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的艺术篇1

　　据说，在余光中的老家，院子里有棵枫树，树干上刻有三个英文字母：YLM。Y是余，L是love，M是咪咪。连起来，是“余光中爱咪咪”。“咪咪”是范我存的乳名。

　　余光中为咪咪写下许多诗，如：“咪咪的眼睛是一对小鸟/轻捷地拍着细长的睫毛/一会儿飞远，一会儿飞近/纤纤的翅膀扇个不停/但它们最爱飞来我脸上/默默地盘旋着下降/在我的脸上久久地栖息/不时扑一扑纤纤的柔羽。”

　　与诗人相恋，也许是件幸福的事;和诗人生活，却未必尽是欢乐。“他忙起来，可以连着几天关在书房里，对你不理不睬，好像天塌下来都要由我自己去挡。”范我存说，“刚开始我也不能适应，后来觉得他的创作的确很重要，我们也以他为荣，也就谅解他了。”

　　“她了解我，我也了解她。她对文学很敏感，有品位，这是最吸引我的特质。”余光中说，“她帮我挡出一片天地，让我在后方从容写作，我真的很感谢她。”余光中还说：“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靠妥协。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这是他的婚姻之道。

　　一次在南京大学演讲时，余光中说：“杜甫一辈子只写了一两首诗给太太，真是扫兴啊！我就不一样了，我写给太太的诗有很多，我比杜甫浪漫多了！”余光中一生写诗近千首，其中情诗有一百多首。每一首都是为范我存而写吗？不尽然吧。有些诗，有些爱和浪漫，谁都看得出来，和范我存全然无关。那是为谁而写的？

　　“人难免会动情，如果控制得宜，也是一种智慧。”余光中曾语带玄机地说，“人如果太绝情，老是理性地慧剑斩情丝，未免太乏味了;但若是太自作多情，每次发生爱情就闹得天翻地覆，酿成悲剧，又太天真了。爱和美不一样，爱发生于实际生活，美却要靠恰好的距离。水中倒影总比岸上的实景令人着迷。”

　　妥协的艺术篇2

　　二十国集团(G20)成立十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备受关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救助措施,但悲观情绪仍向越来越大的范围蔓延。于是,G20峰会被当成了商讨解决危机的重要平台。与往届G20峰会不同,伦敦峰会召开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建立“超主权货币”的建议,引起了各方关注。尽管这一提案没在会上讨论,但这次G20峰会的成果应该也在预期之中。下届G20峰会已经决定9月在纽约举行,届时,“超主权货币”将成为下届峰会的议题。

　　G20伦敦峰会达成了三个重要成果:一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动用资金从2500亿美元增加到5000亿美元,IMF通过发行量来完成增资过程,这笔钱很快可以为中东国家融资。二是达成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1.1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虽然只是各国方案的加总,没有推出新增的资金,但对提振全球范围的信心,对全球各个国家更好地协调自己的财政政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三是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是,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本次峰会基本没有涉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这次G20峰会到底解决了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哪些实质性问题没有解决?《新财经》邀请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共同来探讨。

　　金融监管仍有难度

　　《新财经》:关于金融监管问题,其实在2007年就有西方国家多次提过,但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这次G20峰会诞生了金融稳定委员会,这在金融监管方面会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张明:实际上,金融监管到底由谁来管现在还没有定。是由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来实施监管,还是在现有的监管框架下由IMF、巴塞尔委员会等机构联合起来监管,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

　　目前看,金融监管的危机在于各方利益不完全一致,很难采取全球范围内统一的监管策略。如果监管有强有弱,就会造成金融资源的流动。比如美国的监管很强,一些避税港监管很弱,那么,一些公司包括一些资源就会流向避税港。这样,一些国家就不愿意加强金融监管,短期内很难形成全球在金融监管方面的统一行动,这样会影响到监管的真正加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是不是要对所有的金融产品,所有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的监管标准,现在在学界,包括政策制定上还有待形成共识。我认为,金融监管的方向没有问题,但是,要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实施统一监管标准的话,就意味着那些高杠杆率和影子金融机构的活力可能会进一步丧失。

　　刘煜辉:这次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把G20的成员都纳入了进来。在美元发行全球不受约束的机制下,不光是西方国家,给整个外部世界都造成了很多麻烦。这次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所妥协,因为美国在某些事情上有求于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债主国,包括G20中很多国家都是美国的债主。所以,美国至少要表个态,表达自己愿意接受某种约束的姿态。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成立,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

　　《新财经》:我们知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占了17%的席位,按照IMF的规则,美国享有一票否决权。现在各国都在呼吁,应该让美国贡献一部分话语权。那么,这是不是说要对IMF的规则进行相应改革?

　　张明:对于IMF治理结构改革,在这次会上没有太多涉及。实际上,尽管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不合理,但是,美国在IMF中的份额是合理的,因为这个份额主要是针对各国相对独立分配的。事实上,这个份额被严重高估的是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大概占30%左右的份额。如果未来IMF要削减发达国家份额,增加新兴市场国家份额的话,主要应该是对欧洲国家削减,而不是美国。

　　陈道富:美国在IMF具有一票否决权,这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世界发展到今天,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这种改革将涉及美国在IMF的根本权利,改革起来将面临较大难度,但应该是努力的方向。美国要想继续利用IMF,就需要使其符合当前的国际形势。但与此同时,如果美国在IMF的影响力削弱,他将有可能越过IMF寻找其他途径,美国毕竟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即使有可能使美国丧失一票否决权,以美国在IMF的影响力,也很容易实现否决意图,只是难度有所加大。现在出现了改革呼声,这是一个进步。

　　“超主权货币”是理想方向

　　《新财经》:G20峰会开幕之前,中国提出了“超主权货币”的说法,这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未来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会有什么样的改革?

　　张明:短期看,中国在G20伦敦峰会之前提出这样一个方案,是为了增加中国代表团在峰会上的一些谈判能力,至少表明有我们自己的提案,这与之前被动地对其他国家的提案表示赞成或反对是不一样的。

　　中期看,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最近采取的对其他国家不太负责任的货币政策的一种担忧,也是一种不满。

　　长期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政府提出了中长期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一种方向。

　　陈道富:“超主权货币”是未来较为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方向之一。目前,仍是以美元为主的多个主权货币共存的国际货币体系,而且对这些充当国际货币的主权货币没有多少实质性限制,权利与义务不对称。这种货币体系是延续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基于各国综合国力并经过市场选择形成的,仍具有生命力,并不会自然消亡。

　　要想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当前比较现实的办法,一是通过国际组织或国际协议,对主要储备国家的货币发行(包括央行的基础货币发行和各金融机构的存款货币创造)有所约束,对这些国家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有所约束。货币国际化,本质上是本国金融市场延伸到国际社会,其货币、金融管理甚至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对全世界都具有影响力。如果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仅仅考虑本国利益,有可能带来不利的市场动荡。当然,市场本身的选择,会对这些行为带来约束。但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具有严重外部性的国际货币而言。国际货币的选择具有强烈的网络效应,在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前的相当时间内,这种格局可能会被储备货币国滥用。

　　二是促成主要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的相对稳定。美国经常宣称强势或弱势美元政策,汇率是作为其主要的政策之一加以考虑的。这说明美国政府对汇率是有影响力,并且确实通过一定手段影响汇率的,并不是其宣扬的完全体现市场意志的自由汇率。否则,汇率仅仅只是市场行为的结果,并不需要上升到政策目标的程度。

　　刘煜辉:未来要有一个新的利益制衡的框架形成。现在之所以没有形成这样的新秩序,是因为现有的秩序还没有走到真正衰亡的终点。就说美元,尽管大家对美元的发行机制不满,但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贸易增长、国家储备等,又不断产生对美元的需求。如果把美元推倒,无论是欧元、日元还是人民币,短期内都顶不上去,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新的利益格局没有出现,制衡美元的力量没有出现,这次会议在这方面没有达成协议,也是可以理解的。

　　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

　　《新财经》:G20峰会刚刚结束,4月8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一举措是不是对会前提出“超主权货币”的一个呼应?

