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篇1

　　关键字:刘大;八股文;科举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3-0041-02

　　提起刘大,大家都能想到他是“桐城派”的代表。著名的“桐城三祖”就是方苞、刘大、姚鼐。其中,刘大才肆气雄、诗文并茂。且上乘归有光、方苞,下启姚鼐,又是桐城派与阳湖派之间的桥梁,许多人都公认他是“桐城派”的开派人物之一。虽然这样,但他确无法摆脱命运之神对他的捉弄,科场屡屡不第,一直未考上举人。也许正是这种命运才造就了他这样的人才。

　　一、刘大的生平

　　刘大(1697-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今分为枞阳)人。家世以教书为业,仅有“薄田十余亩”(《田居杂诗二首》)。其曾祖刘日耀明末贡士,崇祯是廷试特授歙县训导;其祖刘`、父刘柱,皆止于县学生,也就是秀才,课读授徒终生;到了刘大这一辈,只有其长兄大宾中雍正乙卯科举人,做过山西徐沟、贵州玉屏等县的县令,而刘大只能终生收徒授课。他自己虽幼即能文,且工于时文,三次进京赶考都没有及第,在三十三和三十六岁两次顺天府乡试中,都中的副榜,没有提高,三十九岁时的乡试竟然被黜,他考取功名的心彻底被毁灭,从此不复科举了,所以他一直未考上举人。一生教书、游幕(在学证幕助阅文);晚期任黟县训导,仍然只是个学官,就像他自己说的“非士亦非民”。所以,他所作的文章,“一方面以坎坷不平之气,发为愤世嫉俗,敢想敢说之文;一方面,依托富贵之家谨守封建规矩,甚至曲徇朱门公子与富商大贾之意,写自己未必愿写之作。”①

　　他生而好学,很早就跟从父兄读书,曾授业于“兼通音律”、“文益简奥”的名儒吴直,工辞章之学,少负才名。十三岁开始作文,所作《观化》篇,恢宏奇诡,颇得庄子之学,稍后写的《解毁》,议论风生颇似韩愈文。后来被方苞誉为“今世韩欧才” 四十岁时经方苞力举应博学鸿词科,据说廷试后考官已阅定合格,但不料竟为宰相亦为乡党的张廷玉所黜;五十四岁时诏举经学,张廷玉为表示歉疚弥补先时失察之过,遂力荐海峰,于是刘大第二次赴京廷试,但终因张廷玉旋即去位而“试复报罢”。科场的失意蹉跎,使他终于觉醒到考取功名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后来他在文章中还批判八股文,抨击了在当时科举制度下哪会有文人豪杰的出现。他离京后主要收录学生,给他们讲授诗文,六十三岁的时候往来于黟歙之间聚徒讲学,切磋诗文,直到七十五岁回到故居生活,仍然不停的教书,直至八十三岁临终前几个月仍帮别人讲说。像刘大这样一个有成就的文人,人生却如此不幸。

　　二、刘大的八股情结

　　刘大一生为科举所累,为了能中举,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终不近人意。经历了这么多次的科举考试,他对八股文可谓有了十足的认识和理解。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八股情结:

　　明清两代许多名家对八股文的看法不同,他们步入仕途都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其中有一部分人也做过考官,对每次的科举考试进行审批、录用,但是他们却对八股文深恶痛绝。对这种矛盾的解释就是他们明知八股文无用,却受功名心的驱使,违心的研究八股文;一旦取得了功名,就开始抨击八股文;一边钻研,一边痛骂。但这种解释也只适用于一部分文人,就此认定明清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否定八股文,又不符合事实,因为在相当一部分文人的集子里,又能发现他们诚心的推崇八股文。这样就很容易误解他们对八股文的态度。那么刘大是怎么看待八股文的呢?他在《张俊生时文序》云:“今之时文,号称‘经义’。以余观之,如栖群蝇于圭璧之上,有玷污而无洗濯。虽古圣之言,光如日月,极人世之能不足使之晦蚀;而时文自为其不道之言,究何补于经哉?”②把八股文骂的体无完肤,好像刘大不太赞成八股文。戴名世也说:“余以举业之文为世所推,然余之志固不喜为举业之文”③;“自科举取士,而有所谓时文之说,于是乎文亡。”④似乎他也不太喜欢八股文。但刘大又说:“文章者,艺事之至精;而八比之时文,又精之精者也。”⑤戴名世也有类似的评价:“今夫文之为道,虽其词章格制各有不同,而其旨非有二也……是故其制举之文即古文辞。”⑥“‘四书’‘五经’,明道之书也,而既以命之题而为之文,则涉于文章之事矣……夫文章之事莫大于经义。”⑦这样看,不管他们二人是推崇八股文还是厌恶八股文,都比较有道理。像他们这样矛盾的看待八股文,还大有人在。

　　在刘大、戴名世眼中,八股文是有不同品位的。他们推崇高品位的八股文,厌恶庸滥的劣品八股文。“所谓高品位的八股文境界,要求作者完全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不把八股文作为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而是视为以圣经贤传陶冶自己心灵的过程,这样,作者以一种恬淡静穆的心态,理解儒家学说的经典,逐渐以圣贤之心为我心,以圣贤之神情为我之神情,完整准确地把握儒家学说思想厚积薄发,方能得圣贤之神髓。”⑧刘大云:“盖孔孟之微言,经前代诸儒之论辨,而大意已明矣。后代更创为八比之文,如诗之有律,用排偶之辞,以代圣贤之口语,不惟发舒其义,……必皆通乎‘六经’之旨,出入于秦汉唐宋之文,然后辞气深厚,可备文章之一体,而不至于龃龉于圣人。”⑨将“通于六经之旨”、“湛深于经术”作为写好八股文的前提条件。出于刘大这个信奉儒家学说人的口里也是有道理的。

　　三、诠释八股文“代圣贤立言”

　　在解释学中,八股文“代圣贤立言”是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对经典的一种理想化的理解方式。是依据:“四书”“五经”是圣贤思想“原意”的载体,八股文的作者也就是圣贤经典的解释者。“圣贤的意旨已先于解释和理解而永恒存在于典籍之中,后人能够复原和再现圣贤寓于典籍中的意蕴,但作者必须进入形成圣贤经典“原意”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实现由解释者的心态向圣贤心态的转换。解释者个人的心理状态可能有消极的影响,或阻碍了贴近圣贤的心态,就要进行理性的决断,来超越个人的经验,作跨越历史时代的心理转换。”⑩刘大在他的《时文论》中说:“八比时文,是代圣贤说话,追古人神理于千载之上,须是逼真;圣贤意所本有,我不得减之使无;圣贤意所本无,我不得增之使有。然又非训诂之谓,……乃为其至者。”他还说“作时文要不是自我作论,又不是传注训诂始得”“要文字做得好,才不是传注训诂;要合圣贤当日神理,才不是自我作论,故‘曲折如题’,而‘起灭由我’八字是要言。”“作时文,使不得才情,使不得议论,使不得学问,并使不得意思,只看当日神理如何,看得定时,却用韩、欧之文如题赴之。须先洗涤心地,加以好学深思,令自家肺肠与古圣贤肺肠相合,然后吐出语言,自然相似。”{11} 这就是所谓的“代圣贤立言”的心理机制和思维特征。刘大在《张荪圃时文序》说“余尝谓古昔圣人之言,约而弥广,径而实深,即之若甚近,寻之则忽远。”神韵气象很难触碰,所以“儒衣之子,幼而习之,或通其词训,而未究其旨归”。既然如此,就必须“不惟发舒其义,而且摹绘其神”{12}。怎样才能“摹绘其神”,“立乎千百载之下,追古圣心思于千百载之上而从之。”{13}刘大认为理解儒家经典是一种圣人心境的想象艺术,语言的理解要同时并举,但目的是由语言并透过语言窥见思想者的精神活动,所谓“洞见孔孟之心意于语言之外”{14}。这就是“原意说”提倡者追求的“神会”过程――一种心理的理解。在境界八股文中,孔孟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圣哲,这容易让人因敬畏而远之;儒家学说不再是圣哲的道德理想,那样只能使之成为一种说教。八股文是倡导者主张在完整地把握儒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挖掘文题的意蕴。他们鄙薄汉学的训诂笺说,因为这样会造成见木而不见林。刘大《时文论》云:“八比时文,是代圣贤说话,追古人神理于千载之上,须是逼真。圣贤意所本有,我不得减之使无;圣贤意所本无,我不得增之所有。然又非训诂之谓。”{15}却坚信八股文能发明经典“原意”,非汉学训诂、笺疏可比。

