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散文秦腔篇1

　　我今天的发言题为“当秦腔遭遇现代文明”。说两方面内容，先说一个悲壮的文化现象，再说一点戏剧人的初步思考。

　　一个悲壮的文化现象――秦腔正遭遇严峻的时代挑战

　　以“秦腔”为名，著名作家贾平凹早在1983年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在20多年后，贾平凹又发表了同名小说。我们只要读过这两部作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贾平凹对西部第一大剧种“秦腔”，从20多年前畅快淋漓的叫好，转变到对秦腔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让他感到迷茫和辛酸。

　　读过散文《秦腔》的人都知道，这是贾平凹的一篇经典力作，精彩的文字不仅描述了西部百姓对秦腔的热爱和痴迷，更倾注了作家的一往深情。可能有的同志没有看到过，引几段念给大家听听：

　　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了，唱“快板”，高兴得像被烈性炸药爆炸了一样，要把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裂肠的唱腔却表现了多么有情有味的美来，美给了别人享受，美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皱纹。当他们在收获时节的土场上，在月悬中天的庄院里大吼大叫唱起来的时候，那种难以想象的狂喜、激动、雄壮，与那些献身于诗歌的文人，与那些有吃有穿却总感空虚的都市人相比，常说的什么伟大的永恒的爱情是多么渺小、有限和虚弱啊！我曾经在西府走动了两个秋冬，所到之处，村村都有戏班，人人都会清唱。在黎明或者黄昏的时分，一个人独独地到田野里去，高高的土屋上的窗口里就飘出一阵冗长的二胡声，几声雄壮的秦腔叫板，我就痴呆了，猛然发现了自己心胸中一股强硬的气魄随同着胳膊上的肌肉疙瘩一起产生了。秦腔在这块土地上，有着神圣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凡是到这些村庄去下乡，到这些人家去做客，他们最高级的接待是陪着看一场秦腔。他们一生最崇敬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国家领导人，一是当地的秦腔名角。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秦人自古是大苦大乐之民众，他们的家乡交响乐除了大喊大叫的秦腔还能有别的吗？

　　我记得多少年前读到这篇散文时，禁不住对秦腔的崇敬，对八百里秦川百姓的艳羡，也会被字里行间作家所掩饰不住的激情而激动起来。然而，时过二十多年，同样是贾平凹，同样是贾平凹的作品，同样是以“秦腔”为题，他的小说却又是如此的悲壮而辛酸。

　　小说以凝重的笔触，讲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新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当现代乡村被迅速扩张的现代文明所侵入时，现代文明带给乡土文化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小说写秦腔名角白雪嫁给了颇有名气的作家夏风，夫妻间为了秦腔的前途发生冲突。夏风想的只是怎么离开这块孕育了秦腔的土地，而白雪则离不开秦腔，导致了二人的离婚，但是白雪并未能挽救秦腔的没落，白雪的巡回演出也以失败告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老支书想通过开垦荒地脱贫的雄心难以实现；而新支书则紧跟潮流，建造贸易市场，很快发家致富。传统在现代文明面前似乎不堪一击，村民注定要离开养育他们的土地才有出路。显然，小说以“秦腔”为名，从中折射出的是当代农村的历史变迁，同时也折射出秦腔在当下的命运，几近“绝唱”的秦腔几乎成为了乡土文化的“挽歌”。贾平凹自己说：“如果你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茫和辛酸。”

　　从散文到小说，二十多年来，秦腔的命运的确有点让人辛酸。其实，现代都市文明不仅影响着进入城市的乡下人的物质生存和思想观念，而且，在都市现代文明的迅速扩张下，整个乡村也开始被纳入现代文明的轨道，既带来了乡土社会的物质文明的丰裕，也意味着乡土传统文明的断裂、否定以及乡土伦理道德的溃败，结果是乡土气息的消失，乡土社会成了都市文明的翻版。

　　关于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话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并不做深入的研究。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大秦腔的命运出现了问题，戏剧人该怎么办。

　　一个戏剧人的初步思考――把握特点、强化风格、寻求超越

　　显然，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21世纪的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世纪的传统戏曲也不例外。的确，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娱乐的多样，新世纪戏曲面临着新的挑战。但危机中有生机，经济转型、文化多元同样为戏剧在当今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贾平凹小说中秦腔名角的婚姻危机和巡演失败，不代表秦腔就一定会消失。而且，戏曲的独特魅力和形式优势自身就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中国戏曲的文化基因和优良传统，更是我们解决好全球化与民族化、娱乐市场与文化品性等关系的重要精神资源。

　　在我看来，秦腔仍然是西部普通百姓的最爱！开头讲了，我对秦腔是外行，开不出药方。振兴秦腔有许多工作要做，从剧目创作，到经营管理。在这里，我只讲涉及地方戏新剧目的创作，目前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共性的问题，这就是对剧种要把握特点、强化风格、寻求超越，可能对于秦腔新剧目的创作有点借鉴意义。因为振兴的关键是要有好剧目。

　　近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方言、声腔与戏曲新剧目创作》，是有感于当前戏曲新剧目创作存在人为地淡化剧种特点和风格的现象而发的。一直没有发表，最近才在9月1日的《中国文化报》刊载，发表时因字数限制做了删节，去年第11期的《中国戏剧》发表了全文。

　　文章指出了当前影视剧界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似乎还成了一种时尚：影视爱说方言，地方戏却说上了普通话。原本土生土长、地域色彩极浓的地方戏曲，却时有以方言为累赘，甚至简单地将方言改说普通话或地方普通话，拍电视戏曲片也改讲普通话。这似乎是一片好心，为了适合其他地域的观众观看嘛！其实，现代文明对传统的侵蚀，如果连方言、声腔这最后的阵地也失守了，那么，剧种也就消失殆尽了。这一现象在秦腔可能并不突出，但是随着普通话的普及，秦腔方言声腔、风格韵味的淡化同样存在着可能；而现在不少的剧团喜欢借用全国各地名编剧、名导演等主创人员参与秦腔创作，在壮大了秦腔创作队伍的同时，也极容易使剧种的韵味、风格趋于同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显然，借用对本剧种不熟悉的名编、名导创作秦腔新剧目，对于秦腔也是一把双刃剑。

　　秦腔有什么样的独特风格和韵味呢？贾平凹在散文《秦腔》中有十分精彩的描述：

　　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剧存异；普天之下人不同貌，剧不同腔；京、豫、晋、越、黄梅、二簧、四川高腔，几十种品类；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曰：秦腔也。正如长处和短处一样突出便见其风格，对待秦腔，爱者便爱得要死，恶者便恶得要命。外地人――尤其是自夸于长江流域的纤秀之士――最害怕秦腔的震撼；评论说得婉转的是：唱得有劲；说得直率的是：大喊大叫。于是，便有柔弱女子，常在戏台下以绒堵耳，又或在平日教训某人：你要不怎么怎么样，今晚让你去看秦腔！秦腔成了惩罚的代名词。所以，别的剧种可以各省走动，唯秦腔则如秦人一样，死不离窝；严重的乡土观念，也使其离不了窝：可能还在西北几个地方变腔走调的有些市场，却绝对冲不出往东南而去的潼关。

　　但是，几百年来，秦腔却没有被淘汰，被沉沦，这使多少人大惑而不得其解。其解是有的，就在陕西这块土地上。……八百里秦川大地，原来竟是：一幅黄褐的平原；辽阔的地平线上，一处一处用木椽夹打成一尺多宽墙的土屋，粗笨而庄重；冲天而起的白杨、苦楝、紫槐，枝干粗壮如桶，叶却小似铜钱，迎风正反翻覆……你立即就会明白了：这里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统！再去接触一下秦人吧，活脱脱的一群秦始皇兵马俑的复出……当他们背着沉重的三角形状的犁铧，赶着山包一样团块组合式的秦川公牛，端着脑袋般大小的耀州瓷碗，蹲在立的卧的石磙子碌碡上吃着羊肉泡馍，你不禁又要改变起世界观了：啊，这是块多么空旷而实在的土地，在这块土地摸爬滚打的人群是多么“二愣”的民众！那晚霞烧起的黄昏里，落日在地平线上欲去不去的痛苦的妊娠，五里一村，十里一镇，高音喇叭里传播的秦腔互相交织、冲撞，这秦腔原来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啊！