　　张明:这也是相互配合的,中国要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就意味着中国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战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由内向外分别包括,第一,人民币国际化;第二,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第三,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现在的试点是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层次上。前一段时间,泰国签署的新东亚金融稳定计划是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层次上。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在国际货币体系重建这个层次上。

　　刘煜辉:中国之所以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快,也是有现实基础的。最近五至十年间,在泛太平洋地区形成了以中国内陆为中心的贸易流,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东盟、澳洲,还有巴西、阿根廷等为中国提供资源的国家。中国的需求,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在这样的格局下,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中国对于这些国家庞大的逆差,决定了他们从贸易上必然要接受大量的人民币,这种依赖性决定了人民币在未来贸易结算、计价,包括随之而来的货币投资或储备方面,都有生存的条件。

　　《新财经》: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应该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开始,今后还会在哪些方面促使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张明: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城市的批准,其实是中国从去年年底开始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外汇储备管理中过度依赖美元是危险的。所以,中国政府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主要在两个领域平行推进,一个领域是与六个国家签署了总额6500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第二个是推行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境外是在香港,境内就是以上这五个城市。

　　怎么看这两者的关系呢?实际上,双边本币互换就是为人民币跨境试点做准备的,比如说马来西亚进口商在购买中国商品的时候想支付人民币,就要向本国商业银行借,商业银行也没有人民币,只能向本国的央行借,他国央行可以通过与中国央行双边本币互换获得人民币,来解决人民币的融资问题。我认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速度会进一步加快,这表现在双边本币互换的签署范围会进一步扩大,以及中国试点城市的范围会进一步扩大。第二批试点城市至少会把昆明和南京包括进来。

　　陈道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跨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为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提供了动力。人民币结算要想有所发展,一是需要贸易融资配合,这将涉及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二是在境外产生的人民币余额需要运用并取得收益,这将涉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或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问题。当然,人民币结算,也对当前的外汇管理提出了一些修改要求,如对居民和非居民的实质性界定,对外汇的管理等。所有这些,需要在资本账户管理的框架下统筹考虑。但无论怎样,人民币国际结算,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刘煜辉:既然中国及其他国家还没有办法摆脱美元本位的框架,全球还不可能脱离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中国一方面在既有框架下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利用现有的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包括要求增加中国在IMF的投票权,要求人民币能够进入特别提款权(SDR)的构成成分,这些行动是非常理智的。但仅仅这样做,要想改变现有的利益框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提升,或充分利用中国目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促使一个新的利益结构形成,促使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形成。比如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方向。中国在这方面动作很快,一方面在谈判桌上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中国在做大量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人民币结算试点,在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风险救助机制非常必要

　　《新财经》: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这次对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增资,帮助一些陷入困境的国家。但现在,大家的共识还是觉得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受到的危机更大。那么,这些资金会不会流向那些发达国家?

　　张明:现在IMF直接向发达国家提供贷款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会有一些间接的渠道,IMF资金最终可能会落入发达国家金融机构之手。举个例子,我们说中东欧国家一直很危险,所以IMF很大一部分资金会援助给中东欧国家。但是,中东欧国家现在是债台高筑,大概有一半左右的资金是来自西欧的商业银行。这就意味着,一旦IMF对中东欧国家提供注资,他们会拿很大一部分资金去还债,最后通过还债的渠道回到西欧的商业银行手中。

　　刘煜辉:风险救助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在全球化过程中,任何一个节点爆发出来的危机都可能产生波及,产生多米诺效应。在全球网络中,特别是在金融网路中,危机就像病毒一样,扩散性非常强。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外债率比较高,西方国家去杠杆化导致大量资本短时间撤离,引发了货币危机。如果没有一个国际救援机制,把这个危机及时控制住,危机就有外溢的危险。东欧国家欠西欧国家很多钱,金融机构对东欧国家惜贷,一旦国家破产了,西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就会恶化,恶化了之后信贷就会收缩,信贷一收缩,这些国家的经济、投资、消费都会波及到实体经济层面。所以,在现有的全球化网络中建立危机救助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当时有钱能够拉这些国家一把,很多企业、很多金融机构就不会破产。只要这些企业和机构不死,可以利用债权债务的重组,或利用各种金融手段的安排,使危机产生的副作用减到最小。如果最后破产清算,大家一追债,造成股票下跌、资产暴跌,引起一连串的影响,很多金融机构、相关债权人、债务人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仍是空洞承诺

　　《新财经》:在这次峰会上,也再一次提出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有没有实质性的措施?

　　张明:这次会议对于反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只有一些空洞的承诺。未来,贸易保护主义依然会存在。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一旦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尽管发达国家政府能够在会议上承诺,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但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都是有战略的,比如政府的任何决议都可能被国会推翻,国会可以自主提出一些立法和法案。所以,政府承诺的事情未必就能形成政策或实现。贸易保护主义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利益集团对政策施加的压力,这个压力是持续存在的。尽管这样做会对全球所有国家形成多输的格局,但政府要为本国的利益集团服务。所以,我对解决贸易保护问题不是很乐观,今后可能会看到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出台。

　　刘煜辉:在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各个国家更多的是姿态,要想达成一个约束性的条件不太可能。贸易保护主义肯定要加深,不过,要达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恶化程度也不太可能。因为现在全球的生产和销售,整个链条与当时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了。任何一种产品从原料到最终产品出来,很少在一个国家完成,每个国家在全球生产中都变成了一个个世界的车间。在这样的结构中,生产与销售的替代性比大萧条时期要弱很多。

　　在中国,与衣食住行有关的产品不可能在美国生产,因为存在着几十倍的人力资本差异。美国的很多产品需求,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要从其他国家进口,美国不可能把自己不具有要素优势的产能搬回国内生产。当然,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在一些金融领域、投资领域或一些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领域,都可能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恶化的情况。

　　中国话语权有所提高

　　《新财经》:之前,大家好像没有很关注G20峰会,金融危机发生后,大家对G20峰会的关注度提高了。从伦敦峰会来看,中国的地位及话语权都有所提高,这从哪些方面可以表现出来?

