,中国农民相互分离,处于散漫的无组织状态,这是其人数众多但政治资源甚少并且对政府决策约束权数甚小的根源性原因。因此,广大农民必须联合起来,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并通过有计划的集体行为提出一致要求;必须有农民组织作为利益独立化的团体,不断增进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形成一支有影响的社会力量,为其成员谋求利益和保护而进行有效的活动,即要实现农民由政治体系的顺从者向参与者的角色转换。农民不应是分散的政治意识淡漠的弱势小农和二等公民,而是组织起来的可以平等竞争的政治公民。只有如此,才能强化利益表达能力,优化政策过程机制,才能改变持续向城市偏斜的政策,争取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正如孟德拉斯(1975)指出的那样:“怎样才能在国家中得到公正的地位呢?首先是团结起来。”

　　笔者认为,农民对政治的参与至少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第一步从看不见到出现,把农民从局外拉入到政治体系中,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旁观者,而是庞大的政治机器中的有效部件;第二步从出现到给意见,农民开始对政策带来的损益和如何改变自己的处境发表意见,形成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第三步从给意见到有主见,农民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对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有理性的认识和独立的见解;第四步从有主见到集体行动,即以共同的利益为纽带,提出一致要求,以集体行动方式参与到利益集团的竞争中,给政府决策施加政治压力。这个变化过程,关键是要把农民组织和团结起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对农民的政治冷漠态度评价说,“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农民参与组织不仅使自己更多地接触到他人所做的动员努力,而且也能成为促进政治参与态度的主要来源,有助于克服他们在形成政策过程倾向中的抑制性影响,并能提高其自信心,使其不再消极地认为通过正常途径进行利益表达是一种希望渺茫的过程,并最终形成利益集团,产生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1979年,联合国及有关组织联合在罗马召开了“世界农村改革和发展大会”,通过了号称为《农民宪章》的宣言号召:“鼓励农民组织起来,以便通过其亲身的参与,开展自救活动。”在中国,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这样的说法,其实由来已久。杜润生先生说:“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曾给邓小平同志建议过恢复农民协会。邓小平同志说,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肖瑞、李利明,2002)。前总理朱镕基1999年在出访美国期间也曾表示,要考虑成立农民协会。遗憾的是,这些说法都没有下文,不了了之了。而在今天,解决三农问题面临历史性选择,成立“农会”的问题已经成了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必须进入决策者的“议事日程”。

　　笔者认为,农民协会应该是全国农民的政治性组织,在宪法的框架下,该组织的权力得到法律的保护,并在政府的支持下实现其自身的合法化。从组织结构看,全国农民的联合组织是一个包括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阶梯结构,在各个层次上,又是一种包含各种亚组织或专项组织的横向网络结构。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央和地方首先应支持农民在基层成立联合自助组织,这不仅是建立全国性农民组织的基础,而且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经济意义,它可以有效地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和适应问题,是农民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进入市场,有序地参与商品和要素流通,合理分享市场利益必不可少的组织保证。没有这一类的组织,就谈不上农民平等有序地进入市场;同时,没有基层组织的良好发育和厚实的基础,也就无法建立全国性的农民政治组织。现在要做的是,在继续发育这类组织的同时,赋予它们政治活动的空间,赋予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自由,把它们以适当的方式改造组合成政治性的基层农民协会,并逐步成立全国性的农民协会。

　　三农论文篇3

　　1.1农民缺乏气象科学知识

　　就目前而言，三农气象宣传教育缺位，气象主管单位因管理、人力、财力关系没有将气象科学知识及时添加到农民培训内容中，也缺乏相关深入农村的气象宣传教育工作，导致农民欠缺气象科学知识，懂得气象科学知识的人严重欠缺。此外，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人通常会选择外出打工或经商，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也选择迁居到大城市中，因此，无法在气象服务信息中提出更多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严重降低了气象信息在农村中发挥的作用。

　　1.2农业气象服务针对性弱

　　农业气象服务针对性弱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绝大部分气象单位只单纯提供粮食生产服务，但没更深入地提供经济作物、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林业、畜牧业和农副产品行业等项目的服务；各级气象部门对当地农业生产情况不了解，导致在为地方政府和农民提供气象服务时，未能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措施，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农民关注的焦点是天气预报，尤其是农业年景预报、农事关键期，以及各种气象灾害事件的天气预报；农业气象未能提供一个能够推广良好技术及某一地区的农业种植布局的专业指导。

　　1.3气象服务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

　　现代农民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短信、网络等方式获得气象服务信息，但我国目前的农村经济水平还较低，无法完全普及网络、有线电视，造成农民获取气象服务信息的渠道不通畅，且气象信息的及时性也无法保障。这样导致了农民未能获取及时性的气象信息，一旦遇到突发性、危害性大的气象灾害，气象信息不能及时传输到每个农户，给农户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2三农气象服务存在问题的改善对策

　　2.1强化气象工作为农民服务的意识

　　由于气象与农业、农村、农民联系紧密，虽无法为三农直接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气象在生产中却是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为提高三农气象服务工作质量，就要强化气象工作者“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意识，开发适用于农村使用的气象产品。因此，气象部门要观测农业气象、重大病虫害气象、生态气象、大气成分等情况，为现代农业气象服务研究提供有效的监测数据。此外，还要积极更多符合“三农”气象服务需求种、养业各个环节的气象保障预报服务、新品种引种的气候论证、特色农业发展的农业气候区划、农业气象灾害预警等产品。

