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论文篇1

　　接着，黄海锋郎指出能让儿童陶铸天性的应该是“爱国的故事”与“为人的箴言”。黄海锋郎的儿童读物观虽然是只言片语，在当时却是一种极有冲击力的文学观点。作者明确将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教育的惯常读物定位为让儿童“受害无穷，脑门受伤，便成废物”的罪魁祸首。从现有资料考察，这是近代明确反对传统儿童蒙学教材的最早文字记载。此外，黄海锋郎提出的儿童应读爱国故事与为人箴言的看法与同时代梁启超的观点如出一辙，都是从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与社会功利作用来考察儿童与文学的关系的。同时期徐念慈的《请为儿童写作小说》也是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论文。徐念慈，近代著名小说作家与理论家，热衷于小说创作与理论研究。他在1908年《小说林》第9和第10册上连续刊载了有关小说理论的专文《余之小说观》，其中第8节为《小说今后之改良》。20世纪初，“小说界革命”在文坛掀起，小说的社会作用遂为有识之士所悉知。阅读小说是国民之精神需要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儿童读者。在梁启超首次将儿童与小158说联系起来之后，提倡小说革命的徐念慈提出，应该专门为儿童创作一种属于他们的小说，这无疑将梁启超的儿童小说观向前推进了一步。徐念慈撰写了专文《请为儿童写作小说》，详细陈述自己对儿童小说的认识:今之学生，鲜有能看小说者(指高等小学以下言)。而所出小说，实亦无一足供学生之观览。余谓今后著译家所当留意，宜专出一种小说，足备学生之观摩。其形式，则华而近朴，冠以木刻套印之花面，面积较寻常者稍小。其体裁，则若笔记，或短篇小说，或记一事，或兼数事。其文字，则用浅近之官话;倘有难字，则加音释;偶有艰语，则加意释;全体不逾万字，辅之以木刻之图画。其旨趣，则取积极的，毋取消极的，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其价值，则极廉，数不逾角。如是则足辅教育之不及，而学校中购之，平时可为讲谈用，大考可为奖赏用。想明于教育原理，而执学校之教鞭者，必乐有此小说，而赞成其此举。试合数省学校折半计之，销行之数，必将倍于今也。

　　徐念慈的此番细论不同于之前黄海锋郎的泛论，他力求遵循儿童读者的接受特点，从形式、体裁、文字、描图甚至价钱上提出了“儿童的文学”的具体特点，这实际上是从接受主体的角度考量儿童文学作为文学消费应该具备的构成要素。这里的文学消费不仅有物质上的消费，如提出读物的定价应“极廉，数不逾角”;还有精神上的消费，儿童读后可以“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虽然徐念慈对儿童小说的精神价值的提倡有过于强调教化作用之嫌，但其从儿童特点出发的立足点无疑对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都有实在的参考价值。1909年11月刊行的《教育杂志》第12期发表了未署作者姓名的文章《儿童读书之心理》，这篇文章是近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分析作为儿童文学的接受主体儿童的阅读心理的专文。文章首先指出儿童所读之书对于儿童意义重大，依据是:“儿童至能读书之时，其精神即渐渐飞跃”;在精神成长的同时，“道德上身体上精神上堕落之危机，亦即发生”，所以对成长期的儿童“万不可使其精神衰弱昏昧，且须留意其所读之书”。那么什么样的书适合儿童阅读呢?作者立马给出三条建议。第一条为“以言日常生活之事，又富有趣味者为佳”。

　　儿童书必须贴近儿童的生活，同时又富有趣味。这样的观点是只有蹲下来与儿童对话、用儿童的心思考过的有识之士才能体悟得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关于世上的苦与难、是与非，如果儿童不知道的也应该告诉儿童，不要为儿童关闭，应该让儿童知道、了解，这样才能辨别、认识社会。对于是否应该把社会真实的黑暗与悲哀之处展示给儿童，这一直都是儿童文学研究者争论的话题之一。这篇文章的作者不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明确态度，这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还处于开荒状态的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很显然，作者让儿童了解真实人生的态度具有现实主义的文学倾向，他希望儿童通过阅读图书了解社会中的善与恶、丑与美，知晓人生，洞悉现实世界的种种真实世象。文章对读书的建议之二为:儿童应读他们爱读的书。如果想让读书有益于儿童，那么必须重视儿童的意见。作者以统计数据为依据，指出学堂让儿童读的书其实儿童喜欢的并不多，并提出学校在配备图书时应充分尊重儿童的意见。作者对儿童自身的兴趣给予如此重要的地位，正体现出了他将儿童观与儿童读物观有机联系的理论体悟。他认为儿童的兴趣必须要予以重视，这样的儿童观推导出的结论正是儿童读物必须要满足儿童的兴趣，只有儿童爱看的书才能有益于儿童。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儿童身上而建构起的儿童读物观不正是现代儿童文学时期“儿童本位”文学观的初始表达吗?新文化运动时，儿童文学理论的一项重大成果即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其核心观点正是儿童文学在创作时要完全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遵循儿童的心理需要，满足儿童的兴趣。从这点出发，笔者认为，儿童文学本位观的首倡者不是公认的周作人，而是此文的作者无名氏先生(抑或女士)，他的这声“儿童读其嗜读之书”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仍占主导意识形态的晚清可算是一声另类的呐喊与呼吁。只可惜这声音太微弱，直至五四时期才变得强劲有力。

　　阅读建议之三为:“史传中之大种族深化、叙事诗及其他古典等”皆可以成为儿童“精神的滋养物”。理由是，“少年时代恰与神话时代相当”，因此，神话故事比现代文明更能让少年理解。将少年时代与人类的神话时代相提并论，这不正是西方人类学有关原始心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吗?西方人类学是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一门新学科，认为人类的文化与社会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分阶段进化发展，并提出了儿童的成长与人类进化的程序完全一致的“复演说”。从“复演说”可以推导出，儿童的思维与原始人的思维具有一致性，因此儿童必然喜欢并理解有关记录人类原始文明时期的神话与传说。西方进化人类学派的“复演说”对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影响极大，周作人、赵景深、张梓生等现代童话理论的建构者都是在其影响下进行有关童话起源和分类的酝酿的。无名氏先生的观点(“神话故事，与少年之关系，较现今之文明，尤为密切”)很显然有“复演说”的影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西方人类学早在五四之前已经开始被中国的有识之士发现并运用于儿童文学的研究中了。这比中国较早运用人类学理论来研究儿童文学的专论———即周作人1913年8月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7期的《童话研究》一文———还早近四年。

　　梁启超、黄海锋郎、徐念慈及《儿童读书的心理》的作者无名氏等屈指可数的几位研究者的成果构成了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主体研究现实。窥一斑而见全貌。他们的研究成果凸显出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历史特点。首先，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整体呈现研究材料零散，研究观点表述粗浅，研究成果形式简单的总体特点，与同时期的成人文学文论著家蜂起相比，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声音微弱，发展缓慢。其次，虽然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散、粗、浅、陋，但是却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自觉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与推进作用，尤其是梁启超关于儿童诗歌、戏剧、小说的文体思考对于现代儿童文学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此外，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家虽然观点陈述有限，但却在有限的表述中直击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诸多核心问题，比如儿童与小说的关系、儿童的阅读接受心理、儿童文学的体裁特质、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等。这说明，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虽然可研究的材料匮乏。当时并未产生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但这并不影响儿童文学理论家思考的理性深度。比如，梁启超有关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理论涉及到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与教育性的价值探讨，从现代儿童文学延续到当代儿童文学这一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问题。可以说，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诸多思考维度无疑为后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理论方向。对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虽然一直甚少，但是其呈现的事实表明，这是一段不容忽视的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历史，我们在将更多的研究重点放在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同时也应该对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予以足够的深究与挖掘，这是尊重历史、还原学术脉络发展的需要。