　　张明:从这次伦敦峰会来看,与上一次华盛顿峰会相比,中国的话语权有明显提高。这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是我们自身综合实力在增强,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贡献度在上升,中国有这么多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中国人比以前更积极地提出一些议案,试图影响整个会议的议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多边组织的重要性会进一步上升,因为这个组织囊括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另外,中国在G20峰会上的影响力也会进一步上升。

　　刘煜辉:应该说,中国在这次会上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包括中国在会前一系列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主导了这次G20的话语权,至少使G20会议的重心,挪到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很可能成为下次G20峰会的主要讨论话题。所以,中国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表达了与中国有相同境遇的国家对于现有美元独霸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满,提出希望约束美国利益的诉求。

　　妥协的艺术篇3

　　“没有一项政治制度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愿望，面对不可避免的冲突，人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暴力，要么妥协”（布坎南语）。妥协精神不仅是构建社会调解机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主政制得以稳健运行的必要保障，更是维系多元社会“和而不同、并行不悖”的核心灵魂。尤其是妥协文化中蕴含的“折衷互利”思想，对处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多元多变、阶层群体隔阂矛盾有所加大的中国当下来说，无疑具有重大而又紧要的现实意义。

　　必须指出，妥协精神并非是各种政治实用主义的翻版，也不是在无法达成最优目标情况下，为避免反对势力的联合结盟，采取策略上的满足与分化，更不是那种罔顾原则、贪图眼前微利的功利主义。妥协精神的核心是理性共识与合作精神，是对规则与权利的敬畏与尊重，是对暴力伤害的自觉警惕与回避。真正有价值、值得复制推广的妥协模式，应该是建立在底线共识基础上。若不如此，便不具备价值层面的正当性。列宁就曾指出，“政治妥协要求冲突双方必须具有基本价值层面的坚守，如果放弃了这种坚守，政治妥协就没有任何意义，就彻底沦为无谓的迁就、背叛甚至投降”。

　　“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精研史实，洞察现实，不难发现，政治的艺术性往往取决于它的妥协程度与技巧。例如，对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思辨探讨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根本主线，而西方国家尤其是民选国家的政治实践恰恰是妥协制度文化的生动展现。我们虽然有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基因血脉，制度模式与治理风格也迥然不同，但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对妥协规则、功能与价值的体认却并无二样。

　　因此，合理适度地借鉴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妥协思想，并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理论，有利于丰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路、治理方法和政治技艺。我们遴选相关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组织本期“政治妥协史论”专题策划，其初衷和目的也正在于此，在此向读者和研究者郑重推荐。

　　――《学术前沿》编者

　　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政治制度和规则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治妥协在解决政治分歧、对立和冲突的时候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政治制度是机器的齿轮的话，那么政治妥协则像是齿轮的润滑油，使政治制度能够良好运转而不致于崩溃。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政治妥协在人类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政治离不开妥协;但政治不全是妥协，妥协是有条件的，妥协是讲技巧的，妥协也是有底线的，政治是妥协与原则相平衡的艺术。

　　――程同顺

　　在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激变时代，执政党被理所当然地赋予了更多的执政空间与政治责任，并在社会矛盾冲突甚至个案政治事件中，有充分的理由与合法性采取权衡判断，相机处置，这种对原则与底线的坚守与调整，一方面需要极其深邃的政治智慧和极其伟大的政治人格，另一方面更需要极其深厚的法理修养与法治精神。

　　――陶 庆

　　中国历史传统很复杂，既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也有“中庸之道”、“和为贵”、“求同存异”。当今中国复杂的局势下，既要善于斗争，也要善于妥协。尤其是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凝聚社会共识，就要懂得妥协、学会妥协，多听对方的意见，多理解对方，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陶文昭

　　普京执政以来的治理举措，诠释了政治妥协的精粹，就是政治的艺术体现为在必要与可能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与此同时，他也用足了宪法和宪法性联邦法律赋予总统的权力，将总统权力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不违背宪法，却游走于法律规范边缘。这种决断与妥协的政治艺术被普京运用得淋漓尽致，而且政治效果明显。

　　妥协的艺术篇4

　　“妥协”一词总给人以软弱无能的感觉，但是深究其义却大有文章可读。它的内涵和底蕴比它的字面含义丰富得多，而懂得它与实践它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很多企业家在摸爬滚打的过程中，往往牛气逼人，血气方刚，气冲霄汉，有条件咱要朝前冲，没条件咱创造条件也要朝前闯。可强闯、硬闯，纵然能成功闯出去，在前面等着你的说不定就是死亡。不大懂得必要的妥协，将会给企业发展制造很大的阻力。有时候，适当的示弱和妥协反而会让你迎来企业发展的另一个春天。那么，怎样才是适当的妥协？靠我们的真诚，靠我们的善良，还有靠我们的智慧，更靠我们的心胸。既然强大不起来，那就靠弱势前行；既然是弱势群体，那柔韧、妥协的一面就该无处不在。

　　也许有人会说，妥协岂不是会背离初衷，甚至会失去方向和原则，其实不然。坚持正确的方向，与妥协并不矛盾。相反，妥协是对坚定不移方向的坚持。当然，方向是不可以妥协的，原则也是不可妥协的。但是，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一切都可以妥协，只要它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为什么不能妥协一下呢？当目标、方向清楚了，如果此路不通，我们妥协一下，绕个弯，总比原地踏步要好，干嘛要一头撞到南墙不拐弯呢？在大多数人的思维中，只有毫不妥协，方能显示出英雄本色。但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认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其复杂性难以言表。所以，适当的妥协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那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一味地让步。明智的妥协是一种适当的交换。为了达到主要的目标，可以在次要的目标上做适当的让步。这种妥协并不是完全放弃原则，而是以退为进，通过适当的交换来确保目标的实现。相反，不明智的妥协，就是缺乏适当的权衡，或是坚持了次要目标而放弃了主要目标，或是妥协的代价过高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明智的妥协是一种让步的艺术，妥协也是一种美德，而掌握这种高超的艺术，应是管理者的必备素质。

　　“妥协”其实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丛林智慧，凡是人性丛林里的智者，都懂得在恰当时机接受别人的妥协，或向别人妥协，毕竟人要生存，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意气。

　　“妥协”是双方或多方在某种条件下达成的共识，在解决问题上，它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出现之前，它却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有不少的好处。只有妥协，才能实现“双赢”和“多赢”，否则必然两败俱伤。因为妥协能够消除冲突，拒绝妥协，必然是对抗的前奏；每位企业家都要真正领悟妥协的艺术，学会宽容，保持开放的心态，就会真正达到理想的治企境界，就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如果一个企业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不愿与任何人合作，不愿意采取积极的妥协战略，那最终将会失去更多。

　　妥协是退一步的海阔天空，是绝处重生后的喜悦；妥协是花开花落的宠辱不惊，是去留无意的云卷云舒；妥协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良辰美景；妥协是互谅互慰、互利互惠的博大情怀；妥协是另辟蹊径、智谋取胜的策略，是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崇高境界。

　　妥协的艺术篇5

　　还是来说说米奇尼克吧。在西方世界里，米奇尼克与米兰，昆德拉和哈维尔齐名。他们都被冠以”民主斗士”的称号，三人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也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目标。然而在追求信仰的途径上却并不十分相同。

　　米奇尼克有一本著作，叫《通往公民社会》，这本书是在他为推动波兰民主而经历了数次牢狱之灾后写下的。书中最著名也最具有启发性和争议的正是那句：“金色的妥协，灰色的民主”。当人们看到他的这个观点之初误以为这是一个斗士的失节与投降，对于被压抑和有着不满情绪又没有勇气投入反抗的人们而言，乃至那些过于安逸而感到生命无聊的人而言，他们内心都渴望看到民主斗士与极权者的激烈冲突，以死亡和鲜血来提振一下自己已经完全消沉的意志，或者就像看一部大片，娱乐一下平淡的时间。