　　2.2拓宽气象信息渠道

　　气象信息传输不顺畅，会对农业、农村、农民带来不可估计的损失。为拓宽气象信息渠道，当地广播电视部门应积极建立重要灾害天气信息绿色通道，保证气象信息可在第一时间传达到农村，及时指导农业生产及防御和减轻农村气象灾害的影响。同时，强化各种气象灾害预报预警方式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广播、电视、简报、电话和手机短信等让农民快速获取气象信息，且让农民可以清楚掌握最基本的气象信息传输技能，更好地利用气象服务，帮助其在遇到气象灾害事件时可立即做出相关应急措施。

　　2.3强化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和预警

　　由于气象服务工作质量会对现代农业经济造成直接影响，因此，要充分利用气象服务中的基础性、预测性和警示性功效，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相关气象单位部门要积极建设综合气象观测系统，确保在小范围内为农业经济提供准确性高的气象预警和监测服务，利用天气雷达、自动气象雨量站、闪电定位仪等多样化的现代气象探测方法对灾害性天气进行准确的预报，促进农业经济不断发展，有效规避灾害性天气带来的风险，保障农户经济效益。

　　2.4加强气象服务的针对性

　　相关气象部门应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关气象服务，与农户进行积极的沟通交流，了解农民的心理状态，充分了解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细心、耐心解答农民对气象服务的不解和疑惑。通过气象资料收集和普及，更有针对性和高效率地为农民提供更多优质的气象服务。对于某些让农民因气象情况造成的经济损失担心与焦虑，气象部门应当指导农民获得灾害天气的预警和预防技巧，及时做好相应防护措施，避免经济损失。

　　3结束语

　　总而言之，必须坚持“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的发展方向，树立良好的“以人为本，无微不至，无所不在”气象服务理念，全面安排部署新农村气象服务工作，从根本上提高新农村气象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全面实现农村奔小康作出重大贡献。

　　三农论文篇4

　　“三农”工作需抓大顾小

　　方法问题制约“三农”工作

　　一些地方在抓“三农”工作中，只顾埋头苦干，不注意方式方法，结果往往是浪费了资源，空耗了精力。有两种错误的方法值得警惕。

　　其一，抓整体不注重具体，缺乏操作性。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力求“高”。目标高远，不顾本地区情况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不顾市情、县情盲目照搬照套外地经验；二是力求“大”。习惯于“运动式”地抓“三农”，一项工作全民参与、轰轰烈烈，表面上每个部门都在抓，但实际上职责并不明确，没有抓总牵头部门，没有细化目标和验收标准，工作往往流于形式；三是力求“全”。工作部署面面俱到，既没有重点也体现不出亮点。这些都是当前基层“三农”工作方法上存在较为普遍的问题。这使一些地方“三农”工作的举措仅仅停在口头上，写在文件里，无法落实到行动上，不仅浪费了资源，也空耗了精力。

　　其二，抓一点不计其余，缺乏统筹性。一是部门缺乏协作性。不仅农口的农林水牧渔等部门工作上互动少，而且农口之外的部门在涉农工作上也缺乏与农口部门的互动，以至于“你敲你的锣”、“我唱我的戏”，造成工作互不协调、各不配合。二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三项工作之间缺乏互动。在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时，缺少系统的思维和联系的观点，结果往往是解决一个老问题，而产生一个或多个新问题。比如各地在成功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农村田地无人耕种、土地难以流转、留守儿童健康和教育问题突出等诸多新难题。三是“三农”与工业化的矛盾问题。许多地方把财力、人力、注意力都放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上，不仅市县讲工业化，连乡镇这样的农村基层政府也在埋头搞工业化。四是城镇化带来的“留守”问题。农村中的“精英”大量涌向城市、集镇，留守的都是所谓的“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抓“三农”工作需要辩证法

　　克服形而上学的最好办法，就是辩证系统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善于运用辩证的思维、系统的观点来把握“三农”工作。

　　“三农”工作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坚持整体抓也要坚持分开抓。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体。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整体，去谋划、去推动，才能真正抓住“三农”工作的主动权。作为一个整体的“三农”，并不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简单叠加，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互之间各有特性。不仅彼此的工作重点、工作对象不同，而且工作规律也不一样。抓农业不等于抓了农村，抓农村不等于抓了农民。如果我们在工作中片面地侧重某一个方面，就会像盲人摸象一样，整个工作视野停留在小圈子里，造成局限性、孤立性。

　　“三农”工作的联系性和多样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注重内涵又要顾及外延。农业是农民从事的主要事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开展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农村是农民工作生活的家园，是农业生产的土壤，它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环境和条件；农民是农村、农业的主体，是农村的建设者、农业的生产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单个个体事物而存在，同时又独自对外发生复杂多样的联系。抓“农民”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农村和农业，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跳出固有思维，可以把农民转化为职工、商人、经纪人、市民；抓“农村”问题，决不仅仅是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问题，还有一系列诸如农村环境整治、村镇建设、乡村组织建设等问题。

　　“三农”工作的系统性和联动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各司其职。“三农”工作部门的区别，仅仅在于业务主管部门、工作牵头部门、相关涉农部门，各部门在“三农”工作中都有各自的职责，缺一不可。例如，组织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如何配备好乡（镇）和村委领导班子、发挥乡镇党委政府的效能、调动村级组织的积极性等，都是重要课题。农工部作为“三农”工作的主管部门，不仅要制定本区域“三农”工作发展规划，还要协助党委、政府做好“三农”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尤其是要协调、统筹涉农部门的工作，工作量大，责任重。因此，在“三农”工作中，各部门都要调动起来，形成相互支持、共同参与的工作局面。流通行业要负责带动农产品销售，科技部门要负责科技推广，教育部门要注重提高农民工素质等等。