　　儿童文学论文篇2

　　当下，家长更为重视儿童教育，为满足家长和儿童的需求，翻译出版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相比之下，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得不到有效理论指导，译作良莠不齐。为促进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给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译作，必须进行系统深入的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儿童文学翻译博硕论文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知网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博硕论文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理论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促进作用。

　　2.研究方法

　　笔者收集了中国知网2005年至2014年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视角相关的硕士论文338篇。将这些论文分为传统理论视角和特定理论视角两大类。传统研究视角39篇，其中包括31篇语言视角，8篇文化视角。特定理论研究视角299篇，其中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94篇，描写学派视角52篇，美学/接受美学视角62篇，语言学视角25篇，功能对等理论视角23篇，哲学视角12篇，生态学视角5篇，计算机技术辅助视角5篇，心理学视角4篇，伦理学视角3篇，“信达雅”视角2篇，社会学视角1篇，信息学视角1篇，另外10篇归入其他视角，主要包括一些翻译家的翻译理论。

　　3.分析

　　3.1总体分析笔者发现2005年至2014年有一篇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博士论文，其他皆为硕士论文，这说明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论文数量来看，2005~2014年分别为4、11、12、13、23、22、30、66、79、78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各类论文的数量上可以看出，特定理论视角研究多于传统理论视角研究，特别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和美学/接受美学视角为主流，另外也有一些崭新的视角，但数量较少。

　　3.2分类分析

　　3.2.1传统视角分析

　　3.2.1.1语言（对比/差异）视角这类研究以英汉语音、词汇、句法、语篇、修辞等对比为基础，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为儿童文学翻译提供方法、技巧、策略等方面的指导。裴斐从语音角度出发，讨论音美再现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以赵元任译《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为例，分析了音美再现的相关技巧。

　　3.2.1.2文化（对比/差异）视角这类研究基于英汉文化因素的对比，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为儿童文学翻译提供方法、技巧、策略等方面的指导。张霄指出翻译时出现的文化缺失问题是由不同历史和社会背景导致的，添加注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通过制作调查问卷，分析读者对《丛林之书》译本中注释的满意度和重要度的评估，指出与“语境”、“文化特色”相关注释的重要性。

　　3.2.2特定理论视角分析

　　3.2.2.1功能主义/目的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角度转向德国功能主义研究，主要理论有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Reiss）的文本类型理论，赫兹?曼塔利（Holz-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汉斯?费米尔（HansJ.Vermeer）的目的论，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Nord）的文本分析模型（Munday,2010:73-88）。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和策略，对译者来说了解原文翻译目的及译文要发挥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吕浚生分析了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启示，并对比赵元任和吴钧陶《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的翻译，以目的论“关联”和“连贯”概念为参照，分析译文的不同翻译策略和功能，体现了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

　　3.2.2.2美学/接受美学美学视角是从儿童文学作品本身美学特点出发，探讨儿童文学翻译对美学信息的传达。潘华方介绍了巴金的翻译美学思想，以其所译《快乐王子及其他》为例，从语言、意象、风格三方面分析译文对原文美的体现，以期大家对儿童文学翻译有更深的认识。胡开宝、胡荣指出“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根据接受理论，读者是文本接受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和能动的主体。读者的先在理解或期待视野和审美能力直接影响文本的理解和接受。”姚思解释“期待视野”为“一个所指系统”或“一个假设的个人可能赋予任一文本的思维定向”（姚思、霍拉勃著，周宁、金浦译，1987：339-341）。胡君分析了接受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启示，以《哈利?波特》为例，分析现代儿童期待视野扩展与变化下对文本选择的要求、译文归化与异化策略的优缺点，建议译者满足儿童读者扩大且变化的期待视野。

　　3.2.2.3描写学派20世纪七十年代，除了德国功能主义研究，翻译学研究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代表人物以色列文化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提出了多元系统论，在此基础上，吉迪恩?图里（GideonToury）提出了描写翻译学理论及翻译规范。Even-Zohar认为“翻译文学不仅是文学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活跃的部分”。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的位置将决定翻译实践。邓琴运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和图里的翻译规范对安徒生童话汉译的四个时期进行描写性的历时研究，揭示了不同时期安徒生童话译本选择、接受和翻译规范体现的不同特点及文化环境、社会条件等决定因素。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èvre）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改写的动力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文学系统的控制因素有业内专家、赞助人和主流诗学，诗学、意识形态与翻译相互作用。李颖昕以《小王子》三个中译本为例，分析了翻译操纵论中的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对于译本形成的影响，指出了《小王子》大量复译背后的操纵因素。描写学派的发展促使人们认识到译者主体地位，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提出了术语——“创造性叛逆”，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谢天振，1999：137）。胡波分析了儿童文学的特点，解释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的必然，以赵元任译《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为例，分析其创造性叛逆的合理性。

　　3.2.2.4语言学维索尔伦（Verschueren）提出了顺应论这一重要语用学理论。他提出语言有变异性、协同性和顺应性。宋志平在探讨翻译时结合顺应论，指出翻译“是一个连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毛慧青从顺应论的四个主要方面即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程度分析《柳林风声》的两个中译本，指出儿童文学翻译是为达到上述四个层面的顺应而不断做出选择，从而满足儿童需求的过程。关联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由斯波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提出，理论认为人类语言交际是明示—推理过程，话语的关联取决于语境效果和处理话语时付出的努力，最佳关联即在最小认知努力下获得最大语境效果。格特（Gutt）受此理论启发，认为翻译的基本原则就是关联。赵彦春指出“关联理论不是翻译理论，但可以有效地（1）解释翻译活动；（2）指导翻译活动；（3）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郭贵丽用关联理论解释翻译过程，通过实例为译者达到最佳关联提出建议，分析如何将直接和间接翻译理论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实践。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语言学的重要理论。韩礼德将语言的元功能分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语气和情态系统实现语言的人际功能。徐涛针对儿童文学的特征，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语气和情态系统对人际意义塑造的作用，比较探讨了两位译者语言的不同，对翻译过程中人际意义的传达提供借鉴。

　　3.2.2.5功能对等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指出翻译不应拘泥于形式，而是动态对等，找到最贴近原文的对等语，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对等的阅读效果。王洁在该理论指导下，以《汤姆?索耶历险记》为例，从意义、风格、文化上分析儿童文学翻译如何实现功能对等。

　　3.2.2.6哲学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理论的主要论点为“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自有自己的视界。他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王岳川，1999：216）。包红玉基于哲学阐释学的三个主要观点，分析比较《快乐王子》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译本的译者策略、句法、词汇和修辞，解释了重译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胡塞尔在其现象学中提出了“主体间性”，“世界不是作为个体的先验的自我的意识活动的对象，而是作为个体的主体间社团（anintersubjectivecommunityofindividuals）的意识活动的对象……世界是在各个个体的主体间社团这个共同体的意识活动中被构成的，而个体的自我就‘体现’在这个主体间社团中”（王岳川，1999：30）。陈大亮认为主体间性理论超越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王红敏基于该理论，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沟通的重要性，以《秘密花园》的两个中译本为例，提出译者要如实再现原作者要传达的主题、人物等，并创作儿童喜爱的语言表达方式，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提出的重要理论，强调没有他者，就没有不同于‘我性’的‘他性’，对话是无法完成的。王铭玉分析巴赫金所提“解释”和“理解”的不同，“在解释的时候，只存在一个意识，一个主体……解释不含有对话因素。反之，在理解的时候，则有两个意识、两个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对话性的”。鲁赟从对话理论的视角出发，说明译者应以读者为中心，展现儿童的狂欢主义文化，并以《狮子，女巫，魔衣橱》的不同译本展开案例分析。

