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山西书院兴起于宋辽金、发展于元、成熟于明、废止于清末，在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和著名书院，对传播文化、培植人才、推动社会进步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刊曾于2014年第12期刊出《徐继与平遥超山书院》一文，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应广大读者要求，从本期起特开辟《三晋书院》栏目，陆续发表名人与山西书院系列文章，介绍山特的书院文化，以飨读者。

　　傅山（1607―1684），字青主，号朱衣道人，祖籍山西忻州顿村，曾祖父时迁居阳曲县西村（今属太原市尖草坪区），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著名的爱国主义者，被誉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一座拔地凌空、多姿多彩的奇峰，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子等并称为“清初六大师”。他通晓诸子百家，精于医文书画，民间以“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极赞其人格之高峻。傅山早年就学于明末山西最高学府――三立书院，在书院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为教育宗旨的学习环境中，他的“与天地合德”的主体性人格得到极大发展，并在明崇祯九年（1636年）率领生员千里赴京请愿，作出了为昭雪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冤案而伏阙讼冤的感人壮举，从此名动天下。

　　屡废屡兴的最高学府

　　三立书院的前身是河汾书院。明嘉靖九年（1530年），山西按察副使陈讲利用巡抚衙门旧址恢复了早已废弃的晋阳书院，增建号舍，购置经史书籍1600册，选拔优等生员 150人入书院。又新筑三贤堂，祀奉三位生长于河汾、讲学于河汾的山西籍先贤王通、司马光、薛u，并改书院名为“河汾书院”。 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时，由于推行“万历新政”，触动了一部分官僚、缙绅等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强烈抵制。其中一些人以书院为讲坛大肆抨击改革。万历七年（1579年）春，张居正借机禁毁天下书院。河汾书院被停办。

　　万历十七年（1589年），山西巡抚魏允贞以祀奉乡贤为名，在太原府治西南所右街（今旧城街一带）创建了“三立祠”。遇到大比之年，便选拔优秀人士讲学其中，这实际是避开书院之名，而恢复了书院之实。故民间也称其为三立书院。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庚子科乡试，三立书院的学生中举50多人，书院声誉鹊起。

　　明代书院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处江湖之远”的各学派、各在野势力以书院为阵地对“居庙堂之高”的执政者或阉党势力展开持续的监督、无情的批判。其中，以顾宪成、高攀龙等创办的东林书院最有代表性。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擅权秉政的魏忠贤矫诏“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同期，三立书院的讲学活动被迫中断。

　　崇祯七年（1634年）春，复社成员袁继咸出任山西提学佥事，当年七月抵晋。两月后，同样属于东林党势力的吴`出任山西巡抚。其时，明王朝正在经历严重的内忧外患。外患是后金（满族）崛起，内忧是李自成起义。吴`、袁继咸到任后，首先应急防御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渡河入晋。直到崇祯八年（1635年）形势缓和后，袁继咸才得以出试各府州，并发现了傅山（阳曲）、戴廷颍ㄆ钕兀、白孕彩（平定）等一批杰出人才。袁继咸“立法严而用意宽”，使山西“一时士习文气，彬彬蔚起”（戴廷颉对公传》）。

　　崇祯九年，袁继咸在吴`支持下，着手恢复三立书院，增祀名宦9人、乡贤7人，使受祀者达到71人，并撰修《三立名贤传》，又录取傅山、戴廷虻250余位优等生入院深造。袁继咸亲自主院，恢复了讲学制度。朝夕劝课，每月大会3次，全体到书院集中，讲书、作文，供给午饭。午后作完文章，生员们各自与知交朋友三五成群，饮酒畅谈。每月小会6次，分组在寓舍（多在崇善寺）举行，相互讨论，分别等次。袁继咸对书院倾注了罕见的热情。生活上，他“饮食与生徒一致，生徒有病则躬亲存问”。经济上，除了保证每生每月伙食费皆“取足于学租，皆丰厚有余用”外，他还将“节余俸薪，全数捐赠贫寒生徒”，“有病者，亲自其寓所，与药饵调养之”。教学上，他以文章、气节教导学生，主张“士以廉耻气节为端，有廉耻然后有风俗，有气节然后有事功”，还不时到崇善寺生员寓舍讲艺。他为人师表，学高身正，关爱生员，深得大家爱戴。

　　袁继咸特别器重傅山，不仅在考核时将其列为第一，而且在书院中又以其为“祭酒”，并以气节、文章相期许，师生感情十分谆厚。某种程度上，袁继咸在傅山身上寄托了他对山西教育的希望。