　　四、结语

　　八股文与封建制度也有密切的关系。刘大认为,对读书人来说,“创为八比之文,使之专一于四子之书,庶得沿波以讨源,刮肤以穷髓,其号则可谓正矣。然设科名以诱之,悬爵秩以招之,得失眩其中,荣辱夺其外。其始也,犹有矩E之存焉;其既也,用贪冒苟得之心,以求悦于鄙夫小人之目,而其道始离矣。”{16}如果说明清八股取士制度就是用仕途经济、功名富贵诱骗天下读书人上当,未免过于简单化,低估了构思这一取士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意义。立法之初,统治者并没有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将八股文用于科举考试这一手段,与促使读书人“代圣贤立言”、人人成为圣贤之徒这一终极目的两者之间,会发生根本的换位。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以代圣贤立言”为手段,以达到获取功名富贵的目的。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科举累人”的必然结果,但也有“人累科举”的成分。所以通过了解刘大对八股文的看法,这对后来人们研究八股文有一定的价值,对于发展古代文化也有促进作用。

　　注释:

　　①刘大.刘大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②刘大.刘大集张俊生时文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

　　③戴名世.戴名世集吴七云制义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8页.

　　④戴名世.戴名世集甲戌房书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页.

　　⑤刘大.刘大集徐笠山时文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⑥戴名世.戴名世集李潮进稿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5页.

　　⑦戴名世.戴名世集丁丑房书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4页.

　　⑧ ⑩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第118-119页.

　　⑨刘大.刘大集方唏原时文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11}{15}钱基博. 中国文学史刘海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85页.

　　{12}刘大.刘大集张荪圃时文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

　　{13}刘大.刘大集徐笠山时文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14}刘大.刘大集东皋先生时文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八股文篇2

　　关键词：王夫之；高品位：八股文观

　　八股文自明代形成以后，一直为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所沿用。但明清两代许多八股文名家对八股文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步入仕途都是由八股出身，但对于八股文。他们明知其无用，却经受不了功名心的驱使。钻研八股文；一旦功成名就，转而变本加厉抨击八股文。但并非所有的明清有识之士都否定八股文，在相当一部分文人的文集当中，我们又时时可以发现对八股文真心实意的推崇。王夫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夕堂永日绪论》是一部合诗歌与经义(八股文)之作。后人出于维护诗歌，鄙薄时文(八股文)的意愿，论诗的部分被作为《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论经义的部分被作为《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但王夫之最初写成此书时并无区分内、外编，其《夕堂永日绪论序》可以为证。在序中，王夫之说：“世教沦夷。乐崩而降于优俳。乃天机不可式遏，旁出而生学士之心，乐语孤传为诗。诗抑不足以尽乐德之形容，又旁出而为经义。经义虽无音律，而比次成章，才以舒，情以导，亦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则固乐语之流也。二者一以心之元声为至。舍固有之心，受陈人之束，则其卑陋不灵，病相若也。韵以之偕，度以之雅，微以之发，远以之致；有宣昭而无罨霭。有淡宕而无犷戾：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可以论经义矣。余自束发受业经义，十六而学韵语，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经义亦数万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点定，因论其大约如此。”由此可见，他视经义为诗歌的演变。并无褒贬之意，更不可能区分内、外编。那么他推崇的是什么样的八股文呢?

　　真正深入八股文的世界加以分析、比较、鉴别。不同品位的八股文的存在却是事实，而且许多大家、名家都在锲而不舍地追求一种理想的高品位的八股文境界。“所谓高品位的八股文境界，就是要求作者完全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绝不将八股文作为谋求功名的工具，而是将写作八股文的过程视为以圣经贤传陶冶自己心灵的过程，这样作者便能够以一种恬淡静穆的心态，长年累月遨游于精微深远的儒家学说之中，逐渐以圣贤之心为我心。以圣贤之神情为我之神情，在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儒家学说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厚积薄发，命笔为文，方能得圣贤之精髓。”纵观明清两代八股文的研究著述，王夫之的《夕堂永日绪论外编》持论最为严苛，一大批八股文大家、名家被抹倒，但也不缺乏符合其理想境界者。他说：“为一代文人而不遇者多矣，则胶庠之下，自应有伟人杰作，睥睨古今。乃嘉隆以前无一传者。后乃有徐文长(渭)、漏仲容(坦之)、张子延(大复)数首行世，亦无甚超绝处。天启后。社稿充斥，终不脱揣摩蹊径。若钱吉士、顾麟士辈。欲矫时趋。而本领既薄，指趣自卑。因忆昔与黄岗熊渭公、李云田(以默)作一种文字，不犯一时下圆熟语，复不生人古人字句，取精炼液，以静光达微言。所业未竟，而天倾文丧。生死契阔，念及只为哽塞。”王夫之的理想中，八股文竟也有睥睨今古的伟人杰作，突出表现了他对高品位八股文境界的极端理想化地追求。也包含着对到处充斥的庸滥八股文的蔑视。那些庸滥八股文便是后来人们嗤之以鼻的“功名八股文”。在科举选士机制日益恶化、八股文文品日益恶化之下。许多读书人痛心疾首地斥责庸滥八股文。却又不停地炮制这种劣品八股文，以求博得一第。寻章摘句的士子们哪有心思潜心经典、陶冶性灵呢?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这些庸滥八股文视为八股文的全部。因而将庸滥八股文的作法等同于全部八股文的作法，忽视了八股文内部仍有其高下不同的品位，因而忽视了许多有识之士关于高品位八股文作法的呼吁。诚然，即使是高品位的“境界八股文”作法也无法完全避免这一特殊文体的先天缺陷和弊端。但将其与纯粹为了苟取科第而奉行的“功名八股文”作法混为一谈。是有失公允的。“境界八股文”作者和“功名八股文”作者的不同追求。使得他们对这种文体的认识有许多不同之处。王夫之推崇“境界八股文”。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关于“境界八股文”作法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的论述。