　　读过贾平凹的描述，我们更会觉得，独到的风格和韵味正是秦腔赖以存在的根本。看过话剧《白鹿原》的人对该剧的情节可能记得不那么清楚了，但剧中穿插的陕西华阴老腔的表演恐怕谁都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上述文章的第三部分提出，当现代文明对传统出现侵蚀、当代文化频繁交流之时，声腔剧种的风格和韵味不宜淡化。或者说，在现代文明、都市文明的侵蚀下，秦腔等剧种只有强化自己的风格和韵味，展示独门功夫和魅力，才会超越时代，立于当今不败之地。

　　我在文章中主要说的是方言与声腔，这是形成剧种风格特点和独家魅力的最主要因素。当代社会，随着交通的便利和各地文化的交流，加上国家推广普通话，别说是地方戏，即便是各地的方言甚至也出现了向普通话靠拢的现象。方言的流失意味着地方文化的流失，以至于已有专家提议地方立法保护杭州方言。这是一个悖论。但作为地方戏艺术，就如同书法艺术一样，艺术的独特性才是其价值所在，书法仍可写繁体字，剧种的个性和独到风格更不应消除。

　　应该看到，方言、声腔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同时，方言和声腔又积淀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因此，方言、声腔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和娱乐问题，乡音连着乡情，寄寓着人们的情感，凝结着文化的认同，无论你身处世界何地，一句方言，一出家乡戏，最能勾起游子思乡之情和同胞之感，引起故乡情感的共鸣。失去了方言，地方戏就失去了剧种独有的内涵和灵魂，也就失去了该剧种。

　　当然，我们并不是文化上的抱残守缺者，地方戏正面对着日益开放的世界，不仅要走出当地，还要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戏曲艺术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也要靠不可替代的独到魅力，地方戏与时代精神接轨，要有思想、审美、手段、形式的现代化提升和发展，但风格不但不能消失，而是更要强化。

　　随着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越加普及、方便，方言向普通话靠近是不争的事实，剧种的地域性特点有淡化的可能。地方剧种的命运大概是两条，一种是随着其自身特点和魅力的逐渐消失，被人们遗忘而消亡；一种是经过现代化的新创造，剧种的个性不但不应该消失或趋同，其地域性特色更应转化为独特风格和韵味的优势，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从而被更多的当代人接受，扩大在全国的流行，如说吴语的越剧，说安庆话的黄梅戏，已然形成各地都十分喜爱的大剧种。至于方言给欣赏上造成的障碍，则可以借助字幕扫清。在国家舞台精品工程中叫好的梨园戏《董生与李氏》、闽剧《贬官记》，所讲的福建话比吴语更难听懂，但借助字幕，并没有影响其传达给观众和专家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

　　以上所说，通过方言和声腔问题，探讨了包括像秦腔在内的剧种只有强化自己特色而是不是迷失了自我，才能超越时代，长久发展。我想，今天我们讨论秦腔时提了出来，对于秦腔在当下的发展并非没有一点借鉴意义。不对处，请批评指正。■（本文是2007年9月14日在兰州举行的“2007中国秦腔发展兰州论坛”上的发言）

　　贾平凹散文秦腔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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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景商洛花鼓山歌电视剧《天狗》的生态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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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地域·先锋·历史——对贾平凹诗集《空白》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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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我国教育传播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小说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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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洛特色饮食开发的几点思考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的当代价值

　　哈耶克与弗里德曼货币思想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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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对土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冲击

　　景观设计中运用景观文化之探讨

　　近十年寒山研究综述

　　社会转型背景下大学生消费模式探析

　　金融危机下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配偶权立法完善刍议

　　汉语恭维语中的性别语言实证研究

　　从《敦煌变文集》看“了”的用法

　　英美文学作品中双关语的修辞效果及其翻译

　　试论基于建构主义的大学英语CALL教学

　　贾平凹散文秦腔篇3

　　“燃一炷香，敬在佛前；再燃一炷香，敬在父母遗像前；然后出去吃了碗羊肉泡馍。”这是贾平凹在得知《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后做的事，谈到获奖感言，他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茅盾文学奖对于贾平凹的意义非同一般。陕西文坛“三驾马车”路遥、陈忠实都先后获奖，贾平凹一直呼声很高，但是此前，他的几部作品诸如《高老庄》、《怀念狼》等相继落选，以至于有朋友以“我国著名茅盾文学奖落选者”来戏称他。

　　尽管“习惯性落选”，贾平凹仍然笔耕不辍，一部又一部长篇接连面世。“我有我的文学信念，文学对于我有着近似宗教的神圣感。获奖在创作之路上是过河时遇到了桥，是口渴时遇到了泉，但是路还很远，你仍然要往前走。”

　　贾平凹回忆当时写《秦腔》的经历时说，开工之前先烧了炷香，“这本书动用了我故乡最后一份资源――棣花镇。在写作过程中的很多上一辈人，现在都去世了，一旦写起来，记忆起那些人，那些人就开始活了，好像在眼前出现一样。所以我就烧了香，烟一直冲到屋顶上，直直一条线。”

　　“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

　　贾平凹说自己是个农民，即便是进了城，也是城里的“农民”，即便是写作，也正如农民种地。而正是凭着“农民种地”般的勤劳与坚持，贾平凹在三十余载创作生涯中，发表了上千万字的文学作品及文论，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也留下了台湾女作家三毛那句著名的话：“今生阅读三个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雪芹，一位是张爱玲，一位则是贾平凹。”

　　而他的作品也始终坚守着他的乡村情结。30年间海内外出版的贾氏作品约有160多种版本，长篇小说13部，大多都触及 “三农”问题，而与现在写农民工作品大多概念化、程式化、不太真实不同的是，贾平凹还是要求自己写熟悉的生活，做到“不走眼”。

　　工作中的贾平凹难免执著，但是生活中的他却懂得“放下”。近日，贾平凹的“御用评论家”孙见喜出了一本新书《危崖上的贾平凹》，书中爆出了贾平凹的婚变内幕。

　　原来贾平凹与前妻韩俊芳离婚竟是因为韩俊芳怀疑贾平凹有“第三者”，这位“第三者”夏女士曾在一部由贾平凹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中饰演角色，两人经常对剧本中的问题进行探讨。一来二往，这种互相欣赏被韩俊芳发现，韩俊芳无法忍受丈夫的“精神出轨”，决意要离婚。但贾平凹坚持认为他与夏女士只是纯粹的同志关系。问及夏女士究竟有多么好，贾平凹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大方、潇洒、气质好，又尊重他，能谈得来……夫妻二人因是否有“第三者”问题足足闹了八个月，最终以离婚收场。

　　离婚后，贾平凹好几次生病住进了医院，护士郭梅走进了他的生活。郭梅身高1.75米，比贾平凹整整高了10厘米，她曾经还是非常出色的模特。当时44岁的贾平凹最终与郭梅牵手走上了红地毯，婚后，还喜得千金。

　　“还要再拼十年”

　　贾平凹50岁生日时，曾说过“还要再拼十年”，而在过去的6年中，贾平凹果真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执著地向前走。“虽然大多数人一过五六十岁，好像慢慢就精力不济了，但是我是作家，作家就是要搞创作，而自己最喜爱的也还是创作。作家的创作是没有办法计划的，人心没尽头。”贾平凹如是说。而也就是在此期间，诞生了著名的《秦腔》和《高兴》。