　　轰轰烈烈的伏阙讼冤

　　袁继咸是江西宜春人，复社成员。他与东林党人在籍贯上同属一省，在政治上同为一党。他在朝中任官时就以耿介著称，赴山西上任前还两次上书打击首辅温体仁及其同党，因而被其视为眼中钉。明崇祯九年四月，温体仁的私党张孙振（字古岳）被派到山西担任巡按御史。巡按御史代表朝廷出巡，权力很大。袁继咸敏感地觉察到这可能是温体仁报复迫害自己的阴谋。他曾私下对傅山说：“张古岳来，是其不无意于我乎？”

　　果然，张孙振先是接二连三地主动挑衅，同年八月又捏造十几条罪状诬劾袁继咸。十月中，得旨，“着山西抚臣械送（袁继咸）来京勘问”。行前，袁继咸被拘于三立书院，傅山守护在侧。由袁继咸口授，傅山执笔书写辩状。傅山又与汾州府诸生薛宗周倡议伏阙讼冤，向太（原）、汾（州）、平（阳）、潞（安）四府发信，请全晋诸生陆续赴京。十月二十日，傅山委托兄傅庚留在太原催促、联络后来者，自己则与薛宗周跟随被押解的袁继咸进京。在北京，傅山起草奏疏，又与薛宗周、王予等联络赶来的诸生和在京拔贡共103人签名，投送到专掌臣民申诉的通政司。岂料，主持通政司的参议袁鲸竭力包庇，傅山等的本章屡上屡驳。而张孙振则在太原打击、迫害傅山兄弟，又恐吓、离间诸生，企图迫使傅山知难而退。但傅山不为所动。

　　傅山见通过正规合法的渠道行之不通，又领衔起草并刻印了“揭帖”（传单）。揭帖首先陈述袁继咸的清正勤绩，接着针锋相对驳斥张孙振参疏中的诬蔑不实之词，特别驳斥了所谓“贪污”的罪名：“诸细事可不言，即开书院作养一举，首以俸余葺先贤三立祠，而进诸生于其内，朝夕劝课，蔬食菜羹与诸生共之，不取给于官府，不扰及于百姓，有贪吏若此者乎？敝乡灾盗臻，诸生颠连实甚，赖袁先后振恤不遗余力，学租常平而外皆捐自本道……甲戌、乙亥，再见边警，袁分守南城，倾捐俸入，修城浚濠，教造火炮，公家府库不动分毫而折冲告备，有贪吏若此者乎？”继而特别强调了被株连平民的危急处境，最后请求有司“主持国是，昭雪孤臣，上为朝廷劝清介之风，下为人士慰师表之望，一时罗织平民亦得早图生还，三晋幸甚，天下万世幸甚”。（“辨诬公揭”，《傅山全书》卷三十三）

　　傅山等向朝廷各大小衙门、厂卫中官、缉访人员乱投揭帖，将冤情公诸于众，扩大影响。终于通过厂卫宦官直达崇祯之手。此时，举人联名的奏本也乘机投送进去，而山西巡抚吴`检举张孙振劣迹和查实赃私下落的本章也已到京，都察院佥都御史薛国观也同时参劾张孙振是非颠倒。各方配合，终于造成“长安哄然，皆不平其事”（《烈皇小识》）的效果，使这场斗争开始出现转机。崇祯十年（1637年）元宵节后，崇祯皇帝下令锦衣卫差官骑前往山西捉拿张孙振来京究问。二月间拿到，下在刑部狱中。

　　由于刑部对官司拖延不问，傅山等100多人又在崇祯十年春天发动了对首辅温体仁的拦轿请愿示威活动，使这场斗争达到高潮，并推动刑部于四月初开始审理此案。历经两次审理，傅山亲自出堂作证，袁继咸冤狱终于昭雪。袁继咸被以原官起用为湖广武昌道，受牵连的百余名寒生穷民无罪释放，张孙振则以诬告罪被谪戍流放。这场斗争也动摇了温体仁的内阁首辅地位，不到两月温体仁便被革职还乡，通政司袁鲸也在数月后罢官。

　　傅山等领导的这次伏阙讼冤，不仅扩大了三立书院在全国的影响，而且大大鼓舞了其他地区士大夫阶层反对宦党的斗争。虽然他们的初衷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企图，但这一运动的启导和影响在客观上恰恰和东林党反对阉党的斗争站到同一条战线上，符合了革新派反对保守派的要求。同时，傅山作为一个青年学子，能够领导同学徒步千里上京请愿，并且善于克服内外种种困难与干扰，一直坚持七八个月之久终于取得胜利，毕竟还是少数，因而影响很大，震惊士林。（郝树侯：《傅山传》，山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以清廉耿介著称的翰林院编修马世奇作《山右二义士记》，表彰傅山和薛宗周，刊刻传世。傅山从此名闻天下，“海内因是无不知有傅山其人矣”。（康熙《阳曲县志?傅征君传》）

