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火的城市是哪里？相信不少朋友会不约而同的说出一个名字：淄博。

但在四十多年前，人们到了淄博，听到火车报站时却并不知道到了淄博，直到淄博站正式改名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要细究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要从陈璞如说起。

陈璞如，原名霍国栋，1918年2月出生于山东博兴县霍家村。

在私塾读书两年，因为家贫辍学，在家务农。

1932年2月，博兴县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高渡村支部，3月，中共博兴县委正式成立。

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很快党员发展到50多人。

4月，陈璞如也参加了地下党，并成为霍家村党支部委员。

6月底，全县党支部发展到了27个，分布在30多个村庄。

于是，山东省委决定在博兴县举行武装暴动，派军委书记张鸿礼去博兴县。

8月3日，县委在汾王村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暴动问题，宣布次日晚上举行全县大暴动。

为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又成立了后备县委，由王博昌任书记。

后备县委不参加暴动。

8月4日晚，暴动开始了。

陈璞如等人拿着大刀、梭镖汇聚在一起，切断了电话线。

夜10时许，30名党员、群众在县委书记张仿的率领下，从高家渡村出发，猛攻龙河镇，占领六区联庄会，30余名联庄会士兵立即投降。

与此同时，县委军事部长马千里率40多人收缴了四区联庄会和民团24分队武器。

5日晚，两支队伍在刘家圈会合，成立鲁东革命军第一支队。

6日拂晓，暴动队伍来到屯田村，斗地主恶霸11户，烧地契，分粮食；傍晚，又去董官庄、利城。

7日，他们在博兴、临淄、广饶边境活动，声势越来越大。

8日，袭击国民党两辆军车，缴获了不少的枪弹和钱物。

博兴暴动震动了全山东，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派驻周村的国民党军队千余人前来镇压，暴动坚持23天后终于失败。

陈璞如（霍国栋）从敌军的包围内逃了出来，在后备县委的安排下，在史家口当店员进行掩护。

但是，敌军搜捕十分厉害，在白色恐怖下，他正式改名“陈璞如”，东去烟台，再乘船去了辽宁旅顺，然后，一边当工人谋生，一边寻找党组织。

1935年11月，经党组织介绍，陈璞如被派到东北军53军116师学员队当兵，开展革命活动。

从此，他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

1949年1月，陈璞如任南下干部支队三大队政委，率领南下干部随二野解放大军进军西南。

5月，他在途中被留下来，出任江西浮梁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兼景德镇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

不久解放军继续向贵州、四川进军，他又随大军出发了。

11月，贵州遵义解放，古城迎来了新生。

陈璞如担任遵义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军管会主任，直接领导遵义地区的城市接管和城乡新政权建设。

1977年2月25日，陈璞如从国家计委调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来到辽宁后，陈璞如和任仲夷在全省范围内大刀阔斧地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卓有成效。

1978年11月10日，陈璞如风尘仆仆地从沈阳乘坐12次列车来到北京，参加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与会者200多位，陈璞如也整整60岁了，但仍是属于年轻的。

他分在东北组，召集人为王恩茂、任仲夷、唐克和杨勇。

在会上，陈璞如表示衷心拥护党中央提出的“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11月11日，他在东北组发言中结合辽宁的实际说，在党中央领导下，辽宁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扭转过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要实行工作着重点转移，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从辽宁的情况看，明年一是解决农业为基础的问题；二是优先发展能源、动力；三是解决城市住房和多余劳动力的安排问题；四是搞好科技队伍的培养。

11月17日，在东北组讨论农业问题时，陈璞如发言指出：以农业为基础这个道理讲起来很明确，但做起来就很困难；要按农、轻、重次序安排计划，这条原则谁都承认，但每年安排计划又很难做到。

辽宁农、轻、重不相适应的情况长期解决不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原则不能落实，农业的投资比例太低。

12月2日，他在东北组发言时表示：“热烈拥护陈云、邓颖超、王震进政治局，陈云任中央副主席的意见我非常赞成，这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愿望。

”

他还说，这次会上许多同志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陈璞如支持了邓小平复出。

12月21日，全会简报刊出了陈璞如和任仲夷的联合发言，他们说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地区和单位先走一步，发展快一些，使一部分工人农民生活先好起来以及权力下放、给下面以机动权的指示，是完全适用于整个经济工作的一项大政策，计划安排和体制改革都应体现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指示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后，12月24日，陈璞如在北京参加了彭德怀、陶铸追悼会，25日返回沈阳。

回到辽宁后，就投入了传达、贯彻三中全会与中央工作会议的紧张工作中。

1980年1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改称辽宁省人民政府，陈璞如出任辽宁省省委书记、省长，成为辽宁省改革开放的掌舵人。

