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

关于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多地方都做过了重要的论述；但对于费尔巴哈，就连恩格斯也承认——“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费尔巴哈都被当做一个忽略了的存在。

差不多晚了四十年，恩格斯才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算是还了一笔“信誉债”。

在1888年，已经过时了的德国古典哲学重新在欧洲各国流行起来，各大学的教授们借着哲学的名义来贩卖唯心主义的残羹剩汁，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沉渣再次泛起，为此需要把它们的天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重新搬出来，向世人宣告德国古典哲学早已终结，切勿再炒冷饭！

黑格尔与费尔巴哈

德国古典哲学的秘密

正如启蒙运动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先导一样，德国古典哲学也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先导。

作为一种思潮，德国古典哲学与与启蒙运动存在密切的联系——在总结启蒙运动的成果时，康德就指出了理性的核心地位，认为启蒙的真谛就在于人人都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独立思考问题。

不同的地方在于法国的思想家富有激情，他们敢于同当时的官方哲学做斗争，即使屡次被投入巴士底狱，也依然要坚持印刷书籍，不断地启蒙民众；而德国的教授们却有着陈腐的学究气，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康德依然在学院中按时散步，他大部分时间的都沉浸在书籍里。

那时候，年轻的黑格尔与谢林还在神学院学习，过着中世纪一样的生活。

只有费希特是一个例外，这位活动家积极向人民发表演说，他在1793年发表了《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接着又推出《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

然而，这些“感人的讲演”却被黑格尔有意排除出“德国古典哲学”的范畴之外，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区别了费希特的“知识学”与“通俗哲学”，认为后者“虽说有很大的价值，但在哲学史里却不能予以重视。

”

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只有费希特走出书斋，投身社会活动

德国古典哲学家对政治有意采取模糊的立场，声称自己并不关心政治，只沉迷于学术。

但亨利希·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就已经指出，德国古典哲学并非回避政治，而是利用晦涩的哲学语言来躲避言论审查，以便在形而上学的高地自由地谈论政治理想。

难道康德的法权理论不是对普鲁士制度的嘲讽吗？难道谢林的“真诚青春思想”不也在歌颂“人的革命”吗？难道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在宣告没有“一统江山万万年”的政权吗？——因为，凡是现时存在的东西总归要灭亡！

到了1830年代，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甚至出现了偏向左翼的青年黑格尔派。

这一派的人积极向正统教徒和封建反动派做斗争，把反宗教当做政治革命的序幕。

1835年，斯特劳斯出版了《耶稣传》，对《圣经》的内容进行怀疑和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则宣称许多福音故事都是虚构的，其意义相当于我们中国人在封建王朝时期宣称四书五经是伪书，而孔夫子是儒者们虚构的人物一样！

就在各派还在宗教的圈子里互相批驳时，有一部分青年黑格尔分子把目光瞄向海外，他们从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学到了先进的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理论，从而在眼界上超过了同时代的人——费尔巴哈就是其中的代表。

费尔巴哈（1804年7月28日-1872年9月13日）

费尔巴哈带来的思想解放

斯特劳斯与布鲁诺·鲍威尔顶多是用怀疑来动摇宗教的根基，费尔巴哈则直接用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来击垮了宗教，从而宣告普鲁士官方哲学的破产。

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费尔巴哈一言以蔽之，直截了当地说：

“我的这个学说，用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神学的本质是人本学。

’”

与黑格尔的广博不同，费尔巴哈更强调专注，他的哲学主题一贯都是宗教和神学。

在费尔巴哈看来，当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于黑格尔的体系之后，这个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就已经走到尽头了——问题不在于继续发展和完善这个体系，而是在于如何从外部论证这个体系的虚妄，从而将其摧毁。

当费尔巴哈回顾从培根到黑格尔的近代哲学史时，他发现了一个特征——培根、笛卡尔、洛克和法国唯物主义们都有意区分哲学与宗教，试图把哲学从中世纪的“婢女”地位解救出来。

而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却有意要模糊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强调二者具有同一性。