　　在实际工作中抓大也要顾小

　　抓大，主要是抓“三农”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比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政策，比如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政策，比如“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以及“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反哺农业、回报农民”的投入政策。

　　抓大，重在抓部门、工作和上下的协调。比如农业建设，需要农口的农业、林业、水利、水产、畜牧等部门的协调，需要农口内扶贫、移民、综合开发、农垦、土地等部门的配合，需要财政、发改委、工商、物价等综合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比如农村建设，需要协调规划、建设、土管等部门，农村社会事业建设，需要协调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总之，抓大，就是要抓重点工作，抓关键环节，抓各级干部，抓工作典型。

　　顾小就是要细化和分解各方面的工作，比如农业建设方面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常规农业与特色农业、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等，还要抓防火防汛防虫，要抓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

　　顾小就是要抓群众工作，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既要抓在村的人口和劳力，也要抓外出务工的，既要为群众解决发展经济方面的难点，也要为群众生活上的困难分忧，包括子女上学、农民看病、打官司等问题。

　　顾小就是抓落实。要制定完成工作任务的具体措施，落实到人，分头去抓，开始要部署，中间要检查，最后要验收，一环扣一环，推进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三农论文篇5

　　一、实践与问题：制约农林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机制分析

　　（一）农林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的实践探索

　　“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始终是农林高校追求的目标，近年来，农林高校牢固树立“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办学理念，深化农林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坚持农科教结合，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伟大事业，为服务“三农”和新农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扩大规模提升层次，多途径为农输送、培训人才

　　自1999年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大，高等农林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林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得到进一步提升，逐步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龙头，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体，专科教育为补充的比较协调发展的格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农林高校积极采取措施，多种途径为农村基层输送人才，主要有“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选调生”、“三支一扶计划”、“农村教育硕士”、“大学生村官”、“大学生服务村居计划”等项目，通过考研加分、设立奖学金、补贴或代偿助学贷款等方式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服务三农。此外，农林高校和地方政府共同实施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以定向招生、政府或学校代缴学费、毕业回村的方式，培养农村管理和致富带头人。

　　2003年，河北农业大学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了“一村一名大学”工程，结合普通高等教育和新型农民培训，突破传统高等教育框架尝试建立了面向农村的人才培养、输入模式，为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农业高等院校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思路，引起了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加强学科建设，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近年来，农林高校不断加强学科内涵建设，学科整体实力得到显著提高，吸引、汇聚和培育了大批农业领域高层次创新人才和急需人才，科学研究能力显著提升，为“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全国共有涉农国家一级重点学科26个，二级重点学科60个，涉农博士学位点559个，涉农硕士点1417个（数字统计来源：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公布的数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体系。在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的同时，农林高校日益成为引领农业科技创新和新产品研发的一支主要力量。

　　3．致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区域农业发展

　　从服务“三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出发，农林高校积极参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采取校企合作、校地联盟以及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心）等多种形式，送科技下乡，服务区域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发展，探索出了“太行山道路”、“专家大院”、“科技大篷车”等多个服务模式。据调查，“十一五”期间全国独立设置的38所农林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达1000多亿元，产生社会效益5000多亿元。

　　如河北农业大学通过粮食丰产科技工程，集合作物栽培、植物保护、土壤肥料、水利、农机、经管、食品等多个学科，集成了100多项技术成果，创立了河北粮食生产样板区，辐射66．7多万hm2，创造出每公顷出产小麦9700．5kg、夏玉米11154kg、两熟总产19500kg及种植节水一半的集成创新技术体系，累计增产28．7亿kg，累计节水33亿m3，增加经济效益64亿元，为河北粮食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系列技术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1项，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并且河北农业大学联合多家单位开展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研究入选2008年度中国高校产学研合作十大优秀案例。

　　4．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创新农业科技培训和推广模式

　　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8所农林高校，在教育部、科技部、农业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和领导下成立的“农科教联盟”，通过联盟协作方式，利用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平台等现有网络资源，采取“日校＋夜校，一师兼两教”的模式所建立的农业教育培训和科技推广综合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共投入资金600万元，初步建成了中心门户网站和一批科技成果数据平台及基于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网盟高校先后在河北曲周、陕西、江苏等地建成了一批示范基地，成立了由100多名专家成员组成的专门服务“三农”的专家志愿团，农科教联盟整合、制作并开发了30多个大型数据库，180多个多媒体课件，100多小时农业实用技术电视节目，2万多份农业科技资料（小册子），以及1000G可容纳2000多个视频节目的“新农村社区文化数字视频资源包”，开展了各类面向“三农”的科技与教育服务，探索出了一套新型的以高校为主体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直接服务乡村干部和基层农民3万多人次，辐射服务10万多个农户。

　　（二）制约农林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机制分析

　　农林高校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方面，为农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与服务“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相比仍存在着差距，分析制约农林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机制主要有：1．农林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农林产业在工业化的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社会认同度较低，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处于“二元”结构的弱势端。与其他高校相比，农林高校在长期为处于3弱势的“三农”服务的过程中，在一些方面也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有人形象地把农业、农村、农民、农业高校作为中国的“四农”问题［4］。建国初期，国家重点建设的六所大学中，仅有1所农林大学（北京农业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确立的96所全国重点大学，有11所农林院校，到2007年，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107所大学，仅有8所农林大学，国家“985”重点建设高校39所，仅有2所农林院校。从表4中可以看出农林高校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明显处于“弱势”。2．农林高校吸引力不足，优秀生源少农林院校素来就是考生志愿填报的“冷门”。据调查，目前全国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共3060．5万人，其中从事农林业的仅80万人，仅占2．6％，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为万分之一，而发达国家是万分之三十到四十。因为农业、林业、畜牧、渔业等行业属于艰苦行业，劳作条件差、风险概率比较高，有不少人宁可去学就业后收入较低的职业，也不愿意在农业上辛苦一生。据调查，国家重点建设的农林大学的本科新生实际录取分数线基本上与各省确定的所在批次录取分数线持平，与同一层次的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相比，一般相差20分以上。大部分省属农林大学新生录取分数线一直在省（市）确定的分数线上下徘徊，生源质量相对呈较明显下降态势，在同层次的不同科类中基本处于“垫底”位置，造成农林高校招生难、招优秀生源更难，生源质量不高。