　　贾平凹散文秦腔篇4

　　尽管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各自的特点。比如平凹先生的故乡在南北会合地，这种西北地区的文化跟中原、南方的文化之间非常微妙的一种结合，我觉得形成了贾平凹先生的很多深层创作心得。这跟我们老家山东高密这个地方不太一样，他是听着秦腔、喝着秦岭的水长大的，我是听着猫腔――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戏长大的;他吃着稻米或者吃着小麦长大，我吃着红薯或者玉米长大，所以研究这些很具体很物质化的东西，也许是可以展开创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钥匙。

　　平凹先生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了，改革开放后他是最早冒出来的一批作家。几年前，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一篇给日本人做教材的散文，就是贾平凹先生写的，他写的是关于名字的问题。

　　平凹先生在陕西作家、甚至在中国作家里，在他这个级别的、这个年龄段的作家里，是出国最少的一个，他出了寥寥无几的几次国，而我们前几年经常一年出去五六次，最多的时候一年出去八九次。平凹兄在陕西作家里面是出省最少的，他来北京的大学都是屈指可数。而我们这几年，可能全国起码1/3的大学都到过了。平凹先生出国少、出省少、应酬少，但是一直在闷头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最多，作品的质量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而且在不断地否定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近40年的时间里，他对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在各个方面、各种文体都有创造性的贡献。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把贾平凹漏掉，那是不可想像的。

　　实际上，作为他的朋友兼他的读者，我出道要比他晚好几年，当年读他的《满月儿》《商州》那些大散文就感到受益匪浅。我的名字叫莫言，但实际上讲话很多，废话更多;平凹先生不叫莫言，他的讲话真少，但是名言很多。我记住他两段名言，一段是关于男人的装饰问题，他说男人不要穿新衣服，男人关键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脚、一个是头，把皮鞋擦亮、把头发梳光就可以出门了，这让我们当年这些买不起衣服的人很受益。先买双新皮鞋，然后买一盒发蜡，出门把头发抹光、把皮鞋擦亮，就感觉到上下光彩照人了。

　　贾平凹散文秦腔篇5

　　[关键词]贾平凹 古典诗学 怀乡之情 迁逝之悲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92-02

　　阅读贾平凹的作品和他的创作谈可以发现，贾平凹身上有一种几乎是天生的旧式文人气质，或可称之为古典士大夫情怀。他喜好传统绘画，热衷秦腔艺术，不仅创作小说，还喜欢写散文、诗歌，书法也颇有造诣，加上他曾患有肝病，曾经一度住院，对生命极为敏感，心理上也一度处于对死亡既充满愁绪，又极力追求豁达的矛盾状态。此外，他又是一个少年时离开故乡，来到城市谋生的文化人，城乡的文化冲突，浓厚的恋乡情结，加上身体的病变和与妻子离婚的家庭变故等等，都使他的创作逐渐由最初的清新淡远，展现商州之美的风格，向更加厚重的，具有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对古典文化精神的重视，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深沉思考，并充满象征隐喻的方向发展。

　　总体来说，贾平凹的创作情感可以归纳为故乡之思和迁逝之悲，这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文化心理和人文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歌最主要的情感诉求。在文学世界里，故乡是最具诗味儿的文学意象，乃至在一切艺术领域中，故乡都是艺术家无法逃避的精神牵挂，亦是最初的以及永恒的“缪斯女神”。在中国文学史中，故乡是诗经中“采薇采薇， 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的绵绵思念和无奈愁绪；是以《招魂》的“魂兮归来哀肠江南”开启的士大夫对于故国故土的思念关怀和责任担当；是陶潜的山水之乐、归隐梦想；也是唐人李白、杜甫的慷慨豪歌和深沉叹惋。在诗歌中，故乡既是一个地理实体，也是一个精神栖所，而又和中国的入仕文化相关：如果有幸荣登庙堂，则有渴望衣锦还乡的荣耀之心或报恩之情，此时，故乡是发迹之处；而如果不幸遭遇时局动荡，颠沛流离时，则有回乡团聚，求一世安稳，甚至归隐桃源，淡泊名利之情，此时，故乡则是心安之所。于是，不管怎样，对于农耕文明下的古代诗人，故乡是情感的中枢，是诗歌创作的情感源头，而抒发与故乡有关的情感的诗歌也就是诗人的一种心理镜像了。故土情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集体哀思，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集体无意识。如果从横向的整个人类文化来看，故乡亦是一种童年记忆，是人类追本溯源的情感本能。因此可以说，怀乡之情是中国古典诗文抒发的首要情感。

　　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故乡是最重要的回忆对象和创作素材，甚至给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感。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商州系列作品。贾平凹以其洋洋巨著为我们描绘的“商州世界”，是一片四面环山、水河漫漫，人情素朴、秦腔高唱的陕西大地，是他魂牵梦萦之地，这种故乡之思也正是他的情感之源。20世纪80年代，贾平凹的叙事主要以故乡商州为对象，写出了《商州初录》《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黑氏》《天狗》《浮躁》《妊娠》，被称为“商州系列”。这些作品多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对淳朴民风和优美的自然环境的赞美，以及在改革开放中故乡的发展变化。后来贾平凹搬到心向往之的省城西安，但是城市的繁华和现代并没有让他感到幸福，反倒让他在看清现代化本质后，渴望回归故乡，于是他的写作又一次落到了商州，写出了《高老庄》和《怀念狼》等作品。在这些小说里可以看到他对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的理性思考，以及深刻的现代性意识。但是这些故乡书写，其实严格说来是一个“泛故乡”概念。而《秦腔》才是真正描述他故乡“棣花村”的第一部作品，还有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老生》，算是是作家创作的第三个阶段。

　　读贾平凹的小说，一定要读一读他的后记，他常常在书稿敲定后写一篇总结性的文字，来倾吐他的写作动机和情感源头，让我们看到故乡带给他的精神涵养。尽管二十出头他就离开家乡到了城市，但心里却仍然装满对故土的情怀，故乡的人、事、物，废弃的老街，中风的老五，贪吃的关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奇闻轶事都像村口戏台子上的表演一样荒诞、粗俗，充满生气又真情流露，在记忆中久久不去。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村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十九岁。……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漫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鸦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1]

　　如果对贾平凹的作品做以梳理，可以看到，他的故乡情思第一是对故乡物的感情，倾心于故乡自然山水与地理风貌；第二是对故乡人的感情，怀念淳朴民风和故地风俗民情。商州，位于鄂豫陕三省交界处，从自然环境来看，属于汉江流域，是秦、楚文化的交汇地带，因此这里的文化天然融合了关中的粗蛮、浑厚和江南的清雅、灵秀，孕育了贾平凹饱满复杂的性格。贾平凹对生养自己的故土颇为熟悉，他带着深厚的故乡情思，像一个远游归家的孩子，也像一个专业的学者，走访故乡的各个村镇，真正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故乡的大地，在那里翻阅县志，了解故乡的历史、地理、风貌，再四处联系熟人，到村里人家去拜访、交流，一点点地串起故乡故事，那些遥远又亲切的记忆。而故乡的父老乡亲也是极为热情，每次他回乡，大家都要相聚，家长里短，相聊甚欢，以致乡里的红白喜事、大事小情他无所不知。就是在这样的走访探寻中，童年的记忆逐渐鲜活又不断丰富起来，使商州的一草一木、山水日月都成为作品中的描写对象，而又都描绘得那么美，自然灵秀，山川奇绝。这里的人们是那么淳朴、天真，人们生性自由无拘。这里的婚丧嫁娶、风水祭祀等民间风俗又是保留一种朴素的虔诚之心……这一切都让贾平凹爱之、念之。