　　3.2.2.7生态学胡庚申指出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anecologicalapproachtotranslationstudies），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studiesfromanecologicalperspective）。“翻译生态环境”、“译者适应”、“译者选择”等是其重要概念。钟声分析了译者的生态环境——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以任溶溶和杨静远翻译的《柳林风声》为例，指出优秀的译本是译者同时适应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产物，证明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能够适应多方面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

　　3.2.2.8计算机技术辅助语料库是20世纪50年代新兴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项研究。廖七一指出20世纪90年代蒙娜?贝克（MonaBaker）等翻译理论家将其运用到翻译研究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工具和新的研究思路。臧光亚以汉语为导向，自建小型儿童文学（6~12岁）翻译语料库，对儿童文学翻译语言和特点进行描述分析，指出儿童文学翻译文本词汇、句法特点，词汇、句法层面欧化导致语言拖沓、句子冗长，口语化程度低等给儿童阅读造成障碍，提醒译者注意这些问题。翻译软件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也大有裨益。黄湘雨介绍了使用翻译软件SDLTradosStudio2011开展翻译项目的过程，并指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3.2.2.9心理学儿童处于特殊发展阶段，有独特的心理特征，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概括儿童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帮助人们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要考虑到儿童心理的特殊性，才能使译文更贴近儿童、为儿童喜爱。陈路结合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探讨了如何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儿童采取有效翻译策略。

　　3.2.2.10伦理学骆贤凤指出“翻译，和其他的人类行为一样，是一项在人的意识支配下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和意图所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活动。可以说，翻译活动就是一种伦理活动……正确的翻译伦理观有助于协调翻译主体之间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翻译活动及翻译研究的良性发展。”张雪介绍了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的五个主要翻译伦理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伦理，分析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和翻译现象，同时指出了理论的局限性，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也为翻译伦理学发展提供实践支持。

　　3.2.2.11“信达雅”“信达雅”理论首先由严复提出，“信”指译文准确，“达”为译文通顺，“雅”为译文优雅有文采。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成为我国传统译论的精髓。丁丽萍在“信达雅”标准的指导下，从语音、词汇等层面分析儿童文学翻译如何传递童真、童趣。

　　3.2.2.12社会学“惯习”“场域”“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重要社会学概念。彭郅洁指出布尔迪厄提出的惯习“是一个同时具备了持续性与变换可能性的性情倾向（dispositon）体系”。布尔迪厄的理论概念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殷翠玲介绍了我国译学界对惯习的运用，指出译者的惯习包括职业和语言惯习，分析《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的赵元任译本和王永年译本，找出其中的差异，并分析了两位译者职业、语言惯习对他们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成人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要突破自身的不利惯习的束缚。

　　3.2.2.13信息学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ElwoodShannon）是信息论的创始人。信息论基本原理被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尤金?奈达（EugeneA.Nida）就将信息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之中。万泽介绍了奈达在信息论指导下提出的翻译过程两种传输负载形式——形式负载和意义负载，分析两种负载形式在马爱侬译《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中的体现，指出译者要从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和儿童的心理特征出发，减少传输负载，创作出儿童易于接受的儿童文学译作。

　　3.2.2.14其他理论一些翻译家在多年的翻译实践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如许渊冲先生提出了音形意“三美”，高健先生提出了语性理论。刘燕妮分析了高健先生的语性理论，并在其指导下，分析了儿童文学翻译中如何体现源语风格。综上，翻译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跨学科的，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视角的多元化可以体现出这一点。视角的多元化体现了研究者的创新意识。另外，视角的运用不是单一绝对的，例如上面提到的语料库研究与传统语言对比研究就是紧密结合的。本文所划分的视角是基于论文的主要视角。

　　4.反映的问题

　　（1）重复性研究。目的论视角的论文数量最多，约占27.8%，且所分析的案例范围窄，集中在《爱丽斯漫游奇境记》《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等。笔者建议应该拓宽视角和案例范围。（2）新视角偏少。翻译研究是跨学科的，只有多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才能不断发展，社会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在当今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值得更多借鉴。（3）研究体裁的局限性。所研究体裁大多集中在儿童文学中的小说、童话上，儿童文学的体裁很丰富，包括儿歌、儿童诗、儿童戏剧、图画书等等，每种体裁都值得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一两种，这样才可以丰富完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5.结语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作品越来越多，体现了社会对儿童的关注，在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不断增加的同时，相关的理论研究应该同步迈进，才能更好地促进翻译实践，为儿童创造出更好的翻译作品。上述研究反映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方法意识、创新意识正逐步增强，但仍然有待提高，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和范围，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本次研究为近十年博硕论文，时间跨度小、材料范围窄，具有一定局限性，下一步研究希望能够有所改进，使时间跨度更长，材料范围更广。

　　儿童文学论文篇3

　　拟人，又称人格化，是指根据想象把物当作人来写，赋予“物”以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的语言表达手段［4］。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多是篇章化拟人，并且拟人的对象具有普遍性，除了人以外的事物都是被比拟的对象，如秋弟弟、春姑娘、燕子姐姐、青蛙妈妈等。林小杯的儿童诗《我被亲了好几下》通篇用拟人的手法，把阳光、风、衣服，甚至石头和水滴都赋予生命和感情，使作品呈现一种天真活泼的稚拙美，在读者的心理上产生激荡，引发读者对美感的体验。究其根源与学前儿童“泛灵论”的思维有关，学前儿童往往将自身的感情投射到周围的事物上，被人格化了的世界，在幼儿看来却是最本真的最自然的。拟人修辞是幼儿文学创作中的宠儿，可以说拟人是幼儿文学的灵魂，没有了它，幼儿文学便是死的文学，没有了它，幼儿文学便如同折断了翅膀的小鸟，不能在儿童的心空上飞翔。两套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语言注意到幼儿对拟人修辞的喜爱，拟人化语言符合幼儿“泛灵论”的思维发展特点。

　　二、以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反复为主，情节反复为辅

　　教材中作品语言的重复多以词语、句子的反复为主，情节反复为辅。反复可以给幼儿安全感和舒适感，也可以让幼儿获得内在秩序感，形成最基本生命的秩序感。如南师版儿童诗《欢迎》中：“欢迎！欢迎！大树真好。”词语反复出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跃然纸上。故事《鼠小弟的背心》，通过小鸡、海豚、狮子、大象反复试穿鼠小弟的背心，最后鼠小弟的背心成了一个布条。情节反复增强作品的趣味性，让幼儿在兴奋、高兴之余，无形地融入作品的情境。但儿童文学的反复是有细小变化的重复，不是单调的重复，苏教版有些作品语言反复单调，没有趣味性。如中班上的儿歌《我爱上幼儿园》：“念念儿歌，跳跳舞。动动蜡笔，画画图。