　　3．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与发展需求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农林高校特别是地方农林高校，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农林科技成果实验和推广投入大、公益性强、经济回报低，农村生源多、贫困学生比例大，学费标准低等因素导致农林高校经费紧张，办学条件差。近年来，教学投入虽有增加，但由于原有基础薄弱，招生规模增长快速，实验室、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滞后，校外实习基地难以满足发展要求，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受到削弱，培养质量受到影响。

　　4．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渠道不够畅通

　　由于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机关机构精简、农林企业不发达，市场化技术服务体系还没有形成规模，农业推广体系不够健全，农林事业单位编制压缩等原因，导致人才通往农林业基层就业的渠道不够畅通。

　　一是国家人事制度改革与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不同步。由于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机关机构精简等原因，人员下岗分流，使毕业生的就业面变窄，而新增长的就业点，如国家实施的“选调生”“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村官”等，由于政策措施尚不配套，特别是国家对农林业没有进行较大的行业倾斜，这些岗位对学科专业背景没有要求，而这些岗位最适合具有农科背景的学生。

　　二是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对各类人才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专业的“冷门”将直接影响到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和层次，对于农林高校毕业生来说，一方面由于农林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导致了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迟缓；另一方面人们对农林高校毕业生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学农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种田、施肥等，学生没有什么精深的知识和技能，不能胜任其他领域的工作，为此当农林高校毕业生在人才市场就业时就另眼相看，拒之于千里之外［5］。

　　5．农林高校的发展，需要行业部门的指导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后，农林高校脱离了原来隶属的产业部门，虽然打破了行业部门办学的格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行业部门对农林高校支持的力度。

　　长期以来，高等农林教育、农林业科学研究和农林业技术推广机构分割的管理体制，使农林高校难以在科技研发、技术推广上有大的作为，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高等农林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经验与启示：增强农林高校为农

　　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对策探究增强高校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科教兴农”战略的具体体现。作为培养高层次农业人才的摇篮和汇聚农林科教拔尖人才的农林高校，肩负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使命，要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农业推广水平，并加强部门合作，促进农科教结合，增强为农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

　　（一）建立产学研合作专项经费，支持农林高校为“三农”服务

　　农林院校承担着农业人才培养、农业科研、社会服务和产学研合作的职责，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随着“科教兴农”战略深入、解决“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粮食安全等，都需要充分发挥农林高校的作用，各级政府部门应设立农林高校产学研合作专项经费，重点支持高等农林教育的发展，提高农林高校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着力建设一批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与推广、农民培训和大学生创业实践为一体的农林高校试点实践基地，提高农林高校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能力，进一步推动农林高校教育教学与农业科学研究、农业生产实践、农业科技推广的紧密结合，促进农林高校更好地服务于“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

　　（二）建立多部门合作协调机制，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高等农林教育工作涉及教育、农业、林业等若干政府行业部门，加强教育部门和行业部门的沟通和协调，探索和建立更加有效的体制机制，促进产学研结合，着力推动农林高校与行业主管部门、农业科研院（所）、农业企业的紧密合作，加强推动校地合作，逐步建成产学研合作基地，让学生在产学研合作基地进行实习实训，切实加强农科学生的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加大农林教育的宣传，探讨实施涉农专业免学费制度

　　为培育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要加大宣传力度，宣传高等农林教育服务“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进事迹，让社会了解农林高校。在加大国家奖学金对农林高校的支持力度，探讨给予农科专业学生与师范类专业学生一样的免学费政策，吸引更多优秀生源报考涉农专业，让学生“知农、学农、爱农”，培养一大批留得住、用得上、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农村实用人才［6］。

　　（四）完善农林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渠道

　　打通农林院校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渠道，制定相关政策，吸引优秀农科毕业生长期服务农业、终身服务农业。如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选调生”、“三支一扶计划”、“农村教育硕士”、“大学生村官”、“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大学生服务村居计划”等项目，制定相关政策，优先选调具有农林教育背景的毕业生，健全到基层履行服务期的毕业生代偿学费和助学贷款制度。

　　（五）构建公益性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增强为农服务能力

　　三农论文篇6

　　论文摘要：本文以日照市为例，对农村融资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从调差情况分析，农村融资难的矛盾依然突出，并成为制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本文在对农村融资难的症结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农村融资状况的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形势融资制度多元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国务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没有有效的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这个命题就很难突破。为此，我们以日照市为例，实地走访调查了涛雒、陵阳、高泽等乡镇30户中小企业及450户农户，在此基础上，对农村融资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当前农村融资的基本形势

　　受政策、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三农”的弱质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照市农村融资难的矛盾依然突出．并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一)农村资金投入渠道呈现多元化

　　一是金融投入已经成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2006年末，日照市农村地区贷款余额61．84亿元，比l999年末增加42．42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余额57．94亿元。二是民间投入主要依靠原始资本积累。2005年全市农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达50．18亿元。民间借贷成为弥补农村资金缺口的重要途径，规模约40亿元，64．3鬈的农户需要资金时首选民间借贷。三是财政对“三农”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财政投入“三农”的资金总量明显增加。据统计，2003—2005年三间，全市财政预算内农业支出总额3．08亿元，占财政总入的比例提高了0.63%。四是从市外争引资金投“三农”。2006年全市共落实各类农业项目35个．引进类资金8576万元。

