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至今已进行了三十余场古籍拍卖，欲从近万件拍品中选出十件最佳之品，还真不是件容易之事，并不是因为好东西少，而恰是因为佳品太多，难以取舍，只好采用缩小包围圈法，先选出100余件上佳之物，然后在这个范围内再定取舍，最后选出这十件佳丽。当然，这仅是笔者眼中的十佳，环肥燕瘦，落选者不一定不如入选者，正如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需要说明的是，选秀的标准不是依据成交价自上而下的排列，如是这种办法，也就用不着如此揪心地挥泪对宫娥了。当然，这十佳还是在顺序上有尊卑之分的，毕竟十个指头不会一般齐，现依此序分述如下：

　　《湘山野录三卷续湘山野录一卷》（图1，两张）

　　中国嘉德从美国陈澄中后人手中征集到近十件佳品，此为其一，澄中是民国间大藏书家陈清华的字，当时与北方大藏书家周叔|齐名，有“南陈（清华）北周（叔|）”之称。藏有南宋世彩堂廖莹中刻《韩文》，曾经丁氏持静斋、袁氏M庵递藏。时潘宗周有同版之《柳文》，与《韩文》自宋即被视为双璧，陈商之潘曰：“世人向以韩柳两家并称，故韩柳二集亦以并置一处为宜。倘若两书分居二处，能无失群之憾耶？鄙以两书各作现大洋二万元，或以《韩文》归君，或以《柳文》归我，胥以二万元偿其值，何如？”潘乃以《柳文》归之。这段书林掌故在藏书界广为流传。

　　解放前后，陈氏抵香港，离沪时携去宋元珍籍数十种，美国会图书馆及藏书家侯士泰欲囊括之。徐森玉之子徐伯郊受政务院之命，辇重金往购得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国家又曾派人至港收回其宋版书数十种。陈氏殁后，上海寓所之书归其女陈国瑛、婿刘吉敖所守，亦不乏宋元本。嘉德征集之品，即此所遗者。

　　《湘山野录》的作者是宋代僧文莹，生卒年不详。文莹字道温，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约宋仁宗嘉v间前后在世。与苏舜钦为诗友，苏舜钦曾介绍他到滁州拜谒欧阳修，又游丁谓门下，除此书外，其另著有《玉壶野史》、《诸宫集》等。此书成于宋神宗熙宁年间，以作于荆州金銮寺，因以湘山为书名。所记多为北宋杂事，其中颇有可供参考借鉴者，但也有因个人恩怨曲笔为佞臣回护之笔。此书《文献通考》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吴僧”，误。《读书志》作四卷，《文献通考》并续录作三卷，《宋史艺文志》亦作三卷。

　　此书清乾隆嘉庆间黄丕烈以宋刻本、元人钞补本、毛校本校勘，以朱笔、墨笔、瓷黄区别，并作题记题跋。民国间，藏园傅增湘先生再校一过。此书为元和黄氏士礼居、聊城杨氏海源阁、江安傅氏双鉴楼递藏。海源阁是近代四大藏书名楼之一，海源阁的创始者是杨以增，晚清陆氏z宋楼外输，丁氏八千卷楼归江南馆之后，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有“南瞿北杨”之称。傅增湘云：“吾国近百年来藏书大家，以南瞿北杨并称雄于海内，以其收罗宏富，古书授受源流咸有端绪。若陆氏之z宋楼、丁氏之八千卷楼，乃新造之邦，殊未足相提而并论也。”

　　傅增湘亦是近现代藏书大家，其大规模搜藏善本始自辛亥革命之后。尝云：“逮辛亥解组，旅居沪渎，得交沈寐叟、杨怜苏、缪艺风诸先辈，饫闻绪论，始知版本雠校之相资，而旧刻名钞之足贵。遂乃刻意搜罗，思有以绍承先绪。适有天幸，所求辄遂，往往无意而逢孤帙，或廉直而获奇珍。”傅氏数十年辛勤搜访，藏书达二十余万卷，琳琅满目，大多为孤本秘籍，每书皆渊源有自，各有罕秘精到之处，难以缕述。其所藏尤以宋元本雄峙一时，宋金刊本达一百五十种，四千六百余卷，元刊本数十种，三千七百余卷，其他宋元明钞本及名家校本、稿本更难计其数。