　　举起手儿数一数。有趣故事读一读。上学快乐又幸福。”中班下的儿歌《上学最开心》：“唱唱儿歌，跳跳舞。动动蜡笔，画画图。举起手儿数一数。有趣故事读一读。上学快乐又幸福。”这两篇儿歌内容除了名字和内容中的“念念”和“唱唱”不同外，其余是完全重复的。

　　修辞性语言代表语言运用的高位水平，修辞的运用有利于儿童认知、情感及审美的发展［5］。幼儿教师应做到顺应儿童修辞天赋，引导儿童分析儿童文学作品中国语言的修辞特征，鼓励儿童自由使用语言，并不断加强自身关于儿童文学修辞学的知识学习，促进学前儿童修辞性语言的发展。

　　儿童文学论文篇4

　　其实，中国文化市场的本土化自觉早已经出现，对原创作品的呼声也一日高过一日。然而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效益为先的原则导致了出版界的急功近利，唯钱是用。一旦某个品种或某位作家的作品受到欢迎，各大小出版社往往一哄而上，争先推出，导致重复雷同之作比比皆是。刘绪源指出：“（即使是）最优秀的儿童文学，比如，像怀特那样的作品，如果真的抢占了全部图书市场，一走进书店，到处都只有《夏洛的网》《吹喇叭的天鹅》《精灵鼠小弟》，那么，除了最初的惊喜，很快，它也会造成一种无法排遣的单调，让人无以承受。”作为经济实体，出版社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必须以经济效益为考虑的首选。但经济效益有长期和短期之分，在对手如林的出版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拥有强韧的生命力，必须要打造自己的品牌，走特色之路。在这方面，许多出版社已经开始了积极的尝试。如2009年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一套“阅读树”丛书，共21种，内容全部为国内原创图画故事，物美价廉，广受欢迎。

　　信谊出版社的思路也颇值得借鉴。台湾“信谊基金会”于1978年成立了我国台湾第一家幼儿图画书与教育玩具专业出版社，1987年又创设了“信谊幼儿文学奖”，以促进原创图画书的发展为宗旨。2005年，南京信谊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它是信谊基金会在大陆的分支机构。这个出版机构在数年间编辑和出版了大量本土图画书，还设立了“信谊图画书奖”，推出了一系列原创图画书精品，如《团圆》《宝儿》《一园青菜成了精》等。台湾一直很重视本土文化与文学发展，台湾童书出版的质与量都优于大陆，可见本土化发展策略的积极影响。

　　二、是找宝，还是寻根

　　在国际市场上要展示“中国制造”的特色，必须扎根本土，以稳定的民族风格为基础，以鲜活的本土生活经验为内容。越是贴近本土文化、具有中国民族风味的作品，越是能在世界范围显出独特性与价值。因此，中国原创作品的出版，必须走本土化道路。中国儿童文学出版业的目光，更应放在凸显本土精神的作品上，这些作品可以从以下三个线索去寻找：第一，回归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艺术、伦理观念，乃至日常生活方式，仍然渗透在当下的现实中，构成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儿童文学作为精神产品，必然离不开整体社会的文化浸润，也同样不能忽视文化传统的绵延。第二，扎根地域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有南北之分，更有地域派别之异，这是土地辽阔的国家必然产生的现象。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事实上也形成了一些以特定地域为中心的创作群体，不仅有南北之异，还有东西之分。这种地域性的百花齐放，正是一个文学大国应有的气象。第三，立足现实文学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即使是幻想之花，也要开在现实的土壤上。真正好的作品是应当有根的，以贴近现实的态度，显示文学的“真”，才能唤起读者的共鸣。

　　具有本土气质的作品，必然应当立足本土的现实生活，写出中国孩子的喜怒哀乐，才能走进他们的心灵。中国儿童文学界正信心勃勃地向“儿童文学大国”的目标迈进，无论创作、研究还是出版，都在这条道路上谋取着整体与自身的同步发展。本土化策略，是中国儿童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既能融入国际文化舞台，又能显示自身实力的有效发展途径。

　　儿童文学论文篇5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不断交流、冲突及渗透，越来越需要学生具备多元文化的接受和适应能力，而儿童文学内容蕴涵多层次多元文化知识，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

　　（一）多元文化价值观具深远义理

　　全球一体化随之而来文化全球化，西方文化价值观给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传承带来了许多影响。中西方文学都有所表现的道德观念中，西方儿童文学的人伦价值观更为原始，表现的是自然的亲情，而非中国儒家的孝悌礼义。《大拇指》中父亲听取儿子的意见，把他卖了换一笔钱，儿子自己想办法回来，作家赞颂的是小主人公大拇指的独立精神和智慧，淡化了父子人伦关系。孔融让梨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宣扬了长幼有序的人伦价值观，故事人物的品行都是符合孝悌伦理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儒家精神体现在儿童文学中，传统的人伦价值观更为神圣。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相互碰撞，形成了儿童文学文化价值观多元化格局，对儿童的价值观认知产生深远影响。

　　（二）反映多样化的信仰宗教文化

　　宗教作为精神意识已经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积淀下来，成为不同文化的一部分，而每一种宗教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必然带有本土文化的印记，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在本土文化中孕育必然带有本土宗教文化色彩。美国儿童小说《安乐家》通过利斯第的成长经历和卓飞的身世遭遇，借助韦牧师之口，将宗教寓意明白无误地揭示出来，卓飞得以进安乐家之门，获得救赎的方法无疑就是通过宗教，上帝的救赎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文化与儿童文学的融合，在儿童神话传说作品中直接体现了道教文化，神话《神笔马良》中就体现了惩恶扬善的道教教义，一得到神笔马良就为老百姓做好事，体现道教精神注重对人生现世的物质关怀，马良惩治贪官后成仙离开也是道教教义的体现。

　　（三）多元化审美风貌

　　中西方文化差异反映在儿童文学上呈现出审美风貌的多元化。西方儿童文学表现为肯定个性，崇尚自然，富于幻想和情感奔放的审美风貌，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情趣体现为主张共性与个性、教育与娱乐之间平衡化的审美特点。瑞典作家林格伦笔下有很多有趣的人物，如背上装螺旋桨、能飞来飞去、爱管闲事的“小飞人卡尔松”，长袜子皮皮，淘气包埃米尔……在她的童话故事里小主人公大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但他们都在快乐地成长和生活。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通过王葆的形象实现对儿童品德教育，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群体的认同感。

　　（四）差异性别文化

　　多元文化包含了对他人及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以及不同国家民族的性别意识差异观念。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通常体现男性为主导的文化意识，郑渊洁童话《皮皮鲁和鲁西西外传》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冒险主人公还是哥哥皮皮鲁，《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中妈妈形象更多是作为家庭的附庸形式出现，职业和社会地位远不及爸爸，男孩角色多于女孩角色。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中人鱼公主、长袜子皮皮等形象将女孩和男孩放在同等地位，区别于中国的性别文化“男强女弱”的传统意识，多元文化有助于完善中小学生性别意识，正确认识男女平等的性别文化。

　　二、培育多元文化意识的策略

　　多元文化的核心肯定和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只有让儿童逐渐接触不同的文化思想，感受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理解每种文化意识的特点，才能与本民族文化融合。