　　他曾这样写道：“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它偏远，却并不荒凉，它贫痔，但异常美丽……其山川河谷、风土人情，兼北部之野旷，融南部之灵秀；五谷杂粮茂生，春夏秋冬分明；人民聪慧而狡黯，风情纯朴绝不混沌。”[2]

　　然而，这灵秀的故乡、淳朴的乡民在乡村改革发展的大浪中却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慢慢褪去了天然本色，却多了许多机巧冒进，又在一阵欣欣向荣之后日益破败。在长篇小说《高老庄》《怀念狼》《秦腔》中，故乡已然颓废、衰败，人性自私而丑陋。“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滋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都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我站在街巷的石碾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3]

　　这是作者在《秦腔》后记中一段颇为感伤的自白，面对城市化进程，乡村老人的逝去，年轻人的外出，留下的是一个没有生气的乡村。古老的秦腔艺术也在逐渐被人们遗忘，热衷于秦腔艺术和传统的仁义礼智信道德观念的夏天智在死时把《秦腔脸谱集》当作枕头，也暗示着秦腔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功利化面前的必死的境地。在《土门》中则悲怆地展现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乡村的土地被日渐掠夺，乡村的物质形式的消失带来的是人们精神的无处栖居。在《怀念狼》中则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的残忍、野蛮与狼的团结、知恩图报，对其他种群加以保护的天性相对比，以人性在狼性面前的自惭形秽来表达对乡民人性式微的深刻思考。

　　这种对逝去之物的深刻怀念与悲痛之情，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迁逝之悲”相应和。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迁逝之悲也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情感源。迁逝，即时易物迁，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与消逝，是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宇宙规律，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地渺小和孤独，以及人世的悲欢离合，草木零落的悲伤情怀。这种迁逝之悲从《诗经》开始就被用美丽的诗文抒发出来。《诗经》中有《卫风?氓》表达爱情易逝之悲，有《国风?葛生》表达妻子离世之悲，有《小雅?采薇》表达思归的情怀，还有孔子那句道破人类本质的慨叹“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这些诗歌都表达了人类普遍的对于时易物迁的悲伤感受，具有朴素而真切的生命悲剧意识。

　　而这种悲剧意识和抒情心理在动荡年代，时局不定的时代则更为浓烈、深刻，内涵更为广泛。文学史上的魏晋诗文则为一代表。三国战乱时期，文人义士渴望建功立业，又感慨生命无常，饿殍漫野，生命脆弱不堪，政局不稳，又饱受政治压抑。因此在曹操、曹植、曹丕、阮籍、嵇康、谢灵运、陶渊明等诸多魏晋诗人的诗文中，先是有生命无常、年华易逝的悲情抒发，再到借助神仙幻境、豪饮杜康求得一时之慰藉，再到后来陶潜的归隐世外，求得心灵自由，随世情之变而情感有所不同。

　　在《废都》之中，就弥漫着这样一股浓郁的悲情。“废都”的主题，本就是一都市的荒废，是对城市昔日繁华与中心地位的消逝，对古老悠久的城市文化日渐衰退无力的叹惋。曾是十二朝古都的西京，今日却成了外地人口中的“贼城，烟城，暗娼城”，而其历史上的文化遗迹也因旅游业的发展而日益商业化，连同那些所谓的“文化人”也在求生与发财的欲望下而不择手段起来，甚至始建于唐朝的清虚庵也成了道貌岸然。画家汪希眠曾是有名的画家，龚靖元是备受追捧的书法家，阮知非是西部乐团的团长，他们都曾名噪一时，在西京城受人尊崇，但却渐渐受名所累，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而陷入精神的寂寞和荒芜。还有赵京武、周敏等等，都是心中郁结块垒，毫无生气，十分消沉，充满愁绪和病态。主人公庄之蝶也是一个被生命衰老、时光易逝等种种悲苦之感折磨，唯有不断借助与女性的交合重感生命活力的所谓“文人”。文化名人正是这城市文化的主体，可见西京城的废，正是这人文精神之废，缺少生命活力，而呈现出老气横秋、脆弱无力的衰颓气质。

　　因此，笔者认为贾平凹在《废都》中表达的就是对文化古都西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衰落和知识分子群体衰微的悲叹和忧郁之情，是借庄之蝶表达自己对经济改革浪潮中知识分子文人情怀的日益消逝和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以及青春不再、精神和身体的日渐衰弱的悲秋之感，而后上升到对人生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思考，具有一种悲剧意识。

　　那么，贾平凹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刻的悲情和感慨呢？这在《废都》的后记中可以窥见其缘由。“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草药，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的。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妹妹拖着幼儿又住在娘家；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之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稀哩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这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4]从作家的自述中可以感受到他所经历的身体的病变，家人的离世，和社会关系的种种变动乃至灾难给精神带来的巨大的打击，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废都》中表达的是那样一种难以抑制的精神困顿和寂寞之感，也让他对文化、爱情、生命、身体有了新的认知，更加悲观甚至绝望的一种情感意绪，这正是他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文学表达。

　　总之，笔者认为贾平凹身上具有浓厚的古典文人情怀，这也是其小说创作的情感源泉，具体来说，一面是对故乡自然灵秀、民风淳朴的爱，一面是对其日渐消逝的痛，以及在城市生活的迷惘与苦楚，这二者对应的正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歌情感：怀乡之情和迁逝之悲。

　　【参考文献】

　　[1]贾平凹.秦腔?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2]贾平凹，穆涛.平凹之路[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3]贾平凹.秦腔?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贾平凹散文秦腔篇6

　　贾平凹新出的散文集《天气》是在他的长篇小说《秦腔》、《高兴》、《古炉》完成之后的间隙中写的，在完成《天气》里这些文字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贾平凹已经修炼成了一个天然的文字“立碑者”。他坦荡地在文字里表明立碑者的心迹。《六棵树》一文中，贾平凹在第一段的末尾这样写道：“我害怕以后的孩子会不会只知道了村里的动物只是老鼠苍蝇和蚊子，村里的树木只是杨树柳树和榆树？所以，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三十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农耕用具的欲望。”在本书收录的《高兴》后记里又写道：“在这个年代的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①为存在立名的立碑者的心态使得贾平凹在写作时自觉地运用了特定的视角，站在了特定的立场上，遴选出商洛地区的每一个他认为值得记录的人和事，将那些人物和事件细细掰碎，删繁就简地记录，希冀能以制图学般细腻的文字描述，树起一座座坚固且亘古留存的碑石。

　　贾平凹一直是一个有文学理想的写作者，且勇于表述，长于坚守，他认为一时代该有一时代的文学，“为人生”是他一直以来秉承的写作观。在贾平凹看来，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应该密不可分，文学理应改造社会价值观念，表达写作者身之为人而身处当下复杂社会的困惑与迷思，土地、农民、城市化、环保等等复杂的现世问题也应是作家写作的唯一灵魂入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我应该为其而努力。现在不是产生绝对权威的时候，政治上不可能再出现毛泽东，文学上也不可能再会有托尔斯泰了”。②这样的想法使贾平凹认定，由那些巨细靡遗的记录，形而下的细节，具体而微的文字表述从而升腾到一种宏观的、丰饶的、统领人心的精神整体文本，这样的工作才是他最应该做且值得为此付出努力的。