　　此大家递传之书，尤其“黄跋”是藏书家追求的顶尖之大珍，一册之书，竟拍得近460万元，是自国内有古籍拍卖以来，成交价最高的一件批校本。

　　《苍崖先生金石例十卷》（图2，两张）

　　此书为明清以来递传有序之名本，初藏于明代藏书大家钱Y之悬磬室，Y字叔宝，号磬室，少孤贫失学，后从文征明学画，日取其架上书读之，好学不倦，闻有异书，虽病必强起借观，手自抄写，几于充栋，日夜校勘，至老不衰，所录古文金石书近万卷，皆为当时之佳本秘笈。刻印过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题唐陆广微《吴地记》一卷《后集》一卷，自编《苏州三刺史诗》三卷，明朱《名迹录》六卷等。钱Y抄藏之本，后代藏书家极为重视，然钱氏手迹流传极稀，十几年来，此为出现在拍场上的第二件。

　　是书明清以来藏家均著录版本为元刻本，然当代版本学界认为此本为明代中期翻刻元本，然二册之书，拍得四百余万元，若是真元版，也决无此价，之所以拍得如此高值，实因有黄丕烈题跋在其上也。

　　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黄丕烈是中国从古至今藏书家中第一人，王颂蔚称其为三百年来藏书之“巨擘”，缪荃孙称其为乾嘉以来藏书之“大宗”，陈登原谓其乾嘉藏书“为百宋一廛之时代”。黄氏“平生无声色鸡狗之好，惟性喜聚书，遇一善本不惜破产购之。”尤笃嗜宋刻书，尝曰：“顾念余生平无他嗜好，于书独嗜好成癖，遇宋刻苟力不可勉致，无不致之以为快。”时人谓：“今天下好宋板书，未有如荛圃者也。”“荛圃年未老，宋板之书至未已”。家藏宋本书百余部或至二百部，顾莼颜其居曰百宋一廛，顾广圻送以雅号曰佞宋主人。

　　黄氏每得一书，必撰题识一二通，有多至五六通者，“题识多率意信手之笔，如日记、琐录，而性情真挚，跃然纸上，遗事坠掌足资多闻，固录略之别子，而书林之雅谈也。”傅增湘《思适斋书跋》序云：“荛圃当乾嘉极盛之时，居吴越图笈之府，收藏宏富，交友广远，于古书板刻先后异同及传授源流，靡不赅贯，其题识所及，闻见博而鉴别详，巍然为书林一大宗，举世推挹之，宜矣。”

　　黄氏又喜校书、刻书。王芑孙曰：“荛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于其板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石韫玉云：“每获一书必手自校雠，一字一句之异，必研索以求其是。”故“黄跋”为后世所重，将其列为“顾批、黄跋、毛钞、劳校”四大善本之中。

　　是书曾藏于铁琴铜剑楼之中，此楼为清季四大藏书楼之一，始创于瞿绍基，初楼名恬裕斋，到同治十三年载淳帝死，光绪载改元，楼名恬字犯讳，第二代传人将楼更名为敦裕斋，后又因家藏古铁琴及铜剑各一，将藏书楼名为铁琴铜剑楼。此书上还钤有“秉清”等印记，为铁琴铜剑楼之第三代传人，可见此书庋藏在此楼时间之长。