例如，黑格尔就认为哲学与宗教只有形式上的差别，哲学只是把宗教里采取的表象形式的东西提升为概念而已。

但是，宗教是感性、信仰的事情，而哲学是思维、理性的领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所以费尔巴哈说：“我责备黑格尔哲学”、“我反对这种同一性”。

为什么黑格尔的哲学会与宗教暧昧不清呢？那是因为它们拥有着共同的基础——客观唯心主义。

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就是对宗教的批判，而对宗教的揭露也就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揭露。

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撕下了宗教的伪装，指出“神学的秘密就在于人本学”。

黑格尔的体系既有激进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

神就是人的一面镜子，人们把理性、欲望和心灵等属人的东西赋予了神，才出现神学。

上帝就是按照人的模样塑造出来的，他有着慈父的形象，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长生久视、无所不能并且还充满着慈悲与爱心。

人的善恶就是上帝的善恶，人们对异教徒的仇恨会变成上帝对异教徒的惩罚——神学总是要通过人来诉说上帝，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来描绘上帝，神学家们无法将上帝想象为与人毫不相干的存在，因此费尔巴哈说：

“上帝是人，上帝是道德上的立法者，是人类之父、是圣者、义者、善者、慈者。

然而，从这些和别的一些规定中立刻就可以看到......这些规定......乃是纯粹属人的规定，从而，信教者对上帝的关系其实就是对他自己的本质的关系。

”

上帝是理智、道德和权力的化身，而理智、道德与权力其实都是属人的，具有人格性。

动物没有理智、植物没有道德、无机物没有权力，除了从人那里取得规定性之外，上帝还能是什么呢？上帝是全知全能、道德完善、主宰一切的，事实上就是把无法做到全知全能、无法实现道德完善、无法主宰一切的人类给极端化成一个属神的形象——人根据自己的本质，抽象出了神。

如果说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是人本学，以神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是神学，那么当我们揭穿神的属人面目之后，神学也就被褪去伪装，变成真正的人本学了——不要去研究虚幻的神，而是要把握住现实的人，关心人的生存苦难、人的发展困境、人的精神匮乏——更重要的是关心人的社会问题。

在费尔巴哈看来，斯特劳斯与布鲁诺·鲍威尔在宗教领域中的斗争无益于改善德国民众的状况，问题并不在于宗教的苦难，而是现实的苦难，真正要批判的对象不是官方哲学、陈腐宗教或意识形态，而要反对现实的德国旧制度、抨击普鲁士官僚政府、揭露德国的各种社会问题。

这一思想最终体现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据恩格斯回忆，《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之际，黑格尔的体系最终被炸开并抛到了一旁。

人们不再困扰于体系内晦涩的哲学问题，因为人们已经发现这些问题不足为重，它们大部分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属于庸人自扰而已。

当务之急的是如何解决德国的现实社会问题，而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做没完没了的辩论。

恩格斯写道：

“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

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

揭穿了神学的秘密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费尔巴哈把德国古典哲学秘而不宣的政治启蒙主题揭露了出来，把康德、黑格尔、谢林不敢公开发表的观点说了出来。

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许多人都成了“政治的唯物主义者”。

德国人也像大革命前的法国人一样，怀疑并抛弃了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宗教。

在费尔巴哈的手中，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完成了启蒙的任务，客观唯心主义的秘密被揭穿以后，宗教也开始让位给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

所以，恩格斯说：

“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实践的领域。

”

当黑格尔的体系破灭之后，德国人终于从醉醺醺的思辨中清醒过来，他们“毫不客气地把全部哲学都撇在一旁”，专心于谋求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独立。

这种关心现实生活，而不再沉迷于思想生活的做法，正是对唯物主义理念的实践。

此后，自然科学在德国取得高度的发展，哲学家们的书房也让位给了证券交易所的殿堂。

政治家、商人、手工业者、小贩、工人们都忙着自己的事情。

对“实体”和“自我”的争辩减少了，对“面包”与“自由”的关注增多了。

就像费尔巴哈把黑格尔抛在一旁，以便去做更多事情一样；人们也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抛在一旁，以便在实干中获得解放。

在这种情况下，又何须去复兴什么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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