　　贾平凹的写作一直秉承以传统的叙述为皮、现代性概念为肌理的架构，且对文本为何要引入现代性有着非常清晰和明确的指认，他不像一些先锋派作者，只是在结构和写作手法方面大做文章，而是在写作初期就坚定了在传统语言架构的笼罩下，体现现代性标榜的人性光辉和人类意识的写作手法。但贾平凹作为散文大家基础的确立还是在他明确了他根本的题材是商州以后。在一个访谈中，他也说：“我写过一些表面很现代化的东西，但后来就不那么写了，我得溯寻一种新的思潮的根源和背景，属中西文化的同与异处，得确立我的根本和灵魂。” ③自写“商州三录”开始（包括《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和《商州再录》）贾平凹基本确立了商州便是他写作的“根本和灵魂”，在接下去的文字里，贾平凹便已经有意识地开始他的立碑之路。这条道路并不好走，本来就异常复杂的现代性迷局在传统价值观的映衬下显得愈发扑朔，传统的东西虽然美好却容易被遗忘，这个时代不断向前，在大部分人秉着“哪管我死后洪水滔天”的想法之时，贾平凹却已自觉地肩负起身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和平行于尘世的视线记录这个复杂社会。但现状在一个悲观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视野里，往往是不怎么乐观的，故乡广袤的乡村在城市化进程的挞伐下日渐凋敝的现状使得他笔下的文字常常显得矛盾重重、“苦涩沉重”。“我不知道该赞美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不过通常，悲观主义者的视线总是更自觉地朝向未来，贾平凹的立碑者意识使他又具有了一种未来意识，他的视阈仿佛已经延伸至未知的千年以后：当如今半调子的文明和极具偏颇的现代性不复存在的时候，当我们的后人以跨越历史的眼光注视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将我们的什么呈献给他们？立碑，是贾平凹的价值观自觉选择愿意承担的责任，也是他写作与自我超越的原动力。

　　立碑者的目的通常明确无误，他的文字要具有被留存的价值，留存的不仅仅是字面上所记录的人物和事件，而是深伏其中的，立碑者所想记录的那个社会的生态、秩序、制度和变迁的途径等等。这导致立碑者在写作中往往“充满了矛盾与痛苦”，应该是按事实进行忠诚于本体的描述，还是在还原事物本相之外加之“我”的意念？语言是散文的维度，选择用哪个序列的语词会对文本产生巨大的影响，词的和谐与平衡是一篇散文成功的要旨，当读者审视文本中语言的时候，那些话语必须衍生出大于词句本身的力量，起到引导读者的心灵走向的作用。

　　自从我们大踏步地迈入现代社会以来，万物都在一种狂飙突进的状态下生长，这就要求写作者们正视散文语言中那些可怜巴巴的“创新”。五四以来，与小说技巧的大踏步前进相比，现代散文的进步微乎其微，散文这种文体形式决定了它更适合作为一种附属的、非正式的文体出现。散文所谓“形散神不散”的传统要求就像是一道无力的法条，谁都能给予不同的阐释。但贾平凹一直自觉地寻找并不断丰富一种适合他的文本内容的语序，他的语言在散文中的表情是多变的，有时柔和清幽，充溢着智慧谐趣；有时狂放鬼气，轻灵脱；有时又变得朴拙、憨厚，现出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在《天气》这本散文集里，最后一个表情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以至于作为主要表情占据了文本。在这本散文集中，贾平凹的用词变得更加吝啬了，不得不说，这样的做法在这个泛言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优秀行文法则已几乎被世人遗忘。但贾平凹将所有的词语用审慎的目光过滤，小心地使用形容词，谨慎地使用各种修辞。小说中那种“密实的流年似的叙写”在散文里变成了视线聚焦之处的记录，希冀以此形成一种节制的旋律，把原本那些炽热的情感和美好的表达方式收拢，聚成一颗质量和密度极大的核，安放在心灵深处。

　　讷言，并非意象的缺乏和失语的表征，而是一块留白，生命的碎片和断章比完整翔实的记录更激发我们的想象，慎言更需要有极为高超的取舍技巧，萨特曾说：“散文是符号的王国。”在贾平凹的散文里，我们很容易厘清那些符号的归属，它们密实，像树根一样向下伸展，力求效法自然，做到像一块多年前便竖在那里的石碑，虽然有人为的印迹，但看上去浑然天成。他变得更关注一些问题：我想说什么？我说的那些话值得去说么？如何说才会让这些话更有触动心灵的质感？

　　在遇到神秘的人或事物的时候，大多数人的表现是惊异、怀疑继而远离，只有拥有特殊气质的人才会将这种无力的疏离欲望转化为对自然、生命的广泛敬畏和尊崇。贾平凹便属于后者群体当中的一员，《天气》一书的同题散文里，贾平凹写道：“掌控这个世界的永远是天气，天气就是上帝，是神，我们在天气下或生或死，或富或穷，或幸福或苦难，过着我们的命运”，“天气就是天意”。当贾平凹自觉地将寻常事物的意象与不可抗拒的自然伟力相关联，将朴素的日常经验转喻为高悬于星空的非人类意志时，我们不得不确信，贾平凹是一个泛神论的信仰者，他相信，土地、树木、天气等等万物皆有灵，且都具有开启秘密路径直达神性的能力。

　　确实，神秘事物也的确是贾平凹最爱描摹的题材之一，他一直试图将此作为一种个人风格的特殊印迹存在于文本中，“这个世上，让我们敬畏的东西太多了！”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细节在文本中经常占据核心意义的位置，原本就以虚构为本的小说自然如此，就是在散文写作中也多有涉及此类细节。

　　《天气》里就有好些这样的记录：《六棵树》里，村里的药树被造反派炸了当柴烧，“村里人都傻了眼，但村里人没办法。到了晚上，传出消息，说造反派砍了药树的枝条，而药树身太粗砍不动也锯不开，正在树上掏洞再用炸药炸。队长就和几位老者在寺里和指挥部的人交涉，希望不要炸树身，结果每家出一百斤柴火把树身保全下来。树身太大，无法运出寺，就用土掩埋在土崖下，但树的断茬口不停地流水，流暗红色的水，把掩埋的土都浸湿了，二爷说那是血水”。贾平凹的视线穿过那些具象的事物本体，指向了另一端那个抽象的属性，他对描述一块土地或是一棵树的细节如此痴迷，具体而微，恋恋不舍。对贾平凹来说，一棵树与其说是由盘根错节的枝桠、碧绿的树叶和流淌其中的浓稠的汁液组成，还不如说是一种最高程度上的精神灵物，他们具有混沌磅礴的力量，甚至无异于一种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贾平凹也依赖着它们，仿佛只有把才华和灵气注入那些媒介里，他才能顺畅发声，才能使笔下的文字转化为更为巨大的精神力量。

　　《说棣花》一篇中汇集了十个带着神秘气息的蹊跷事件：白家垭的白亮看到鸟飞入水里变了鱼，而鱼纷纷跃到空中变了飞鸟；贾塬村的五福练气功给人治癌症，最后一次扒在树上准备发功的时候被风吹到了岩壁上，摔死了；住庙场子后边的栓劳披着他家的被单就能飞；夜猫洼村的宽心投胎变了猪然后又投胎变了丁香树最后投胎变成了蚊子……同样是叙述神秘事件，鬼神之气也依然存留，但贾平凹中年作品中常有的阴邪之气明显地被冲淡了，恶物和不洁之物从叙述的对象之中被剔除出去，稀释到了最低的浓度。读者更容易体悟到的是生命交叠的无常，万物更替之中抱持的隐性规律，偶然和必然之间的互为转换……这样的转变不是偶然的，上文提到的“立碑者”心态使贾平凹不再对纯粹蹊跷神奇的事情抱持原样记录的执念，情怀一旦变得大了，视线也会“无意识”地向上，记录神秘事件的因由也随之变得更为广阔。

　　易逝性可以说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特性之一，物和人在时间的照耀下如河水一般流淌，或急或缓，但过去的事物再也不能按原样返回到当下这个瞬间。米兰?昆德拉也谆谆告诫：“改写好像是时代精神, 会有一天，过去的全部文化将被完全重写, 历史将在它的改写本后面被完全遗忘。”真相真的如此么？在这个强大的必然性面前，我们应该与它斗争，或是安然着颓唐，接受命运的箴言？贾平凹无疑选择了前者。但是，如何与这样强大的必然规律抗衡？“立碑以立言”就能确保千年以后碑体上的铭文不会被时间的锋利锉刀磨为齑粉么？事实上，只有留存至人心的信仰才是最为坚固的，才是不可摧毁之物。