　　《五灯会元二十卷存卷六至卷十》（图3，两张）

　　《五灯会元》为佛教禅宗史书，所谓“五灯”系指：1.法眼宗道原撰《景德传灯录》，2.临济宗李遵勖撰的《天圣广灯录》，3.云门宗惟白撰的《建中靖国续灯录》，4.临济宗悟明撰的《联灯会要》，5.云门宗正受撰的《嘉泰普灯录》。这“五灯”各为三十卷，其中多有转抄重复之处。普济采五书删繁就简使合一书，故题书名《五灯会元》。此书是普济于宋淳v十二年（1252），一说绍定年间（1228-1233）在杭州灵隐寺编集成书。此书主要内容是汇辑了禅宗传说的从过去七佛到唐、宋时期各派禅僧所留下的“机缘”和语录。在体例上，《五灯会元》一改“五灯”体例。即：“五灯”各部除《普灯录》有“叙佛祖”作为引子，从菩提达摩叙起外，其余或从七佛或从释迦牟尼叙起，次及西天宗师，东土宗师，再次是惠能以下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大系；或集一系中的不同宗派于一卷，或将两大系合于一卷的。本书则独辟蹊径，按禅宗五家七宗的派别分卷叙述，使其七宗源流本末，了如指掌。《五灯会元》与“五灯”相比，不仅篇幅减少了一半以上，更重要的是使其内容更为精确、练达，使其更符合禅宗史书的性质。因《五灯会元》可与僧宝诸传同资释门之典故，非诸方语录掉弄口舌者可比，故对后世影响很大。至元明以来，好禅之士流多藏其书，使“五灯”单刻本很少流通。此件拍品为宋淳v十二年刻本，为作者释普济作完此书后的第一刻，流传极稀，仅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半，其实那半部仅存四卷，为卷十一至卷十四，亦是解放初陈澄中售与北图者，此上拍之品存卷六至卷十，洽与国图所藏卷数相接，显系同一部书而拉散者。

　　此本钤有“汪士钟印”、“阆源真赏”等藏书章，汪士钟是清嘉道间著名藏书家，字春霆，号朗园，一作阆源。生卒年不详。官知府。承其父业，开益美布商致巨富。黄丕烈嘉庆二十四年（1819）十一月撰《汪刻衢本跋》云：“阆源观察英年力学，读其尊甫都转厚斋先生所藏四部之书，以为尤是寻常习见之本，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经采辑者。于是厚价收书，不一二年，藏l日富，犹恐见闻未逮，日从事于诸家簿录，讨其源流，究其同异，俾古书面目毕罗于胸。”黄丕烈百宋一廛中的精华，在黄当世，就陆续归了汪士钟的艺芸书舍，周星诒《自题行箧书目》云：“复翁以百宋一廛诸刻本售与山塘益美布商汪阆源，虽残帙十数页，亦有至十数金者。阆源购书，有复翁跋，虽一行数字亦必重价收之。以故吴中书贾于旧刻旧抄虽仅一二卷，倘有复翁藏印，索价必倍。若题识数行，价辄至十数金矣。即至残破签题，毁损跋语，亦可售一二金。至今犹然，盖自汪氏始也。”如此说来，把“黄跋”炒出天价，当推汪士钟为首功。

　　是书的另一藏家王定安，是同光间的藏书家，当代文献家郑伟章先生在清华大学所藏《宝宋阁书籍法帖字画目录》中，发现书中夹一红签，列明了王定安宝宋阁藏书情况，其云：“书箱凡一百二十一只，字帖箱共十八只，逐箱装匀，以便查阅。其中书籍、字帖逐部查对无讹，并将有子目者逐卷誊写。子目凡有目无书皆签红条在某处，以期查考。”其书有宋本九种，元本七种，仿宋钞本、汲古阁本、抄本各若干种。中多有关湘军、曾氏家族、盐法志等史料，颇可参考。之所以其藏有曾氏家族资料，是因王氏是同治元年举人，曾官安徽凤颍六泗道，尝居曾国藩、国荃幕达二十年。当年王]运作《湘军志》，中多有对曾家及湘军不敬之辞，曾国藩后人与王]运交涉此事，并欲买断《湘军志》书版而不果，即请王定安另写一湘军历史，命名为《湘军记》，此事为当时有名的一段公案，此书稿今亦藏清华大学。

