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特凭《等待戈多》一举成名，于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荒诞派戏剧大师之名立世。

但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什么呢？

当我试图梳理下贝克特的生平时，蓦然发现可以仰赖的中文资料着实不多。

这里，除了国内翻译的相对滞后外，更为关键的是贝克特本人对公众窥探欲的拒绝。

直至1989年，当他授权詹姆斯·劳尔森写作传记时，他仍然对自己的私人生活保持沉默，并于同年在沉默中去世。

本文不欲讨论彼此矛盾的们的争议之处，也无力将贝克特的一生娓娓道来；只想串联四个关键年份，令读者得以管窥大师的命运脉动。

对于想进入贝克特文学世界的读者来说，这种管窥尤其有益。

贝克特

一、1928：在巴黎遇见乔伊斯

1927年，贝克特以优异成绩从都柏林三一学院毕业，次年便以交换学者的身份，来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英语。

在不到巴黎的一个月内，贝克特就在艺术评论家麦格里夫的引荐下，认识了对他产生终身影响的文学大师——乔伊斯。

乔伊斯与贝克特的初次见面，看起来十分稀松平常：乔伊斯深深地蜷曲在沙发里，双腿变扭地交叠在一起，指尖马马虎虎地夹着一根卷烟；麦格里夫则显得兴致高昂，口若悬河地发表着自己的各种观点；而贝克特就像个好学的学生，沉默无语而又兴味盎然地听着别人的话。

不过，这次平常的见面中，毕竟让乔伊斯与贝克特都给对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二人的交往由此开始。

在来巴黎之前，贝克特便熟知乔伊斯，已读过他的煌煌大作《尤利西斯》，认为这是一部“重要而且有影响的长篇小说”。

因而，当时还籍籍无名的贝克特，是以一个仰慕者的身份出现在乔伊斯面前。

之后的几年的交往，大致上是贝克特追随乔伊斯，是师傅指导徒弟。

乔伊斯

不过，这对师徒毕竟非同凡人，一个是已成名的大师，一个是未成名的大师。

他们的日常对话便如高僧参禅悟道。

理查德·埃尔曼在《詹姆斯·乔伊斯》中便做了如下有趣的描述：

他们谈话时常常是两个人相对无言，黯然神伤。

贝克特多半是为世界，乔伊斯多半是为他自己。

乔伊斯以其习惯的姿势坐着……贝克特，同时也是细高个，以同样的姿势坐着。

乔伊斯突然提出某个问题，诸如：“唯心论者怎么可能写一部历史。

”贝克特答道：“一部描写的历史。

”乔伊斯什么也没有说……

在开始与贝克特交往时，乔伊斯已经开始写作另一部“天书”《芬尼根的守灵夜》，但当他将其中的一个章节《进行中的作品》发表之后，却招来了评论界的倒彩声。

于是，愤怒的乔伊斯便让他的十二门徒写了一部名为《我们对他写作中的作品的事实的研究》的论文集来鸣锣开道。

贝克特便名列十二门徒之一，写了一篇题为《但丁、布鲁诺、维科、乔伊斯》的论文。

这篇论文虽是奉命之作、吹捧之作，但当时贝克特对乔伊斯的作品确实是推崇的，他的评价也有不少洞见。

他之后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少刺多踢》、长篇小说《莫菲》都带有对乔伊斯的模仿痕迹。

走在街头的乔伊斯

二、1947年：在防波堤上的顿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抵抗活动中退下来的贝克特，发现自己的创作生涯亦如战后的废墟，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留存着。

然而，他的岁数，却已届不惑。

贝克特遭遇了自己的“中年危机”，在创作上找不到笃定的方向，在经济上亦陷入窘困的境地。

在彷徨无依中，常年漂泊在巴黎的贝克特回到了爱尔兰。

在爱尔兰，贝克特过着分裂的双重生活，与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交往：

一类人是“白人单身者”。

他们是一群为了躲避战争而居住在都柏林的流亡者，大部分都是艺术家、作家、评论家；但更重要的，他们是一群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亦不乏同性恋者。

贝克特正是被他们身上的“巴黎习性”所吸引：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

另一类人是绅士权贵。

他们往往是当地的保守主义者，维护着正统的伦理价值。

但贝克特同样能投其所好，操着流利的法语和意大利语，优雅地谈论着道德、宗教、政治等等，其得体的行为举止，完全符合英伦绅士的风范。

贝克特曾就读的都柏林三一学院

贝克特的“双重生活”，其实也能反映他在创作上的矛盾犹疑。

贝克特此前的作品始终笼罩在乔伊斯的影响下，对乔伊斯的模仿使他的作品被大众疏离（有一个乔伊斯就够了！），难以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更不必说有任何经济效益。

但是，他又不愿为了“成功”而迎合读者的口味，曾对规劝的朋友说：

“我对成功的故事没有兴趣，我只对失败感兴趣。

”

其实，在我看来，当时贝克特的真正困境，是找到写作中的“自我”。

因为，无论是乔伊斯还是大众，都是贝克特自身之外的“他者”。

幸而，在1947年3月的一个寒冷深夜，酒后漫步到都柏林防波堤的贝克特，终于找到这个“自我”。

多年以后，他在剧作《克拉普最后的一盘录像带》中，记下了那天启般的一刻：

整整一年智力上深陷的昏暗与贫困，直到3月的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在码头的尽头，在咆哮的风中，我突然看见了一切，那是永远也不能被忘记的。

