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生活在幻觉中，他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实际上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期望他要的东西。

——弗洛姆《逃避自由》

刚上大学那会，第一次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独立生活。

军训之后的中秋成了第一个不在家的节日，同学聚会多喝了几杯，回到寝室忽然悲从中来：在家的时候和同学出去晚了父母总会问，几点回来？而今却“醉也无人管”。

独立在外生活，的确有了自由选择的空间，没有父母束缚的同时，也没有了父母的照顾。

不知道有多少在家嫌弃父母的孩子，离开家之后会想念父母的唠叨。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对自己能作主的世界如此陌生，迫切地希望有人能“管”我。

这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说的自由的代价：孤独与无能为力感。

01

《逃避自由》写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两次世界大战给思想家们带来太多的思考，一心只想执行命令而不觉自己有错的刽子手促使汉娜·阿伦特写下了《反抗平庸之恶》，揭示出“雪崩的时候每一片雪花都是帮凶”。

反抗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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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弗洛姆思考的则是为什么有着很长民主历史的德国会选出纳粹这样的极权政权。

要知道纳粹并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发动政变等方式夺权上台的，而是被人们民主选举出来的。

弗洛姆以心理学为切入点探讨人的自由问题，而这本书在今天看来，已经远远超过了政治学的含义。

自由是现代社会独有的概念，其弊端也有着独特的现代属性。

封建社会中的个体没有自由，人在社会中的等级是固定的。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无论是生命的过程还是终点，都是被规定好的，人很难实现跨越等级，因此也不会有改变命运的想法，反正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因此封建社会中的人与社会角色是一致的，农民不只是职业，还是身份，士农工商，都各有位置，即使有钱如沈万三，也不过是士的工具。

这样的等级下，人没有自由选择，经济地位生而决定，反而给人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

就像事事有父母负责的孩子，有“天”/“神”这种超然的力量决定一切，人只要听从命运的安排就可以了，好的坏的都是自己应得的。

02

不服从是理性的开端。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让人摆脱了束缚的精神权威，理性成为了新的神。

在理性的觉醒中，人获得了自由，也获得了焦虑。

资本主义社会和个体的人的自由相互促进，一方面现代社会人越来越独立自主，依靠劳动可以养活自己，不必依附他人，自由出卖劳动，而另一方面人又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雇员和老板都只是彼此实现目的的“工具”。

人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技能、知识、时间、服务......而市场则决定了人的价值，甚至是全部价值。

如果一个人的价值不能被市场认可，就像一件有使用价值的滞销商品无价值一样，这个人便毫无用处。

人对自己的价值了解不是通过自己，而是通过市场上的成功：找到工作了就变得自信，而失业了就会沮丧，否定自己一切价值。

于是，是否对社会有用，是否与社会合拍，就变成价值的衡量者。

然而，与社会合拍和精神健康是两回事。

更好适应社会的代价可能是放弃自我，以便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

在现代社会中，自由是人的宿命。

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是“被抛”入世界的，不是人选择了自由，而是自由主宰了人。

因为与神的关系的松绑，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变得松散了。

人生再也不是由某种超然的力量创造出来的放在世界某个位置上运转的命运，而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然而随着认识的加深，人们发现理性在认识世界、把握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时候，会产生挫败感，产生对个人的怀疑与无能为力感。

世界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加缪式的“荒诞”。

就像年轻人总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而人到中年却发现原来自己什么都不能。

弗洛姆发现了自由的两面性：一方面自由带来了个体性的觉醒，意识到个人行动的可能性和责任，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独自面对世界的危险和压力。

于是，有人开始逃避自由。

03

逃避自由发生在人没有了束缚，却又没有实现自由和个性的可能，或者说又无法负担自由的代价的时候。

人需要找到外在的东西来承担无法忍受的焦虑与恐惧。

权威主义、破坏欲、机械趋同，是逃避自由的表现与后果。

权威主义在心理上跟受虐与施虐倾向有关，二者往往伴随出现：一个希望对他人施加影响，迫使他人服从；一个渴望听从他人，依赖于施虐对象给自己的安全感。

婚姻与恋爱关系中常见到这样的配型：丈夫恶劣地对待妻子，反复告诉妻子可以离婚，然而当妻子真要离婚的时候，丈夫却哀求妻子不要离开，说自己爱她。

妻子心软留下，又被恶劣对待，生活周而复始。

在这个例子中，丈夫是以爱为名的施虐者，妻子则是不敢自主行动的受虐者，构成了相互咬合的闭环。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父母和子女身上，有些父母常对孩子说：“我为你好”，潜台词是“只有我知道什么是对你好的，所以你要服从我。

”

人们常常用对他人的过分友善、过分关心来掩盖施虐倾向。

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受虐也会有某种快感，即“受虐倒错”：让自己被视为一个孩子，臣服于他人，摆脱个体的孤独和无能为力感。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那些哀其不幸的婚姻，往往伴随着“怒其不争”：受虐方诉苦连连，然而就是不肯离婚。

理由只有一个：不敢独立生活。

不是不能，是不敢。

很多糟糕的婚姻关系中，受虐的一方甚至可能是赚钱多的那一个，不离婚的原因不在于物质上的无法独立生活，而是精神上的恐惧。

弗洛姆将受虐的原因总结为：除掉自我，除掉自由的负担。

破坏欲可以理解成“无能狂怒”，也是逃避难以忍受的无能为力感的方式之一，同样还有机械趋同。

个体拼命压抑自我去迎合社会的标准，用工作、购买、消费等等来让个性与社会要求实现同一。

机械趋同跟今天的“洗脑”很像，人们以为自己在表达独立的见解，实际上不过是把他刚在网络上看到的观点复述一遍。

04

对于如何消解自由消极的一面，与批判相比，弗洛姆给出的出路有点理想化：爱与个体的解放。

他鼓励人们追求全部人格的实现与积极表达情感，让自己重新与世界构建起联系，感受世界中的自我，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消除孤独感。

弗洛姆的建议有多少实践性见仁见智，但他对自由的“消极”方面的洞见是很深刻的。

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每个人都有义务拒绝平庸之恶，不要以为自己微不足道。

弗洛姆同样告诉人们，如果每个人都能独立思考，拒绝被“洗脑”，就会避免极权主义以及历史上那些人为的灾难。

同样，在生活中，每一个施虐者背后也都有一个受虐者的逃避与纵容。

勇敢地承担起自由消极的一面，不要逃避自由。

他人可以成为地狱，也可以成为天堂。

（图：Ivan Ivanovich Shish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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