　　《松雨轩集八卷补遗附录一卷》（图4，两张）

　　本书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平显，字仲微，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卒年不详，洪武初，以荐授藤县知县，后谪戍云南，晚被延主讲席。显博学多闻，为云南诗坛“四子”之一，其诗怪变豪放，能自成一格。《松雨轩集》初刻于滇南，前有宣德五年（1430）张洪序、景泰元年（1450）柯暹序，共八卷，以诗体编次。嘉靖中，其裔孙本楷重新梓刻，除张洪、柯暹序外，又增加邑人陈霆序。今清内府《宛委别藏》即据此刻本著录。清知不足斋抄本亦据此刻本。

　　平显于今而言，乃一明初诗人，名气并不彰显，然此二册之书本场却拍得一百九十余万元，以其为劳权抄本之故也。劳权字平甫，号巽卿，浙江仁和（杭州）人，居塘栖镇，劳经元次子，劳格之兄。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卒年不详。劳权、劳格兄弟二人之抄本极为后世藏家所重，其批校之本名之为“劳校”，是中国古籍善本中的四大名品之一。王大隆在《劳氏碎金》跋中称：“劳氏兄弟孜孜LL，爱书若命，手自抄校，虽乱离不辍。又得同志之友高学治、丁宝书互相通假，文字之乐为不可及。”叶廷g在其《吹网录?通鉴札记》中写到劳氏兄弟“累世藏书极富，终岁闭门，惟事搜讨史学极深，尤熟于唐宋故实。”

　　丹铅精舍所校藏之书，到光绪年间散出，文献家陈乃乾所记甚详，其称：“光绪末年，杭州文元堂主人杨耀松以六十元从塘栖购得旧书两大箧。启箧检视，但见每册皆有蝇头小字批注满幅，而无一棉纸书，大为失望，以为无利可获矣。他日试以数册示京估，每册索十元，京估欣然受之。嗣后北京人相继追踪而来，索购有蝇头小字之书，傅亦派专人来杭，所获较多。两月之间销售一空，获利两万余金，杨氏以此起家。事后始有人告耀松曰：‘尔所售去蝇头小字书，皆劳季言批校本也。若持至京沪，每册当百元以上。’耀松大为悔恨。因伪刻劳氏藏印，苟得刻本稍旧而有批校者，皆钤之。如是数年，钤伪印者皆得善价。”此为民国间在藏书界耳熟能详的故事，可见书界对劳校之重视。此上拍之本，是劳权在咸丰二年抄录知不足斋本，又据《沧海遗珠》、《明诗综疏》校异字于眉端，又于《云南通志》搜得《登聚远楼》一首；于《沧海遗珠》搜得《喜曾翰林奉使交趾回》二首、《谢毡衫》一首、《送陈孟J先生归鄞》一首、《奉国公大人》一首、《次韵春日京华》一首，录为补遗一卷附于卷末。又别辑《明史?文苑传》、《杭州府志》、《列朝诗集》所载作者事迹等为附录殿后，可称得上是劳权所辑之本。

　　此本扉页上有袁克文用小篆体书写的本书书名及题记二行，克文为袁世凯第二子，一字寒云，袁氏诸子，以寒云最有志于学。故喜藏书，尤嗜购藏宋元本，古刻名钞亦兼收并蓄。据李盛铎之子李滂（字少微）云：“其收藏之启机，缘民初时，师于方尔谦。方字地山，号扬州大方，颇通版本，稍有藏书。抱存常以版本之学质于方，方语之曰：板本之学，岂易言哉！倘欲习之，第一当得师承。”抱存乃从李盛铎受学。李盛铎“悦其聪颖，诲之不倦，曾钞瞿、杨、丁、家书目贻之。半载后学大进，试举一书，抱存皆能渊渊道其始末。抱存由此致力收藏，而物聚所好，不数年中，宋元名椠，萃集百数十种。”后袁克文移居上海，逐渐生计维艰，将所藏逐步散出，当时上海藏书家潘宗周、陈澄中、李思浩均有所得，此本为陈氏所得之一也。