　　在写这本书之前，米奇尼克也像个荧幕英雄那样慷慨无畏地去战斗过。米奇尼克出身于波兰的一个老革命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崇尚暴力革命的人，在父亲的感召下米奇尼克冲入了阵地，然而他后来发现暴力革命最终会导向新的极权主义，所以他做出了另一个妥协的选择。

　　米奇尼克说：“我的妥协图景是以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起点。它建立在我的一种确信之上，多元化的民主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并与之妥协。妥协哲学是一种认可犹豫的哲学。相比之下，激进主义的、革命的、煽动的和暴力的哲学，采取了更为简单容易的途径，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它导向断头台而非民主。”

　　妥协的前提是对对手的理解与信任。米奇尼克终于伸出手来向当年波兰军管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寻求妥协，要求进行没有敌意的对话，而不是向后者投降。历史的惯性证明，执政者在寻求妥协方面，似乎更难作出决断，特别是在时机的把握上心存疑虑，他们害怕后退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者招致对手的进一步施压，不相信民主程序能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所以一次次地坐失良机。在他们自认为有力量的时候，他们还想获得更多的东西；可当他们失去力量而不得不忍痛丢掉一些东西的时候，危机已经爆发了。

　　米奇尼克说：“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冲突在民主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解决。”如果说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得到的是共同需要的东西，而将各自不想要的东西搁置一边，因此妥协各方都是胜利者，没有失败者。

　　妥协的艺术篇6

　　关键词：艺术品；解构；友情；深层思考

　　《艺术》的故事是围绕一幅白画展开的。喜爱现代派艺术的外科医生塞尔吉花了20万法郎买来一幅白底子上有几条白色线条的油画并为自己购得这幅名画家的作品而沾沾自豪，他请来他的朋友马克来欣赏，没想到马克把这幅画贬为“臭狗屎”，二人很不开心。为求一个说法，他们约来了另一个朋友伊万，可伊万是个折中主义者，他在安慰两个朋友的过程中采取了“捣糨糊”的手段，事情愈演愈烈。结果三人为了这幅画大动肝火、大伤和气，直至大打出手。

　　1关于艺术――见仁见智

　　对于这幅“白画”究竟是不是艺术品，剧中三人各执一词，台下的观众也莫衷一是。站在马克的角度，他是传统艺术的拥护者，他理解不了一张白板有何艺术性可言，因此认为塞尔吉是在附庸风雅。这个逻辑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看客的想法。不只传统的绘画理念，甚至抽象派也难以找到一幅没有形式和色彩两种绘画艺术最基本的要素的画。话剧中，马克提到了他对塞尔吉不满的最初原因是塞尔吉解释“解构”这个词时的一本正经。“解构主义”缘起于法国，是一种对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挑战，追求自由与叛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马克认为塞尔吉购买这幅白画这种对于解构主义的狂热追求是在赶时髦，是故意把自己放在一个艺术潮流的至高点来俯视他的朋友们，因此大动肝火。站在塞尔吉的角度，我们来试着剖析一下他对于这幅白画的心理。许多人对塞尔吉购买白画的行为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他是附庸风雅。其实不尽然。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收藏家，亦或是艺术爱好者，大都是自己所热爱的艺术层面上的佼佼者。对于他们来说，在某一艺术领域上的超前会让自己有一定的优越感，塞尔吉就是这样。他对于现代派的绘画和解构主义艺术产生了一些兴趣，并且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研究――也许称不上研究。总之，他在朋友圈里对于这一艺术领域是最擅长的，因此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而购买这幅画的动机，也许就是提升这种优越感。这样一来，这幅画对塞尔吉而言是绝对的艺术品。站在伊万的角度来看，这幅白画究竟是不是艺术品其实无关紧要。伊万本身就是一个很可以委屈求全的人，是一个类似《窝头会馆》里的周玉浦的角色。对于塞尔吉而言的艺术品和对于马克来说的“臭狗屎”在伊万这里都一样，伊万只是出于一个对艺术毫无见解的朋友的角度出发，去跟其他二人沟通的。至于伊万在话剧的最后关头爆发，并在大笑中声称那副白画就是“臭狗屎”，则是他在高压状态下对自己心声的夸张披露。而这与他的折中主义并没有冲突之处――他不喜欢，也觉得花巨款购买这样一幅画是荒唐的，但没到认为它是臭狗屎的程度。他在这里看似放肆的嘲笑实际上并没有减轻自己的悲哀，只不过他之前是附和塞尔吉，现下是附和马克罢了。其实，三人对待这幅白画的态度，也折射出各自对待艺术的态度和对待友情的态度。艺术的价值究竟在什么地方？塞尔吉在最后的自白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在伟大的感情面前，艺术也许一文不值。也许艺术有一项价值，就是某些时候，让人们醍醐灌顶地发现情感的可贵。

　　2关于友情――妥协还是不屈

　　《艺术》不仅为我们探讨了关于如何看待艺术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加富有哲理的命题――怎样维持友情。表面看来，话剧中“艺术”与“友情”是两个相互冲突的矛盾体，拥有一个就要放弃另一个，仔细想来并非如此。这里的艺术，正是打开友情问题大门的钥匙。大门一打开，所有遮盖隐藏的问题一一暴露出来。话剧通过“白画”这幅导火索，给我们呈现了在三人的友情中出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也提出的这样的质问：妥协与不屈，何者是维持友情的最佳方式？

　　这部剧起初以白画的拥有者塞尔吉为中心人物，马克与伊万围绕着塞尔吉的白画展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马克的态度是强硬的，令人难堪的；伊万采取的方式则是顺承的。编剧特意呈现了这样两种极端的处理方式，来启发观众思考这个问题。起初，当塞尔吉接收到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时，是倾向于顺耳的一方的。然而这并不证明他就赞成伊万“捣糨糊”的态度。伊万声称喜欢那副白画是违心的，出于不想让朋友生气的目的。而在马克看来，告诉朋友他做了蠢事比遮盖住这件事情要义气得多，于是对塞尔吉的画进行了彻头彻尾的否定，塞尔吉当然难以接受。这一时间，矛头是指向“毫无幽默感”的马克的。在三人吵作一团之际，马克和塞尔吉争吵上升到了白热化。塞尔吉厌恶马克的过于坦诚，一气之下说出自己对于马克的妻子鲍罗的反感。此时的争吵，已不单单是一幅画的问题的，而是深入到三个人的性格、对待朋友的态度甚至牵扯进了家人。二人大打出手，伊万上前拉架，随着伊万的受伤，马克与塞尔吉的战火渐渐平静，二人又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和稀泥”的朋友伊万。