当部长不护短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打电话给辽宁省政府，紧急约见陈璞如：“到北京有事商量。

”

当晚，陈璞如乘坐154次列车赴京。

第二日晚，他在中南海面见万里。

在谈话中，万里告诉他：“中央已决定调你任铁道部部长。

”

陈璞如说自己快65岁了。

万里说：“你身体很好，还可以干两年，这事中央已经决定了。

”

这样，陈璞如只好不推辞了。

4月1日，陈璞如离沈抵京，正式就任共和国的第七任铁道部部长。

上任后，陈璞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放、联、通、多”的铁路改革方针和“三上一下两杜绝”的生产经营思路，支持在广深线改造工程中自筹资金、自主经营、浮动运价、单独核算的改革措施，成功地走出了“广深模式"的新路子。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铁路运输十分紧张、繁忙，因此问题也不少，被人称作“铁老大”。

对于铁路系统存在的问题，作为部长，陈璞如并不护短。

济宁火车站是鲁西南的一个重要枢纽。

但无论是旅客还是货主都有点“谈路色变”。

“铁老大”不仅完全名副其实，而且连“油老虎”、“电老虎”也要畏之三分。

济宁市石油站因没有满足济宁火车站无偿提供石油的要求，结果油罐车被火车站甩在距卸货位置几百米远的地方，石油站不得不雇人用手去推拉几十吨重的油罐车。

济宁发电厂每年需要数量巨大的煤炭，一次火车站不将煤卸到位，电厂很恼火，遂采取“报复行动”，几次断了车站的电。

但车站凭着自己的行业特权，“以牙还牙”，比对待石油站还凶，来了个“老虎拉屎”，将好几个火车皮的煤甩得到处都是，电厂只好向车站赔礼道歉，俯首求饶。

1981年5月，济南铁路局批给了济宁市粮食局12个车皮计划。

当月下旬，市粮食局通过济宁站一次发5个车皮4250包豆糁运往上海。

这批豆糁是制作酱油的原料。

货到后，上海站发现少了82包，后经查找原因，是中途被盗。

而造成这起事故的原因是济宁火车站违反铁路运输规定，未经上级批准和发货单位的签字同意，擅自改变车型，由棚车改为敞车。

按规定，事故责任和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全部由济宁站承担，但该站却硬把事故责任和经济损失全部推给济宁市粮食局。

火车站的人还说：“今后你们还走货不走货？如果拿不出款来，以后你们的货上专线。

”专线比货场远两公里，即以后每辆车要多支出600多元，粮食局只好在“铁老大”前忍气吞声认栽了。

但是，这件事情让《光明日报》一位记者获知了。

于是，来到济宁市粮食局采访，但当事人都不敢讲。

有的说，没这回事；有的说，类似的事多了，都是“哑巴吃黄连”。

记者接连往粮食局跑了三趟，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才终于让“哑巴”开口了。

为了确保事实的真实性，他除记采访笔录外，还让每位当事人写出了一份实事求是的材料，并在上面签字盖章。

然后，记者来到了济宁火车站。

火车站一听记者前来采访，以为是来报道车站好人好事的，拿烟上水，热情异常。

当记者亮明采访的目的后，对方立即就不予以理睬了。

记者只好提出要见站长，但没一个人给他指点。

几经周折，记者才在值班室找到了这位不敢承认自己身份的站长。

记者问：“能否介绍一下有关粮食局托运豆糁的情况？”

站长回答说：“我不知道！”

记者说：“车站很多人都知道，你作为一站之长怎么会不知道呢？”

站长怒气冲冲地说：“谁知道你找谁去好了！”扬长而去。

记者经过半个月的调查，掌握了火车站刁难货主的第一手材料，然后回到北京，排出小样，准备送审。

10月中旬，这位记者拨通了铁道部的电话，不凑巧，陈璞如正在参加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

记者设法与他的秘书取得了联系，并且说：“我希望能当面向陈部长汇报。

”

陈璞如得知后，当即请假约见记者。

10月18日下午2点，记者如约来到陈璞如开会下榻的海军大院招待所，先口头向他汇报了济宁火车站的情况，然后拿出见报小样请他过目。

几分钟后，陈璞如气愤地说：“我到济宁火车站，他们讲的都是歌功颂德的事，太不像话了，我受骗了！”

接着，他对记者说：“我支持《光明日报》公开披露，我写按语。

”

然后向秘书交待：“你立即给《人民铁道报》打电话，让他们马上派记者前往济宁火车站，配合《光明日报》一起进行报道，给济南铁路局打电话，让他们马上派出工作组前往济宁，调查火车站的问题。

”

10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济宁火车站刁难货主手段恶劣》的记者调查稿，并且配发了陈璞如亲自撰写的按语。