　　一弹指顷的执教生涯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元月，蔡懋德出任山西巡抚。他抵晋不久，即赴固关一带防御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次年四月，形势稍缓后，他返回太原，仿照袁继咸的办法，重开三立书院。讲学形式也循袁例，每月3次集会。第一次讲皇帝圣谕，属于政治活动，由地方绅士和乡老参加;第二次讲经济，属于治省理政内容，举凡国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讨论之列，乡绅不参加，从政人员必须参加;第三次讲制举，相当于高考辅导，科举应试的士子参加。有意思的是，没有任何功名的傅山，也与知州魏权中、举人韩霖、桑拱阳一同被聘为主讲。这反映出经过伏阙讼冤一事，傅山的品行、学识在山西政界、学界都获得了高度认可。

　　虽然讲会内容涉及战守、火攻、财用、河防这些经世致用之学，但由一群未经战阵的文弱士绅进行迂阔而不切、高远而难从的坐而论道，显然对当时日益严峻紧迫的“闯匪犯晋”形势完全无济于事，因而傅山表现消极。他虽然也被蔡懋德任命为诸生中的“祭酒”，按期参加集会，却不肯穿起绅士衣服去讲学，只是听听而已。他听后的评价是：“迂哉，蔡公之言！非可起而行者也。”

　　仅隔数月，李自成起义军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一举渡过黄河，从河津县禹门攻入山西。次年正月，东阁大学士、山西曲沃人李建泰自请“以家财佐军”，要亲自提兵督师山西，并聘请山西举人韩霖、傅山去“军前赞画”。不料起义军攻势凌厉，渡河之后迅速攻占河津、曲沃、绛县、垣曲、平阳等城镇。李建泰得知“曲沃已破，家资尽没”，便“惊怛而病”，退还保定。这样，傅山走到井陉固关时就只得折返平定，寓居嘉山。二月八日，李自成攻陷太原，晋王桂被俘，蔡懋德在三立书院自缢而死。

　　星光熠熠的书院师友

　　从魏允贞、袁继咸到蔡懋德，三立书院的三任主持者都为“清操绝俗”“忠直敢谏”之士，带动三立书院形成了登崇俊良、风清气正的学风，这对傅山超世绝俗的凌峻人格的塑造和养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三立书院作为山西最高学府，汇聚了当时全省最杰出的青年学子。傅山与他们朝夕相处，引为知己。他们一起谈学问、论道义、讲气节，一起登高远眺、指点江山，经常为理想激动得热泪盈眶。与其中很多人的友谊还伴随了傅山的一生。特别是入清以后，他们成为傅山最看重的明遗民朋友圈中的主要成员，支撑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戴廷颍1618―1691），字枫仲，山西祁县人。比傅山约年轻16岁，20岁时入三立书院学习，与傅山结为莫逆之交。戴家为官宦世家，田产丰饶，而且戴廷虮救擞钟芯济头脑，所以家境比较殷实。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九月，戴廷蛟谄钕爻悄谛私了一座三间四层规模宏大的“丹枫阁”。他以丹枫阁为阵地，对傅山后半生的事业和学术文化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戴廷虿唤龀鲎首橹刻印傅山诗文、书画、著作，与傅山共同编纂《王大史集》《丹枫阁钞杜诗》《历代文选》等，一道促进传统文化和山西地方文化的研究，而且还为傅山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甚至为其提供待客酒食、购置布匹等。更为重要的是，戴廷虺晌聚集海内名流的东道主，这就为傅山、顾炎武等为核心的明朝遗民秘密活动、进行北方学术文化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从而成为傅山联系这些爱国学者的桥梁。山西及全国的许多反清志士和文人学者，经常在丹枫阁聚会。丹枫阁一时名满天下，成为北方的反清复明活动中心、学术研究中心。