　　首先。王夫之认为八股文要在“代圣贤立心”的基础上“代圣贤立言”。只有“人口气”。才能“代圣贤立言”。人口气是八股文最基本的要求之一。也是八股文区别于其它许多文体的主要标志。王夫之认为没有博大的胸怀。则很难为圣贤立言。他说：“以酸寒嚣竞之心说孔孟行藏。言之无作，且矜快笔。世教焉得而不陵夷哉?圣贤虽以拨乱反正安天下为志，然乘六龙以御天，潜亢飞跃，无不可乐之天，无不可安之土。而作经义者，非取鲁、卫、齐、梁之君臣痛骂以泄其忿，则悲歌流涕若无以自容，其丑甚矣。”王夫之对代言者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酸寒嚣竞之心”与孔，孟圣贤的从容气度风马牛不相及，勉强为文，只能“其丑甚矣”。另外王夫之认为。既然是“代圣贤立言”，作者就必须能够设身处地、形象逼真地表现出圣贤的神理。纯洁八股文的语言，绝对不能杂人后世的词语典故，否则就是亵渎圣贤口吻。因为圣贤不可能使用在他以后才出现的词语典故。他说：“司马、班氏，史笔也；韩、欧序记，杂文也：皆与经义不相涉。经义竖两义以引申经文。发其立言之旨。岂容以史与序记法搀人?”“乃至市井之谈、俗医星相之语。如‘精神’、‘命脉’、‘遭际’、‘探讨’、‘总之’、‘大抵’、‘不过’。是何污目聒耳之秽词，皆人圣贤口中，而不知其可耻。”那些“功名八股文”作者无所顾忌地滥用词语典故。不辨其出处，甚至将禅宗语录误入圣贤口吻，真是可笑之极。

　　其次。王夫之肯定了认题对畅发文题意蕴的重要性。在八股文中，认题作文比任何文体都更为严格，而且绝不存在先有文而后加题或文成后改题的情况。“认题”在八股文的作法与要求中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庸滥的八股文尽管不违反某种题型的规定。但如同“以钝斧劈坚木手笔。用俗情腐词，着死力讲题面”，成为“题之奴隶”。王夫之就批评那些“舞单枪鬼”者，讽刺其“一跳而上”，毫无铺垫。八股文固然讲究开门见山，但开门所见的应是缥缈遥映的远山。如果一山壁立，当门而峙，岂不成了开门面墙，大杀风景?王夫之说：“劣文字起处即着一斗顿语说煞”。谓之开门见山，不知向后更从何处下笔?就是这个意思。如《中庸·哀公问政》章，扼定“文武之政”四字，“通章萦绕，更不恤下文云何”。《大学·诚意》章“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以“毋自欺也”的“也”字应上一句“者”字。“一语说煞，后复支离”。对此二例，王夫之喻之为“当门一山，遮断遥天远景”。庸滥八股文之所以会死于题下。玩弄文字游戏，主要由于作者自己不能使用恰当的手法畅发文题意蕴。因此受到诟病耻笑。王夫之认为要对儒家学说融会贯通，厚积薄发，才能纵横题中，游刃有余地畅发文题意蕴。

　　第三。王夫之反对八股文的过分格律化。对偶和起承转合是八股文格律化的两大要素。在对偶方面，八股文无法回避出股与对股之间的对偶，即使是高品位的八股文也是如此。王夫之说：“经义以引申圣贤意立言。初非幕客四六之比。”清楚表明了他反对机械对偶的激烈态度。他认为不能强求对偶而以文害意。应使出股与对股因内容的需要而水到渠成，无生拉硬扯之弊、刻意求工之迹。高手之文因厚积薄发，出之自然，所以虽对而不觉得其对。主要以意取胜。而庸滥八股文将对偶视为八股文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刻意追求对偶，瞎扯乱谈。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填腔换字”的一套功夫。他说：“有意之词，虽重亦轻。词皆意也。无意而着词，才有点染。即如蹇驴负重。四蹄周章，无复有能行之势。故作者必须慎重拣择，勿以俗尚而轻笔。”作八股文而仅仅求助换字，正是无意而着词，所作之文必如蹇驴负重，无复有能行之势。他又说：“文字至撮弄字面，而秽极矣。黄葵阳已启其端。至万历壬辰而益滥。陈懿德宪章文武出题曰：‘国宪王章，本朝为重；阐文绎武，昭代为尊。’此是何等语，而一时传诵为警句!嗣后效之以不通者三十余年。崇祯间诸名人力为洗涤。然犹有云日：‘天无子，人之圣者为其子；海无内。人之圣者居其内。’如此迷惑丧心之语，犹拔作南宫首卷。文字安得不陋?士习安得不偷邪?”可谓是一言中的。这样“秽极”、“陋甚”的换字文句，“国宪”四句竟“一时传诵为警句。嗣后效之以不通者三十余年”，后四句所属的八股文竟被“拔作南宫首卷”。“功名八股文”训练的换字法的恶劣影响可见一斑。只要念念不忘功名富贵，八股文训练永远不可能象王夫之所说的那样：“以龙跃虎踞之才。左宜右有。随手合辙，意至而词随。更不劳其拣择。”

　　八股文作为格律之文，对起承转合布局的讲究更甚于其它文体，王夫之主张起承转合之法初看似有，细看似无，出神入化。泯然无迹。若作文者时时刻刻以此为理念，逐段凑合，所作之文又怎么能浑然一体呢?“谁必株守此法者?法莫要于成章；立此四法，则不成章矣”“即起承转收以论诗，用教幕客作应酬或可。其或可者，八句自为一首尾也。塾师乃以此作经义法，一篇之中，四起四收，非蜇虫相衔成青竹蛇而何?两间万物之生，无有尻下出头。枝末生根之理。不谓之不通，其可得乎?”王夫之将机械起用起承转合之法的八股文比喻成“蜇虫相衔成青竹蛇”，讽刺可谓尖刻。

　　第四，在八股文的章法上。王夫之抨击“死法”。倡导活法。死法者，“循章演句，讨取虚神语气。近日村里教书、坊问选手、三等秀才皆云云”。“功名八股文”作者作“截搭题”，擅长使用钓、渡、挽之类的“死法”。无论是长短搭、隔章搭、有情搭、无情搭，均以钓、渡、挽之法敷衍成篇。截搭题实际上是由互不连属的两部分组合而成。钓、渡、挽之法说到底就是要将两部分拉扯在一起。使之发生关系。王夫之对截搭题不屑一顾，对钓、渡、挽之类的为文之法更是嗤之以鼻。截搭题割裂圣贤经典。为之服务的钓、渡、挽之法又有何意义?对包括钓、渡、挽在内的钩锁之法。王夫之一概斥之为“魔法”，予以辛辣的嘲讽：“如‘哀公问政’章，于‘知仁勇’之仁，钩上‘仁义礼’之仁：‘不动心’章。以‘勿求于心’之心，钩上‘不动’之心：但困死呼应法中，更不使孔孟文理得通，何况精义?魔法流行。其弊遂至于此!”在迄今为止所见到的高品位八股文理论中，对八股文截搭题和依附于截搭题的钓、渡、挽之法的抨击中。没有超过王夫之的这些理论的。王夫之说：“无法无脉，不复成文字。”“且法者，合一事之始终，而俾成条贯也。一篇之中为数小幅，一扬则又一抑，一伏则又一起，各自为法。而析之成局，合之异致，是为乱法而已矣。谓之脉者。如人身之有十二脉，发于趾端，达于颠顶，藏于肌肉之中。督任冲带，互相为宅，萦绕周回，微动而流转不穷。合为一人之生理。若一呼一诺，一挑一缴，前后相钩，拽之使合，是傀儡之丝，无生气而但凭牵纵，讵可谓之脉耶?”“能无束湿之法而有法，无分析钩锁之脉而有脉。”这是王夫之对八股文“活法”最确切的解释，从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与诗文理论所说的“法寓于无法之中”。“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相通之处。王夫之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倡导八股文写作的活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八股文篇3