　　(二)农村资金供求不均衡的矛盾相对突出

　　按照农村资金需求对象不同，大体可以划分为农户、村企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类：一是农户方面。调查显示，农户资金需求5000元以上的占21．6％，5000元以下的占78．4％，其中2000元以下的占53．73％。二是农村企业方面，多数小企业初期基本建设资金主要依靠自筹．虽急需外部资金支持，但由于难以满足银行的贷款担保条件，所以获得贷款的难度较大，贷款满足率仅为26．4％。

　　而对于已经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中小企业来说，贷款满足率高达92．6%。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金融资本基本没有介入这一领域，是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主要资金瓶颈。调查还发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直接决定资金配置效率和金融参与率，进而影响信贷供求关系。经济发展越好，金融的参与率就高，信贷资金利用就越充分，而经济越落后，金融参与率就低，资金配置效率低。据统计，经济发达地区的贷款满足率、人均贷款额、农村信用社贷存比等指标均远远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三)资金外流加剧农村资金短缺

　　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和农业的弱质性，导致资金外流的趋势比较严重．加剧了农村“失血”问题。目前资金外流途径主要有：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资金的“虹吸”效应。

　　2006年末，日照所辖五莲县、莒县国有商业银行贷存比分别为41．86％、58．56茗，存差合计高达40．99亿元。而同期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存比为l44．87茗。二是农村信用社投向非农领域的资金越来越多。受改革利益驱动，农村信用社更加注重追求经营效益，所以对非涉农企业贷款、存放同业及投向货币市场的资金较多。据统计，2006年末全市农村信用社仅投向货币市场的资金就达4．59亿元。三是目前城市二、三产业积累已成规模，收益率明显高于农村，农民进城经商、购房、建厂、打工等渐成气候，加上农民医疗、教育等消费支出快速增长，加剧农村资金向城市的转移。

　　(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制约农村资本积累

　　1978—1989年．13照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21．1％．1989—2005年，则减缓到12．1％．其中2002—2003年年均增长仅5．3％．2004—2005年出现恢复性增长．年均增长l1．68％。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1989年的1．84：1扩大到2005年的2．38：1。从近几年农民的现金支出结构分析，对农业的投入占比呈下降趋势。而对教育、住房、子女婚嫁、医疗等非生产性消费支出不断攀升，进一步弱化了对农业的投入能力。

　　(五)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一是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数量明显不足。2006年末。日照市农村金融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乡镇以下机构)有各类营业机构共184个，从业人员1724人。不考虑机构重合因素，相当于1个营业机构服务于16个行政村，1名工作人员服务于435个农户。二是农村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效率不高。农业银行乡镇营业机构基本是“只存不贷”，农业发展银行尽管试点性开办了小企业贷款。邮政储蓄开办了小额质押贷款。但对农民惠及很少。而基层农村信用社自主贷款审批权限一般只有5万元．相当多的农村信用社贷存比在60％左右，有的甚至不到40％。三是农村金融机构金融服务深度不够。以涛雒镇为例，有75％的农户有贷款需求。但目前农村信用社评定为“信用户”的农户占全镇农户的25．3％．有贷款关系的农户仅占全镇农户的18．4％。四是农村金融机构金融创新意识不强．使农民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金融服务，特别是针对农村和农民特点的票据、理财、银行卡、信托、业务咨询、网上银行等新兴金融服务欠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五是农村融资成本过高。目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多数都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70％，甚至“一浮到顶”．农民对利率过高反映比较强烈。

　　二、农村融资难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一)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三农”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建国后，我国长期对农业实行价格“剪刀差”和城乡分割的经济社会政策．从农业发展中获取了大量的工业化起步初始资本，减少了农村资本的有效积累。仅对“十五”时期统计，日照市第一、二产业平均年递增分别为4．9％和21．8％，两者相差16．9个百分点。财政对“三农”发展“取大于予”，农业税政策调整前的2003年，全市仅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两项就高达2．72亿元，占预算收入的15．7％，而同期农业支出仅占预算收入的4．6％。从农业发展模式分析。目前农村主要实行分散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模式，农民对农业行情、项目前景、收入预期等把握不准，只能局限在自有资金范围内或依靠小额贷款进行简单的农业再生产，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制约农业效益的提高。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05年日照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2002年仅增加1．38亿元。

　　(二)落后的农村产权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弱化了农村的融资能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有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关系的一些弊端开始暴露。一方面，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法律保护不足。这种产权不明晰，直接决定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断缩减，部分土地被征用，并且补偿有限。1993—2005年日照市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从2．24亩缩减到1．16亩。另一方面，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难以实现。农村土地划分面积少而分散，土地使用权又有30年的期限规定，没有建立统一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具备现实条件，农民很难实现自愿、自由的流转，导致农业规模化发展不足。

　　(三)农村投融资环境相对不佳，制约了农村内部生产效率的提高

　　土地、劳动力、资金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三大生产要素。在资金问题之外。由于国家对用地指标严格控制．农村企业用地基本通过租赁形式，无法通过抵押获得贷款。

　　2005年末，13照市乡村劳动力资源134．76万人。但目前农民的劳动力素质还不高，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含文盲)的占83．5％，高中以上的仅占16．5％。同时。农产品市场小而分散，中介组织和流通队伍发育滞后。产品品牌优势不突出，难以形成价格优势和规模优势；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带动能力不强，订单农业发展程度低；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滞后，目前全市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评定面仅为30％、25％和20％，县域以下担保机构仅有2家。以上因素，限制了农村经济内部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四)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明显不足