同年5月，贝克特回到巴黎开始闭门创作，独特的“贝克特式”风格开始浮现。

都柏林码头

三、1950：命运的转折点

对于贝克特来说，1950年是幸运之年，也是转折之年。

一方面，屡屡被出版社拒绝的小说，终于获得了出版的机会；另一方面，尝试着创作的实验戏剧《等待戈多》，竟被导演看中有了上演的机会。

1. 小说出版

虽然，自1947年5月从巴黎回来之后，贝克特便按着自己所获得的“天启”执着地写下去；但是出版社对于他的小说仍旧是不看好，习惯性地拒绝他的一部又一部小说。

就在1950年，年轻的出版商杰罗姆·林东来到巴黎，收购了濒临破产的子夜出版社。

林东是一个先锋艺术的爱好者，其名下的子夜也成为了法国先锋创作的中心。

该年10月底，贝克特的女友苏珊娜来到子夜，把贝克特《莫洛伊》和《马龙之死》的手稿带给了林东。

林东放下手上的工作，连夜读完这两部作品，竟被深深地触动，约苏珊娜来办公室面谈。

几天后，苏珊娜按约定来到子夜出版社的办公室，原本以为会像往常一样被客气地拒绝。

但出乎意料，林东亲自接待了她，还告诉她希望立即签署合同，出版这两部小说。

苏珊对此感到相当震惊，甚至连林东说了什么都没有听清，便飞速跑回家，把这个等待了多年的消息告诉了贝克特。

之后，不仅子夜出版社出版了贝克特的大量作品，而且林东也成为了贝克特的密友，甚至帮贝克特代领了1969年的诺贝尔奖。

贝克特在街头咖啡馆

2. 《等待戈多》被看中

贝克特的代表作《等待戈多》创作于1948年至10月至1949年1月，仅用时四个月。

，是他在小说创作间隙完成的第二部戏剧。

然而，正是这部“无心插柳”之作，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作生涯。

最初，《等待戈多》有着与贝克特其他小说一样的命运：被出版商冷遇。

于是，贝克特女友苏珊娜改变思路，直接把它交给了法国先锋戏剧导演罗歇·布兰。

布兰曾听好友谈过贝克特，认为他是一位出色但尚无大名的诗人。

出于好奇，他决定把贝克特的戏剧作品都带回家细读。

通常，布兰只要一看剧本的标题和前几页，就可以判断作品的优劣好坏。

但是对于贝克特的作品，他看过一遍之后仍然觉得意犹未尽，有再看第二遍的冲动。

布兰很快就决定上演这部预算低廉的先锋戏剧：只需要四个流浪汉和一根光秃秃的树枝就够了。

在此之后，布兰曾多次和贝克特见面，讨论其中的艺术问题。

两人的会面交流，令双方都觉得非常愉快，彼此都收获了一个重要的朋友。

《等待戈多》在他们两人的共同经营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自此之后，贝克特也将主要精力从小说转移到戏剧。

《等待戈多》剧照

四、1969：疾病与荣耀

1969年，是贝克特向疾病妥协休养的一年，也是其生命达至巅峰的一年。

长期以来，贝克特都疾病缠身。

及至晚年，膀胱、口腔、前列腺、眼睛、心脏等，更是逐年加码，折磨着这位艺术大师。

贝克特时常担忧自己的口腔、前列腺会发生癌变；视力会变得越来越差，以致像乔伊斯一样失明；突如其来的心脏病让他像父亲一样骤然离世。

早在1967年，贝克特就看到汽车修理厂的一个工作坑而掉入其中，摔断了几根肋骨；后经检查，贝克特之所以“未看到”，是因为患了严重的青光眼。

但鉴于贝克特已骨折受伤，暂时无法手术治疗。

贝克特只好在家努力调养，增强体质。

但在1967至1968年冬季这段时间，贝克特的“调养”显然相当不顺利。

先是感冒，后是黏液囊炎，再是莫名奇妙的肺炎，伴随着持续不断的咳嗽与胸痛。

各种大病小病轮番在他身上进行“实验”。

在如此糟糕的健康状况下，进入1969年后，贝克特便听从医生的建议，拒绝了所有的演出活动，也限制了友人的访问。

此外，在这一年秋季，他与妻子苏珊娜还前往突尼斯的一个小村庄——纳布勒疗养度假，仅给一二好友留了联系方式。

贝克特在书房

1969年10月23日，当贝克特一如往常地伏案看书写信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

苏珊娜拿起听筒，聆听了一会儿，简单说了几句之后便挂掉了。

随后，她转身朝向贝克特，以受难者的表情说出了第一句话：“quel catastrophe”——意为“真是突如其来的灾难”。

原来，瑞典文学院已决定把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贝克特。

这实在是个有趣的细节，面对万众趋之若鹜的“诺贝尔文学奖”，贝克特的妻子却将其视为“灾难”。

这当然不是出于苏珊娜的无知，而是出于对丈夫的关心。

因为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贝克特眼下的疗养生活很快就会被打破。

果不其然，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经公布，各路记者便使出十八般武艺四处寻找贝克特。

当最终获知贝克特的疗养地之后，他们便四面八方涌向刚刚遭受暴雨侵袭、满路泥泞的纳布勒。

而贝克特也没有拒他们于千里之外，答应在大厅里接见他们，只是声明不做口头采访。

在一阵照相机的咔嚓咔嚓声之后，临近结束时，一位摄影师悄声地对贝克特说：“真对不起，打搅了您的清净”。

而贝克特则慈善地一笑，说：“没什么，我理解。

”

贝克特

余论

贝克特的一生，算不上传奇多彩，称不上波澜壮阔，谈不上彪炳千古；但无疑，是大器晚成。

表面上看，当年《等待戈多》的成功有偶然性，但实际上仍是厚积薄发的结果；贝克特的戏剧与小说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特质；没有小说上长期的孤独摸索，就没有戏剧上的一鸣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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