　　（一）广泛阅读，开阔视野

　　我国中小学教育要想达到本国传统文化于西方文化的平衡，就必须兼收并蓄包容吸收西方文化，而非舍本逐末或者故步自封，文化的包容和平衡是建立在广阔的阅读基础之上。广泛阅读各个层级、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中西方儿童文学作品，在了解本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接触到不同国家不同层面的文化思想，一方面通过儿童文学作品培养中小学生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另外一方面，培养中小学生的文化包容性和适应性，树立多元文化意识。以开阔的儿童文学阅读视野为基础，培养学生开放的文化精神，丰富本国本民族的文化。

　　（二）体验多元文化，感受异域风情

　　多元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体现在各国家地区的不同方面，而这些文化又融合在儿童文学中。因此，以儿童文学为载体的体验式阅读，能够帮助学生切身感受到不同国家的文化特点，认识和理解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色。体验式儿童文学阅读可以通过营造的文化情境、讨论阅读等多种形式，让学生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差异，以儿童文学为内容的阅读体验引导，使学生学会欣赏多元化国家民族文化，审视认识本国文化，既树立世界多元文化意识，又培养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认同感。

　　（三）加强教师引导，培育文化评判力

　　多元化文化教育不仅局限在让学生理解和接受世界多民族文化精神，教师还应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通过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学生逐步接受多元民族文化，然而仅仅是文化的认同感是不够的，需要教师通过中国和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比较帮助学生认识文化的差异性，在儿童文学的文化浸染下，掌握各国文化精神，从而判断本国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间的差异，在文化的差异性比较中形成自己的思考力和判断力，明辨是非，取长补短，使中国儿童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社会背景的需要，真正实现儿童文学与文化精神教育的融会贯通。

　　（四）树立平等意识，尊重文化差异

　　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男性主导文化多于女性，不利于儿童成长和树立平等意识，培养学生平等的性别文化意识，需要通过多层面的中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中具体的人物和意识去引导，促成健康的人格。在儿童文学阅读过程中，通过作品分析鼓励儿童欣赏他国的文化精神，尊重他国文化，实现多元文化的互通交流。从社会角度分析和关照与女性有关的儿童文学形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平等的社会观和人生观，以多层次的中西方性别文化形成差异性互补，促进男女生之间的平衡交流、理解、合作。儿童文学的内生性超越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在中小学教育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是课堂教育之外重要的多元文化教育载体，是培养中小学生多元文化意识的资源库，通过探索多元化教育开发实现中小学生文化适应性教育，培养独立性、判断性、包容性兼具的中小学生。

　　儿童文学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现实主义

　　在中国，现实主义一直受到格外的推祟。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现实主义是在五四前后由西方传入我国的。然而作为一种文学创作观念、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在我国的传统文学中就已经存在了。只因为历史和民族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形式。它的基本特点是主张客观地观察现实中的一切，并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如实地描绘其本质。现实主义的时代性、真实性、典型性和批判性等特征决定了它将直面人生，把批判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而真实地反映和再现现实生活。

　　我们知道，文学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艺术化反映。而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它也要遵循这样一种创作原则。只不过儿童文学所要反映的现实有其特殊性，它要反映的是儿童的生活现实。

　　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时期和解放后的建设时期。就内容来看，前期主要是以革命政治教育为主要内涵的政治童话和小说，后期是以教育为己任的童话和故事。下面就简要谈谈现实主义之于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的得与失。

　　一、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儿童文学创作

　　2O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浩大声势给儿童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左翼文坛要求儿童文学以“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强化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使得中国儿童文学在对自身价值功能的选择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处于战争年代的少年儿童需要的是号角，是鼓点，是救亡图存的真的生活和真的道理。阶级斗争和爱国主义成了整个儿童文学认同与高扬的主题。注重反映和描写风雨岁月中的少年儿童尤其是工农子弟生存的艰难与抗争，引导小读者多角度地透视社会和人生百态，成了30年代JL童文学的主体内容和创作倾向。社会的动荡不安，革命风潮的涌动，一方面使儿童文学作家们增强了使命意识，另一面中国文人潜在的对文学功利性的追求，将儿童文学实践与时代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不以作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特定的时代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30年代，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对社会现实的冷峻关注，对社会底层儿童生存现实的关注，以及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是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胡风就曾指出，张天翼的作品，“始终是面向着现实的人生，从没有把他的笔用在‘身边琐事’或‘优美的心境’上面”①。

　　张天翼不属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深受新思潮洗礼的作家，相反，在20年代初，他还相当崇拜作新思潮之对立面的林纾。在1923年，他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后开始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进行反思。2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他不仅接受了新文学的熏陶，各种各样的激进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涌入他的视野。经过几年痛苦的思索和写作上的探索，他终于由一个在鸳鸯蝴蝶派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文学青年转变为左翼文坛的新人。在成人文学领域，他以独特的文学思考和手法，超越了“革命文学”论者的局限。茅盾认为，张天翼：“意识上是一位前进的作家，形式上，他有他新奇的作风”。在成人文学创作中，张天翼与众不同的风格、小说技巧上的试验以及在创作中所进行的种种大胆尝试都显现出一种高度的艺术自觉。日本学者伊藤敬一就注意到他对多种“现代主义”的借鉴，尤其是“新感觉派”：“张天翼的出发点，是要对绝望的现实赋予一种新的表现。人们已经没有希望，也已没有伦理道德，人们已无法保持现代的精神的统一。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分裂和自我异化，用以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方法已无法表现，而需要更深刻的感觉上的表现方法。”但在创作中，张天翼一直反对现代主义特有的形式和美学上的高蹈性。1939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艺术和斗争》的文章中写到：“我是说明一一切艺术都是为了斗争，为了一定的人群的利益而斗争。”他认为，作家和作品都应该深深地根植于严峻的社会环境中，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超然之境。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张夭翼始终认为他的作品和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相联。

　　二、现实主义的得与失

　　作为“左翼”作家，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即对社会现实的冷峻关注而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现实中的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以《一件寻常事》、《团圆》、《奇怪的地方》、《奇遇》、《失题的故事》等为代表，另一类则是童话，以《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为代表。解放后，张天翼完全将自己的身心放在儿童文学创作上。他停止了对社会黑暗面的描写，而是改为描写新中国孩子们的生活，以《罗文应的故事》《去看电影》、《他们和我们》、《宝葫芦的秘密》为代表。

　　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张天翼一直是从现实中抓住政治方面或是教育方面他认为有趣的问题焦点去设计主题和形式，巧妙地运用儿童语言和心理来创作儿童文学。20世纪30年代，在时代的感召中，张天翼以儿童容易接受的形式讽刺了黑暗的社会，帮他们认清残酷的现实，鼓舞他们反抗的斗志，培养他们向往光明的热情；在50年代的创作中，他着重向儿童阐明观点，树立榜样，引导教育他们建立良好的思想观念，将他们塑造成合乎社会规范的新型儿童。

　　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立场和明显的主体意识。他的创作善于“通过孩子的眼睛，用朴素的形式，就社会的悲惨事实提出疑问”。从他第一部儿童文学创作开始，他就直接把现实揭示给儿童，实践着自己认定的文学要“表现出真实的人生来”的文艺思想。“真，是张天翼童话的艺术生命。”0他运用童话这种特殊的幻想艺术形式实践着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观。他的长篇童话就勾勒出宏大开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力图从较高层次向小读者展示一个具有现实社会宏观框架与本质矛盾特征的艺术世界。如《大林和小林》就以兄弟俩的两种经历和命运为线索，反映旧中国不同阶层人们的命运和矛盾，以展示整个中国苦难社会的广阔背景。《秃秃大王》则采用人、物穿插交汇，时空无羁组合的手法来折射人生和社会，既写了统治者的荒淫生活和种种暴行，也描绘了人民奋起反抗的壮观场面，构建出一幅“全景式”的社会画面。被诸多评论者一致认为的政治童话《金鸭帝国》更是以一种急促的笔调向小读者讲述着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帝国的诞生、发展以及帝国内部的矛盾纠葛。