　　元官刻大藏经本《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卷上及三经合卷》（图5，两张）

　　自宋代开刻第一部佛教大藏经以来，历代都有官刻大藏经，这也包括近年出版的《中华大藏经》。然而，元代的官刻大藏，在后世却难得见，直到1982年，才在云南图书馆由方广、童纬等偶然发现，方先生在其“闲话《元官藏》”一文中写到：

　　1982年底，我与童纬赴昆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期间，我们去云南省图书馆考察该馆收藏的佛教典籍。接待我们的是善本部的金志良。介绍情况时，金志良提到，馆内藏有30多卷藏经另本，据已故于乃义考证，可能是《弘法藏》。此事引起我与童纬的极大兴趣，随后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把这30多卷佛经仔仔细细地考察一遍，作了详尽的纪录。考察时发现，这批佛经附有三件珍贵的历史文献：一是至元二年的太皇太后愿文，一是长达38人的职名录，一是参与其事的僧名录。这三件历史文献充分证明这批佛典应该是一部元代官刻藏经的残存另本。

　　提起元代官刻藏经，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是一个学术界长期没有能够解决的难题。

　　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紫柏曾在万历年间所撰的《嘉兴藏?刻藏缘起》中提到：“元代亦不下十余副”。但他没有说明这十余幅元代的版刻藏经到底是些什么藏经，存放在什么地方。著名佛教学者吕在1929年出版的《佛典泛论》中说：“洪武五年（1372）……刻南藏版，时各旧本以兵乱散亡，元版七、八副悉毁。”但他没有说明上述论述的资料依据何在。我们知道，元代定都大都后，历代帝王均较佞佛，造寺、供僧，可谓不遗余力。刊刻官版藏经，应该是个中应有之义。如果紫柏、吕所说可靠，则元代所刻的这么多大藏经中肯定应该包括官刻大藏经。但是，直到1930年，人们能够见到的元代藏经只有浙江余杭（今杭州）南山普宁寺私刻的《普宁藏》与建宁路后山报恩堂私刻的《毗庐藏》。而那部《毗庐藏》按计划刻了大乘四大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藏经。至于官版藏经，虽然有《弘法藏》、《至元录藏》、英宗《铜板藏经》种种说法，但没有任何人见到过实物，因此不能确定它们是否真实存在。现在云南省图书馆竟然发现了人们寻觅已久的元代官版藏经，则不但是大藏经研究历史，也是文物领域的一个重大成就。我们把这部藏经定名为《元代官刻大藏经》，简称《元官藏》。

　　元代官刻大藏经版式独特，每版七个半叶，共四十二行，为已知大藏中最大印版，上下为内细外粗之文武双栏。元官藏存世极少，目前全世界仅有百余件，主要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及日本，属近年佛教文献的新发现。在佛教文献版本研究上都有极重要价值。

　　自云南发现《元官藏》后，三十多年来，未见有此经的新发现，然而三年前，由二位藏书爱好者发现了十八册，其中大部分卖给了国家图书馆，私人成交一册，另又分别在二个拍卖行上拍三册，而此二册为第四次上拍者，据称是其手中最后二册了。当时卖给国图的几册，其中一册带有尾题和年款，上拍过的几册则无之，而此本之一却是尾题年款俱全者，以107.8万元成交，称得上货卖识家。

　　《冷斋夜话十卷》（图6，两张）

　　是书作者是北宋时的和尚惠洪，惠洪后改名德洪，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人。元v四年（1089），试经于汴京天王寺，受度为僧。四年后南归依真净禅师于庐山，从徙洪州石门。后入清凉寺为僧。往来丞相张商英之门，后因张商英得罪而受累，流配朱崖（今广东崖县西北），三年后被释返还家乡，馆于荷塘寺，又被诬为张怀素党徒，坐狱，再释归湘上。能画梅竹，好作诗词，著有《石门文字禅》、《僧宝传》、《林间录》等。