　　按常规，财政有义务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但农村多数公共产品则长期靠农民筹资投劳来解决。据统计，在2005年日照市66．63亿元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中，预算内资金只占3．8％，贷款占6．9％。近两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减少，对“三农”投入明显不足。目前财政投入“三农”资金分布在财政局等20多个部门，项目交叉重复，投向重点不突出，管理缺乏计划性和透明度，地区分布不均衡，贷款贴息规模小，资金到位不及时，极易形成权力寻租现象。财政“以小博大”的作用发挥有限。

　　(五)现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远远不能适应农村的实际金融需求

　　一是缺少真正为农村提供有效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多数国有商业银行因改革动因从农村地区撤出，只有农业银行在乡镇一级保留了少量分理处。贷款投放很少。农村信用社贷款集中度高，对农民的小额信贷支持明显不足。二是政策性金融长期缺位。政策性金融是财政手段的延伸，是财政和金融的有机结合。但农业发展银行业务经营范围狭窄，决定了其支农的有限性。三是农村农业保险、期货交易等发展滞缓。据统计，2005年末，全市农业保险收入仅68万元，占全市财险保费收入的0．23％。按全市75万农户计算，户均投保费用不足1元。

　　三、改善农村融资状况的政策建议

　　(一)健全完善相关立法，认真落实中央提出的各项惠农政策

　　要确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就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建立稳定的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机制。建议尽快制定《农业投资法》《农村金融服务促进法》等，保证财政金融对“三农”的持续有效投入。进一步完善《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明确农村集体产权关系，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要综合运用税收、贴息、参股、担保等手段，建立健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

　　(二)明确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必须建立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等定位不同、功能互补、相互促进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一是农业发展银行要进一步扩充政策性职能，把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社会效益高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前期示范性、引导性农业投资项目等，作为信贷支持的重点，为商业性金融的有效介入创造条件。二是农业银行充分发挥其资金、管理和服务优势，重点服务于农业龙头企业、农村工业企业、大型农产品流通企业、规模化农业生产基地等。三是邮政储蓄银行要定位为社区零售银行，充分发挥其网点和网络优势，做强做大中间业务。重点发展面向个人的消费信贷业务和满足临时性、周转性资金需求。四是农村信用社要借改革之机．进一步完善信贷管理机制，创新信贷服务产品，提高支农深度，保持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有效衔接。五是规范发展民间借贷，允许其组建多种经营形式、灵活方便的新型小额信贷组织。六是由政府出面协调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办涉农保险业务，并逐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的设立。

　　(三)在农村地区合理增设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机构网点覆盖面

　　目前国家对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逐步放宽．提出了支持和引导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农村地区增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可行性进行调研分析，并根据现有的金融机构整体分布，指导各地制定具体规划．有计划、按步骤地组织实施，切忌一哄而上。

　　(四)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一是要立足现有农村优势产业，以产权为纽带，坚持扶优、扶大、扶强．推动企业间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的融合，大力培育起点高、规模大、带动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加快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专业村、专业乡镇，建立农业产业链，加速构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城镇企业进入农村设厂围绕当地优势农产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三是积极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经纪人等市场中介连同农村专业户、农技推广站等，共同参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结成利益共同体。四是创新工业反哺农业的形式，通过土地使用权人股、租赁、专业户承包等方式，实行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五)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形成财政与金融相互配合的良性机制

　　一是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农业综合开发等方面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基础条件。二是完善农民补贴机制，实施如高效农业生产补贴、种粮大户补贴等项目。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把补贴的重点由生产环节逐步扩大到加工和销售环节。三是整合现有的各类支农项目，根据受益范围和决策权匹配原则，把大部分项目审批权和资金分配权下放给熟悉本地情况的地方政府，由地方财政部门统筹安排。或采取由农业发展银行的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做好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有机衔接。财政资金要在弥补信贷资金的风险溢价方面发挥补偿作用，而对于财政资金启动的有发展潜力的项目．信贷资金要及时跟进，充分发挥杠杆作用。

　　(六)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从体制上促进“三农”融资能力的提高

　　三农论文篇7

　　三农问题研究关于三农问题的几项政策性思考

　　“三农”问题，是上上下下十分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实行家庭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给农民以生产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开始进入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主要是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中央连续两年发出一号文件，为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政策措施，“三农”工作出现期盼已久的重大转机，呈现多年来少有的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的喜人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三农”问题，既有农业外部的问题，也有农业内部的问题，积累多年，十分复杂，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彻底解决。从根本上来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道理很简单，只有农民数量减少了、市民数量增加了，农产品才有更大的消费空间，农民的生产成果才能顺利地转化为直接收益；只有工业的实力增强了，才能够反哺农业，惠及农村。目前，××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还不是很高，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能力还不是很强。因此，我们要顺应发展大势，遵循经济规律，努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发展的实际情况，着力激活农业的内部活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尽可能多的增加农民收入。

　　最近，我到澧县、桃源等区县市的部分乡镇，与县乡村干部座谈，到农户家走访，了解“三农”，问计“三农”，收获和启发很大。我感到，当前农村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问题。现阶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在生产环节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关键是要开展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搞活流通，使农产品卖得好价钱。我市这些年在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流通型农民专业协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过百万元的有多家，流通型农民专业协会有多家。但相对于我们这样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的地区来说，显然是数量偏少、规模偏小、带动力偏弱，还不能让农民从加工环节、流通环节获取更多、更稳定的收益。特别是现在许多地方的种养规模迅速扩大，到了急需引进加工龙头企业予以消化的阶段了。像桃源县枫树维回乡的牲猪，去年全乡养殖规模上百头的就增加了多户，没有加工企业，效益就上不来。