　　长期以来，人们视八股文为洪水猛兽。声讨八股文的文章如汗牛充栋，它败坏了读书种子，士人为了挣得功名而皓首穷经；它缺乏实用价值，代圣贤立言，是博取功名的“敲门砖”；它形式主义严重，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

　　“存在即合理”，八股文，作为科举取士的重要形式，在其盛行的时代，无疑应有其合理之处。传承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是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对待八股文亦应如是。

　　一、八股文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板块，它滋养了一代代士人

　　八股文要求对儒家思想学说须系统而娴熟的掌握。士子们为了写出锦绣文章，沉浸于《四书》、《五经》之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薰陶。思想得到了高度的统一，他们的思想、品行、人格得以端正。“正途”出身的士人们，如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

　　“八股文”规范的格式，严格的要求也滋养了一批批文人学士。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八股文的功底，为他们撰写《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无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可以说，“八股文”对文学创作均有着有益的启迪。

　　二、骈散相间，极具音节美

　　八股文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是正式议论部分，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这些个句子极富音节之美。“间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这样精美的句子在耳边回荡，无异于天籁之音，行云流水、抑扬顿挫、一唱三叠的韵律，怎能不让人陶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化骈为散，骈文便似乎已交末运，然而，八股文奉行散文的骈文化。八股文集骈散于一身，堪称中国文学的结晶。

　　三、八股文有利于倡导简约的文风

　　写八股文，曾是一件很时尚和高雅的艺术创作。由于八股文写作形式的特殊性，研习它，可以训练文章章法。其起、承、转、合，是对逻辑思维的训练培养。八股文被人们非议最多的是创作受到了严重束缚，其实它的形式也是灵活的，常式是八股，但两大股、四股、六股皆可，一般要求写作议论文，但也可以使用散文、记叙文的笔法。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

　　当代竞技体育，如跳水、体操等，都有极其严格的规则，正是这些规则，使运动健儿们，在一瞬间做出了成套高、难、雅、美的动作。其严格化、规范化、程式化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因如此才会有无与伦比的运动效果和艺术魅力。

　　我们应该把“八股”理解为写文章的一般规律和规范的要求。语文教师不妨多看一些优秀的八股文，吸取其精华，借鉴“八股文”的可取之处，用以规范和指导学生文章的写作，当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邓云乡.清代八股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八股文篇4

　　摘 要：古代的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制度，八股文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不久就因其体制与封建制度的绝佳契合性被当权者纳入科举制考试的领域，并在明清之际进入鼎盛时期统治了文坛上百年，然而，由于封建制度的迅速败落，科举制度暴漏了很大的弊端，八股文则首当其冲，人们在唾骂科举制度害人的同时也理所应当的认为八股文也是十恶不赦的祸害，很多文人甚至羞于谈论八股文，许多著作论及此文体时也都是一笔带过，表示出很强的鄙视和厌恶，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今大有人在，我认为我们应该抛开庸俗的学术态度，认真严谨的反思一下：八股文在中国文体发展史上有无扮演过重要角色？八股文是否曾经贵为“一代之绝艺”？八股文对华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否做出过巨大贡献？带着这些反思，我想大多数人还是能给八股文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八股文;科举制;学术价值

　　多年以来，但凡一提到八股文，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讨伐之声，而且其中不乏全盘否定之辈，在他们心目中的“八股文”是与“封建”、“迂腐”、“黑暗的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难免有种“咬牙切齿”的感受，他们有的竟认为八股之害甚于咸阳之郊！我想说，这对于八股文的评价是不甚准确的。笔者并没有为“明清之迂腐八股取士”翻案的意思。的确，八股文对明清两代文人的思想造成了禁锢的消极作用，造成了文坛的死气沉沉，这些我们都不否认，但是我们还是要秉承着一种客观的、历史的态度来包容古人，而不能用现在的观念去摆布历史、苛责古人，要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历史的不完美，我们至少应该尊重当时文人的文学见解和文学现象，明白当时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汉之文章、魏晋之书画、唐之律诗、宋之词、元之戏曲等都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学史上流光溢彩，千秋铭刻，好像一张张名片深深嵌入人们的脑海里。所以在此背景下，当时明朝人也在思索自己的历史定位，想找一种文学艺术为自己代言，可是诗词歌赋曲等艺术形式的发展已然进入了瓶颈期，它们在唐宋元时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留给明人发挥的空间却是不多了，找来找去，他们找到了八股文，并把这种文体“精“到了极致。

　　我们以明代大文学家顾炎武为例，顾炎武在《亭林文集》中《与彦和甥书》中说：“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并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先将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从中我们不难看到顾氏对于这些“八股之文”的重视，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时的八股文内容充实、用典渊源，甚至“无字不有出处”，是值得正面评价的。而且，对于当时的“流弊”（即士子舍弃儒家经典原著一门心思的死记硬背那些所谓的“范文”），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炎武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以“规矩”。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时的八股文应该还是原原本本的文学，并没有和政治联系起来，所以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对此清人颇有体会，刘大说：“文章者，艺事之至精;而八比之文，又精之精者也。”姚鼐说：“经义之体，即高出词赋笺疏之上倍~千百”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至少在明前、中期的八股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是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当八股文作为考试科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它就不再单纯的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了，因为考试规范化是考试制度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家通过科举选拔人才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是一种进步。在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中，要求应试者以作政论文的形式进行考察，目的就是考察读书人的应变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等一系列能力，以便能更好的开展工作、提高效率，因此，与考察诗词歌赋相比，八股文的兴盛无疑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谈八股而色变，我们很多人对于这种文体的误解和怀疑其实大多出于对它的不了解，以及受明清末年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影响，老百姓受到的最直接的刺激则来自于两本脍炙人口的名著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影响，其中深刻揭露的“吃人的科举制度和虚伪的礼教”，其中对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但是作为考试科目的八股文只不过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一种手段，他的一切运行模式都掌握在了当朝统治者的手里！同样的一把刀，既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如果误用刀杀了人，那总不是刀之过！八股文当初走向历史舞台，当然不是为了杀人。因此我们在批判八股文的时候能否给予他一点同情、一点理解呢？

