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熊抱”贝叶经，从一片片树叶演变为佛门至宝的经历

文/舒放

狭义的贝叶经，是指距今2000—2500年前，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教经文。

由于传世极少，加上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素有“佛教熊猫”之称，足见其珍稀程度。

在贝叶经出现之前，印度佛教虽然有极少量铭刻在铜制和岩壁等处的佛陀语录，但不能算真正意义的上佛经。

从这一角度出发，贝叶经可以说是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经。

贝叶经的首次集中出现，距离佛陀涅槃，已经过了两百余年。

而这段时间里，佛教史上出现过三次结集。

在我国民间，一直有“仓颉造字惊天地，泣鬼神”的传说。

一方面这是一个跨时代的伟大发明，另一方面，“人生糊涂识字始”，文字作为一种记录工具，是否能传递出最本初的意义，很难说。

所以“鬼神”才会哭泣——这样的解释未必准确，不过我也是延续了老师当年授课所讲的内容，作为一个旁证加以引用。

早期的人类，就是为了记录。

就我国而言，自文字出现后就有相关的记录伴随。

在纸张被发明出来之前，尽管多有不便，古人还是想尽了一切办法进行记录：岩壁、金属、龟背、泥块、竹简、木牍，帛……

能掌握文字，在文盲占绝大多数的人类早期，是一件自豪非凡的事情。

能掌握文字的人，社会地位也非常崇高。

毕竟对广大劳动人民而言，温饱问题或者说生存问题才是头等大事。

文字和书籍（大概念，包括一切有文字录于其上的载体）的神圣性也体现在人们对它们的敬畏心理。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在古天竺，情况正好相反。

简而言之就是当时的上层人士大多数不使用文字。

认为文字记录既然是一项劳作，就属于下层人士应该进行的事情。

这种认知导致的结果，就是包括佛经在内的历史、文献等完全依靠超级大脑强记硬背，然后口口相传。

为了确保记忆的正确性，这些背诵下来的内容，不是自己说算就算，还需要有庞大的“旁听团”一致认可才可以。

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结集就是这种情况，每一句背诵的佛经，需要全部五百阿罗汉一致同意才能通过。

佛教史上第二次结集整理的内容，也大致是这种情况，依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

等到阿育王时代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结集，情况有了变化。

作为一代轮转王，阿育王不但完成了第三次结集，而且在这次结集上首次形成了经、律、论三藏的佛学体系。

同时阿育王还派出一共九位长老，分别前往南亚大陆各地弘法，这是公元前253年的事情，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标志着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

贝叶经规模性出现，就是这次结集后的弘法活动。

前往各地弘法的佛教僧人，所携带的就是贝叶经。

正是由于贝叶经的出现，逐渐削弱了佛经依靠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终于在公元前后（佛陀涅槃将近500年了），佛教前四次结集（公元前一世纪举行了第四次结集）的佛经，以实体文字方式被记录了下来。

这才有了我们现在随手翻开一本佛经，或者随手点开一个网页就看到佛经的便利。

之所以用树叶，除了就地取材的便利之外，还在于那时候距离造纸术出现以及造纸术传入印度尚有时日。

不光是天竺，世界各地各民族在掌握造纸术之前都有这相应的替代品。

大唐玄奘法师西去取经，取回的正是这样由一片片树叶装订成册，一册册整理成箱的贝叶经。

贝叶经的制作过程大致如下：从贝多罗树上砍下叶片，再将叶片裁剪成横式矩形条状，再将这些裁剪好的叶片卷成捆，放入酸性沸水中煮，等叶面表皮脱落后取出。

取出的叶片经过洗净、压平，晾干等工序，再经过一段时间风干，就可以装订成册，然后就可以书写（刻写）经文了。

我国现存的贝叶经，大半保存于西藏著名的几大寺院和布达拉宫。

藏文佛经的形制（长方形条状）直接继承于贝叶经，这和汉传佛教的经文不同。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特殊的形制仍然没有发生变化。

也正是由于这种固有的传统，藏区几大印经院也伴随着藏文佛经的传承而一直存在；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可以算是藏传佛教的一大特色。

一切佛经，都是佛的法舍利——而形制上更接近贝叶经的佛经，会令诵念者升起更加虔诚的恭敬心，这也许正是藏文佛经固守传统，向贝叶经致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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