　　从《商州三录》到《天气》，贾平凹散文的文本基础大多数建立在对具象事物的记录描摹上，由具象到抽象，由凡物至信仰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升腾过程，用力过猛，或者力度不够，都会使文本跌入偏向的误区，从而指向灵魂的低处，变得毫无价值可言。贾平凹一路走来看起来顺畅但内心其实也充满了迷茫，如何把握这个升腾的过程？脚下的路是康庄大道还是海市幻境？现状仍未明朗，且还有须臾之变的可能。但，不能否认，持续的自省和修炼使得贾平凹已经习惯了继续迈步向前，西谚有云：“即便这世界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仍要种下一株小苹果树。”面对着一片虚无且玩世不恭的现代性，贾平凹作为立碑者或将有可能走出时间的掌控。

　　注释：

　　①贾平凹：《天气》，第195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

　　②贾平凹：《浮躁?序言之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贾平凹散文秦腔篇7

　　《高兴》：痛并快乐地写作

　　早在2006年，《秦腔》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尽管媒体将《秦腔》封面上的“封山之作”炒作为“封笔之作”，但一直心系农村的贾平凹在香港领取红楼梦奖时却对记者表示，他已准备在写下一部小说，“我自小在乡下长大，对农村有一定的认识，也有深厚的感情，我下一部小说还写农村。”

　　读过《秦腔》的读者也许还记得，村中的老人去世了，连抬棺材的人也凑不齐。要问青壮劳力哪里去了，回答是去城里打工去了，其中不少是在城里拾荒。贾平凹最新的创作计划就瞄准了商州在西安的拾荒族。

　　早在十几年前的《废都》中，贾平凹就穿插写了一个拾破烂的老头，一边拾破烂一边念着民谣。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废品越来越多，进城打工者越来越多，拾荒者也越来越多。在西安的拾荒族中，有不少就是贾平凹家乡的父老乡亲，其中就有他的小学同学刘书祯――刘高兴。刘高兴是近一两年才进城打工的，是投奔早已进城打工的儿子来的，先是和儿子在一家煤店送煤，后来看不惯儿子的大手大脚，就负气出来拾破烂。

　　到了雨天，也就是刘高兴的休息日，刘高兴就到老同学贾平凹家谈天说地，自然也聊了不少拾破烂的故事，引起贾平凹对拾荒族的关注。“刘高兴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欲望。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一样的生活，别一样的人生。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

　　于是在《秦腔》出版不久的2005年春夏之交，贾平凹就萌发了写刘高兴们的城市生活的冲动，“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了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除了与刘高兴继续聊天外，贾平凹还在挚友孙见喜的带领下寻访拾荒族。他们来到西安南郊的城乡结合部，这儿是拾荒族的聚居地，开始了和拾荒族的亲密接触。一次和贾平凹吃饭，在座的文友发现餐具不洁让服务员更换时，贾平凹讲起他和拾荒族吃饭时的情景：吃的是能照见人影的包谷糊汤，没有菜，也没醋没辣子，说有盐哩，放些盐吧，给我面前堆上了一纸袋烟。筷子是拾破烂的老婆递给我的，两根筷子粘连在一起，显然是没洗净。但贾平凹说他不能再洗一下或用纸擦一下，心想他们能用我也能用，便扒拉着稀饭吸溜吸溜吃喝了起来。从此拾荒族和他亲近起来，对他无话不说，使他掌握了大量的写作素材。

　　到了盛夏季节，这是贾平凹写作的旺季，诸如《废都》《高老庄》等不少长篇小说都是在盛夏写成的，贾平凹躲进小楼成一统，拉上窗帘，嘴里叼着香烟。《高兴》初稿的写作开始了。

　　贾平凹写作期间的基本的生活状态是：夫人早上7点半送他到工作室开始写作，然后一整天呆在那儿。中午十一二点接待人，包括聊天、采访，下午忙到五六点，再接待来访朋友。晚上只休息不写作，和朋友们一起写字、画画儿、喝茶。

　　但贾平凹没有想到，写起来却不顺手，因为他总是想着他和刘高兴们的年龄差不多，如果自己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肯定也是农民，也肯定来拾破烂，那又会是怎样的状态呢?这样的情绪，使他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贫困、卑微、寂寞并受到种种歧视的农民而痛心，一种压抑的东西左右了他的笔。

　　“我常常是把一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

　　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流于就事论事，但却无法摆脱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而且他吃惊地发现，他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还自以为有现代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并在作品里替所写的拾荒族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所以越写越写不下去了，终于将10万字的草稿付之一炬。

　　这使人联想到梁实秋写《苏东坡传》时，想当然地替苏东坡仇恨政敌以及陷害他的人。实际上苏东坡并不是那样的人，而是一个十分旷达洒脱的人，他并不仇恨政敌以及陷害他的人，而是宽容了他们，甚至与他们握手言和。

　　贾平凹搁笔不写了，他想过一段时间再写。这期间他和孙见喜为解救一个拾破烂老者的女儿四处奔走，动员了家乡的派出所警察，几经努力，终于成功解救了被拐卖到山西五台县小山村且已生子的妇女。

　　之后他继续去那些拾破烂人租住的村巷，这差不多成了一种下意识，每每到城南了，就要拐过去看看。一次在一个拾破烂人租住的简陋房子里他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只见墙上的一幅美人画的腿被用刀子割得所剩无几，可见他们的寂寞和孤独。

　　而他在大街上碰上拾破烂的人就停下来拉呱几句，或者注视很久。差不多又过了1年，他所认识的那些拾破烂的人，大多还在西安，还在拾破烂，状况并无多大改变。

　　刘高兴当然也在西安，见了贾平凹还是说这说那，表情丰富，笑声爽朗。于是贾平凹就问刘高兴：咋见你都是挺高兴的?刘高兴说：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就这一句话，贾平凹突然知道自己的思维该怎么改变了，小说该怎么去写了。

　　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说：“本来是以刘高兴的事萌生了要写一部拾破烂人的书，而我深入了解了那么多拾破烂人却使我的写作陷入了困境。刘高兴的这句话其实什么也没说，真是奇怪，一张窗纸就砰地捅破了，一直只冒黑烟的柴火忽地就起了火了。这部小说就只写刘高兴，可以说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

　　贾平凹重新写作，书名也由原来的《城市生活》改成了《高兴》。原来是沿袭着《秦腔》的那种写法，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现在只写刘高兴和他的两三个伙伴。原来的结构如《秦腔》那样，是陕北一面山坡上一个挨一个层层叠叠的窑洞，或是一个山洼里

　　成千上万的野菊铺成的花阵，现在是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顺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展开。

　　贾平凹匆匆回老家祭父得到感悟后又返回西安，开始了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写作。“这一次主要是叙述人的彻底改变，许多情节和议论文字都删掉了，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

　　春华秋实，《高兴》于2007年春天题笔：9月中旬，《高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上市，引来一片热评，读者反映这部书故事性可读性强，情节曲折引人，作者继续关注农民问题，写农民工在城市的遭遇，反映了当代城乡现状百态，可看出作者平民立场的坚定性和他对底层社会的深厚情感，堪称《秦腔》的姐妹篇。

　　慈母长逝是永远的痛

　　9月6日，突然传来噩耗，贾平凹的慈母仙逝，永远离开了她的儿女。

　　笔者那一阵因为忙于“农家书屋”建设等公务，加之别的杂事，很少与平凹联系，不知贾妈妈已患了绝症，没有看望她老人家，尤其是在她生前没再见一面。

　　得知贾妈妈在丹凤棣花家中仙逝的噩耗不久，笔者和妻与孔明、立民等友驱车去平凹的老家棣花奔丧。在车上得知不久前检查出贾妈妈已患上了食道癌，住进医院很快就做手术，但手术后再没有醒过来。

