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避免经济衰退，国务院近期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落实这些措施的投资额到2010年年底约需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规模远远大于1998年所采取的投资拉动内需的规模。此次政策调整释放出“保增长”的强烈信号，有助于防止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对稳定资本市场的预期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为新政策出台而拍手叫好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投资与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长的关系，长时期的高积累、高投资必然会抑制消费，造成消费需求不足。最近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消费低速增长的趋势还在持续。显然，正是由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导致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就业压力不断加大。若不尽快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调整已经严重失衡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必将愈演愈烈，就业压力也将继续上升。因此，新一轮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刺激国内消费，调控政策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刺激国内消费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避免走过去仅靠投资拉动内需的老路子。在此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大规模减税是刺激消费需求的有力措施。

　　扩大国内消费是美国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压力、教训和启示

　　“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压力、教训和启示。作为压力：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下滑，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中国经济必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从近期广交会交易额锐减上就可见一斑，因此出口锐减的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把经济增长的着眼点放到国内消费上来。实际上，过度地依赖出口和投资而消费不旺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作为教训：长期以来中国人靠省吃俭用、少消费多积累、出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等方式赚得一些外汇，但却由于美国金融危机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损失面前，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轻消费重积累”的政策导向。

　　作为启示，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美国人都是靠借钱来消费支出，而世界各国还唯恐美国人不消费，因为，美国人的消费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源泉，似乎全世界都十分愿意借钱给这个负债累累的“花花公子”，并十分惧怕他停止消费。这对那些长期忽略国民消费的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中国政府应当反思，为什么我们要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负债累累的花花公子身上，为什么不自己消费呢？

　　美国人敢于借钱消费，除了其借贷利率低、贷款条件宽之外，主要是因为美国社会保障系统十分完善，老百姓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后顾之忧不多；而中国人不敢消费的原因除了有医疗、教育、保险等后顾之忧之外，收入低、税负重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人们常说，中国是储蓄大国，把储蓄转为消费的潜力很大，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8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大约为20万亿元，但全国有13.2亿人口，按人均算来，每人仅1.5万元左右。不考虑存款的贫富差距，即便是全国每人有1.5万元存款，在目前情况下，这些钱又能干什么呢？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哪一样的花费不超过1.5万元？为了应付这些昂贵的必须支出项目，老百姓当然不会放手即期消费，更不会大胆借钱消费。如此看来，银行储蓄中又还有多少钱可用于我们所说的“扩大消费”呢？显而易见，内需拉动不起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老百姓有钱不花，而在于老百姓可花的钱实在不多，而且花钱的顾虑很多。

　　中国税收连续多年高增长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最近几年，美国《福布斯》杂志连续发表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显示，中国税负一直处于“世界前三”的较高水平。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税收从1994年开始计算，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连续13年税收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2倍以上。这可以说是中国税收的一个奇迹，也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奇观。2008年上半年，中国税收又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稳定较快增长，累计完成325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

　　如果拿税负数字来作国际比较，更具警示意义的一组数字是，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2.4%，税收收入同比增长33.7%，GDP增长却不过11.4%。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实际增长12.2%，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基本上年年低于GDP的增长率(2007年略高一些)，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相对更低，大约相当于同期税收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再来看看这段时期美国的情况，美国税收增长率基本上是持平的，2001年和200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与GDP的差距也要小于中国，而居民收入增长率则高于GDP的增长率，除了2001年和2002年远大于税收增长率，2005年远小于税收增长率之外，基本上都是略小于税收增长率的。

　　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国际经验加以判断，我国目前的宏观税收负担总体上是偏重的，主要表现在税收增长大幅度地超过经济增长。对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从正反两个层面来分析：从正面来说，经济总量增长会带动税收增长，增大的政府财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反方面来说，在未考虑财政支出增长效应的情况下，税收连年超常增长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一般而言，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盈利水平，会削弱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个人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在我国长期处于消费不旺、储蓄过剩的情况下税收连年超常增长，不利于解决供大于需的问题。我国税收超高增长和宏观税负攀升与宏观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

　　如果现行税制不及时作大的调整，高速增长、高税负的“双高”问题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将日益加深，除了会直接提高民间创业门槛以外，也会加剧经济结构不平衡等问题。由于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这是十分不正常、不合理的，这说明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越来越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已严重失衡。

　　不能再走投资拉动内需的老路子

　　一般来说，投资每增长两个百分点左右，就能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因此，在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年代，投资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手段。但是，仅靠投资拉动、刺激内需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同时还会抑制居民消费合理增长，会直接导致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失衡。