　　在这部话剧里，编剧没有支持任何一种对待朋友的方式――硬邦邦地强加灌输或无原则地和稀泥。这两种方式都受到了批判，而且这批判就来自剧中的另外两人。这样就把思考的权力交给了观众――如果一动不动地不屈与毫无原则地妥协都无法令人接受，那么友情究竟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呢？话剧的结尾是富有戏剧性的――马克向塞尔吉做出了妥协，以他自己的方式承认了这幅白画作为艺术品“画”的存在；塞尔吉则以一个谎言开始了与马克的新的友情。这个结尾是具有哲理意义的。编剧在话剧的开始给我们提问了“不屈与妥协”何者更能维持友谊的问题，却以另一个问题作了回答――难道只有在妥协与谎言中，友情才能维持下去？我们思索一下马克、塞尔吉、伊万三人今后的友情之路。伊万应该建立原则还是力求平衡？马克应该继续妥协还是回归不屈？塞尔吉该继续谎言还是坦诚相对？如果三个人都变了，他们的友情还能继续下去么？这是很困难的。这三个朋友如此深厚的友情，与相互间的制衡不无关系，如果这种制衡打破了，关系恐怕也难以维持了。西方的剧本与中国译本的区别之一在于对结尾的处理，国外上演这部话剧时，结尾是白画被撕裂，三人彻底反目。当然，我们看到的版本比国外的更具人性化也更易于接受，但也许另一个结尾更接近现实。事实上，我们由这部话剧发散思考，可以看到无论是马克还是伊万都是具有符号性的。或许看过话剧的每个人心中都会架起这样一架天平：一端放着马克，一端放着伊万。每个人的天平都各有所倾。也许当我们频频思考着马克与伊万哪个更适合做朋友时，马上又想到该如何为自己的朋友折中。而当我们思考着如何折中时，不知不觉又掉入了那个问题――只有在妥协和谎言中，友情才能保鲜么？

　　《艺术》是一部可以引人深思的话剧作品，它通过一个小剧场的简单呈现，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并不简单的思想盛宴。话剧中的三个主人公，是可以跨越民族、跨越语言、跨越地域甚至跨越时间而存在的，他们可以是你我他的缩影，他们的故事，也许是你我他的故事。对这部话剧的思考，也是艺术、对友谊的认识的一次重新结构。也许，这就是一部成功的话剧应该带给我们的。

　　参考文献：

　　[1] 话剧《艺术》剧本.

　　[2] 朱士场.《艺术？艺术！》.《新千年话题》.

　　妥协的艺术篇7

　　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开放与进取,这条内容在行政管理团队的讨论中,有较长时间的争议。华为是一个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公司,开放难道有这么重要吗?由于成功,我们现在越来越自信、自豪和自满,其实也在越来越自闭。

　　我们强调开放,更多一些向别人学习,我们才会有更新的目标,才会有真正的自我审视,才会有时代的紧迫感。

　　清晰的方向来自灰度

　　一个领导人重要的素质是方向、节奏。他的水平就是合适的灰度。坚定不移的正确方向来自灰度、妥协与宽容。

　　一个清晰方向,是在混沌中产生的,是从灰色中脱颖而出,方向是随时间与空间而变的,它常常又会变得不清晰。并不是非白即黑、非此即彼。合理地掌握合适的灰度,是使各种影响发展的要素,在一段时间和谐,这种和谐的过程叫妥协,这种和谐的结果叫灰度。

　　妥协一词似乎人人都懂,用不着深究,其实不然。妥协的内涵和底蕴比它的字面含义丰富得多,而懂得它与实践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华为的干部,大多比较年轻,血气方刚,干劲冲天,不大懂得必要的妥协,也会产生较大的阻力。

　　我们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虽然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了不灭的影响,但大多没有达到变革者的理想。我认为,面对它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他们的变革太激进、太僵化,冲破阻力的方法太苛刻。如果他们用较长时间来实践,而不是太急迫、太全面,收效也许会好一些。其实就是缺少灰度。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并不是一条直线,也许是不断左右摇摆的曲线,在某些时段来说,还会划一个圈,但是我们离得远一些或粗一些来看,它的方向仍是紧紧地指着前方。

　　我们今天提出了以正现金流、正利润流、正的人力资源效率增长,以及通过分权制衡的方式,将权力通过授权、行权、监管的方式,授给直接作战部队,也是一种变革。在这次变革中,也许与二十年来的决策方向是有矛盾的,也将涉及许多人的机会与前途,我想我们相互之间都要有理解与宽容。

　　宽容是领导者的成功之道

　　为什么要对各级主管说宽容?这同领导工作的性质有关。任何工作,无非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同物打交道,二是同人打交道。

　　不宽容,不影响同物打交道。一个科学家,性格怪癖,但他的工作只是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同仪器打交道,那么,不宽容无伤大雅。一个车间里的员工,只是同机器打交道,那么,即使他同所有人都合不来,也不妨碍他施展技艺制造出精美的产品。

　　但是,任何管理者,都必须同人打交道。有人把管理定义为“通过别人做好工作的技能”。一旦同人打交道,宽容的重要性立即就会显示出来。人与人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所谓宽容,本质就是容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同性格、不同特长、不同偏好的人能否凝聚在组织目标和愿景的旗帜下,靠的就是管理者的宽容。

　　宽容别人,其实就是宽容我们自己。多一点对别人的宽容,其实,我们生命中就多了一点空间。

　　宽容是一种坚强,而不是软弱。宽容所体现出来的退让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无奈和迫不得已不能算宽容。

　　只有勇敢的人,才懂得如何宽容,懦夫决不会宽容,这不是他的本性。宽容是一种美德。

　　只有宽容才会团结大多数人与你一齐认知方向,只有妥协才会使坚定不移的正确方向减少对抗,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你的正确目的。

　　没有妥协就没有灰度

　　坚持正确的方向,与妥协并不矛盾,相反妥协是对坚定不移方向的坚持。

　　当然,方向是不可以妥协的,原则也是不可妥协的。但是,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一切都可以妥协,只要它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为什么不能妥协一下?当目标方向清楚了,如果此路不通,我们妥协一下,绕个弯,总比原地踏步要好,干嘛要一头撞到南墙上?

　　在一些人的眼中,妥协似乎是软弱和不坚定的表现,似乎只有毫不妥协,方能显示出英雄本色。但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认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妥协”其实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丛林智慧,凡是人性丛林里的智者,都懂得恰当时机接受别人妥协,或向别人提出妥协,毕竟人要生存,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意气。

　　“妥协”是双方或多方在某种条件下达成的共识,在解决问题上,它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出现之前,它却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有不少的好处。

　　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一味地让步。明智的妥协是一种适当的交换。为了达到主要的目标,可以在次要的目标上做适当的让步。这种妥协并不是完全放弃原则,而是以退为进,通过适当的交换来确保目标的实现。相反,不明智的妥协,就是缺乏适当的权衡,或是坚持了次要目标而放弃了主要目标,或是妥协的代价过高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明智的妥协是一种让步的艺术,妥协也是一种美德,而掌握这种高超的艺术,是管理者的必备素质。

　　只有妥协,才能实现“双赢”和“多赢”,否则必然两败俱伤。因为妥协能够消除冲突,拒绝妥协,必然是对抗的前奏;我们的各级干部真正领悟了妥协的艺术,学会了宽容,保持开放的心态,就会真正达到灰度的境界,就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