　　八股文非但不是文化的糟粕、社会的毒草，反而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江山社稷的稳定、维护了士子文人平等接受教育公平参与考试的社会地位、继承和发扬了华夏几千年的优良文化传统。八股文由宋代经义发展而来，在其演变过程中，不断消化吸收古代大家写文章的经验和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其破、承、起、入等部分的要求和规范化使文章主旨突出、层次明确、逻辑严密，是考察文人士子基本功优劣的试金石。此外，八股文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士子的读书能力。八股文写作的内容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因此士子们一定要做到对这些经典的理解、背诵、烂熟于心。其实在科举制度下，人们从孩童时代就已经为以后的八股考试做了相应的准备，儒家的通俗读本如《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早已走进私塾学堂里，由于这些读物都是以韵语编成，又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故在孩童摇头晃脑间不知不觉已掌握了对偶、音韵、比兴等作八股文的必备要素，因此许多明清大家大儒之所以能够博闻强识、变通古今，都离不开孩提时代接受的早期八股启蒙教育的帮助。就这样，像唐代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一样，八股取士制度也使明清文章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起来，明清文章数量之多、大家之众、体类之繁、反映现实之深入，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这是公认的事实，所以，八股取士制度的贡献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被抹杀的，我们一定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认知、去思考，作出最公正的判断。

　　当然，发展到中后期的八股文的确对读书人的思想造成了禁锢，对文学体裁的多样化发展不利，很多儒家经典，圣人的著作被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人们为了求取功名、利益不惜舍本逐末，所以晚明有人反思说：“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仕而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楚，政治为今日耳，志得意满，不快其欲不止也。”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时的八股文已经超越了文学层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而变成一种政治的衍生物，其价值也大打折扣，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综上所述，对待八股文，我们应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待，在对其批判、反思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作为“明代绝艺”的辉煌，学习八股文规范严谨、巧妙精致的部分，披沙拣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要盲目否定，换八股文一个公正的评价。（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 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 刘乾先.《八股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八股文篇5

　　有学者认为八股戕害学问

　　很多学者都认为八股这个东西败坏人心，戕害学问。比如顾炎武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廿一史废。”他认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坑儒。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还引了一首道情：“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政府对八股其实也不满意，觉得确实不太实用。乾隆年间，两次有官员提出废除八股，以匡时弊，争论一度非常激烈，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替代方案，八股文才一直延续到清末。

　　普通读书人也有牢骚。他们的牢骚倒不是八股文实用不实用，而是“你看张三那个熊样，写的文章狗屁不通，为什么他考中了而我却没有？还不是考官没眼”。蒲松龄考了一辈子，要不是老婆拦着，他五六十了还想跟孙子结伴赶考。为了励志，他书斋里还挂着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折腾出这么大动静，结果还是什么都没考上。

　　最后，蒲松龄拿起笔做刀枪，将满腔怒火倾注在《聊斋志异》里。书里有多篇故事都是痛骂考官，说他们比瞎子都不如，越是屁味儿十足的文章他们越喜欢，还说他们死后要下地狱遭报应。其实，蒲松龄所有的愤怒就是一句话：“考官为什么把我给漏了？”

　　冯梦龙考了几十年也没中

　　当然，除了蒲松龄这样愤世嫉俗者之外，考生中也有乐观主义者。比如考生许儁去南京赶考时，在家书里写道：“我一到南京，饭量大增。早晨三碗，中午三碗，晚上三碗。如此吃饭，精神安得不足？如此精神，考试安得不中？赶快修垒院墙、油刷大门，家里的两个娃崽，要赶紧打点，学学怎么做公子阔少！”

　　其实公平地说，相对而言，八股文考试还是比较公平的。后来的专家们仔细分析过八股文。他们认为，跟策论之类的文体比起来，八股文在甄别考生的文字水平、知识储备方面，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再怎么说，它也是个主观性测试，没有一个精密尺度。所以，考试结果还是可能不太合理。

　　明朝的冯梦龙，除了编写《三言》以外，还是个八股文大家。他出版了《麟经指月》、《春秋衡库》、《别本春秋大全》、《四书指月》等八股文指导书，风行海内。读者致文赞美道：“在本坊如获拱璧，愿海内共宝夜光。”这位巨牛，指导了这么多考生，自己却一口气考了46年，连个举人都没混上。冯梦龙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一个穷困潦倒、衣不蔽体的成功学讲授大师。现在我在书店里看见《教你如何成功》这样的书，脑子里有时会莫名其妙闪过冯梦龙的形象。

　　这样的文章如何能中

　　所以，当年考生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窗下休言命，场中莫论文”。论文容易论出笑话来。清代笔记里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退休的翰林，后半辈子的人生最高理想就是让儿子中举，天天起早贪黑地辅导儿子做文章。他特制了一把铁戒尺，儿子要是写得不好，就拿戒尺狠揍。后来儿子赶考回来，把自己考场上的文章抄给爸爸看。老翰林左手持卷，右手提着戒尺，仔细阅读。读了第一段，大喝：“破题这般荒谬，如何能中？该打！”照儿子脖子上一戒尺下去，打得儿子哇哇大叫。读了第二段，大喝：“承题如此松散，如何能中？该打！”又是一戒尺……一篇文章读下来，儿子脖子鲜血淋淋。不料，这时忽然有报喜的冲入家门：“少爷高中了！”

　　老翰林冲上前去，捧着报条，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两百多眼。然后放下报条，背着手仰视苍穹，陷入沉思。良久后，他缓缓道：“这是云。”然后低下头看看，“这是地。”看看身上，“这是衣服。”然后一声大喝，“这说明我不是在做梦！”

　　他叫上儿子，急急跑进书斋重新阅读儿子的文章。儿子恐惧地看到他依旧左手持卷，右手提戒尺。老翰林重新阅读第一段，读完后击节而叹：“破题别开生面，石破天惊，怎能不中？没看出来，该打！”然后照自己脖子上一戒尺。读第二段，叹道：“承题丝丝入扣，别有深致，怎能不中？没看出来，该打！”又是一戒尺……

　　八股文篇6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考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件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出题范围不会脱离四书五经。范围小了，背起来也容易，而且他们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过五百字。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那时候的考试比现在容易得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是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以达到对偶的效果。表面上看，文字十分工整，细看内容，废话满篇，不知所云。其实痛苦的不只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内容，而各级考试都得从里面出题，并且要求出过的题不能再用。于是老师们奇计百出，有的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有的会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

　　明朝的统治者在考八股时，又出台一个新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朱熹曾经给四书五经写过批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了，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时想出一句，写下来，吃饭时又想出一句，写下来，本来就作得不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这可就苦了明朝学子们，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谁知道朱圣人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只能自己慢慢琢磨。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总是朱圣人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

　　可是，不论怎样，还是要考，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朝的学子们开始创作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此种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文辞优美、立意深刻的锦绣文章。怎么样，现在是不是觉得还是我们的考试要靠谱一点呢！

　　明朝学者宋濂形容通过八股考试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为“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但是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在这样的限制下，仍有很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连忙作揖。大家从中可以看到，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八股文篇7

