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印度投奔达赖喇嘛的十七世噶玛巴活佛近日碰到大量烦心事，先是遭遇“非法资金”和“非法人头户土地交易”调查，继而又被印度部分媒体指责可能是“中国间谍”，甚至有传闻说他被警方软禁。

　　噶玛巴身份特殊，很有可能在达赖圆寂后担任摄政王，成为流亡藏人之首，因而此事在印度造成很大轰动。事情从县一级通报到印度中央政庶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流亡藏人举行了义愤的游行示威，力挺噶玛巴。

　　噶玛巴本人也不得不出面澄清印度媒体的各项臆测，其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我们要再度重申，声称法王是中国间谍或特务的荒诞说法，全都是子虚乌有，是完全没有根据而轻率的造谣中伤。”这是回应印度有媒体说噶玛巴“当年出逃可能是中共策划”的说法。

　　印度媒体的报道也激起一些当地人的气愤，向当地法院提出请求，禁止流亡藏人悬挂“旗帜”。

　　印度一向是流亡藏人的最大庇护所，流亡藏人也称印度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此次发生这种龃龉，实令人费解，也是几十年来首次。不过从目前事态进展来看，似乎“有凉无险”，已经大事化小，更像是印度地方政府的一次误念以及媒体不专业的新闻炒作。但此事绝对凸显出印度流亡藏人社会诸多生存发展问题，也有其错综复杂的背景。

　　购地问题引发虚惊

　　除了揣测部分外，印度报纸的消息来自一些喜马偕尔邦的地方官员。这些地方官员在查案过程中似乎对藏传佛教的背景和噶玛巴的身份、来历欠缺了解。大陆有媒体称，印度政府要指控噶玛巴为中国间谍，同样言过其实，这并不是印度政府的正式说法和官方定论。

　　事情起因于警方在边境地区截住两名印度人，此二人携带1千万卢比巨款（约合140万元人民币），声称这笔款子要交给噶玛巴的一个工作人员。警方“顺藤摸瓜”，搜查噶玛巴寺院时，又发现活佛的一位助手房里有价值8千多万卢比的多国货币。

　　此事不仅媒体热议，还惊动了喜马偕尔邦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首席部长杜玛勒心生疑云，他认为，既然噶玛巴是从中国逃出来的，如果他有少量的外国货币尚在可理解范畴，但是发现如此多的各国货币，尤其是人民币，好多还是成捆成捆的新币，这就是个大问题。安全部门有官员还怀疑，这是否为“中国交付的间谍活动经费”？

　　中印有敏感的领土争端，还有历史恩怨，从喜邦官员的角度来说，他们紧绷“国家安全”之弦，如此疑虑重重也在职责范围内，合情合理。

　　随着调查的深入，官方发现，携带巨款被拦截的印度人阿什托西和山杰两位，居然还是“噶玛嘎千信托基金会”委托的购买土地中介人，而该基金会购买土地的目的是想为噶玛巴另建一处新住所（寺院），这两名印度人所携款项正是购地款的一部分。

　　于是有地方官员进一步大胆猜想，噶玛巴处发现巨款，本身有中国送来的“间谍经费”的嫌疑，还要买地建寺院，并且还委托两名印度人当中介，很可能是要建立“亲中寺院”，从事“间谍活动”。所以警方在元月底的搜查质询，搞得动静很大，还拘留了噶玛巴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若杰邱桑阿卡沙提喇嘛。

　　印度部分媒体就此臆测，噶玛巴从中国逃出来，可从未批评过北京，北京也未攻击过他，极有可能就是“中国可谍”。

　　这出闹剧背后，有不少纠结的历史背景。藏人在印度流亡几十年，根据法律，不能购得土地和房屋，只能租赁。但实际上，寺院还是通过委托中间人购买土地建了宗教场所。

　　此事不合法但也合情理，如果官方不追究则无事，但如果政府要较真，就会很麻烦。噶玛巴自2002年以来一直暂住在“流亡政府”的上密院，位于达兰萨拉附近的坎格拉县西达巴瑞镇，上密院为流亡政府兴建，但不拥有产权。据邦政府和印度中央政府调查，流亡藏人及他们的相关基金会涉及的此类土地交易案多达73宗。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密院的产权自然存在问题。在政府登记的土地编号中，上密院归在“第力?瑞姆”和“辛赫”两人名下，但辛赫这个名字，在政府“非法人头户名单”中出现过5次。地方政府数年前即认定上密院是非法人头户，近日，地方政府借助此事下令，要将上密院的所有权人变更为喜马偕尔邦政府。可上密院市值20多亿卢比产权问题看来真不是件小事。

　　关于巨额款项，不管是“流亡政府”还是噶玛巴办公室，都做出了解释，那些全是信徒给寺院的供奉金，噶玛巴的信徒遍及多国，自然有多国货币，每年还有大量来自信徒的供奉，有人民币毫不奇怪。还有很多流亡藏人撰文抨击印度官员因“无知”导致的“大惊小怪”，他们说，藏人不管再穷再苦，敬献供奉金给寺院和活佛，从来不吝钱财。

　　噶玛巴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此次购地事宜早向达兰萨拉地方首长办公室报止，并获得邦政府发给的初步核准的文件。因为卖地方坚持要以现金支付，所以两位中介人才会身携巨款，而他们所带款项是教团所获的供养金，大部分来自在比哈尔邦菩提迦耶举行的年底法会。