　　坚决反对完美主义

　　什么是职业化?就是在同一时间、同样的条件,做同样的事的成本更低,这就是职业化。市场竞争,对手优化了,你不优化,留给你的就是死亡。思科在创新上的能力,爱立信在内部管理上的水平,我们现在还是远远赶不上的。要缩短这些差距,必须持续地改良我们的管理,不缩短差距,客户就会抛离我们。

　　的确,我们要有管理改进的迫切性,但也要沉着冷静,减少盲目性。我们不能因短期救急或短期受益,而做长期后悔的事。不能一边救今天的火,一边埋明天的雷。管理改革要继续坚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达到适用目的的原则。

　　我们从一个小公司脱胎而来,小公司的习气还残留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员工也受二十年来公司早期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自己的思维与操作上还不能完全职业化。这些都是我们管理优化的阻力。由于我们从小公司走来,相比业界的西方公司,我们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运作与交付上的交叉、不衔接、重复低效、全流程不顺畅现象还较为严重。

　　在管理改进中,要继续坚持遵循“七反对”的原则。坚决反对完美主义,坚决反对繁琐哲学,坚决反对盲目的创新,坚决反对没有全局效益提升的局部优化,坚决反对没有全局观的干部主导变革,坚决反对没有业务实践经验的人参加变革,坚决反对没有充分论证的流程进行实用。

　　我们不忌讳我们的病灶,要敢于改革一切不适应及时、准确、优质、低成本实现端到端服务的东西。但更多的是从管理进步中要效益。我们从来就不主张较大幅度的变革,而主张不断的改良,我们现在仍然要耐得住性子,谋定而后动。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西方的职业化,是从一百多年的市场变革中总结出来的,它这样做最有效率。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并非是为了好看。我们学习它,并非是完全僵化地照搬,难道穿上中山装就不行?

　　我们二十年来,有自己成功的东西,我们要善于总结出来,我们为什么成功,以后怎样持续成功,再将这些管理哲学的理念,用西方的方法规范,使之标准化、基线化,有利于广为传播与掌握并善用之,培养各级干部,适应工作。

　　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是一个僵化的西方样板,而是一个有活的灵魂的管理有效的企业。看西方在中国的企业成功的不多,就是照搬了西方的管理,而水土不服。一个企业活的灵魂,就是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这两条要领的表现,就是不断提升效率。

　　我们从杂乱的行政管制中走过来,依靠功能组织进行管理的方法虽然在弱化,但以流程化管理的内涵,还不够丰富。流程的上、下游还没有有效“拉通”,基于流程化工作对象的管理体系还不很完善。组织行为还不能达到可重复、可预期、可持续化的可值得信赖的程度。人们还习惯在看官大官小的指令,来确定搬道岔。以前还出现过可笑的工号文化。

　　工作组是从行政管制走向流程管制的一种过渡形式,它对打破部门墙有一定好处,但它对破坏流程化建设有更大的坏处。而我们工作组满天飞,流程化组织变成了一个资源池,这样下去我们能建设成现代化管理体系吗?一般而言,工作组人数逐步减少的地方,流程化的建设与运作就比较成熟。

　　妥协的艺术篇8

　　【关键词】政治妥协 协商民主 治理 原则 底线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虽然很多思想家理想中的人类社会是大同世界，但是现实中的人类社会总是存在很多差异和分化。由于各种原因，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物质利益经常存在差异和分歧，这些差异和分歧在特定的条件下就会导致对立和冲突。为了把这些对立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国家制定了各种法律和制度。法律和制度这些规则使人们之间的冲突有章可循，但当冲突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的时候，仅靠规则自身仍然不足以解决这些对立和冲突。有的时候，合理的规则需要在人们能够互相妥协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毫无疑问，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政治制度和规则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治妥协在解决政治分歧、对立和冲突的时候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政治制度是机器的齿轮的话，那么政治妥协则像是齿轮的润滑油，使政治制度能够良好运转而不致于崩溃。

　　政治妥协的类型

　　人们一般认为，政治妥协只会发生在政治对手或冲突的国家之间，但仔细观察人类的政治现象就会发现，政治妥协发生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可以说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充满了政治妥协。政治妥协广泛存在于不同层次的政治主体之间，从这个角度来区分，政治妥协至少存在以下几种类型：

　　不同政党之间的妥协。多党竞争是现代西方政治的主要特点之一，各个政党在很多政策议题上总是吵吵闹闹、争论不休。尤其是在国会的立法过程中，不同政党的议员总是斗得不可开交。这其中一方面有各个政党谋一己私利的为反对而反对，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保障了西方国家的分权制衡能够落到实处。但斗来争去，他们还是不想背负无所作为的恶名，也不想让民众看到是由于自己的不配合而导致大家期盼的法案流产，于是斗争的各方总是通过协商和妥协来达成一致，最终使法案通过。

　　如美国2010年全民医保法案和2011年提高债务上限获得通过，就是典型的政党之间互相妥协达成结果的案例。全民医保法案在美国历史上已经被无数次提起，但每次都是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意见分歧而胎死腹中。2009年奥巴马就任总统后力推全民医保法案，虽然民主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但是为了避免这次医保法案像以前那样无疾而终，民主党还是做出了大量的让步和妥协。奥巴马亲自主持召开两党医改峰会，围绕控制医疗成本、改革医疗保险市场、削减政府预算赤字、扩大医保覆盖面展开磋商，同时在最终版本上也采纳了共和党人的部分建议。虽然医保法案在投票表决时并没有获得共和党议员的赞同票，但是毕竟没有采取缺席或极端的方式进行抵制。尽管最终通过的医保法案与奥巴马的初衷大相径庭，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大量反对的声音，但它毕竟获得了通过，结束了美国没有全民医保的历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1年美国解决财政悬崖问题同样也是两党妥协的结果。为避免债务违约，就要提高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于是，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不得不接受共和党提出的减少赤字、紧缩预算的主张。

　　同一政党内部的妥协。不仅在不同政党之间会存在分歧，有时同一政党内部代表不同地域、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派别之间也会存在巨大的分歧，因此，同一政党内部也需要互相妥协，协调意见，加强合作。党内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取得令人满意的治理效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党内和政党间的合作都是必不可少的①。仍以美国2010年全民医保法案为例，不仅共和党与民主党意见相左，而且在民主党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为了避免在国会表决时出现意外，就必须首先在民主党内部达成共识，而要达到较大程度的共识就需要做出妥协。因此，为了得到参议院民主党议员的一致认同，民主党就删除了法案原来版本中最受关注的“国营医保”内容。即使如此，在最终投票表决时，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中仍然有34人投了反对票，使这次医保法案只能以险胜过关。可以看出，出于各种需要，政党内部不同派别的妥协也是经常发生的现象。

　　政治家对民众的妥协。人类的政治史表明，政治妥协不仅发生在不同的政治家之间、不同的政党之间，而且在政治家与民众之间也有过妥协的事例。由于政治家和民众认识问题的角度以及政治目标的不同，两者在很多政策、制度问题上也存在很多分歧和冲突。在很多情况下，为了保障公共政策的有效推行，政治家不得不向民众让步，做出妥协。