　　约下午两点左右，我们赶到平凹老家中，窄窄的巷道两边摆满了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进到院中，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从文友到官员，还有刘高兴等乡邻们，大家都沉浸在悲哀之中。披麻戴孝的平凹将我们迎进家中灵堂，我们在向贾妈妈遗像三鞠躬后，嘱请平凹节哀。他表示着谢意，请大家坐下喝茶，谈论着老人最后的时光，接受着大家的慰问，不时起身迎来送往。

　　乐队奏起了哀曲，平凹出去和弟妹们一块儿在灵堂前跪下，向母亲的遗体一叩头，再叩头，三叩头。我看着灵堂门上平凹亲书的挽联：慈母千古；相夫教子慈悲贤惠，持家有道六十年；扶困济危知理明义，处世传德八十载。这幅挽联可谓盖棺论定之语。

　　不论是从平凹的言谈中，还是从平凹《我不是一个好儿子》的文章中，我们知道贾妈妈作为母亲和父亲一样是平凹及其弟妹的物质和精神支柱。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平凹遇到事业和家庭的挫折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精神安慰。曾一度年迈的母亲照料他的起居生活，使他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重新焕发了创作热情，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作品。

　　平凹是个孝子，早在农村修水库时，一天改善伙食，饭中有几片肉片，他就连夜走十几里山路赶回家将肉片送给母亲吃。到西安工作以后，不能在母亲身边侍奉尽孝，就常寄钱给母亲以表孝心。接母亲来西安居住后，每逢母亲生日，平凹都要为母亲祝寿，或画幅寿桃，或书写“二八是个福疙瘩”的祝福之语，洋洋十八卷《贾平凹文集》首卷第一幅插图就是在母亲的寿诞之日，贾平凹站在坐着的母亲身旁，身后墙上挂着巨大的寿图和寿联。

　　就像平凹所曾说过的那样，母亲没多少文化，也不过问他的创作，因而对他创作获得荣誉或遭到的诋毁也就看得轻淡。在她。心中，平凹是她的儿子，是长子，长子如父，应像他过世的父亲一样有所承担。平凹也不负母望，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坎坷，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而且照顾好了年迈的母亲，提挈了年轻的弟弟妹妹们。

　　贾妈妈给了平凹生命，造就了一代文豪，文豪的作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如果没有贾妈妈，就不会有贾平凹，而没有贾平凹，中国的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将会多么寂寞。

　　丧母之痛是可想而知的。悲不单行，在母亲去世一个月左右，噩耗又一次传来，贾平凹的姨妈去世，贾平凹又一次回商州奔丧。贾平凹的母亲在生贾平凹之前的生产没有保住，所以为了保障贾平凹顺利出生，贾平凹的母亲在生贾平凹之前，就来到金盆湾的姐姐家，在这儿顺利地生下了贾平凹。

　　因此，姨妈家是贾平凹的诞生地，对贾平凹有养育之恩。贾平凹逢年过节，只要有时间，都会去给姨妈拜年或探望姨妈。由此可见他对姨妈的感恩之情。

　　苦涩的笑中当选省作协主席

　　在贾母葬礼的一周后，2007年9月18日，位于西安市青年路中段的止园饭店大礼堂里，陕西文学界欢聚一堂，在此召开陕西第五届作协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贾平凹以74票的绝对高票当选为新一届陕西省作协主席。当大会主持人庄严宣布这一选举结果时，引发了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经久不息。

　　众所周知，贾平凹是新时期贯穿性的作家，也是标志性的代表作家，他以丰富而又高质量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赢得世人的关注和尊重，其不少作品被改编影视或入选教材或获得国内外大奖，被称为获奖专业户。

　　在贾平凹不断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添砖加瓦之时，也得到了广大文学界乃至世人的高度评价，被誉为西安乃至陕西的名片。同时党和政府也给了他不少荣誉，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西安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美文》主编，同时兼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等等。

　　但是正如至今仍未获得茅盾文学奖一样，广大文学界的人士和读者企盼着贾平凹斩获茅奖，人们也企盼着贾平凹当选省作协主席甚至更高的职务，从而以他的影响力和能力为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所以贾平凹以高票当选为陕西省作协主席是众望所归。

　　记得一年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陈彦开完陕西省文联代表大会归来，在与朋友喝茶时绘声绘色地转述文联选举时说：大会宣布主席、副主席当选名单时，念到赵季平，掌声；念到陈彦，掌声，念到其他人，掌声；唯独念到贾平凹时，掌声雷鸣，经久不息!在这次文代会上当选为省文联副主席的陈彦不无感慨地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贾平凹也说道：我也很意外，其实最主要的因素是陕西作协已经14年没换届了，时间拖得太长了。按照规定，作协应该每四五年换届一次，长期不换届，耽误了不少年轻作家的发展。我做事一向比较低调，从不和人去争。这一次被选举为主席，我也的确没有想到。在选举会上我也谈了几点：第一，陈主席虽然因为年龄限制卸任，但无论从他的资历、能力和经验等方面来看，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千下去都是最合适的。第二，很感谢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说实话，这次当选的副主席中谁都可以担任这个主席职务。第三，陕西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全国的文学重镇，我担任这个职务，是很有压力的，感到很惶恐。但作协党组加强了建设后，我感觉自己也有了依靠。雷涛书记本身就是作家，是内行，在作协干了8年，经验非常丰富，

　　政治觉悟也很强，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把工作做好，开展新的局面。

　　在为这迟来的荣誉和喜讯激动之余，我们不禁有些遗憾。一是来之何迟，想当年，路遥已被内定为省作协主席，但突发肝癌而遗恨留人间，假设贾平凹这个著名的病人当年心态不好，身病加重，还会活到今天而当选省作协主席吗?二是当选作协主席副主席及理事的资质究竟应是什么?是凭德艺双馨还是作品质量影响，还是别的因素在左右?三是省作协主席副主席及理事的选举是否应该作些改革，比如这个省的所有作协会员是否应该参加选举?是否有权投上庄严的一票?

　　不管怎么说，社会在发展，文学在进步，贾平凹的当选说明了只要你为时代和人民写出优秀的作品，虽历经坎坷和磨难，屡遭非议和毁谤，但毕竟得到了应有的评价和待遇，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荣誉。

　　作为一个进入黄金创作时期的作家，贾平凹当选省作协主席这个官，会不会影响他的写作?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疑问和担忧。可以说，我们宁愿贾平凹不当作协主席这个官，而希望他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新的更优秀的作品来。面对着大家的关心，贾平凹说：“应该不会，我当西安文联主席十来年了，并没有影响我的写作。作家还是要以作品说话嘛，我不会放弃写作。”

　　职务对于作家来说只能一时有用，长远上根本不起作用。作为一个作家，最关键还在作品，只有作品才是作家最值得关注的东西。我们希望贾平凹公私兼顾，在做好作协工作的同时，超脱一点，合理安排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莫撂荒了自留地，继续勤奋耕耘。我们期待着《高兴》之后的贾平凹有令人更为兴奋的巨著问世。

　　高建群评价说，贾平凹和陈忠实的区别是一个中年人与一个老年人的不同，他相信55岁的贾平凹比65岁的陈忠实精力更充沛，目光也更新锐。作协主席一职会占据贾平凹的一些时间，但对于创作而言是个加分动作，原因是“居高声自远”。

　　贾平凹散文秦腔篇8

　　关键词： 贾平凹 乡土作品 情结旨向

　　乡土情结就是指集结在心里不会因空间变化和时间消退的对故乡的感情，这种感情比其他情感更持久，更坚固。中国的乡土情结由来已久，思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古至今多少文人墨客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表达思乡恋乡之情。无论走到哪里，因为战乱，灾荒而被迫离开故乡的，对故乡的眷恋却不会消减，反而愈渐愈深。从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到现代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和当代文学大师贾平凹，他们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抒发浓浓的乡土之情。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无论身在何方贾平凹都忘不了自己的故乡。他出生于商州，自小受到这里的文化熏陶，和一群古朴豪迈的村人打交道，对这块土地及养育他的人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感眷恋。

