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剧照

　　“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看到野蛮的骄傲。”

　　这是电影《赛德克?巴莱》中，中国台湾土著赛德克族头领莫那?鲁道，对身着日本警察制服的青年族人达奇斯的痛斥，一番话道尽台湾原始部落对日本殖民者的忿恨。

　　这部上映于2012年的电影，改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1930年，中国台湾省雾社地区，高山族分支赛德克族起义反抗日本殖民者，史称“雾社事件”

　　。在日本人的“建设”下，原始部落逐渐步入文明社会，他们为何要起义呢？

　　《赛德克?巴莱》剧照

　　一、历史的注定

　　在赛德克语中，“赛德克”的意思是“人”，而“巴莱”的意思是“真正的”，赛德克?巴莱，就是勇者。雾社事件的爆发，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这一切都源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大清帝国不仅输掉了战争，更输掉了国土和尊严。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台湾被迫进入长达50年的日据时代。

　　《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省便爆发了反抗割台和日本入侵的“乙未之役”。台湾巡抚唐景崧联合丘逢甲等官员，建立了“台湾民主国”，捍卫台湾省的主权。而当地居民也自发组织起义，配合当地政府抗击日军。

　　无论是唐景崧等地方绅民创议建立的“台湾民主国”，还是吴汤兴、姜邵祖等民间义军掀起的武装运动，都是台湾同胞以不同的形式发起的保卫宝岛、反抗割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也正是从那时起，台湾人民开始了与日本殖民者的斗争，所以1930年的雾社事件的爆发就是必然的。

　　二、“理蕃政策”的高压统治

　　“乙未之役”等保台抗日运动失败了，日本逐渐在中国的台湾省站住了脚跟，并派遣官员、工程师、商人、军官、学者等各行各业的人才精英，前往台湾殖民经营。

　　日本在台湾实行“理蕃政策”，对那些文明没有开化、部落十分落后的“生蕃”，也就是土著居民，进行有效的统治，雾社也在“蕃地”名单之中。

　　其实，“理蕃政策”就是赤裸裸的殖民政策。教育上强迫学习日语；社会风俗上，强迫土著放弃本民族的生活习俗，接受日本的风俗习惯；

　　经济上，将分散的土著居民集体起来，实行集团移住，同时严格控制交易流通，禁止狩猎采集等落后的生产方式，推广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模式，建设基础设施，开发矿产；在管理上，则由警察负责管理“蕃地”。

　　“理蕃政策”的实施，虽然客观上使雾社等“蕃地”落后的状况有所改变，但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和当地原住民的矛盾。

　　特别是身份上，日本人对当地土著的种族歧视，以及对土著妇女的侮辱，更增长了原住民对日本人的仇恨。

　　三、终究被点燃的火药桶

　　一个火星儿，就能引爆火药桶。

　　在赛德克族人世代居住的雾社地区，早已积压了对日本殖民者近35年的愤怒。这愤怒，终于在1930年爆发。而点燃雾社事件的，是一场偶然性的冲突。

　　1930年10月7日，雾社赛德克族马赫坡社的首领莫那?鲁道的长子举行婚礼，并根据当地尊敬客人的习俗，热情地向路过的日本警察吉村敬酒。

　　但换来的不是吉村的尊重，而是侮辱和殴打，双方由此结下了梁子，莫那?鲁道的长子也被吉村逮捕。

　　莫那?鲁道

　　但莫那?鲁道依旧忍耐，并在第二天带着礼物亲自登门向吉村道歉。结果换回的依旧是吉村的羞辱。莫那?鲁道和族人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被点燃，他们决定在1930年10月27号那天发动起义。

　　为什么是这一天呢？

　　因为35年前的10月27日，也就是1895年10月27日，率领近卫师团侵略台湾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乙未之役”中染病，回国后就去世了。

　　还有一种说法，他是在10月27日被台湾起义军击毙的，日方隐瞒了他的死讯。日方为“纪念”这位“战死”的亲王，就将他去世那天——10月27日，定为台湾神社的例祭日，要求台湾当地每年都在这天举行所谓的“台湾神社祭”。

　　1930年的10月27日，莫那?鲁道趁着雾社举行“纪念”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运动会，率领赛德克族的6个部落，在黎明即将到来之际，发动了起义。雾社事件就此拉开了序幕。

　　四、彩虹桥下的骄傲

　　起义爆发后，莫那?鲁道率领族人切断了雾社的电话线，破坏了当地的交通设施，给日本人一次沉重的打击。起义的赛德克人，以本民族独特的习俗——“出草”，来成为一名真正的勇士，让敌人见识他们的彩虹桥。

　　那什么是“出草”呢？这是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的古老习俗，就是以突袭的方式杀死他族之人。而赛德克人将他们的第一次“出草”，看作是成人礼，只有完成了“出草”，才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赛德克勇者。

　　而“彩虹桥”，则是赛德克族的信仰，是要守护的祖灵之地，原住民认为只有真正的勇士才能在死后走上彩虹桥和先祖相见。

　　起义之所以顺利，固然离不开头目莫那?鲁道的智慧和赛德克勇士的无畏，同时也不可忽视身为日警的赛德克族人——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的帮助，而花冈一郎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达奇斯。

　　这两个人虽为日警，但因其赛德克族的身份，始终被日本人歧视。以花冈一郎为例，同是台中师范毕业的同学，“日人底薪六十五，台人四十五元，而身为山胞者，毫无理由，仅为三十五等之乙等警察，不能上进”。

　　除了对本民族的忠诚，日本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也是造成兄弟二人参加起义的重要因素。

　　达奇斯（花冈一郎）

　　五、令人唏嘘的悲剧

　　台湾“总督府”得知雾社的暴乱后，急调各地军警镇压起义。虽然起义者视死如归。

　　但装备极其落后，日军凭借飞机、大炮、毒气弹等工业文明的产物，并煽动当地与莫那?鲁道部落关系紧张的道泽群族，一同与日军镇压莫那?鲁道的起义军，于1930年12月中旬将起义镇压。

　　赛德克族损失惨重，牺牲或自杀人数占族内人口比重较大，近乎灭族，头领莫那?鲁道自杀殉国，赛德克六社的幸存者仅为298人。

　　花冈一郎

　　1931年，幸存的赛德克族人再次受到迫害，仅存的遗族被送到生存环境恶劣的川中岛集中管理。到1937年，六社余生者仅剩230人。

　　如果文明不够文明，那就让野蛮足够野蛮。赛德克族人的起义失败了，但是他们也胜利了。

　　他们守护了自己对自然和祖先的信仰，捍卫了部落的尊严，经历了同敌人斗争的洗礼，成为了真正的赛德克勇士，并远离了那片被战争污染的土地，一同飞往梦想的彩虹桥。

　　1930年爆发的雾社事件，不仅仅是先进的现代工业文明和落后的原始部落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更是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英勇斗争。

　　赛德克的族人，在日本太阳旗的阴影下，用血与泪谱写了这段悲歌，捍卫了彩虹桥的信仰，让宝岛台湾不再那么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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