　　我国1958～1962年人民公社初期公社体制的演变就是政治家向民众妥协的典型事例。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刚刚确立的时候，实行公社一级核算，在全公社范围内搞平均主义分配。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造成了不合理的平均主义，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为人民公社制定了一系列调整政策，陆续纠正了一些错误，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经营核算的单位下放到生产大队。然而，由于生产大队范围仍然太大，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所存在的过分集中与平均主义的问题，农民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仍然受到束缚。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同意将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并提出生产队的规模以20～30户为宜。总之，人民公社的经营核算体制，经历了从公社为核算单位到生产大队，再到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转变，公有化程度不是向最初的目标全民所有制过渡，而是向农民的要求和生产的实际妥协，退回到生产小队的规模②。

　　1933年美国禁酒令的废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家向多数民众妥协的结果。作为宪法第十八修正案于1920年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禁酒令，是追求净化道德情操的禁酒运动的一个成功，但依靠法律的力量强制禁止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需求，肯定是难以维持长久的。除了执法困难和助长非法交易的因素之外，人们对禁酒令的普遍抵制和变相违抗也是其不可持续的重要因素。罗斯福总统认识到了广大民众被压抑的要求不可抗拒，把推动解除禁酒令作为竞选纲领之一;国会两院也顺应民意，通过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解除了禁酒令。

　　民众之间的妥协。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得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直接民主在基层和社区的层次上重新获得了生长空间。民众参与决策的直接民主，由于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独特的利益和意见的权利，因此民众之间产生分歧和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机会更多。当前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社区自治以及各种涉及民众利益的听证会，都会存在不同群众民众利益和观点分歧的情况。如果大家互不相让，缺乏妥协精神，那么基层和社区民主就会失去效力和活力。只有通过有效沟通和互相妥协，才能够解决问题，增进福利。

　　在当前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中这样的例子大量存在。如陕西省汉中市某村的一个村民小组，有一次在分配土地补偿金时也遇到了分歧和争议。这个小组有几户村民户口刚刚迁入不久，还有几户村民的户口虽然一直在本村，但常年不在村里生活、居住。该村民小组其他成员认为这些村民并未为本小组做出贡献，没有尽到村民小组成员的义务，所以不应当享有获得集体土地补偿收益的权利。由于补偿款总量是固定的，给他们分配就意味着会减少其他村民的分配，使其蒙受利益损失。可是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些处于少数派的村民确实是该村民小组的成员，获得一定补偿也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村民小组召集村民小组会议讨论解决方案，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决定此次补偿金全部由组里其他村民分享，对这几户特殊情况的村民动用其他资金进行补偿，不过金额要低于此次土地补偿③。

　　不同国家之间的妥协。在国际关系中由于涉及到国家的领土、安全等国家利益等原则性问题，人们一般认为没有妥协的空间，但是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妥协也大量存在。如冷战期间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妥协，撤出了运往古巴的核弹头，避免了美苏两国核战的爆发。此举虽然丢失了一点个人颜面和国家虚荣，但是拯救了世界和平，可以说妥协挽救了世界。再如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与美国领导人的暴跳如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了负责任的沉着冷静，以及愿意通过妥协解决问题的态度。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谈判，中方得到了美方的道歉和赔偿之后，全部归还了美方人员和侦察机。这个举动避免了中美关系因小范围的意外事件走向全面恶化，挽救了中美关系的大局。

　　政治妥协的价值与功能

　　既然妥协在人类的政治史上是如此广泛地存在，也受到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肯定，那么它一定有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政治妥协在政治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它到底具有哪些价值和功能呢？初步看来，政治妥协的价值和功能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解决政治分歧的有效方式之一。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有分歧。迄今为止，人类解决政治分歧的方式无非包括杀戮战争、投票表决、沟通妥协等几种方式，但是毫无疑问，政治妥协是解决政治分歧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通过杀戮或战争的方式从肉体上消灭政治分歧或冲突的对手是最简单的方式，但是却是反人道的方式，是与现代人类文明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因此也是最不足取的方式。况且，这种方式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了分歧，但是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蕴育着更大的分歧和冲突，所以从长远来说，这种方式不仅不能解决分歧和冲突，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分歧，激化冲突。

　　用投票表决来解决政治分歧和冲突看似是一种民主的、和平的方式，但是没有经过沟通协商的投票只是用多数的意志压制和掩盖了分歧和冲突。通过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较快地做出政治决策，但是并没有从认识和情感上弥合政治分歧，反而会造成政治分裂，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带来巨大的困难。最近几年泰国政治形势动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建立在简单投票选举合法性之上的民主政府没有办法消除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的分歧和不信任，双方都缺乏必要的妥协精神，互不让步，导致出现政治僵局④。

　　良好的沟通是解决政治分歧的最佳通道。如果能够通过良好的沟通而不需要妥协就能达到共识，所有人都没有任何分歧，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种境况是可遇不可求的。在政治沟通的过程中，往往是意见不同的各方先充分理解其他各方的利益诉求，然后各自让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虽然对于各方来讲，解决方案都不是最理想的，但又是各方能够心甘情愿接受的。通过沟通和妥协，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解决政治分歧和冲突。

　　促进公共利益的优化与改进。政治妥协不仅可以有效解决政治分歧，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助于打破僵局，避免无所作为，为改变不合理的现状而有所作为。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公共政策制定领域，政治家之间比较容易发生分歧和冲突。而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针对现实政治某些方面的不合理状况而提出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改变不合理的现状。

　　正如我们在2011年美国解决财政悬崖危机时看到的那样，由于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也由于各自代表的群体的利益不同，政治家对于同一个公共政策可能会形成几种不同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政策版本，互相争论，相持不下。如果各方都不让步，就会形成僵局，没有办法改变不能提高联邦政府债务的现状，就会一方面使美国在国际上陷入政府信用违约的窘境，另一方面也使联邦政府走向无钱可用、关门大吉的尴尬境地。当然，更严重的，这种状况可能还会严重拖累正在困境中挣扎的美国经济，甚至加剧世界经济衰退。这显然不是美国两大政党真正愿意看到的，也是世界各国普遍担心的。如果双方各自做出一些让步，共和党同意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民主党接受财政节俭的主张，那么就能解决当时的危机，改变现状，增进美国乃至世界的公共利益。妥协还是不妥协？好处和坏处非常清楚。美国两大政党谁也不愿担负无所作为，不愿意解决危机的恶名，因此各让一步，财政悬崖问题得以有惊无险地解决了⑤。

　　因此，政治妥协的结果，可能对各方来说都不是最初的理想方案，都打了折扣，被迫接受了一些自己不太喜欢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现状，避免了危机，也避免了无所作为，各方通过放弃了某些东西而促进了公共利益的优化和改进。

　　保障各方和谐共存。当政治主体之间分歧太大，他们又不能很好地控制和处理这种分歧时就会演变为剧烈冲突，这种剧烈冲突有时就会表现为两败俱伤的族群冲突或者战争。冲突的各方可能开始时都是信心满满，誓言一战到底，但随着进程的深入就会发现，这样发展到最后可能谁也无法取胜，反而可能会同归于尽。这时候，聪明的政治家一定会想到谈判，通过互相妥协避免两败俱伤;如果各方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坚决不沟通不妥协，那可能结局就是鱼死网破。在这种特定的政治场景下，政治妥协就是润滑剂，就是能够救命的灵丹妙药。只有互相妥协，才能存活下来。只有互相妥协，才能保障冲突各方和谐共存。