　　从叶圣陶开始，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才跳出了不写王子就写公主的西方模式，把笔触直接对准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上世纪30年左右，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又出现了郭沫若及左翼作家们的直视苦难现实的儿童文学作品，但由于左翼儿童文艺尚处于幼稚期，作品极为粗糙。真正继承现实主义并向前跨出了一大步的是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

　　与叶圣陶相比，张天翼作品里的抗争精神更为强烈。从30年代起，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就是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本着“载道”的政治教育目的，以一种昂扬的战斗激情，紧密结合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显示出自觉追踪时代精神的主体意识。他通过儿童文学创作努力构建着成人的社会规范和道德体系，教育、引导和规范着儿童，对他们进行着人性理想的启迪，营造着理想社会的图景，从而把现实主义的儿童文学创作推向了新阶段。如《回家》中的小虎、《蜜蜂》中的黑牛、《奇怪的地方》中的小民子、《大林和小林》中的小林等个个敢于反抗、有较高的觉悟，他们是作为代表社会生活发展趋向的新人而出现。这让读者在他的作品里不仅看到社会的黑暗、人生的血泪，也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同时，张天翼还善于在对生活现象的描绘中透视和把握社会并突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如《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作品就鲜明地展现了两个对立阶级的尖锐矛盾和两个阶级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历史命运，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广阔、更深邃的社会内容。这样，20年代由叶圣陶、冰心所写身边琐事和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传统由此转向深化。

　　自五四运动至五六十年代，面对儿童的天真与外部世界的硝烟和纷扰，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们的内心是矛盾和痛苦的。和西方充满个性色彩的童话创作相比，中国作家较少对主体情感世界做深入的开掘，而是自觉地服从某种理性信念。

　　但儿童文学在本质上是属于乐观主义的，而渗透着成人情绪的社会生活现实是无法满足儿童的精神需求的。从儿童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里，我们发现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与儿童感受世界的方式、与儿童的思维特点、儿童的审美意识密不可分的。根据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儿童的研究，儿童的思维是一种处于“自我中心的思维”⑦，这种思维的主要特点是主客体不分，儿童不能把自我与外界分开。“因此，他所感知到的既不是具有意识的自我，也不是独立于自我盼客体，而是一种主客体不分的混沌世界”，在这个混沌世界里，“属于主体的意识、情感与外界的事物紧密结合，表现出泛灵论和拟人化的特点”。因而，儿童的世界是超现实的世界，儿童文学的审美是超功利的，它抛弃一切实用的目的，它不运载理性的手段，不是凭借某些固定观念，去编故事，去灌输思想。

　　童话这类文体的艺术魅力在于它是借助于幻想的形式，构筑一个有趣味的、超现实的艺术空间。为了使童话世界更具魅力，幻想形式更加自由，在创作中一般都要尽量拉大幻想的艺术空间与现实生活空间之间的距离。因此，文学创作上的要求与时代的要求是很难统一的：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作家是要在作品中体现艺术的自由精神；从时代的角度出发，作家则要在作品中体现时代的脉搏、权威的话语以及功利目的。

　　当儿童文学越来越现实的时候，它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艺术魅力。是服从于现实，与儿童文学本质精神相背弃?还是张扬童心，追寻儿童文学的自身的品质?张天翼常带着这种矛盾的思维进入创作。由于作家对现实主义观念和手法的信仰，20世纪30年代后期创作的《金鸭帝国》就最终发展成为一部对现实政治观念图解的一部童话。这部童话诞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之时。民族战争的急风骤雨让童话这种文体的建构迅速逼近现实并由此拓宽了童话艺术的空间。与此同时，它也已经不再具有早期童话的从容、轻灵和优美了。作晶的“三书”明显地具有《圣经》的色彩，正文中还出现了相当多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对贵族的权、钱、色种种交易的描绘则已远远脱离了儿童的接受能力与审美趣味。一味地追求现实主义而使得童话中的现实与艺术的均衡在这里失去了。因而，现实主义使作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文学领域，但也制约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影响着他对儿童文学品质的思考。

　　总之，现实主义之于张天翼，可以说是有得有失。处在时代大语境中，任何一种新文体处于试验阶段时，政治势力一旦强大，作家就极有可能向强有力的主流话语屈服，使自己的作品仅仅服务于政治而走向单纯的观念图解。对于张天翼这样一位极具创造力的作家和中国现代童话这样一种有着独特生动性的新兴文体，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注释：

　　①胡风．张天翼论[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95．

　　②茅盾．“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38．

　　③⑤[日]伊藤敬一．张天翼的小说和童话[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30，454．

　　④张天翼．张天翼文集(第九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76．

　　⑥王泉根．三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的历史透视[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2)．

　　儿童文学论文篇7

　　挪威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布约克沃尔德认为，儿童是独特文化的拥有者，他们自身拥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儿童世界具有不同于成人世界的特点，儿童文化自然也就有别于成人文化，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存在于成人文化之中。成人社会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不断建构着文化意义上的儿童。朱自强先生把儿童文化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本能的缪斯”———儿童文化的艺术性，二是“儿童”：游戏者———儿童文化的游戏性，三是“天真的生物性”———儿童文化的生态性。下面，结合作品，认识儿童文化。

　　（1）儿童的世界充满了想象

　　儿童文学大观园中想象意味最浓的文学体裁有：儿歌、儿童诗、神话传说、童话、卡通动漫等，这些体裁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根植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体现出强大的想象力，儿童读者最能从中产生共鸣。柯岩的儿歌《坐火车》写的正是儿童游戏的想象：“小板凳，摆一摆”就是火车，“我”坐上去手转转就是开火车，小朋友们坐板凳就是坐火车。谢采筏的幼儿诗《蘑菇》，描写“撑伞的我”通过森林时，由于森林的魔力作用会使“撑伞的我”变成一朵蘑菇，真是个奇妙的想象。彭俐的幼儿诗《长颈鹿》中描写小长颈鹿的脖子是因为不断寻找妈妈的原因才变长的，这样的想象令人忍俊不禁。还有大量关于天、地、人的神话传说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女娲造人》《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等等，无不充满着神奇的魔力，它们撩拨着儿童的好奇心。童话中神秘的森林、可怕的咒语妖术、金灿灿的皇宫、美丽英俊的公主王子、丑陋歹毒的巫婆皇后、娇小可爱的拇指姑娘、滑稽善良的小矮人、拥有魔法的仙女、戒指、打火匣、金鱼……有惊无险的大团圆喜剧故事情节，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生存法则，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等等，所有这些都令孩子们插上想象的翅膀，如痴如醉，如沐春风般幸福不已。卡通动漫是高科技的产物，是孩子们的新宠。它从诞生至今，塑造了无数富有创意的卡通形象，不断满足着孩子们的视觉想象追求。其中知名度比较高的卡通形象有：孙悟空、猪八戒、哪吒、海绵宝宝、蜡笔小新、多拉A梦、机器猫、维尼熊、柯南、奥特曼、巴比娃娃、灰太郎、樱桃小丸子、皮卡丘等等。这些经典卡通形象是儿童成长路上的偶像榜样，是精神家园的支柱。