　　此书主要杂记见闻，其中论诗占有十之七八，论诗中称引元v诸人者又十之七八。惠洪与黄庭坚友善，书中援引最多。惠洪工诗，所论颇多中理。可资参考。所记异闻杂事，亦可以广见闻，对了解宋代历史、风俗也有一些帮助。陈善《扪虱新话》曾谓“山谷西江月词，日侧金盘坠影一首，为惠洪赝作，载于《冷斋夜话》。”又引《宋百家诗选》云，“《冷斋夜话》中伪作山谷赠洪诗，韵胜不减秦少觌，气爽绝类徐师川。”今传版本，无此两篇，当为后人删削，不是原来完本。

　　此上拍之本是明末汲古阁所刻《津逮秘书》零种，四册之本拍得37.4万元，买家所重者，乃是晚清民国间二位国学大师――王国维和罗振玉的批跋题记。二位大师各自的手迹，在拍场上时能得见，然二人批语集于一身者，却是第一次出现在拍场上。在目录前的扉页上，罗氏写道：“壬子七月蒿山堂以五山板《冷斋夜话》求售，乃复宋本，索价三百元，因请静公以三夕之力校而还之，异日当另纸录入《群书点勘》中。”从这段话可知是罗、王二家避居日本时，蒿山堂书店来卖五山版的《冷斋夜话》，开价300元，罗觉得价昂，就让王国维以《津逮秘书》本做底本，将五山版的异同之处过录到汲古阁本上，然后将原书还给了蒿山堂。这样做的原因，是因《冷斋夜话》宋本在中国已失传，而日本五山版所刻此书的底本是源自宋刻本，五山版在日本版本界甚为看重，其价值有如中国的宋版书。

　　王国维在此书的卷九后空白处，写了一篇详细的校记，叙及此书本末，王氏为国学大师，然亦是近代著名目录学家，其目录学著作有：《简牍检署考》、《两浙古刊本考》、《五代两宋监本考》、《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曲录》等，皆极有名，学术价值甚高。王氏为治学问，藏书亦甚富。费行简《观堂先生别传》谓其“束所入置书籍”，“博涉载籍，好古敏求”。与罗振玉相交游，问学之外，得其馈赠藏书不少，游学日本返国时，罗氏曾“割藏书十之一赠之”，“复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恣公搜讨”。又遍览乌程蒋汝藻密韵楼藏书，并为之撰书目。

　　罗振玉更是近代著名的大藏书家，大文献家，其孙罗继祖先生云：“先祖恭敏公早岁居淮，治经史故训之学，而家乏经籍，阅市借人，挟策出入。壮岁出游，始节清俸所余，稍稍购致。壬寅应粤中当事参议学务之招，适南海孔氏岳雪楼后人弃其书，中多精椠旧钞，倾囊易焉，缣缃渐富。嗣通籍京朝，衔命蓬岛，所至肆力搜求，考核同异，或捆载以归，或移写其副。一时同好商榷之侣，若同郡章大令寿康、宜都杨舍人守敬、江阴缪京卿荃孙、武进董大理康，声气应求，远轶域外。”

　　笔者写此文之当日，有事到中国书店，偶遇彭震尧先生与一儒雅中年人，彭介绍称此人是罗振玉之孙罗随祖先生，与之接谈，向其请益大云书库之后事，罗先生细细道来，讲出许多闻所未闻之事，令人叹息再之。写其先人而见其后人，真是奇遇。

　　是书首钤有“计曦伯家珍藏”朱文长方印记，乃嘉庆咸丰间藏书家计光缘牟卣拢计氏字曦伯，因慕沈石田、恽南田，自号二田，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其亦是有名的山水画家。张鉴云：计氏“受尊甫慕云先生藏书，承余绪非一世。缩衣节食，引而弗替。凡得自书贾书船以及长塘鲍氏借抄者，总经史子集为卷六万二千卷有奇。”由此可知计光砸嘞膊厥椤2恢其藏本何时流入东瀛，又被罗振玉得之带回，可谓楚马楚得。