　　作者：王玉超 刘明坤 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如《东西晋演义?西晋卷之一》写夷夷兵犯没鹿回时道:“力微曰:‘韩信连百万之众，收四海之地，平秦灭楚，取赵协燕，功盖天下，名闻古今。张良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匡扶社稷，担担乾坤，以三寸之舌，开四百年之基，成汉室之业，皆此二人之力，高祖所谓人杰。臣于大王，无尺寸之功，止一马之力，何敢受其赐也。’宾曰:‘富贵之事，世人贪之，恐不得至，卿何固辞?今授卿一所。吾欲南霸天下，欲卿效张良、韩信之立勋，故有是命，卿何却之?’”力微与宾客的这段对话，既明白易懂，又不失文雅典重，西晋人物借汉代典故论说道理，不仅符合人物的时代和身份，还与八股文不言后代之语的要求吻合。通俗小说演绎历史事件，人物的语言理应具有古文特征，作者将骈对偶句纳入小说人物之口显然恰到好处。骈丽对偶的语言大量出现在明清小说中，这与八股文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首先，绝大多数的明清小说作者经历了长期的八股文训练，他们在最初习业阶段就练习嘱对，对骈偶语言尤为谙熟，当他们转作小说时，自然会情不自禁地使用骈丽语言，这种情况一般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形成的。其次，小说作者往往带有炫才心理，他们像“掉书袋”一样，故意将简明的语言对偶化，使之骈丽、古奥，以示自己的文采。这些书表策判、短篇描摹或杂入的骈文偶句，虽不能说是多余部分，但是，如若将其删除也不会妨碍小说意思的正常表达，可以说，它们既不会破坏小说的完整性，也可以让小说作者一展文采。再次，明清小说作者大多是科举中的落第者，他们往往将科举中未能实现的愿望放置于小说的虚构情境之中，大量书表策判的书写，其实是小说作者为官作宰的体验。另外，明清小说与八股文一样形成了骈散结合的模式，只是八股文是骈中有散，明清小说是散中有骈。八股文除破题、承题、起讲、收结之外，正文主体部分以骈为主，小说将骈文纳入其中，在散化的叙事语言中不时杂入骈文，虽以散为主，骈文却随处可见。八股文的对股结构决定了对偶语言，但是八股文的对偶语言有相对的对偶和绝对的对偶两种形态，有时只是两股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小说运用的骈体形式同样具备这两种形态。最后，明清小说是通俗文学，最初的产生是为了适应普通大众的欣赏口味，它始终未能登上雅文学的殿堂，但是随着明清文人对通俗小说的接受和参与创作，小说的文人化成为发展趋向。其中骈丽文字是主要表现之一，它既是小说作者必然使用的语言类型，也是文人阅读群体乐于接受的重要原因，究其文人化趋向的根源，还是与八股教育不能脱离关系。人们对骈丽对偶的语言风格，一直存在褒贬、取舍的争议。但是，到了明代科举时期，八股文却将骈丽对偶作为了主体形式，这种常常被认为“戴着镣铐跳舞”的八股文，在以立意为主的前提下，将骈体对偶形式运用得恰当自如，无刻意为之的痕迹，这一特点也明显地体现在明清小说作者的笔下。将明清小说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小说与明代之前对比，明代中期以后的小说中虽然书表策判、短篇描摹的语段仍然存在，但随时杂入叙事中的骈偶语言明显增多了。骈偶语言可以出现在人物语言中，也可以出现在作者的叙述中，这些骈丽语言与小说的正文叙事融为一体，原本作为小说中的描摹短篇不再独立成章，小说更具整体性、典雅化。这种化描摹短篇为骈偶叙事的用语方法，笔者姑且称之为“化整为零”法，这种方法与八股文骈散结合、共同成章的方式是相同的。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作者从写作八股文到转而写作小说，将八股文骈散结合的用语方式运用于小说叙事中，久而久之形成的这种“化整为零”法，这正是通俗小说中短篇描写逐渐消失的重要原因。通俗小说起源于民间说书，与讲唱文学关系密切，自产生之时就有短篇描写穿插其中，直至明代仍然如此，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英烈传》等都有大量的短篇描摹语段，这种方式一直延续至清代。但是查考明清小说发现，从明代中期开始，小说中的短篇描写逐渐减少，有的只在开头或结尾以诗词形式出现，相当一部分小说中这种短篇描写消失了，如《红楼梦》、《镜花缘》、《绣云阁》等。仔细阅读发现，这些小说虽然没有典雅骈丽的短篇描写，却不代表这些小说自始至终都是通俗白话，其中骈丽对偶的语言随处可见，如《红楼梦》对大观园的描写、对探春宝钗等人房间的描绘，无不用对偶骈文，只是这些骈丽语言与通俗白话交融一处，如果将其提出，使之独立成篇亦无不可。简言之，通俗小说中短篇描写的消失，只是形式上的消失，其实这种骈丽对偶的描写仍然存在，不过是散见于小说的字句之间。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小说作者借鉴八股文骈散结合的用语方式有直接关系，“化整为零”法的使用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

　　书经是明清小说“以时文为小说”的另一个表现。明清小说作者引经据典不足为奇，但引用范围集中在《四书》、《五经》，尤其是《四书》，这必然有其内在原因。八股文与明清小说同时盛行于世，它的文题选择范围就是《四书》、《五经》，其中《四书》尤为重要，这一点正是明清小说作者大量引用书经的原因所在。《四书》是八股文的题库，八股文发挥《四书》原句、代圣贤人物立言阐释儒理，诸项要求无不以《四书》为中心。《四书》是明清文人主要研读的儒家经典，明清小说作者也不例外，他们凭借对《四书》的熟悉，在写作小说时有意无意地将《四书》内容融入其中，使明清小说引用《四书》的频率大大提高。明清小说作者引用《四书》的方式有四种。一是将《四书》中的人物或事件、义理直接作为小说的描写对象。如《公冶长听鸟语纲常》是明清时期罕见的短篇白话小说。作者借公冶长其人，结合他能识鸟语之事充分想象发挥，以公冶长听鸟语为题议论儒理纲常，故事短小精悍、表意完整。这类引用《四书》形式的小说，最典型的莫过于明代袁黄的《七十二朝人物演义》。这部小说共四十卷，均以《四书》中截取的语句为题，作者将《四书》中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围绕与之相关的典故、史实、传说进行叙述，从写作形式到内容都有意模仿八股文。这类小说作者以八股文的写作思维作为中介，引用《四书》的方式最为直接。二是小说作者在叙说人物或事理时，将《四书》中的圣贤人物化入其中，圣贤人物不作为整部小说的描写对象，作者的目的在于他们的衬托作用。如《西湖二集》第三卷写甄龙友时说:“就是孔门颜子见了，少不得也要与他作个揖，做个知己;若是子贡见了，还要让他个先手，称他声‘阿哥’。……果然有东方朔之才，具淳于髡之智。”这里作者借引孔门弟子，以突出甄龙友的个性和特征，又借引东方朔、淳于髡等人来衬托他的才智。作者这样引用《四书》内容，不但在无形之中突出了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时也表明了小说作者对《四书》的熟悉程度。三是小说作者常常用“孔子说”、“孟夫子说”之类的语言直接引用《四书》中的圣人之语，借其权威性以说明事理。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上海善士寄册募捐各州县一事，继之道:“岂但勇于为善，他这番送册子来，还要学那‘古之人与人为善’呢。其实这件事我就很不佩服。……所以孔子说:‘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我不信现在办善事的人，果然能够照我这等说，由近及远么?”《绿野仙踪》写齐贡生语:“你这沾光下顾的话，再休对我说!孟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这类引用《四书》的方式，说明小说作者将孔、孟之言视为权威、经典，他们认为借引《四书》语言最具说服力，甚至有时在引用《四书》时忘记考虑说话者的身份，如《女开科传》中写和尚之言:“妈妈不须愁虑，当日孔夫子曾有言，‘君子周急不总富，见人患难而不救者，其人必不仁。’”作者代小说人物讲论道理时，忍不住借引孔孟之语，居然让和尚也引用孔子的话进行劝说。如果说引用《四书》语句、孔孟之语是文人写作的共通性，那么，将朱熹的话奉若经典必定与八股文相关。《快心编》中的见性曾说:“朱夫子云:‘一旦豁然贯通，是从性天上来的。’这便是真悟。”作者代见性说话，将朱熹尊称为“夫子”，视其为圣贤、权威人物，这正是因为八股文要求发挥《四书》语句的同时，还要谨遵朱熹的注释，在明清文人眼中，朱熹的注释与《四书》原文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四是明清小说作者直接将《四书》语言纳入小说当中，有时化用《四书》原句，略微加以改动，有时在引用的同时注明出处。如《快心编》中有作者议论:“如此做得去，这则为兼善豪杰，穷则为独善豪杰，……譬如韩信寄食漂母，宁戚佣工饭牛，……是皆劳筋骨，苦心志。”这里作者将《四书》中的语句化为自己的语言，与小说的叙说融为一体。《女开科传》对《四书》语句的引用则注明出处，“那《中庸》上说得好:动乎四体，至诚如神。”小说作者在写作中，无论是化用《四书》语言，还是明示《四书》语言，都运用自如，不生硬牵强。明清小说作者偏好引用《四书》是因为长期习业八股文所致。一方面他们在短则十年寒窗，长则数十年苦学的《四书》研读生涯中，已经对《四书》内容烂熟于胸，引用《四书》内容很多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之下。另一方面他们奉《四书》为经典，借引《四书》其实是借用《四书》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另外，各种《四书》相关典籍的流行为小说作者的引用提供了便利条件。