　　（2）儿童的生活是游戏的生活

　　朱自强先生说：“游戏之于儿童，是其生活本身，游戏的意义即其生活的意义，游戏是纯粹的生活。”提到游戏，家长老师们大都谈虎色变，立马想到那该死的电脑，该死的网络游戏。其实，很多充满童真的游戏是有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如老鹰捉小鸡、丢手绢、捉迷藏……这些游戏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团结协作、友爱互助，通过游戏可以培养儿童的交流合作能力，发展多种才能，教导儿童做人之道，还能愉悦儿童身心，养成活泼开朗的个性，是儿童生活的必需品。教育专家也强调，对孩子来说，最好的教育就是童真游戏，让孩子的天性得以释放。孩提时代的身心健康往往影响着长大成人后身体、人格的健全，所以，孩子的生活是离不开游戏的。游戏能培养儿童的语言交往能力；游戏能培养儿童发现问题，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儿童自主意识；游戏能增强儿童的自信心，满足儿童的心理需要；游戏能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游戏可以带给孩子体验：体验生活，体验情感等等。总之，游戏是儿童生活能力的一种演习。

　　（3）儿童与大自然最亲近

　　人类成长的过程就是由自然人慢慢成为社会人的过程。这其间，人类成长所付出的代价是远离了自然。能与自然融为一体，天人合一，和谐相处的是人类的童年。在儿童的眼中，世界的万物都是有生命力的，都是与人类一样会思想，有感情的。所以儿童管太阳叫太阳公公，管月亮叫月亮阿姨或月亮姐姐；认为星星和他们一样淘气调皮，喜欢眨眼睛；花儿会笑，草儿会点头；兔子、羊是善良的，狐狸是狡猾的，大灰狼是凶残的……金逸铭的《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写了字典公公家里的成员：感叹号、小问号、小逗号、顿号、省略号、句号也会像人一样争功劳争地位，争吵谁在文章里是第一重要的；郑春华的儿歌《轻轻地》中，“小青草”是和人一样会觉得疼痛的；朱丽蓉的儿童诗《瀑布》，描写了一幅快乐的亲子游画面：快乐的小溪妈妈带着淘气的小水珠向着远方游去。这些对于远离了大自然的成年人来说似乎有些好笑，可是对于儿童来说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儿童会为了维护大自然的和谐而努力。如张继楼的儿童诗《快住手》，诗中描写了猫欺侮小鸟，打破了大自然的和谐，孩子不同意，跳出来为小鸟打抱不平。为了维护大自然的和谐，孩子提出解决方案：“我”让奶油蛋糕给猫吃，由“我”陪猫玩游戏。儿童对大自然总是充满了爱。其实，人类仅仅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该学会尊重大自然，爱护大自然并且懂得与大自然的其他生灵和平相处。可是，一些成年人自以为掌握了一些科学知识，就凌驾于大自然之上，俨然以万物之主的身份不断向大自然索取，不断砍伐树木，猎捕动物，态度傲慢野蛮，他们忘记了地球也是会哭泣伤悲的！从这一点来说，成年人应该向儿童学习，回归自然。

　　（4）儿童的心灵是天真无邪的

　　儿童的价值观和成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在成人眼中，成功的人生应该是名利双收，功成名就的，而在儿童心目中，则是不然。日本作家古川千胜的散文《其实有钱人可能很穷》里，父亲认为拥有金钱和财富就是富有，而儿子认为：真正富有的人应该是拥有自然、天空、奉献精神、劳动能力和友谊的人。儿童的价值观颠覆了成人的价值观。鲁迅的《少年闰土》中，迅哥儿敬佩的不是处在高墙里的四角的天空下养尊处优的小伙伴，而是西瓜地里，“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的勇敢的少年闰土。少年闰土简直就是英雄！他能捕鸟，知道五色的贝壳、鱼儿也有青蛙似的两只脚，了解西瓜的危险经历……总之，师范生对儿童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生理层面，应该深入到文化层面，解密儿童世界，才能有的放矢地对儿童施加科学的教育影响，让儿童自然地、健康地成长。

　　二、通过《儿童文学》的讲授，唤醒师范生沉睡的童心

　　将心比心，让教育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人，是一种容易健忘的动物。每个人都经历过童年，可是，当童年逝去，他就会忘却当初的希冀、快乐和悲伤。儿童教育的主角是儿童，应该以“儿童为中心”。可是，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以成人为中心”，这值得反思。师范生应该通过《儿童文学》作品的学习，唤醒更多的童心，才能对教育对象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真心的爱，才能更好地促进儿童成长成才。

　　三、结语

　　总而言之，大专院校《儿童文学》的讲授，不能只重视“文学”而忽视“儿童”，立足合格人才培养，对儿童进行正确认识，应该贯穿整个《儿童文学》讲授的始终。

　　儿童文学论文篇8

　　任溶溶早期翻译的大都是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根据马力的统计，在1948—1962年间，任溶溶翻译了40部作品，其中35部都是译自前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显然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苏联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苏联文学及其儿童文学也是如此。“50年代，由于中国奉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一边倒政策，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儿童文学蜂涌而入，大量翻译俄苏作品几乎成了一种浩大的运动。”1952年，新中国第一家少儿读物专业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任溶溶任译文科科长，该社成了当时儿童文学译介的中心。此时的任溶溶，集译者与“赞助人”于一身，又构成了其译介儿童文学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此期间，任溶溶翻译了大量苏联的儿童诗，他选取的原文作者都是声名显赫的诗人，如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阿?托尔斯泰、盖达尔等。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占主导地位，当时的社会迫切需要用“勇敢”“无私”“奉献”等精神来提高中国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修养，因此翻译的作品主要也是以革命励志类为主。例如，1953年时代出版社出版了任溶溶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立刻成了一本畅销书，7个月后印数就接近50万册。苏联的道路，青春和理想，为祖国奉献的精神，这一切让小英雄古丽雅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致使译者的意识形态不自觉地与主流意识相靠拢，当这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时，译者的翻译活动就如鱼得水，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此时译者的身份地位也得以凸显，译者的声音亦更响亮。当时的“古丽雅热”让更多的读者认识了任溶溶，他翻译的其他作品也因此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然而，当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骤变的时候，处于该系统中的文学系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一点在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的选材方面有着很明显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外国文学译介领域向苏联一边倒的状况出现了极大的逆转，苏联儿童文学作品随后被禁止出版。而此时，任溶溶翻译的《马尔夏克儿童诗选》虽已全部校订好，但也只能压下来。”

　　从马力列出的任溶溶译事年表也可以看出，在随后的17年间，任溶溶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呈现零产出的情况。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汉斯?弗米尔(HansVermeer)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他强调当译者在被赋予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译者的“无作为”或者“零作为”也要被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任溶溶在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沉寂，也正是因为受到社会政治因素和赞助人，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不得不顺应的一种行为。当时陷于“文革”期间的中国急需了解世界，每个出版社在干校都有自己的连队，有关部门特地抽调翻译人员组成“翻译连”，开始翻译世界各国的历史书籍，其间任溶溶就担起了翻译《北非史》的任务。任溶溶的翻译从儿童文学的偏离，也正是与当时社会不重视儿童，儿童文学的边缘化地位紧密相关的。1978年10月，陈伯吹、严文井、叶君健、柯岩、金波、任溶溶等一批儿童文学工作者来到庐山，出席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儿童文学界从长达十年的政治噩梦中开始复苏。儿童文学的重点转向儿童读者本身，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逐渐确立。而任溶溶正是这一潮流的领军人物。这一时期任溶溶翻译了大量北欧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为中国几代小读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进入新世纪以后，年过花甲的任溶溶仍然能够紧跟时代大潮，翻译了大量英美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如美国作家怀特的《吹小号的天鹅》、《夏洛的网》以及英国作家伍德尔的《飞翔的鸟拒绝忧伤》等。这些作品无不体现着新时代的气息，书中“成长型”明星角色如蜘蛛夏洛、哑天鹅等教会新时代的儿童如何面对竞争、挫折、失败、压力，让他们学会与人交往、团结合作、勇敢坚强，向小读者注入的都是这个时代儿童所急需的“正能量”。因此，可以看出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其典型的时代特征，这是译者和翻译文本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明显体现，也是译者的角色在翻译活动中的“被动显形”。