刊发后的当天早晨，中央广播电台以要闻的形式转播了这篇报道。

这立即引起方方面面的巨大反响，万里看到《光明日报》的报道后，责成陈璞如立即撤掉济宁火车站站长、书记的职务。

一个“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话题由此从济宁火车站引发出来。

而陈璞如不护短的作法更令人们赞赏。

济宁火车站的问题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后，从1984年开始，年年被评为文明车站。

桑榆晚霞情

陈璞如任铁道部长三年多，1985年6月退居二线。

之后，担任国务院大秦线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并兼任地方铁路协会名誉会长。

当时，在胶济线上，山东淄博有个叫张店的火车站。

早在1972年4月，淄博市革命委员会就向上打请示报告，要求将张店火车站更名为淄博火车站。

报告称：“我市几个市区地处比较分散，南北相距七八十里，东西相距近百里，几个小火车站又分别以地区命名，因此造成对外联系和外来人员交通旅行上的困难，有的来到了张店却不知道淄博在哪里，有的在几个区县之间跑来跑去，找不到主管部门，提出了不少意见。

鉴于张店区是我市的中心区，市级机关、许多重要企事业都在这里，又是铁路、公路的交通枢纽，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为了使火车站名称与市的名称相一致，便于区别中心区和其他区，便于对外联系，我们研究意见，将张店火车站改名为淄博火车站。

”

但是，请示报告上报后，省革委会一直没有答复。

1978年8月17日，淄博市革命委员会再次打报告申请将张店火车站改名。

这时，淄博市境内不包括厂矿专用站还有22个小火车站，较大的火车站有王村、周村、张店、淄川、博山、辛店、淄河店等火车站，但没有淄博火车站站名。

报告再次石沉大海。

80年代初，淄博市政府又曾先后四次向铁道部门写了关于张店站更名为淄博站的申请报告。

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没有解决。

可是因为火车站的名字不恰当，很多人坐火车来到张店，却不知到了淄博。

有时火车报站说到张店了，就有乘客问列车员张店站是到哪个城市了，而列车员呢，竟然也说不上来。

1986年8月12日，时任淄博市委书记的赵志浩收到周村区百姓高东升的一封人民来信。

信中说《羊城晚报》发给他一封信，因误把“淄博市”写成“溜博县”，致使此信辗转一个多月。

在信中，他就如何宣传淄博、振兴淄博、提高淄博的知名度提出了建议。

8月16日，赵志浩在来信上作了批示：回信高东升表示感谢，详细摘登发各部门、区县、大企业。

淄博市委办公室、研究室编发的《信息简报》增刊(30期)，及时刊登了这一信息和高东升的来信。

22日，赵志浩又在《信息简报》上作了长篇批示，其中，再次提出“如何催办张店车站改名问题”。

淄博市地名委员会副主任兼地名办公室主任齐乃义接受了这项任务。

经过一番准备，9月中旬，齐乃义带领淄博市地名办公室副主任于尧读和魏伟一起去了济南铁路局。

他们一去才知道改名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张店站的站名已使用80多年，如果改名，车票、货单、铁路图等都得变。

经过努力，济南铁路局还是把意见向上面做了报告。

几天后，青岛铁路分局淄博地区办事处转告淄博市说，济南铁路局已同意张店站更名淄博站，并已上报铁道部。

过了济南铁路局这一关，下一步就是铁道部了。

接着，齐乃义他们三人又进京继续催办。

在淄博市政府驻京办事处的支持下，他们登门拜访了已离休的原铁道部副部长马千里。

马老因抗日战争时期在淄博战斗过，对淄博有深厚的感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当他听了张店站更名为淄博站的意图后，当即就给陈璞如写了个条子。

齐乃义等人又跑去面见陈璞如。

陈璞如看了马老的条子，问明了情况后，用笔在条子上写了两行字，然后交给齐乃义说：“只要站名不重复，我们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见。

”

11月上旬，铁道部运输局终于下达了“自1987年7月1日起，原张店火车站更名为淄博站”的命令。

可是淄博市领导却认为更名时间最好在1987年元旦。

对此，地名办的同志们都感到难度很大。

于尧读等人再次进京跑铁道部。

铁道部在11月24日下达了张店站更名为淄博站的命令：“经研究决定：将张店站更名为淄博站，自1987年1月1日起实行。

”

1987年元月1日9点钟整，淄博市在车站广场隆重举行了火车站更名大会。

从此“淄博站”出现在胶济铁路线上，淄博改革开放的步子跑得更快了。

而这次改名，陈璞如同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退居二线后，陈璞如负责的国务院大秦铁路建设历时8年，于1993年也实现了“引巨龙出晋，运乌金下海”的梦想，我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重载铁路成功建成了。

1998年12月11日，陈璞如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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