　　明清科举社会中，人们为了投合应考举子寻求捷径的心理，各种与《四书》相关的书籍层出不穷，有关《四书》人物、典故、解句、注释等方面的著作应有尽有。《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就是在明人薛应旂《四书人物考》的基础上创作的，《四书人物考》正是为了让举子了解《四书》人物，以备科考的一类书籍，薛应旂在自序中云:“迩来命世之英固多，而驰骛场屋者唯事速化，岂直子史束阁?虽《四书》所载名氏已大都不省其为何如人矣。……杜门无事，遂将平生手录古人形迹各注于名氏之端者，编为纪传，总四十卷，名之曰《四书人物考》。”［2］159－160《制义丛话》记嘉庆年间“学政姚元之奏请饬禁坊刻《四书典制类联》及《四书人物类典串珠》等书”［3］31。可见《四书》的相关辅考书籍一直盛行于明清两朝，这无疑会使文人对其中的人物、典故更加熟知，运用更加自如。就《五经》而言，它也是明清小说中引用较多的一类。明清科举乡、会试首场有四道《五经》题，无论是专经，还是各选一经，对举子来说，《五经》都不可忽视，明清科举对《五经》的考查也是小说作者偏好引用的重要前提。明清小说引用《五经》的方式与《四书》大致相同，从引用人物到语言，从直接引用到化为小说家言，诸种方式不一而足。如《鼓掌绝尘》中的娄公子引《诗经》说:“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承赠良马，弟将何物可报耶?”类似的引用，或具理性或富诗意，均与小说的叙事语言结合得十分融洽。明清小说作者对《五经》的引用与《四书》一样，频率高，数量多，偏好引用的原因也几乎相同。另外，明清文人写作八股文喜好引用《五经》，这也是小说作者偏好引用《五经》的又一原因，方苞评归有光《大学之道一节》文，曰:“化治以前先辈多以经语诂题，而精神之流通，气象之高远，未有若兹篇者。”［4］95八股文虽阐释经典，但它本身就大量引用经典，这种写作习惯在文人写作小说时随之转移其中。

　　八股文篇8

　　【论文摘要】八股文是明代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精程朱理学的主要工具?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为渗透式影响及戏曲、小说等弱势文体向强势文体的主动靠拢与吸收?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愈识形态—程朱理学。三者交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生态。

　　八股文作为明代最重要的科举考试文体，对明代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己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这只是历史实存呈现出的表象，实质上，在其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虽然考试文体对其他文体产生渗透与影响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如唐代行卷对传奇的影响，宋代经义策论对宋诗的影响等，但是，像八股文这样与官方意识形态结为一体，作用巨大，涉及极广的文体影响却仅明代文学一例。

　　一、程朱理学与八股文的关系

　　(一)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学与八股文是八股其形、理学其实、互为表里的一体关系。八股文是作为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输程朱理学的主要载体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下诏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翌年书成，“上亲序之”，令颁行全国。此举标志程朱理学被正式确立为朱明王朝的治国思想。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两件与士人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一是在学校、科目、荐举、锉举四种“选举之法”，中，科举成为官府选拔人才和士子求得仕进的唯一有效之途。《明史·选举志三》记:“永乐以后，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荐举)久且废不用矣。”冈‘彻，《明史·选举志二》记载，明永乐天顺以后，“非进士不人翰林，非翰林不人内阁。·一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

　　另一件事是官方指定的八股文考试内容，由明初的兼古注疏转为专宗程朱。《明史·选举志斗记日:

　　《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只用陈潞《集说》。

　　从此，“二百余年以此取士，一代令甲在焉”(清四库馆臣评)。

　　理学大儒丘涪在《大学衍义补》中叙述了上述从明太祖到明成祖八股取士内容的变化，并盛赞明成祖这一尊程朱于一统的举措:

　　至于有宋潦关闽诸儒者出，然后经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章之，遂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论。是以道德一而无歧辙之差，风俗同而无疆界之别，斯世斯民，得以见天地之纯全，识圣贤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欤!

　　一个世纪之后的何良俊目睹了这一举措对学风产生的恶劣影响:

　　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四书)、《五经》《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夫汉儒去圣人未远，学有专统，其传授岂无所据?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 ，一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衍，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突!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真才，岂可得乎?

　　暂且不论功过，与科举考试只重八股文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看，明太祖用八股文推行程朱理学的目的昭然若揭。这样，朝廷用程朱来武装士人，士人靠程朱来赢得科举。用八股文这条与士人休戚相关的“生命线”，最高统治者把理学与士人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于是，程朱理学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意识形态化成了八股文遵经守传等可具体操作的程式规则，并通过士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股修习浸人到他们的生活、思想、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显见，在历史实存中浮出的是铺天盖地的/又股文章，而程朱理学则隐藏于下。在这个意义上，明代中前期，八股文与程朱理学互为表里、结成一体，可谓八股其形、理学其实也。刘熙载《艺概·经义概》记:

　　明儒冯少墟先生名所集举业为《理学文鸽》。理学者，兼致知力行而言之也。

　　以《理学文鸽》来命名/以役文集，可见，在明人眼中就是把八股文与理学看作一体的。

　　八股文所起的这种作用，被同样作为统治者的乾隆一语道破。他在(日讲四书解义序)中说:“道统在斯，治统亦在斯矣。才把八股文上升到承继“道统”维系“治统”的高度来认识。在《钦定四书文序》中，乾隆帝又从选拔人才的角度对八股文所起的这个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