　　贾平凹谙熟商州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他探寻商州的美妙，书写这里的山水，山石，明月，鸟叫虫鸣。他说：“商州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是一片相当偏僻、贫困的山地，但异常美丽，其山川走势、流水脉向、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乃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构成了极丰富的、独特的神秘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仰观可以无奇不有，俯视可以无其不盛。”作家把笔触放在了从小生长的故乡——商州，就如绍兴之于鲁迅一样，故土成为他们永恒的记忆，源源不绝的灵感。如《冬景》中一共描写了郊外闲冬图、农村喜雪图、雪中对话图三个冬景图。一句“奶奶，电线肿了。”生动地写出了雪之大，让人忍不住幻想出一幅雪之美景，同时也体现了孩童的天真烂漫。《五味巷》描写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象，春天，黄黄的，绿绿的，弥漫在巷中；夏日，男女老少都躺卧在巷道两旁；秋天，和着风雨听蛐蛐声；冬日，赏雪玩雪。《商州又录》开头写道：“最耐得寂寞的，是冬天的山，褪了红，褪了绿，清清奇奇的瘦；像是从皇宫里走到民间的女子，沦落或许是沦落了，却还原了本来的面目。石头裸裸的显露，依稀在草木之间。”这山恰似赋予了人性一般，犹如温柔的女子给予了贾平凹写作的“笔命”。《虚静村记》中对农村生活的书写极其平实。仄仄斜斜的屋舍，被高高低低绿树、庄稼包围着，有浓得像绿云一样枝叶交错的树木，U形的巷道，巷中还有一个甘甜的井。《月迹》更是别有一番诗情画意，把月光下的景色写得活灵活现，普通的景象愣是写出了别样的风采，月光悄没声地溜进来，像长了腿，在竹帘上爬……简洁生动地表情达意。一切都自然流畅，给人朴素自然之美。

　　在商州农村还经常可见闹社火的场景，棣话的社火与众不同，都以铁打了芯子做出玄而又玄的造型，有“哪吒出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高跷队、狮子队浩浩荡荡来回奔跑，沿街单位鞭炮齐响，划酒令，玩“老虎杠子鸡”，这些都是农村中经常可以见到的。村里有喜事，都要请剧团来唱大戏，“清风街上还没谁家过世演大戏的”“这是村上定的，待客也只是趁机挑了这个日子”（《秦腔》）。二水来帮麦绒凿墨子，灰灰来送狗皮，麦绒进厨房熬了两碗荷包蛋给他们吃，这些都是村上的习俗。打井还得请阴阳先生察看方位，明在江边，什么地方挖不出水呢，偏要形式一番询问：“有水没？”“什么水？”那自然是有水了还是长江水（《天狗》）。五魁用白虎星的谎话把女人从白风寨中成功救出。天狗吞月的传说，从上古的时候起，堡子里的人都认为天狗吞掉了月亮，出门在外的人就会遭到不吉。于是妇女们就要在月亮快被吞掉之时，以擀面杖去江水里搅动，唱一种歌子，一直到月亮复出。赶场子是习俗，即轰赶阴鬼晦气。谁家要是住进新屋或觉得旧屋不安全，就要请人敲锣打鼓放鞭炮闹闹哄哄一场。招夫养夫是深山里的习俗，三月三乡会，女婿走丈人，农民们在这几天停止一切劳作，或于家享乐，或频繁地串亲戚。未成亲的女婿们皆衣着光鲜，提四色大礼去拜泰山泰水。“送路”就是女子出嫁时娘家举办的酒席，山地之人都知道这是一件大事（《腊月正月》）。“成人节”是州河岸上唯一的庙会，重要程度仅次于大年三十和正月十五。这时候人们都到静岗寺烧香、磕头。夜哭郎的迷信，在桥头贴一张夜哭郎，小孩半夜就渐渐不会哭了（《鸡窝洼人家》）。

　　贾平凹在乡土作品中，表现了淳朴善良的村民也有愚昧、落后、麻木的世俗心理与国民劣根性。《小月前本》中才才虽然老实，干活勤快，但是死板，墨守成规，对王和尚百依百顺，面对王和尚的质疑和埋怨，不敢以理相争，没有主见，如小月所说就是窝囊，面对公社干部的询问，实话实说也吓出一身冷汗。王和尚面对门门租借抽水机一事不置可否，咬定这事不行，事后还充面子，尽管心里干着急，但还是不肯向门门租借。在他们眼里农民只要有土地，种好庄稼就可以了，不要有别的念想。改革的浪潮对商州的文化习俗、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具有陈旧思想的农民和儒家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阻碍，作家通过作品为我们讲述了一系列故事。韩玄子当着王才的面拿排场，认为自己曾是他的老师，德高望重，有学识，一无所知的王才凭什么比得过自己，这就是狭隘的心理意识和思想保守僵化，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王才改革。当桂兰指责灰灰，身上都快臭了，让他把衣服脱下来洗两把水，灰灰就只能以自己是农民给自个找台阶下，农民这个代名词就成了他们为自己顽固守旧开脱的借口，使自己与城市人彻底区分开来的理由。夏风他出去以后就忘了本，他不喜欢传统文化秦腔，还让自己热爱秦腔的媳妇白雪到了城里后，不再继续唱下去。最后不但和白雪离了婚，还和父亲产生了争执，因为自己不愿意再回到农村。故乡村民的守旧、顽固与新时代的新思潮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墨守成规的人只能靠老一辈留下来的祖业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接受不了像专业户这样的人的出现。不满足于现状，想要大展宏图的人可以把致富之道带入故乡，带领大家一起富起来。这就是新旧文化思想的冲突和碰撞而展开的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道路。

　　贾平凹在乡土作品中，通过表现一个个鲜活人物的生活命运，揭示农村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和艰巨性。《鸡窝洼人家》中的禾禾不满足于生活现状，放弃经营土地，养狐狸，卖豆腐，最后都不了了之。几经失败后进城打工，桂兰追到城里，可鸡窝洼传出桂兰跟禾禾私奔的谣言。灰灰难忍屈辱，等桂兰回到家时，两人产生了激烈的争斗，桂兰只好到后山帮忙，等候禾禾回来。灰灰在养蚕上获得了成功，最终，他将手扶拖拉机、压面机等新鲜玩意儿带进了山村，与桂兰成了令人羡慕的一对。禾禾创业的艰难，灰灰守旧的顽固，两个家庭的破碎，以及重新组合，让我们看到农村变革势在必行。不改变灰灰和秋绒那种仅仅满足于不饿肚子，整天围着石磨转的落后狭隘的思想，社会变革进步都是空谈，农村改革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禾禾、桂兰这样的开拓者，像灰灰、秋绒一样守旧的农民终将抛弃一切世俗观念，阔步走向农村社会新的未来。

　　贾平凹的众多作品对故乡的精彩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他浓浓的乡土情结，其中不仅展现了家乡的美丽山水、丰厚的文化底蕴，更让我们体会到了故乡的魅力、人物的灵动，看到了他对故乡的那种深刻的忧虑和思考。在改革进程中，远离文化城市的农民思想依旧有些落后，为了能够共同致富，找到一条新的致富之路，大家不再仅仅满足于吃得上饭这个最基本的要求，要跟进新时代的发展潮流。因此，商州成就了贾平凹，贾平凹的乡土作品也为商州增添了明媚的色彩。在他笔下，商州这块富饶之地正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贾平凹.贾平凹中短篇小说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2]贾平凹.贾平凹散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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