　　目前印度官方通过调查核实，也基本认可了“流亡政府”和噶玛巴办公室做出的解释。2月11日，印度喜马偕尔邦政府的主任秘书若汪桑杜已对外界做出了一个皆大欢喜的表述：“噶玛巴是一位宗教领袖，全世界都有他的追随者。我们尊重他们的宗教活动。我们不干预任何宗教事务。我们对他们的宗教活动完全尊重，而且绝对没有意图要以任何形式或方式来限制他们，我们也了解事实上噶玛巴并没有涉入任何寺院的活动，或是非法的人头户土地交易。”

　　“无寺可归”的噶玛巴

　　噶玛巴为何要买地建寺院，缘于他现在暂居的上密院并不是本教派寺院，而他又无法人驻该派分别在中印两国的两大主寺，这当中有段历史公案。

　　格鲁派（黄教）为藏传佛教之首，达赖和班禅既是该派两位最高教首，也是藏传佛教最高宗教领袖，其中达赖还是最高政教首领。

　　噶玛巴是噶举派（白教）的最高持教法王，大陆之外的华人习惯称之为“如来大宝法王”（明成祖所赐之称号）。十七世噶玛巴于1999年12月出逃至印度后，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苯教的最高持教法王全部流离海外。

　　噶玛巴系活佛在藏传佛教中具有最老资历和极崇高宗教地位，因为白教最早创设活佛转世制度，噶玛巴也可说是创始活佛。白教有两支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黑帽系和白帽系，噶玛巴即黑帽系活佛，也称“黑宝冠法王”，源于当年噶玛巴二世获得蒙古大汗蒙哥赠送的黑帽一顶。

　　除去原内外蒙古地区的章嘉和哲布尊丹巴两大活佛外，在藏区，噶玛巴活佛的宗教地位一般被视为白教第一，四大派中位居第三，在达赖和班禅之后。

　　但传到十七世，却出现了两位噶玛巴，这段公案到今天还未了结。“间谍门”风波中的噶玛巴名为乌金赤列多吉，是北京中央政府和达赖共同认定的，在法统上甚为纯正。另一位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延列泰耶多士，为白教的白帽系活佛――夏玛巴活佛所认定，目前也在印度的噶伦堡，同样拥有众多信众，全球约有600多所白教寺庙尊其为正统。

　　至少在乌金赤列多吉逃到达兰萨拉之前，从信众数量、知名度和活跃度来看，延列泰耶多吉远超过前者。也有人认为，乌金赤列多吉前往印度投奔达赖，也是为了增强自己的“正统性”。

　　白教的传承习惯是，大宝法王圆寂前留下预示信让徒众们寻访转世灵童。十六世噶玛巴1981年在美国圆寂，并未留下预示信，灵童寻访只得由轮流掌管教派事务的四大弟子“夏玛巴活佛、大司徒活佛（大陆外华人称为泰锡度活佛）、蒋贡活佛、贾曹活佛”来进行。

　　1990年，大司徒活佛突然声称，十六世噶玛巴生前给了他一个信物，后来才发现里面有预示信，他与其他活佛据此在一牧民家中找到乌金赤烈多士，认证为十七世噶玛巴，后来又获得北京和达赖的承认。1992年明正式坐床。这是中共执政以来第一个认定和批准的藏传佛教转世大活佛，而且跟达赖之间进行了一次有趣的、无异议的合作。

　　但是夏玛巴活佛声称大司徒活佛伪造预示信，拒不承认乌金赤烈多吉，与十六世噶玛巴的侄子兼管家联手另外认定了一个大宝法王延列泰耶多士，其出生于拉萨，为一活佛之子，比前面那位大宝法王年长两岁，1994年在新德里的噶玛巴国际佛学院坐床。

　　根据白教传统，噶玛巴与夏玛巴互为师徒，可以互相认证，鉴于夏玛巴的特殊地位，他拥立的大宝法王同样有一定“正统性”，因此支持者也不少，这时的夏巴玛为第十四世。

　　延列泰耶多吉坐床那天，拥护两个大宝法王的僧众互相对骂，甚至大打出手，两位大宝法王之争从此拉开序幕，此后还在境外发生过多次冲突。

　　夏玛巴活佛当年传到第十世时，因涉嫌勾结廓尔喀人入侵，乾隆严禁红帽系活佛转世，但该系活佛实质上以秘密方式在教派内传承下来。当年，十四世夏玛巴活佛随十六世噶玛巴流亡印度后觐见达赖，经过呈情，达赖以政教领袖身份正式阪复红帽系活佛转世。

　　噶玛巴活佛在的驻锡地是楚布寺，后来又在锡金发展了一个主寺隆德寺，这源于九世噶玛巴与锡金的深厚渊源，锡金王族和印度政府上世纪60年代邀请十六世噶玛巴定居此处，赠送大量土地修建了隆德寺，这是白教在海外的总部。

　　两位噶玛巴都在争取获得隆德寺，这牵涉到巨额财富和正统性问题，引起过多次冲突，印度政府为了防止两位大宝法王的支持者爆发教派冲突，干脆严禁两位噶玛巴入驻隆德寺，并长期派兵把守。所以这两位年轻帅气的“80后”大宝法王，均在海外“无寺可归”，乌金赤列多吉只能暂居在达赖提供的上密院。

　　乌金赤列多吉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的确也从未发表过任何针对北京的批评，每当大陆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他还要为死难者祈祷并慷慨解囊，逢年过节还用字正腔圆的汉语表达祝福。他曾说自己前往印度只为了宗教原因，并无政治目的，所以部分印度媒体才就此臆想他是“中国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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