　　二、土地流转问题。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贯彻落实，特别是省政府宣布从今年开始取消农业税，农民从承包的土地上将获取更多的收益，很多弃田务工的农民纷纷要求收回承包地，这就使过去处置土地过程中存在的流转不规范、抛荒地拍卖还债等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引发大量纠纷。另外，一些地方、一些农民群众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没有很好地理解和贯彻，也引发了不少的土地纠纷。据统计，××年，全市发生农村土地纠纷多起，占农村各类纠纷的，今年仍呈上升趋势，成为当前农村的一个热点问题。

　　三、乡村负债问题。前些年，由于教育“两基”达标、兴办集体企业、治水修路、买税填税等原因，乡村两级形成了大量的债务。在这里面，尤为突出的是基金会问题。据统计，年月底，全市共有农村合作基金会家，股金余额亿元，放款余额亿元。在中央亿元再贷款资金的支持下，经过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努力，已累计兑付股金亿元，占全部股金余额的，目前还有亿元的缺口。要想尽快把剩下的股金兑现给股民，靠以吃饭为主的市县财政来解决，难度是很大的。现在，部分股民情绪较大，上访不断，给农村稳定带来了压力。

　　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问题。目前，农村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遇到了很多困难，已严重影响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一是工程老化病险严重，效益急剧衰减。我市小型农村水利工程大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几十年超负荷运行，大多老化、失修、病险严重。全市座小型水库中，有多座存在不同程度病险，高达。全市小型蓄水工程应蓄水亿立方米，目前实际蓄水能力亿立方米，仅占应蓄水量的。处小型机电设施，已全部达到或超过了使用期限，设施完好率不足，实际排灌能力下降为万亩，仅占设计能力的。全市灌溉渠道工程硬化率仅为，土渠卡、堵、淤、漏现象普遍，渠道水利用系数只有—，部分渠道仅为，实际灌溉面积仅为设计灌溉面积的。二是工程投入严重匮乏，投入渠道越来越窄。长期以来，农村水利建设资金主要由各级财政投入和群众筹资投劳。而近几年来，国家对我市水利投入逐年下降，××年为亿元，××年减少到亿元，××年只有亿元了。从××年起，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将完全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这对我市的水利建设，尤其是江河湖库的治理构成了较大的压力。三是基层水管单位生存困难，技术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水费长期收缴困难，到位率低，大部分基层水管单位专业人员纷纷自谋生路，造成工程技术人才大量流失，人员素质逐步下降。目前，全市基层水管单位人员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仅占，具有初级以上职称的仅占。

　　五、主产粮区财政负担重问题。××是粮食主产区，根据《粮食风险基金管理办法》，地方财政必须在上级财政的补贴下，配套设立粮食风险基金。这样粮食生产越多，配套越多，给粮食主产区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配套资金总额较大，地方财政无力支付。—××年，市财政预算共安排粮改配套资金亿元，平均每年在万元以上，最多的××年为万元；粮改配套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每年在以上，最高的达到。另一方面，国有粮食企业包袱沉重，地方财政无力化解。到去年底止，全市粮食企业亏损挂帐累计达到亿元，其中政策性挂帐亿元，经营性挂帐亿元。目前还有多名企业职工没有置换身份，按有关政策需安置资金多万元。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地方政府缺乏促进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中央鼓励粮食生产政策的落实。

　　边调查，边思考，我感到化解农村经济中的这些突出问题，必须更多地运用市场的办法、经济的办法。从完善、配套政策上出实招。为此，有必要实行“五个一”的政策，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在具体经济政策上得到更好的落实。

　　⒈减少一块税收。主要是减少针对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的各项税收，用宽松的税赋环境，促使更多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更多的农产品流通专业协会成长、发展、壮大，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⒉放开一块政策。主要是放开土地流转政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⒊挂上一块欠帐。对农村基金会欠款问题，由国家安排农村信用社挂一部分帐，继续安排一部分再贷款资金，同时，延长已下拨的第一、二期再贷款的偿还期，豁免利息，彻底解决遗留问题。

　　⒋增加一个税种。像征收城市建设维护税，用于城市建设一样，增设农村基本建设主要是农田水利建设税种，筹集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专项资金，作为一项基本收入，列入各级财政预算，专项用于公益性水利工程的管理、维护和基本建设。

　　三农论文篇8

　　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村稳，天下稳农民富，国家富；农业兴，百业兴。党的十六大和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都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搞好本世纪头年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强调做好农村工作、保持农村稳定发展农村经济，确保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建设现代农业，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我们就能赢得全局工作的主动。近几年，随着我县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县在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上渐暴露出一些矛盾，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增加农业效益？有关农村、农民、农业的三农问题都成为当前各级党委、政府所研究的热门话题，也是我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一、正确认识我县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这些年来，我县农村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农业现代化程度仍然比较低；农村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经济发展特别是社会事业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农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但水平低、不全面、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农村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在农业发展的问题上越来越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我们的农村经济越来越感受到国际国内两个大市场的冲击和影响，我们的农民在生产经营中承受着自然的风险和市场的风险，而且市场风险给农民的影响又远远大于自然的风险。农村、农业的结构性矛盾和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⒈我县农村与农民的问题

　　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这种落后状况主要体现为：首先是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其次是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结果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放慢，致使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农民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年我县农村市场成交额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年为，××年为，××年为，农村市场成交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这说明当前我县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我县经济的发展。因为，在万人口中，有万人是农业人口，即农民，如果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县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农村经济增长强劲，农民收入就能稳步增长，农民的消费水平就会进一步提高，消费增长就会逐步加快，内需就会进一步扩大，只有这样我县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县域经济发展才能沿着良性健康的轨道前进，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⒉我县农村与农业的问题