　　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阐明义理，发其精蕴，因以规学力之深浅与器识之淳薄。而风会所趋，即有关于气运。诚以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征应者甚巨也。

　　国家以经义取士的目的在于，通过它培养出一大批以程朱理学为世界观、价值观的学力深、器识淳的人才。所以，八股虽小，却关乎国之气运，国之根本。

　　(二)尊程朱理学于一统是促进八股文体制最终定型的决定性因素。八股文体制在明代立国之初并不完备，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到明成化(1465一1487)年间才最终定型。胡鸣玉《订讹杂录》卷七云:

　　今之八股文，或谓始于王荆公，或谓始于明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宁四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所谓经大义，即今时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

　　顾炎武指出: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 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146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问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一浅一深(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句股实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之相传谓之八股。

　　在八股文的定型过程中，明永乐(1403-1424)年间无疑是一个关键时期。此期，程朱理学、八股文、士人这三个因素第一次全方位聚集在永乐这个点上，而这三个因素的齐备正是八股文体制最终定型的必要条件。专宗程朱、遵经守传使得作为考试文体的八股文有了简便明确、便于士人修习的内容限定，同时也为考官提供了统甲客观、便于操作的阅卷标准;功名系于科举一途，“非是途也，孔孟无由进”，使天下士予乙无旁鹜，倾毕生精力于举业之中，在内容无可发挥的狭小空间竭尽所能探索八股形式的变化，使其日臻成熟和完美。

　　在这三个因素零距离地磨合了五十余年后，在成化年间时八股文的体制最终定型。所以，在八股文的定型过程中，尊程朱于一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八股文对明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当八股文以稳定成熟、明确规范的程式出现后，除了承载和传播理学之外，它还作为一种文体而行世，开始发挥其文体学意义上的影响，从而进入夕、股文影响史上一个新的时期。

　　第一个层面是渗透式影响，以被影响者的不自觉接受为特点。它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靠朝廷的功令来左右士人的读书范围，日常修习，在耳濡目染的长期浸润中，“日渐月化”地完成对其思想观念、思维模式、情致心态的渗透。对接受者来讲，这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在不知不觉中，文人群体也开始把这种“渗透”再“渗透”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戴名世说:

　　以四子之书，幼而读之即学为举业之文，父兄之所劝勉，朋友之所讲习，而又动之以富贵利达，非是途也则无以为进取之资，使其精神意思毕注于此，商鼓舞踊跃以赴之。 而人之学之者，自少而壮而老，终身钻研于其中，吟哦讽诵，揣摩熟习，相与扬眉瞬目，以求得当于场屋。

　　这样年复日久的修习，必然会产生以下结果:

　　及其志业已酬，思以文采自见，而平时所沉酣濡裁入骨已深，即欲极力模拟，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当官奉职，从事筐筐之间，亦惟其素所服习以资麟献，而质固不出此矣。 雅则俱雅，敝则俱敝，己亦不知，人亦不知矣。

　　这己不知人亦不知、想脱却脱不掉的东西，正是徐渭、王骥德服胃的“时文气”。被推为“明文第一”的归有光尚且“古文虽工，终不脱时文气息，而且终身不能为诗”，其他人就更不能幸免了。因为，“惟其始也以八比入，其终也欲摆脱八比气息，卒不易得耳”。

　　所以，这种影响对文学的作用威力甚大，只要士子一动笔，时文气就会随其笔触渗透到创作的每一个毛孔之中。我们以明代文学最盛行的模拟之风为例，可证此风正是由八股而来。

　　模拟在少、股文中实属正常:一是指模拟考中之人的文章，如程墨、房稿、社稿等，是zu没修习的主要方法;二是指模拟古人口气而为之，称为人口气，是八股文的写作方法。此只就前者论之。

　　作为修习八股的基本方法，模拟可细分为“偷格”、“偷意”、“偷调”、“偷文”诸法。(制义丛话》卷十一引郑苏年语云:

　　时文家有偷格、偷意之法，不以剿袭论。今作墨卷者往往偷调，亦足动人。惟偷词则风下矣。有偷名文之调者，有偷时墨之调者，有好手能偷古文之调者，则鲜不倾动一时。

　　可见，在时文领域，偷格、偷意、偷调并不算作抄袭，只有偷词方显下作。但是，前三偷的结果必然是偷词。模拟至此必成弊端。《制义丛话》卷一引苏翔凤《甲癸集序》言曰:“文运之坏也，有三大病，三恶习，三毒种焉。”三大病，“一曰徽，二日窃，三曰奴。”“窃”，就是模拟剽窃。

　　长期专注于揣摩圣人心思，模仿圣人口气，靠仿照名元之文来写作的士子，尝试创作其他文体，往往一上手就会不自觉地落人模拟的“窠臼”。宋佩韦在其《明文学史·引言》中论前后七子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在复古派的诗文的作风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时代的背景。复古派的诗文，有两点最为后人口实:第一、是模拟或剽窃......剽窃是由于模拟而来，凡模拟未有不流于到窃的。然而这模拟习惯的养成也是由于八股文。八股文需“代古人语气为之，”其精神全在模拟古人，不说自己的话。明代士大夫经过了长期的八股文的训练，已不知不觉养成了模拟的根性，复古俊以起衰救弊为己任，俊怎样地高唱“文必秦汉，”却终逃不出这“模仿古人”的圈套。这是时代的桂格，任凭你怎样聪明睿智，都摆脱不了这个桂格! 叶德钧在《读明传奇文七种》中对明中前期小说创作的模拟之风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勾勒:

　　明代传奇文自瞿佑《剪灯录》、《剪灯新话》、李祯《剪灯余话》以后，拟作者纷起。如赵弼《效纂集》(宣德年间)、夕川老人《花影集》(成化、弘治年间)、邵景詹《觅灯因话》(万历年间)等。拟作的风气以嘉靖前后为最盛，到万历间流风也还没有泯灭。

　　模拟之风在戏曲领域表现得最为集中，主要围绕被统治者击赏的《琵琶记》进行，侧重于对其“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伦理教化内容及文雅风格的模仿。在明中前期出现了以《五伦全备动》、《香囊记》为代表的伦理教化剧创作的高潮。由此观之，可以说，八股文渗透式影响遍及了明前中期文学创作的每一个角落。

　　第二个层面是主动借鉴型影响。它表现为接受者在特定的文学背景下，出于特定目的，主动借助八股文的内容和形式对弱势文体加以改造，是在特定创作观念指导下对强势文体的一种有意识的靠拢与吸收。这主要体现在明代某些戏曲与小说创作中。

　　南曲用写八股文的方式来写作传奇，是弱势文体戏曲借助强势文体八股文汉寸自己的一种改造，其目的不外乎是提高自身地位，由士大夫不耻为之的小道末技荣登大雅之堂。其代表作是《香囊记》，具体表现为在文体功能上向2又股文论说体的靠拢，内容上对“四书”“五经，，及传注语的大量引用，说理方式的二重代言，说理方法的类书式用典，行文方式的前腔式对偶，等等。小说吸取八股文的写法进行创作，其目的也是提升自身地位，以融人正统文学之流。如张书绅批《绣像新说西游记》日:“一部(西游记》可当作时文读”，《西游记》“似一部乡会制义文字”，“是一部圣经《大学》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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