　　如前面举到的古巴导弹危机的例子，如果赫鲁晓夫不做出妥协，撤走运往古巴的核弹头，那么美国就会向苏联发起核攻击，苏联也会立刻进行报复性的核反击，那么不仅美苏两国会面临灭顶之灾，而且整个地球可能都会进入核冬天。当然肯尼迪也可能做出妥协不发动核打击，因为他们都是相对成熟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但是，无论如何，是他们通过妥协才挽救了美苏和整个世界，避免了世界末日的到来。再如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开始时拒不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的任何抗日主张，局势一度十分危急，这无论是对蒋本人还是对发动兵谏的两位将军，以及对全国的抗日形势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直到宋美龄亲赴西安劝说蒋介石，做出妥协，答应了张杨两位将军提出的一致抗日的条件，蒋才得以全身而退，既挽救了自己，又挽救了全国的抗战形势。

　　当前中国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之中，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正在重新调整和分化，各种利益冲突大量增加。而中国目前又到了改革和发展关键时期，创造和利用战略机遇期，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构建和谐社会，对中国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而，以政治妥协的方式解决当前这些社会利益冲突就显得尤为可贵，各个利益群体之间通过沟通、谈判和互谅互让来缓和矛盾，减少对抗，可以创造稳定和谐的环境，避免最坏结果的出现，推动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⑥。

　　实现协商民主的必要前提。协商民主有其特定的应用范围，尤其侧重的是吸收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在公共政策制定前进行充分讨论和沟通。任何公共政策最终都要通过立法机关或行政部门通过票决程序来决定，但是当不同民众、不同的政治家针对同一公共政策议题有重大分歧、对立和冲突时，仅仅通过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做出裁决时，不仅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还会造成不同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裂，并且这样产生的公共政策也难以顺利执行。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法定的票决程序之前，在不同政治家之间、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之间先经过充分的协商沟通才能避免把分歧和冲突长期固化，形成极端分裂的社会结构。因此协商民主是对票决民主的有益补充，使现代民主更加健康有效。

　　但是协商民主的实现是有条件限制的，它要求参与协商民主的政治家和民众要有起码的互相尊重和妥协精神。协商民主要求相互讲道理，民众和他们的代表预期应该向彼此证明其政策主张的合理性。在互相证明合理性的过程中，需要通过讨论或者辩论，只有互相尊重和互相妥协，讨论和辩论才能理性地进行，才能形成大体上的共识，协商民主才可能产生可见的结果⑦。如果参与协商民主的主体缺乏妥协的精神，只知道为自己据理力争，不知道理解对方的利益，那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强化原有的分歧和对立，协商民主就会变成低效的争论和冲突。协商民主本来就是为了均衡各方利益，解决分歧和争议的，但人们如果缺乏妥协精神，那么民主政治就会陷入危机。

　　政治妥协的基本规律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政治妥协在人类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政治离不开妥协;但政治不全是妥协，妥协是有条件的，妥协是讲技巧的，妥协也是有底线的，政治是妥协与原则相平衡的艺术。

　　妥协是有前提的。并非所有的政治都是妥协，妥协也并非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所有的政治妥协都是有前提的。首先，妥协是在有分歧和冲突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如果不存在利益分歧，全体意见一致，那么谁向谁妥协呢？就无所谓妥协不妥协了，妥协就没有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了。当然，通过妥协倒有可能产生全体一致，但那是妥协的最好结局⑧。其次，分歧和冲突的各方能够认识到沟通和妥协的必要性。不论各方分歧大小，如果他们完全不尊重其他各方的存在、利益和主张，认识不到妥协的必要性，那么妥协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分歧各方至少能够愿意坐下来通过沟通谈判解决问题，才有妥协的可能性。最后，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一国之内的政治妥协多发生在立法和治理过程中而非选举过程中。这是因为，在选举过程中，人们更愿意看到前后一致、讲求原则的候选人，而在治理和立法过程中，如果不照顾各方利益达到妥协，就难以实现有效治理⑨。

　　妥协要使各方互利共赢。欲使妥协能够产生良好和持久的结果，那么妥协一定要保障各方互利共赢。在利益发生分歧和冲突的时候，各方应该倾听其他方面的诉求，看到他人的利益和关注所在，分析各方分歧和冲突的原因，然后在充分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达到妥协。如果各方坚持认为自己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他人的利益是无关紧要的，只想自己满意，不管他人死活，那么妥协就不会达成，最终的结果可能或者是一事无成，或者是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只想着让别人做牺牲而自己坐收渔利，那任何妥协都不可能达成;只想着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那就对内无法交待，也就不叫妥协了。所以，妥协的达成，一定是在充分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为了达到更高的目标，所有各方必须要愿意有所付出和牺牲，所有各方都要有所收获⑩。

　　妥协是讲技巧的。在需要妥协的时候进行必要的妥协是一种务实的态度，也是一种负责任的美德。但是政治妥协毕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因此寻求政治妥协必须掌握必要的技巧。在涉及政治分歧的讨论和谈判中，政治家必须明确分析和判断自己和对方的要求和利益所在，调整自己的立场，逐步做出妥协。谈判中的政治家不能一开始就给人一种随时准备妥协，并且妥协没有底线的印象，如果这样的话，自己的利益就不会得到尊重和保障。因为这样做就会使自己和自己相信的原则处于劣势，而且会减少达成可持续妥协的机会。聪明的政治家必须首先强调自己一方利益和要求的正当性，使对方尊重自己的意见和要求，然后摆出各方的差异并逐步寻找消除差异的方法。相互妥协可能要经过很多轮的讨价还价，以及讨论说理，才能使各方逐步接受。所以，理性的妥协不是一味地简单妥协，而是充满技巧的政治艺术。

　　妥协是有原则和底线的。虽然有时候政治妥协是必要的，但是任何妥协都不是为了妥协而妥协，而是在不妥协就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因而任何政治妥协都是有原则和底线的。一方面，并非所有的政治分歧和冲突都是可以诉诸妥协来解决的，也就是说有些政治问题是不应该通过妥协来处理的，如国家主权问题、涉及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侵略战争等。比如，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初期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行径，不仅在道义上不可妥协，而且在事实上妥协也不可能取得任何效果。英法等欧洲国家对于其扩张行为的妥协和绥靖，不仅不能使他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反而进一步助长了他的侵略气焰，最终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所有的政治妥协必须适度。不能为了解决问题没有原则地一味退让，失去了起码的底线。从政治妥协的根本目的来说，妥协是不牺牲核心利益的适度让步，如果超越了这个界限，政治妥协就变成了屈服和投降。

　　注释

　　[美]艾米?戈特曼、丹尼斯?汤普森：《妥协的精神》，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104、130、120～135、108页。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74～79页。

　　程同顺、赵一玮：《村民自治体系中的村民小组》，《晋阳学刊》，2010年第2期。

　　吴宇桢：《妥协精神缺位，泰式政治之殇》，《文汇报》，2013年12月10日第6版。

　　张旭东：《债务美国的救赎》，《今日中国》，2013年第2期。

　　刘勇：《政治妥协：社会冲突视阈中的公共理性》，《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胡锐军：《政治冲突治理视域的政治妥协运用》，《探索》，2012年第2期。

　　孙景珊：《政治冲突与政治妥协》，《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陈果：《政治妥协的价值、原则及功能分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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