　　雪堂、观堂，二堂之手迹集于一书，拍得此价，可谓物有所值。

　　宋蜀刻大字本《梁书》（图7，两张）

　　此为宋蜀刻元明递修本，即版本界所说的“三朝本”，南宋时杭州国子监藏有大量书版，到元代时，又在南宋国子监的原址上建立了西湖书院，将遗留下来的书版进行整理，残缺者重新补刻，继续刷印，到明洪武八年，将这些书版移到南京国子监又进一步修补刷印，这样，历经宋元明三个朝代书版汇印之书称之为“三朝本”。因为这种书补版太多，刷印出的书有许多断烂模糊处，有的看上去像大花脸，故此类递修本不为后世藏家所重。到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先生为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用各种不同版本补配之，始发现三朝本中有些书页比后世翻刻本更接近原貌，为此，张氏写出了《校史随笔》一书，此后，“三朝本”才引起文献界重视。到近十几年古籍开始走入拍场，然完整的递修本实未出现过几部。

　　此上拍之本亦是罗振玉旧藏，后有罗继祖所书长跋，详述此书之本末，十册旧装，拍得61.6万元，确称物有所值。

　　本书作者姚思廉、姚察。姚思廉乃唐初史学家，字简之，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姚察是姚思廉的父亲，字伯审。在陈任吏部尚书，在隋做秘书丞，撰梁、陈二史，未成而卒。姚思廉少年跟父学汉史。在隋为代王侑诗侍读，在唐朝任著作郎、秦王文学馆学士，官至散骑常侍。他根据家传的史稿，兼采他书而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他奉命修史，根据其父旧稿补充整理经七年而成。当时魏征任梁、陈、齐、周、隋五史的监修官，故《敬帝纪》后有他撰的论赞。《梁书》保存了很多原始的史料，如范镇、阮孝绪、陶弘景传，保存了很多当时思想、文化、目录、医学方面的史料。但全书无表、志，与所撰《陈书》相同。《梁书》记事从公元502年梁朝建立开始，到公元557年梁朝灭亡为止，共计五十六年历史。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梁朝是南朝学术文化最繁荣的一个时期，四个皇帝中，三个都是有学问，并有著作的。武帝萧衍精通道佛儒三家的学说，著述有二百多卷；简文帝萧纲著有《礼大义》等书四百多卷；元帝萧绎，也著书四百多卷。《梁书》的五十“列传”篇章安排大致与《南齐书》相同，如第一篇是《皇后传》，第二篇是记早逝的太子。《梁书》类传中新增了一个《止足传》，内容与《良吏》类似，类传中有《儒林传》，又有《文学传》，这是不同于《南齐书》之处。

　　《春秋谷梁经传补注二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图8，两张）

　　中国学术史在整个封建社会，计有三大顶峰，即两汉、二宋和清代，而尤以清乾嘉学派最为盛事，而此上拍之稿本，即是经学名著之一。本书作者钟文A，字展才，又字朝美，号子勤，浙江嘉善人，清代经学家，少通小学，道光丙午（1846）举人，以县令注选归，绝意仕进，日事著述。同治初，应江苏忠义局聘，与陈奂、顾广誉同任编纂，主讲敬学书院达十二年。治经宗汉儒，尤究心《春秋谷梁传》。他认为《春秋》为持世教、正人心之书，《谷梁传》最能得圣人之意，范宁、徐邈、杨士勋等人对《谷梁传》有过不少贡献，但“范注既略而舛，杨疏复庞而杂”，近代虽经学大盛，却没有专门巨编、发前人所未发者。于是繁称广引，发凡起例，敷畅简言，宣扬幽理，条贯前后，罗陈异同，历时二十多年，撰成《春秋谷梁经传补注》二十四卷。脱稿后，又进行了大量的增改，才勘定付刊。又据《经典释文》及《汉石经》残碑，博考两汉之书与唐以前旧说，写定《论语》二十篇。又有《乙闰录》四卷。《春秋谷梁经传补注》意在补充范宁注、杨士勋疏之略，纠正他们的错误。其书中引用自汉以来三百多家之说，而不尽用汉人家法。清代学者治经的著作汗牛充栋，但治《谷梁传》的学者不多。