　　像我县这样的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依托农业的结构调整，着眼于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这样才能实现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就是说，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的过程就是推进农村结构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在整个地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二是伴随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民在整个社会劳动者总量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少；三是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区日益向城镇社区转变。年我县农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年为，××年为，××年为，说明农业在我县中所占的比越来越小，农村经济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农村社会经济转型有许多成功的发展模式：（）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我县农村的社会转型也要借鉴这些成功模式，从我县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从而提高我县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⒊我县农业与农民的问题

　　在目前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我县耕地却在逐年减少。建工厂、修公路、盖住宅、大量挤占农用耕地，生态破坏、环境恶化。我县的淡水资源不足，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从而进一步导致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业的经济效益下滑，农民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几年来，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一直处于低速徘徊状态，年农民人均纯收为元，同比增长，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元，首次同比出现负增长，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元，同比增长，××年人均纯收入为元，同比增长，××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元，同比增长，但仍然是恢复性的，同时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也在逐年下降，农民收入的缓慢增长减小了我县经济的增速，制约了我县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因为农村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农民收入是头等重要的指标，农业农村工作，必须着眼于增加农民收入，以是否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作为考虑问题、部署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解决好我县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途径

　　要解决农村、农民、农业的关系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积极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进农村社会的转型。调整农业结构，必须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民自主权。各级政府要做好规划，加强服务，着力抓好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要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农村新一轮改革，积极开展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培育能有效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主体，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农业法规体系，将农业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以产业为依托加快城市化进程。

　　⒈调整生产结构，走农业产业化的路子

　　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化农业的根本标志，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经之路，也是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实行农、工、贸一条龙经营。农业产业化是一种组织结构的创新，通过统一生产与经营，把生产、加工、销售紧密结合起来。农业产业化可以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形成规模经营，有利于现代科技的普及与应用，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产业化将使农业生产由粗放型向集约化转变，从而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在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下，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经济收入。农业产业化还能把二、三产业结合起来，改变传统农业的单一状况，使产业链向前延伸，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当前，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突出“一个重点”，抓好“两个建设”。一个重点就是大力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这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首要问题。龙头企业是农民走向市场的重要依托，对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我县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实力弱、带动能力差，直接影响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进程。我县要因地制宜以甘薯、酒葡萄等农产品加工业为主攻方向，以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为动力，以提高竞争力和带动力为目标，进一步完善政策、优化环境、搞好服务，加大扶持力度，推动龙头企业在现有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两个建设就是大力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农产品基地，是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要在现有农产品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基地建设的力度，要同培育、发展龙头企业结合起来，突出特色、优化布局，尤其要在绿色食品和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上下功夫，努力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的需求。目前我县还没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尽快建立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因为它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是连接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桥梁和纽带，是提高农民组织化、农业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重要形式。扶持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就是扶持农民，推进市场化。

　　⒉大力发展农村、农民、农业服务业

　　第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农村服务业是面向整个农村地区的服务业。按照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目标，尽快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符合大区域特点、功能齐全、机制有效、布局合理、交易有序的农村市场体系，积极推动农村消费。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路、自来水、电话及电信网、卫生设施建设，加快农村生态环境及配套设施的改善。建议在农村成立一些专业服务队伍，如村级市场及销售人员，村级清洁环卫队伍等，加强服务，增加农村就业岗位。同时，也提高农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第二大力发展农民服务业，农民服务是面向农民的服务业。首先，要加强培训。要有针对生地进行专业培训，如农村经纪人的培训、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农民销售队伍的培训、农村家政服务人员的培训等。其次探索农民协会类似的农民维权的服务性民间组织。第三是大力发展农业服务业，农业服务业是指面向整个农业行业的服务性。

　　⒊处理好取与予的关系，建立对农业的反哺机制

　　从世纪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呼吁对农业实行切实的反哺政策，但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实际进展并不明显。围绕着农民增收问题，今年我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多予、少取、放活”作为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方针，但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农业反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在“多予”、“少取”、“放活”三个方面都存在众多的实施障碍。“多予”不仅要有相关政策的供给，也要有实际资本、技术的投入；“少取”就要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推进县乡政府机构改革，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取消相关税费计征。“放活”则要求改善农村、农业发展的环境，给予农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相信并依靠市场，把市场调节和政府指导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真正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县县情的、行之有效的农业反哺机制。这种反哺机制，必须以制度创新为前提，以法律规范为保证，有具体的措施作为实施手段。由此避免流于空洞的口号，尽可能地减少其他利益主体对农村、农业和农民利益的侵犯。

　　⒋提高农民素质，推进农村教育健康发展

　　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县农民群众受教育的程度还很不高，年我县有％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高中文化程度的占农村劳动力比重，中专以下文化程度仅占农村劳动力的，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不足％。这是农业科技推广缓慢、农村生产力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我县农村教育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教育内容脱离农村改革发展的实际，忽视职业和适用技术教育，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不健全，教育资源分散、布局不合理、办学效益低等。当前，要在巩固和提高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的基础上，突出抓好两个重点：第一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适用技术培训。要紧密结合我县的资源特点和产业优势，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培训为重点，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大力加强对农民适用技术的培训，积极培养服务农业农村的各类人才。第二是深化农村教育改革，调整优化农村学校布局。要着眼于提高农村办学效益、增强农村教育的整体实力，坚持从农村的具体实际出发，整合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努力推动我县农村教育达到一个新水平。

　　⒌以产业为依托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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