　　二、被动显形:文学系统内的操控因素———主流诗学

　　上文提到，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内因是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他们关注的是诗学。安德烈?勒菲弗尔还指出，内因(文学家及其诗学观念)是在外因(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所制定的参数范围内起作用的。也就是说，代表某一文化或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则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这里所说的诗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手法、体裁、主题、象征、典型性人物及情景;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在任溶溶长达六七十年的翻译活动中，诗学这只无形的手也无时无刻不在操控着译者的选择。比如任溶溶早期翻译的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便是顺应当时主流诗学的做法。那些作品中的“小英雄”们，如古丽雅、铁木儿等与当时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张嘎、潘冬子、小英雄雨来等形象是非常相似的。但是作为声名显赫的儿童文学译者，任溶溶同时又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有时候他也会向主流诗学提出挑战，因此主流诗学和译者的个人风格相互作用，这一点在任溶溶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也有着显著的体现。80年代初，任溶溶将瑞典著名儿童文学女作家的《小飞人》三部曲和《长袜子皮皮》三部曲译介到中国来。书中的小飞人卡尔松和皮皮这两个调皮捣蛋而又叛逆的“问题儿童”的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学中英雄榜样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对中国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连原文的作者都不得不“显形”来协助译者，以帮助译文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林格伦为“皮皮”的中译本写了序言，提到“皮皮没受过多少教育，所以你们不要学她的样。”勒菲弗尔也曾指出:“有些作家会因他们早期的某些少数作品而对主流诗学产生一些显著的，甚至有可能令人不安的影响，但随后他们却发现自己逐渐成为了主流，因为他们为主流诗学引入了新元素，或因为他们将文学赋予了一个新颖的功能，或两者兼而有之。”

　　任溶溶便是这样一位“译家”。刘绪源先生针对任溶溶新时期的译介评论说:“中国读者开始用惊异的眼光打量这些全新的作品。当时人们的思想刚开始解放，出版社很是为难，一方面知道它们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方面又怕它们被定为‘坏书’而挨批。……好在那时的时代气氛总体是积极开放的，在孩子们的一片叫好声中，中国的儿童文学界和理论界也开始正视林格伦的这些奇书了。”如果说之前的儿童文学以教化功能为主，那么可以说任溶溶翻译作品中的游戏精神和热闹风格赋予了儿童文学一个新功能，即娱乐功能。任溶溶本人也说，他翻译儿童文学“无非想让小朋友读到有意思又好玩的书，同时向我国儿童文学作者介绍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品，让大家开开眼界。”的确，任溶溶对林格伦的译介，令中国儿童文学界大开眼界。由此而掀起的“热闹派”童话创作，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百花齐放的局面。主流诗学通过专业人士主要是评论家们操控着文学创作和翻译，但是作家和译者也可以向主流诗学提出挑战，本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诗学观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逐渐成为“主流”。这跟作家或译者本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主体性是分不开的。

　　三、主动显形:译者的儿童观与个人情操

　　任溶溶的儿童文学译作以其题材的轻松幽默和语言的通俗易懂著称。这与译者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和他的个人经历、审美情趣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翻译选材的倾向与译者的个人特征和生活经历息息相关。译者通常会选择那些与自身的秉性气质、审美情趣、文化取向等相契合的作品进行译介。例如在任溶溶早期的译介活动中，他在大的方向上顺应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翻译的是苏联以教化功能为主的儿童文学作品，但译者本人幽默爱玩的性格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却左右了他对翻译作品的具体选择。比如任溶溶翻译了大量马尔夏克的儿童诗，是因为马尔夏克“善于在自己的诗里讲述有关重大社会内容的那些最复杂的概念……他的讲述往往采用游戏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那么生动活泼，那么迷人心窍并且是那么易于被娃娃所理解”。上文所说的任溶溶对林格伦的译介也恰恰是因为这位作家的作品符合译者的审美情趣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不仅翻译如此，任溶溶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翻译活动的影响，任溶溶创作的儿童诗通常是站在儿童的立场来观察生活，新奇幽默，充满童趣。其次，在翻译策略上，任溶溶也做到了时时刻刻心中有读者。他曾说:“翻译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原作者的书既然是写给不同年龄的孩子看的，自然要让他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我们译者也就应该做到这一点，让我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9］大多数情况下，任溶溶采取的是以“忠实”为主的翻译方法，但他并不是盲目地忠于原作，他始终本着儿童本位的思想，采取以儿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方法。如当涉及一些语言和文化差异时，任溶溶便能将其深厚的英汉双语功底发挥到极致，使译作与原作在功能上达到“对等”。例如，一些英美儿童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文字游戏，读者读起来非常有趣，但是因为英汉语言的差异，这些文字游戏如果直译的话就会变得趣味全无，甚至晦涩难懂。又不能像成人文学那样采用加注解的方法，任溶溶觉得:“不得已时，偶尔加个注解还可以，多了可就不行，孩子受不了，干脆不看了。”

　　所以他采用的方法就是“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再次，任溶溶的儿童文学作品朗朗上口，文字通俗易懂，这既与他的个性，他的“儿童本位”意识密切相关，也得益于他长期从事文字改革工作。任溶溶曾撰文提出:“儿童文学除了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并使他们获得艺术享受之外，还要向他们进行语文教育。”因此，任溶溶的译作偏爱使用口语化的语言并注重语言的音韵美。任溶溶最关心的是他的作品要让孩子们读起来顺口，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尤其是在儿童诗中，任溶溶都十分忠实于这一原则。仅举一例，便可感知到译者的良苦用心。以下是米尔恩的儿童诗“Ted-dyBear”的开篇部分以及任溶溶的译文。这是一本低幼儿童诗集当中的一首，任溶溶用其极大的创造力，既保持了语言的通俗直白，又精心设计了尾韵，使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节奏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低幼读物不同于成人文学，很多时候它们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听”的。低龄的孩子不会阅读，只能从家长、老师那里“听”书，所以流畅且有节奏感的语言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任溶溶深知儿童文学的这一特点，他的译作极好地传递了原作的精髓。而这样的译作正是译者深厚的母语功底和童心本位的儿童观相结合的产物，是译者主动操控原文，主动“显形”的结果。

　　四、结语

　　文学翻译往往讲究忠实于原文，但是儿童文学翻译因其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及其特殊的教化和娱乐功能，通常需要译者在翻译活动中适当地“显形”。一方面译者顺应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操控，使译作为双重读者(代表成人的家长或老师以及儿童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译者还需适当地主动“显形”，即发挥译者本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出发，在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和译文语言上尽可能地为小读者着想，从而使译作能更好地服务于小读者，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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