　　此拍品即是此书之待刻清样稿。光绪丙子闰五月书版雕竣，钟氏萦形陕椅蔽螅随即又对底稿进行了大量修改。最明显处是分卷的改并，如卷十九末眉上朱笔批注：“以下两年四十行增入此卷，至南鄙止”，又于原二十卷第二页阴面十有八年上朱批：“此卷从此起”。随即又更正了页码。其间增入删除涂乙无数，并朱笔批示改动行格者百余处。其校勘之细，连页、每卷及总字数均一一订正。卷首附有杜文澜、应宝时等书札三通，皆为探讨此书刻版之事，尾有著者p笔题跋六行。

　　此书毛订七册，估价10万――15万元，结果以28.6万元成交。

　　元建阳熊禾勿轩刻本《东莱先生南史详节二十五卷》（图9，两张）

　　此书为宋吕祖谦所编撰之《十七史详节》本之一，祖谦（1137―1181）字伯恭，人称东莱先生，与朱熹、张虿⒊颇纤巍岸南三贤”。所编《十七史详节》为其读史时删节备检之书，包括《东莱先生增入正义音注史记详节》二十卷、《参附汉书三刘互注西汉详节》三十卷、《诸儒校正东汉详节》三十卷、《东莱先生三国志详节》二十卷、《东莱校正晋书详节》三十卷、《东莱先生校正隋书详节》二十卷、《东莱先生校正南史详节》二十五卷、《东莱先生校正北史详节》二十八卷、《诸儒唐书详节》六十卷、《东莱校正五代史详节》十卷。

　　是书所见版本为元刻本和明正德十一年刘弘毅慎独斋刻本，元刻本的行格是十四行二十四字，细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慎独斋本是十三行二十六字，小字双行同，下细黑口，四周双边。而上拍之本行格与慎独斋本相同，区别之处是卷首二行刻有“建阳勿轩熊禾刊行”一行。查《中国古籍版刻词典》，著录“熊禾，1247―1312年，字去非，号退斋，又号勿轩，南宋咸淳十年进士，曾任汀州司马参军，南宋灭亡后，愤而不仕，隐居武夷山，筑洪源书堂，从事讲学和著述。是元代朱子学主要代表，竭力推崇朱熹。”熊禾为宋元间人，故此刻本当为元刻本无异，然此熊禾刻本未见著录，当为海内外孤本，以12.1万元成交，称得上极为价廉之物。

　　明嘉靖李元阳刻本《杜氏通典二百卷》（图10，两张）

　　本书作者杜佑是唐代名相，杜佑“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性嗜学，该涉古今”。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终于贞元十七年（801）撰成《通典》二百卷，“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旧唐书?杜佑传》）十九年，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又由《通典》摘要而成《理道要诀》十卷奏上。宪宗即位后，拜司徒，封岐国公。元和七年（812），以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其它撰著，《宾佐记》一卷，《管子指略》二卷。《通典》二百卷是杜佑著述中唯一流传至今而又最有代表性的巨著。

　　《通典》成书后，“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李翰就为其“知之者甚稀”而“长太息”。元代马端临继其后纂成《文献通考》，才真正认识到《通典》的成就，肯定其“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同时，又为其“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感到“遗憾”。（《文献通考》自序）《通典》刊本，始见于北宋。今存古本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标注为“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1101）”，每卷有“经筵印，高丽国十四叶印”。南宋刻本，全本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残本。元刻本原为z宋楼旧藏，后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国内现藏此书宋刻本均为残本，而著录最早的全本即是明嘉靖李元阳刻本，即此上拍之版本。

　　此部《杜氏通典》原装白棉纸印本50册，品相上佳，如此完整之明版大部头书，仅拍得33.55万元，可谓物超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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