　　薛宗周（？―1649），字文伯，山西汾州（今汾阳）人。在长达半年之久的伏阙讼冤中，他与傅山并肩奔波，生死与共，以“山右二义士”与傅山义闻天下。

　　王如金（？―1649），字子坚，山西汾州（今汾阳）人。伏阙讼冤中的重要骨干。清军攻占太原后，傅山长期寓住王如金家，二人经常面竹而饮，追思故国。在这段患难岁月里，傅山还曾为王如金写下《子坚先生斋竹》《子坚书斋移得竹十一个》《西河王子坚贻诗用韵》等诗作。清顺治六年（1649年）初，降清的前明大同总兵姜起兵反清。四月，姜军队抵达汾州，薛宗周、王如金毅然参加了抗清义军，不幸在太原一役中牺牲于晋祠堡。傅山闻讯悲痛欲绝，写下《汾二子传》，高度颂扬薛宗周、王如金的历史功绩：“从古无不亡之国，国亡后有二三臣子信其心志，无论成败，即敌国亦敬而旌之矣。若疾之如仇，太祖何以夷、齐讥诮危素也？余阙之庙是谁建之？何鄙夫见之不广也？继起之贤断不尔。”并扼腕喟叹：“乃二子果能先我赴义”“余乃今愧二子！余乃今愧二子！”又作《悼子坚二首》《无聊杂诗》，追怀故友。

　　曹良直，字古遗，山西汾州（今汾阳）人，伏阙讼冤时的学生领袖之一。明崇祯十年进士，出任兵科给事中后，得傅山“谏官当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负故人之期”之信，立即上书弹劾当朝宰相周延儒十大罪状，使其罢职。崇祯十六年，曹良直病故于任。傅山悲怆至极，先后作诗《悼古遗》《追悼曹子二首》。

　　白孕彩，字居实，山西平定人。在三立书院时与傅山志同道合，结为挚友。明亡后，白孕彩潜居本州测鱼村，以教书为名，与傅山及平定诸民族志士秘密酝酿组织力量，反清复明。白孕彩还辗转寻得明室幼裔，想佐其举事。讵料愈养愈呆，只得作罢。傅山在平定隐居期间，两人时而同住，时而同游，留下了许多咏物言志之作。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傅山因有反清嫌疑在太原被捕。白孕彩得悉后赶去照料，并多方奔走营救，直至傅山出狱，前后达三月之久。

　　毕振姬（1613―1681），字亮四，山西高平人，与傅山同学。明崇祯十五年解元，清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官至广西按察使、湖广布政使。康熙十八年（1679年），两人同被荐征“博学宏儒”，相见甚欢。毕振姬卒后，傅山应邀为其文集作序。傅山回忆二人之交往，情真意切，但傅山对于毕振姬入清后参加科试而仕新朝颇有微词，在序中以“贵人”相讥，只认其为明代解元，不言其为清朝进士，更不谈其为当世循吏。

　　卫周祚（1612―1675），字锡E，山西曲沃人。崇祯九年解元，曾逃避参加伏阙讼冤。傅山在《因人私记》中称：“会试举人渐到，汾州府曹良直古遗又怂恿诸同年上疏，而解元卫周祚畏懦不敢。”两人由此心生芥蒂。加之明亡后袁继咸被清兵掳至京时，曾请卫周祚将自己的诗册转交傅山保管，但卫周祚迟迟未交，而且保存不善，以致诗册大多被毁，更使矛盾形同水火。入清后，卫周祚官至工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加文渊阁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后改内国史院大学士为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卫周祚算是体制内最成功的三立书院学生，但他在伏阙讼冤期间的消极表现始终没有获得傅山的宽容和谅解。

　　结 语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了无痕。”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山西巡抚白汝梅鉴于三立祠地势湫隘，又历经兵燹，颓废不堪，遂在太原府城内东南侯家巷（今太原市公安局院内）购地另建三立祠。九月动工，次年三月落成，新建房舍百余间，花费白银2130余两，三立书院得以恢复。

　　而曾经学于斯、教于斯的傅山，此时却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个艰难时期。这一年（1660年），傅山母亲去世。顺治十九年（1662年）四月，南明永历王朝被清兵消灭，五月郑成功卒于台湾，南方抗清复明武装斗争节节失利。傅山甚至在给白孕彩的信中愤怨道：“山之精神、志气一齐尽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月，傅山赍恨而终。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下令“直省省城设立书院，并拨银千两为营建费用”，三立书院经省抚奏准正式定名为晋阳书院。三立书院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十多年后，乾隆十二年（1747年），专祀山西历代乡贤、名宦的三立祠以傅山入祀，算是山西地方政府对这位至死不愿入清的前明遗民致上了最高尊重。而傅山也以这种形式，为其在《汾二子传》对薛宗周、王如金的颂扬――“从古无不亡之国，国亡后有二三臣子信其心志，无论成败，即敌国亦敬而旌之矣”作了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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