　　在过去的25年里，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逐步上升，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导致我国目前最终需求结构严重失衡。按照2003年的价格计算，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只有36%左右，三年时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而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固定资本形成率约为23%。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41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十几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目前我国消费率太低，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经严重失衡，目前我国的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目前，外需疲软，内需不足，经济增长动力严重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走政府投资拉动内需的老路子，毫无疑问政府必须要继续保持高税负、高积累，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的空间，使得居民消费能力和民间投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将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内需不足迫使政府不断加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进一步加强，需要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带动经济的增长，对政府投资依赖地加强又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居民收入受压抑程度，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陷入了“国富民不强”的怪圈，这必将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长此以往，将十分不利于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也将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更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地发展。

　　世界和历史为我们实施减税计划提供了借鉴

　　进入21世纪以来，欧美等西方国家纷纷力推减税计划，降低税负，形成了新一轮减税的“世界波”。面对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减税降息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重振经济的主要法宝，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掀起了一波减税浪潮。2008年年初，出于对次贷危机消极影响的考虑，布什政府就曾宣布推出总额达1450亿美元、惠及近1.3亿美国人口的全国短期退税计划，希望借此消除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该次减税计划，是布什任期内第三次抛出的减税方案。

　　虽然单纯的退税政策能否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还有待观察，但布什的减税计划正在被其他很多国家效仿，实施房贷减税措施；韩国总统李明博2008年10月26日在首尔举行政府经济官员紧急会议后表示，韩国政府应采取减税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等措施，以避免金融危机造成韩国实体经济的衰退。

　　减税已经成为世界税制改革的一种趋势了。世界和历史潮流为我们实施减税计划提供了参考。从中国的历史实践来看，凡是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或者说历史上的每一个盛世大都十分注重减税政策，并努力维持较低的税率，无论是汉朝的“文景之治”，还是唐朝的“贞观之治”，以及清朝的康乾盛世，都是在“鼓励垦荒、薄赋轻税”的政策基础上得以实现长期繁荣的。

　　减税不仅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

　　国家税收政策改革和实施减税计划，各方面已呼吁多年，但由于政府担忧税收政策改革会减少财政收入，影响财政安排等原因，减税政策屡屡遭遇“难产”，就算好不容易实行了也已严重落后于整个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水平了。比如经过多年地讨论和论证，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终于从800元提升到了1600元，但现在看来1600元的起征点又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再比如规定个体工商户月收入额5000元以下的免征所得税，就算按20%的利润率来算，个体工商户月毛利也不过就1000元。就算把起征点涨到10000元，20%的利润率也不过就2000元的月收入，2000元按现在的物价水平估计也就只够家庭基本开销了。对这种小型微利、个体工商户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否可以通过降低税负以激发老百姓创业谋生的热情呢？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1999年至2006年6月的7年多时间里，个体户减少了650多万户。个体户数量锐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税费负担的沉重。

　　“十一五”规划把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以中国现状，要实现和谐社会的梦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财税收入增长的速度要适当，这就必须采取更具远见卓识的措施，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通过对税收政策地改革、调整，实行符合中国国情的减税计划，逐步提高消费率，降低积累率，努力实现三个同步增长，即财税收入与GDP同步增长；财税收入与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同步增长；财税收入与企业的平均利润同步增长。同时，要把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刺激最终消费需求增长上，使消费增长快于GDP增长。这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为没有GDP、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的持续增长，财税收入增长就不可能持续，反之则无异于杀鸡取卵。

　　因此，扩大内需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号，应该有切实的政策措施。如果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需要一个过程、见效较慢的话，那么，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前提是先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而大规模地减税将是扩大内需又快又好的一个政策手段。比如增值税转型，企业税负减轻后，企业就既可以增加投资，也可以提高职工收入，而这些都有利于促进消费。全面取消利息税，更是可以直接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其对消费的带动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仅仅减免增值税和利息税，力度还十分有限的。为了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地增长，中国应该更大范围地减税，比如再次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取消红利税，又比如取消或降低房屋转让营业税，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等。在减税的同时，也要对贫困人口进行财政补贴，加快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扩大消费的政策才能落到实处。

　　当然，减税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这就需要政府勒紧裤腰带。要知道，今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财税收入的增幅已经出现大幅下滑了。如果把通货膨胀等因素考虑进去，财政收入甚至已经出现了负增长。这种情况下再减税，对于过惯了“富日子”的政府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办法有二：第一，政府部门精兵简政，减少政府财政经费支出；第二，发行人民币的国内债和国际债。

　　长远看来，要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关键就是实行符合中国国情的大规模减税计划，改变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实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在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让国民享受到应有的福祉，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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